明内府《永乐大典》展出,东西方古籍珍本相遇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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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内府《永乐大典》展出,东西方古籍珍本相遇台北

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于十五世纪中叶正式成立前,中国明朝于北京修造的紫禁城已落成多时,大抵奠定皇家藏书的规模。宫中插架虽富,却屡遭劫难而大量佚失。满人入主中国之后,不仅留心古今逸籍之搜罗,更踵其事而增华,无论专就历代旧籍善本的鉴藏,前朝遗存文献资源的重整,乃至各类御制钦定图书的编修刊行,都不断开展令人耳目一新的格局。

澎湃新闻获悉,“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珍藏”暨“明清宫廷藏书”特展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展览首度同时展陈西方与华夏历史文化脉络中的珍稀古籍。据悉,展出的重要古籍包括明嘉靖隆庆间内府朱丝栏重写本《永乐大典》、清乾隆间武英殿朱丝栏写本《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等国宝级文物。展览将持续至7月16日。

永乐大典 明 解缙等编 明嘉靖隆庆间(1562- 1567)内府朱丝栏重写本 国宝

全书正文约四亿字,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及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采“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体例,辑录中国十四世纪以前重要典籍,不仅是规模空前的类书巨制,亦堪称以“声音”网罗一切资讯、知识的历史文献资料库;降至清代,更成为乾隆皇帝发动纂修《四库全书》文化工程的肇端。《大典》正本失传,重写于嘉靖、隆庆年间的副本迭经火灾、兵燹而严重毁损散落,至今幸存于世者仅四百余册,藏家莫不视为至宝。

明帝后像 绢本设色

“明清宫廷藏书”特展包含四个单元,展陈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明清皇家藏书中最富代表性的珍品:“稽古右文”先从朝廷对于主流学术的建构,带出明清两代最重要的文化大业;“嫏嬛芸香”罗列递经两代内府珍藏的宋元精椠,再聚焦清帝对于古籍维护与收藏的态度及贡献;“册府千华”遍观明清皇家修撰制作各类图书的丰硕成果,并说明书籍如何成为宫廷礼制的一环;“清净修持”反映皇城内外多元热络的宗教信仰氛围,因缘具足,为后人留下制作严谨、气象庄严的宝典。

清乾隆间武英殿朱丝栏写本《钦定四库全书荟要》

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是举世最大的丛书,收录中国古代各领域图籍菁华,并纳入多种西洋传教士参与撰述的科学著作,全面清理甚至建构含括传统与当代特色的学术体系,集历史意义、学术内涵、文物价值与毁誉聚讼于一身。

亚略巴古的丢尼修神学文集盎博罗削拉丁文译本(局部) 十五世纪中叶 意大利 动物皮纸 原件展示 © 梵蒂冈宗座图书馆

稽古右文

探究学术资源,推动文教建设,是古代盛世帝王的治国重点与政绩标志。明成祖永乐年间敕修五经、四书“大全”等重要典籍颁行天下,程、朱理学不仅作为国家考试的标准,也牵动东亚邻国的儒学发展。清初为巩固政权,一则犹尊朱学为正学,一则逐渐展开对传统知识与文献的重新整理。图书既是统治者的工具,也各自开创出重要的学术工程、文化遗产:《永乐大典》以音韵为线索,建构一座网罗天下事物的历史资料库;《四库全书》则是依循传统图书分类模式,树立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与学术批评的新典范。

帝制时期,由官方主导的图书搜访、典藏或纂修,往往被赋予文化、知识、学术以外的角色,成为统治者巩固政权合理(法)性和读书人借以交换权力资源的工具。

大明会典 明 张居正、申时行等纂 明万历间(1573-1620)内府朱丝栏写本

明代开国之初,确立尊崇程朱理学的政治意识形态,“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永乐年间(1403-1424),礼部奉旨纂修刊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赐天下,读书人必须遵循一定的方式说话、作文、思考;宋儒朱熹(1130-1200)和众门生为《资治通鉴》编撰的《纲目》,因强调正统意识与纲常名教,成为君臣士子必读之书,也是国家考选人才的圭臬。知识的边界愈益狭隘,思想的活力也就逐渐衰退了。

资治通鉴纲目 宋 朱熹撰 明内府朱丝栏精钞本

《大明会典》与《资治通鉴纲目》,皆采用“台阁体”端楷浓墨精写,包背装,杏黄色暗花缎质书衣,书中钤有“广运之宝”朱玺,保留典型的明代宫廷陈设书籍样貌。

康熙皇帝在顺治承袭朱元璋(1328-1398)“圣谕六言”的基础上,发展出圣谕十六条,旨在觉世牖民、教化百姓。雍正二年(1724)再逐条演绎阐释,形成一万余字的《圣谕广训》,并建立一套民间定期宣讲的制度,直到清末。

圣谕广训 清 圣祖玄烨颁训 清 世宗胤禛推绎 清雍正二年(1724)内府刊满汉合璧本

渊鉴斋御纂朱子全书 宋 朱熹撰 清 熊赐履、李光地等奉敕编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武英殿刊本

康熙圣谕其中一条为“黜异端以崇正学”。所谓“正学”,强调上接圣贤心传、下续宋儒道脉;雍正则是将佛教、道教乃至西洋宗教皆视为异端。康熙一方面推尊朱学为正学,却也展现自己对于朱子学术的新体认:在重新编校的《朱子全书》中翻转前人每以太极、阴阳等门目优先的模式,而是首重论学,其次四书、六经,接着才是性理、道统各类。另一方面,康熙朝编纂了许多有关汉族文化传统的大书,也对文字、音韵作出里程碑式的建设。《康熙字典》是中国古代汉语辞书编纂史上,第一部以“字典”为名的字书,收录近五万字,规模空前。

清代内府刻印图书,白纸印本量少,多用于宫廷陈设;黄纸印本较多,备供赏赐内外群臣。《朱子全书》与《康熙字典》皆为康熙朝内府雕版制作,采用洁白连四纸初印的陈设本。工艺精湛,触手如新,品相上佳。

十六、十七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明、清时期,东、西文化展开频繁而广泛的交流,传统的知识、信仰体系也在一波波激荡与会通之中,逐渐产生变化。

十八世纪纂修的《四库全书》,共收录六十二种西学著作(全书钞录三十八种,只存条目二十四种),其中包括康熙皇帝下令编订的乐律学专著《律吕正义》。这部书最后一卷《续编》,是葡萄牙籍天主教耶稣会士兼宫廷乐师徐日升(1645-1708)用汉语介绍西洋音乐理论的著作,本名《律吕纂要》;后来由意大利籍罗马天主教遣使会士德里格(1671-1746)编辑附入《律吕正义》。

《律吕正义续编》详细介绍西方五线谱的编制方式,以及音高、音阶、音符、音调、节拍等相关知识,最后用11则五线谱图例,解说前面的乐理知识。五线谱传入中国宫廷时,活跃于欧洲乐坛的,正是“音乐之父”巴赫(1685-1750)和“神剧之父”韩德尔(1685-1759)等巴洛克时期重要音乐家。

嫏嬛芸香

“嫏嬛”相传为天帝珍藏奇书之处,而古人或用芸草辟蠹护书,故以芸香雅称书香。明、清两代皇宫御苑典藏大量珍贵图书,外界几乎无缘亲睹。尽管宫廷藏书多遭天灾人祸而毁损散佚,世人犹能借由当时编制的目录与鲜明的印记特征,想像昔日规模和传世脉络。这一单元除了展陈明、清皇室递藏的善本秘笈,彰显其珍稀性与学术价值,特别着重呈现书籍作为古物甚至如艺术品般赏鉴收藏的面相。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乾隆皇帝创建的“天禄琳琅”善本特藏,造就中国古代宫廷藏书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明代宫廷藏书的概况与变化,可从二部书目略窥一二。十五世纪中期编订的《文渊阁书目》,乃明初迁都北京之后,清查秘阁图籍的总帐;共登载七千余部、四万余册。明代北京文渊阁屡遭火劫,中叶以降君臣或不重视藏书,管理亦渐失章法,“腐败者十二,盗窃者十五”。十七世纪初,万历朝整编《内阁藏书目录》时,仅得书二千余种、近一万九千册。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 宋 晁公武撰 宋淳祐九年(1249)黎安朝袁州刊宋元递修本

梅亭先生四六标准 宋 李刘撰 宋刊本

清宫藏书的来源之一,即是接收前朝遗存;惟于易代之际,书籍档案多因殿阁被焚而严重毁损。少数传世珍本,犹存两代宫廷递藏线索,难能可贵。例如宋版孤帙《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内钤“东宫书府”九叠篆印,原属明代皇太子所藏;另一部宋刻初印《梅亭先生四六标准》,还可见明“文渊阁印”,清宫重新装潢后加盖“避暑山庄”朱玺,化身为精雅的御苑陈设善本。

在中国古代宫廷藏书脉络中,乾隆皇帝首创将“古书”纳入“古物”的鉴藏范围,“天禄琳琅”也是他全面开展整理宫廷文物大业的第一块拼图。从乾隆元年到四十年(1736-1775),从御花园绛雪轩到乾清宫昭仁殿,幸获入藏的善本,多被视为历代古籍中的艺术品,同时赋予鲜明的皇家鉴藏特征。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 清 于敏中等奉敕编 清乾隆间内府写本

大学衍义 宋 真德秀撰 明初刊修补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存世数量最多的“天禄琳琅”相关古籍。明初刊《大学衍义》是康熙皇帝首次南巡途中所得,乾隆年间重新覆以缎质书衣,首末叶钤盖“天禄琳琅”小印与“乾隆御览之宝”朱玺,保留乾隆朝善本特藏的装潢样貌。后来可能因为此书并非真正的宋版书而遭到撤出,移置其他殿阁。

孔氏六帖 宋 孔传撰 宋干道二年(1166)韩仲通泉州刊本

嘉庆二年(1797),所有昭仁殿藏书因乾清宫火尽毁;迅速重建并续辑的“天禄琳琅”特藏中,亦不乏精品。宋椠孤本《孔氏六帖》,纸墨匀洁、字体古朴、初印精好,历来官私书目罕闻著录,直到明初重现于内府,载入《文渊阁书目》之“盈字号第二厨书目”,可见在当时便已是珍稀秘籍。

宋版古书保存不易、流传稀少,藏家往往秘不示人。明末江南藏书、刻书巨擘毛晋(1599-1659)“汲古阁”既富于搜藏宋、元珍罕善本,也发展出借重善书者影写勾摹以保留版刻原貌的方式,形成所谓“毛钞”、“影宋钞”这一推进古籍传播甚或鉴藏风气的新品种。

算经七种 汉 赵婴等注 清康熙间毛氏汲古阁景钞宋嘉定六年(1213)鲍澣之汀州重刊元丰七年(1084) 秘书省本

乾隆、嘉庆两朝征集的“天禄琳琅”善本暨所编书目,秉持影宋钞本“犹昔人论法书以唐临晋帖为贵”、“精好实有远过雕本者”,皆为之设置专属门类,典藏陈设位阶仅次于宋版、金版图书,乃是从书法、纸墨等技艺层面彰显影钞本独特的学术内涵和鉴赏价值。

清仁宗颙琰(1760-1820)为太上皇恢复“天禄琳琅”旧观后,也仿效其志,持续搜藏善本。凡有所得,除了重新装潢,划一题签、函套规制,书叶亦改钤“嘉庆御览之宝”,以识区别。然而,嘉庆朝善本特藏未见完整书目传世,已知有印记可证的书籍亦仅十余部;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七部,大抵维持清宫装潢原貌。

豫章先生遗文 宋 黄庭坚撰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汪大本刊本

五经旁注 明 朱升撰 明刊本

五经旁注 明 朱升撰 明刊本

不仅藏书规模查无确数,此时入藏的书籍刻印质量与版本鉴别结果也难以和先前相提并论。廷臣审定为“宋版”的《豫章先生遗文》,其实是被刻意撤去跋文书叶的乾隆年间刊本;所谓“元版”《五经旁注》,仅就字体、纸张观之,已明显呈现明代中、后期出版品的特征。

光绪二十年(1894),适逢慈禧太后六旬寿庆,德宗载湉(1871-1908)在帝师翁同龢(1830-1904)提议下,全面清查宫中“天禄琳琅”遗存书籍,进而延伸至整理其他殿阁藏书。“甲午战争”前、后,光绪皇帝谕令南书房翰林,将查出之宋、元珍本陆续移置景阳宫后殿御书房区,力图重启皇家善本特藏新局。

新刊唐昌黎先生论语笔解 唐 韩愈、李翱撰 宋蜀刊本

四书集义精要 元 刘因撰 元至顺元年(1330)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刊本

光绪朝御书房特藏,不乏过往人间未见之本。例如《论语笔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馆臣所见为明嘉靖间范氏天一阁刊本,而此际竟检得一部南宋蜀刊初印本,精美之余,亦足资讐校。再如元版《四书集义精要》,四库馆缮校的残本缺失十一卷;唯宫中另有举世仅存的三十六卷完整本,早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畅春园交下改装后,便深藏大内近二百年。光绪皇帝一系列整理宫藏图籍的举措,固然已成皇家善本鉴藏之绝响,却也为后人凿开另一座学术矿藏。

册府千华

明、清宫廷除了收藏历代图籍,用以推展文教建设,由官方主导的编辑出版活动,更是活跃。皇宫大内不乏专责纂辑刻印的单位,明代司礼监与清代武英殿修书处,便犹如国家出版中心;其书品精美,装帧雅丽,兼具历史内涵与艺术特色,适足代表中国古代书籍制作技艺的巅峰。这一单元选陈明、清宫廷制作的重要典籍与帝王撰著,完整保留原有的装潢规制;不仅可见将珍本影摹翻刻以广流传的实例,也包括个别作品反覆修订成书的阶段历程,展现书籍的产制已被赋予更细致的意义,反映出皇家礼制运作的特殊面貌。

司礼监原为掌理宫廷礼仪的内侍机构,自永乐七年(1409)起,奉旨承刻书籍,并保管内府书板。司礼监所辖经厂刻书三百余种,多为维护文教治道所需,例如《古文真宝》乃明代皇室成员习诗作文的必备读本,神宗朱翊钧(1563-1620)尤其喜爱,尝谓:“朕一切珎玩,悉屏勿御;而独于是书,讽咏不忘。”

寰宇通志 明 陈循等纂 明景泰七年(1457)内府刊本

诸儒笺解古文真宝 明 黄坚编 明万历十一年(1583)司礼监刊本

诸儒笺解古文真宝 明 黄坚编 明万历十一年(1583)司礼监刊本

武英殿始建于明,原与书籍无涉;清康熙、雍正年间,始正式成为内府刻书专责单位,代表清代书籍制作工艺之集大成与最高水准。康熙时宫中藏有“宋版”《四书集注》(实乃元末覆刊本),武英殿影摹翻刻,维妙维肖。据档案记载,康熙五十六年(1717)四月十四日,“大太监苏牌胜交罗纹纸一万四千张”,传旨仅准用于印书;皇帝批示刷印“宋版四书”十部,俨然殿版精刻初印之限定本。

清代宫廷编纂图书,深受帝君权力或其个人意志支配;而书籍的制作、装潢、进呈、陈设等阶段各有规范,共同形成皇家礼制运行的重要环节。

明通鉴纲目 清 舒赫德等编 清乾隆间(1736-1795)内府朱丝栏写高宗御批稿本

乾隆皇帝热衷修史,意欲独揽史笔褒贬大权。即位初期,谕令史馆辑撰《明通鉴纲目》,尤重史体义例,常在馆臣进呈的底本上朱批改订,再发回仔细黏签勘正;书成后定名《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旨在接续康熙御批纲目史事止于元末的志业。数十年后,乾隆并未将此书写入四库,反而要求比照后出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重编,颇有悔其少作之意。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清 傅恒等编 清乾隆间(1736-1795)内府乌丝栏朱墨写本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

相较于断代的《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则是一部纲目体通史;耗时近十年,收录二千余条乾隆对于古今治乱得失的史事评骘,塑造新的史籍典范。编纂工作结束后,曾缮写一部定本进呈(后来陈设于宁寿宫),再依此样式上版刻印。无论是写本或刻本,皆是白纸浓墨,开本宏阔,制作精良,在清代殿版图书中属于少见的“大”部头书籍。

清净修持

明、清两代不乏严密的宗教管制措施,帝王在宫廷内对宗教的态度却不尽相同;此一特色,亦体现于宫廷制作或典藏的相关书籍。明初皇帝较亲近佛教,从御旨雕印藏经到内府缮写佛经,所在多有;最具代表性者,即明成祖分建汉经厂与番经厂,专门从事汉、藏文佛经刊印。世宗、神宗笃信道教,不仅宫中法事频繁,更有不少钦定道经科仪的典藏。满洲人受邻近蒙古影响而亲近藏传佛教,紫禁城内各式佛堂便多达四十余处;宫廷编纂刊印之满、汉、藏各语文藏经佛典,也成为本院极富特色的宗教图书珍藏。

大宝积经 唐 菩提流志等译 明宣德五年(1430)内府泥金写本

大宝积经 唐 菩提流志等译 明宣德五年(1430)内府泥金写本

大宝积经 唐 菩提流志等译 明宣德五年(1430)内府泥金写本

明代宫廷与佛、道二教互动热络。宣宗朱瞻基(1399-1435)曾诏华严宗高僧慧进(1355-1436)入宫主持钞写华严、般若、宝积、涅槃四大部经,系以金字写在宣德磁青纸特制之羊脑笺上,工艺精卓,书法端秀;今仅《大宝积经》与《大般涅槃经》完整传世,皆为本院典藏。

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 宋 梓童帝君校 明嘉靖十年(1531)刊本

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 宋 梓童帝君校 明嘉靖十年(1531)刊本

宣德三年(1428),由宫廷画师商喜彩绘、沈度(1357-1434)钞写的《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杂糅儒、释、道三教思想,图像画风与云南阿咤力教有关,梵文字体则是西藏流行的“兰查体”,反映当时汉藏交流密切的风气,也带有明显的密教色彩,是一部独特的修法仪轨经孤本。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笃信道教,爱好神仙方术,甚至在宫中置办斋醮(即道场、法事)。嘉靖十年(1531)重刻的《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乃道士斋醮必诵的经典。此本卷首保留了诵念《玉皇经》经文之前的“启阙”(请神)文字,是一部可实际运用于斋醮仪式的科仪完整本。

(本文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相关展览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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