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光：亲近国学先要精神相契 最想梳理“无知”观念

【导语】2023年2月28日，由凤凰网主办的大型文化活动“致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上线致敬盛典，隆重揭晓“国学耆宿计划”、“国学星斗计划”、“国学活化计划”入选名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刘增光作为“国学星斗计划”新秀组的代表，参加了致敬盛典北京主会场的视频录制。

在现场访谈中，刘增光透露自己最想探究中国思想中的“无知”观念，并与西方的知识论进行比较。谈到学者的公共责任时，他认为，求真求善是学者实现公共使命的前提。对于他所研究的宋明理学领域，普通读者如何走进先儒的思想世界，他的建议是从传记入手，先建立一种有血有肉的精神契合。

以下是整理后的访谈实录:

“国学星斗计划（新秀组）”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刘增光

“国学星斗计划（新秀组）”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刘增光

凤凰网：祝贺刘老师入选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的国学星斗计划，请您先发表一下感言。

刘增光：大家好！首先非常感谢“致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我能够入选这次国学大典的“国学星斗计划”新秀组，感到非常荣幸，其实也有点受宠若惊。我2012年博士毕业，到现在也有十年了，出版过一本专著，一部翻译西方汉学家的译著，也点校整理过一部古籍。我基本上也算是以兴趣来驱动自己的研究，可能自己觉得做的工作是比较扎实的，但是不敢说有什么成绩。有时候会感觉自己的学力还是太浅，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种紧迫感、恐慌感。这次能够入选，对我来说是激励，也是敦促，以后我应该更努力，向前辈学者多学习。

凤凰网：您接下来最期望完成的事情是什么？

刘增光：接下来最想完成的事就是梳理中国的“无知”的观念。因为一般来说，西方哲学思想特别注重知识论，知识论就是他的中心。中国思想、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我个人恰恰是想通过探究中国思想中“无知”的这个主题，然后做一个中西的比较，再看看两者之间的互补性。

凤凰网：我注意到您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宋明理学。您认为现在年轻人如何更好地了解宋明理学？如何读懂古代儒学的思想？能不能推荐一两本入门书籍？

刘增光：我们今天了解宋明理学，一个好的方式就是去读宋明理学代表人物的传记，这样的著作更容易跟他产生亲近感。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立起和古代思想大家在精神上的相契。如果我们只看他的思想性的文本，可能会比较枯燥，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所思所想，了解他的个人事迹，就像孟子说的“知人论世”，这样我们可能会对他有一种有血有肉的、能够切身体会的精神契合。现在有电视台也做了关于朱子（朱熹）、王阳明的纪录片，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了解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读这个领域内学者所写的兼具学术性和教材性的书。因为是专精研究的学者，他写的东西不会有差漏，而且因为是教材性的，所以兼具通俗性，更容易阅读。我个人推荐复旦大学吴震教授的《朱子学与阳明学：宋明理学纲要》，清华大学陈来教授的《宋明理学》，这两本都是兼具教材性和学术性的著作。

关于古代儒学的书，我想还是要从了解孔子开始。我想推荐钱穆先生的《孔子传》和《论语新解》，钱穆先生的研究中对传统文化总是带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和同情之理解，所以能够让我们能更快地和孔子建立起一种精神联系。

凤凰网：事实上这种建立与国学的精神联系并不容易。过去一百多年里，国人对待传统的态度有过几次变化，理解传统，回归常识，要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就更不容易。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真的能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包容吗？

刘增光：确实，社会大众理解传统，回归常识，包括整个学界对传统达成共识，都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但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也不用悲观，因为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比较难改变，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用人为的概念过于强化传统和现代的分裂，认为二者是二元对立了，就好像传统和现在一分为二了，如果刻意强调这种观念，可能会导致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您刚才说到，学习传统文化是不是可以让当今社会变得更好？我想这点是丝毫没有疑问的。我们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讲“忠恕之道”，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被全球普遍接受为一种道德经律或者道德规则。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流传久远的文明，它都包含了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这种普世价值观，中国的文明也一样。以孔子为代表的或者以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美好价值观的一种呈现。现代思想家熊十力先生说，如果人类要实现大同世界，礼让是大家都必须遵循的一个规则。其实西方文明也讲礼让，也讲宽容，可见文明跟文明之间是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所以不能认为传统文化就是一个过去式的东西，不能这样简单地以时段来划分并判断它的价值。

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都特别强调，对于个体的精神生活的一种丰富和一种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什么时代，它对于我们个人的修养，或者社会的和谐，都是有益的，都是正向的。所以我想，传统文化一定会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有益，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好。

凤凰网：当然，我们也不能光靠政府引导或者喊口号，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活起来”和“走出去”。学术研究以求真，引导社会以求善，依然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您如何看待学者在当下的公共使命？

刘增光：我个人的理解，口号只是一种表象的呈现，政策引导也是一个外在因素，可能最重要的还是文化内在的活力，内在的生机。学者的求真求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学的生机呈现出来确实依赖于或者说需要学术群体的努力。而学界内部形成自由宽容地讨论、批评的氛围，对一种思想的升级、对于创造力是很重要的。

从中国传统的意义上来讲，学者的求真求善其实就是以修身为本，这应该是学者实现公共使命的前提。如果学者自己都不求真求善，那么这种公共责任就无从谈起。从现代社会的意义上讲，这种公共使命怎么说呢？它不能只是说一个学者在大学里面教学生、写作、出书，这应该还不够。学者的公共使命，更强调的是要面向大众，面向公众，当然这个公众范围可大可小。小的范围比如你所在的国家，大的范围就是全世界。也就是说，一种真正的有公共使命的学者，他是要面向公众，通过著作来面向公众去自由表达，去自由讨论。如果没有面向公众这一点的话，我想那么就不能够称之为承担公共使命的学者。从面向自我到面向学生、面向公众的写作，学者身份的这样一种转变是很重要的。

凤凰网：华人国学大典您是否有所了解？请您说说对国学大典的印象，或者有哪些期待？

刘增光：首届国学大典举办的时候，我就关注了新闻，因为很多配图配的是岳麓书院，所以最初印象以为是岳麓书院主办的，后来仔细一看，知道凤凰网、敦和基金会在和岳麓书院一起推动这个活动。关注国学大典也是因为我身边的老师，像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立文教授、曹峰教授，他们两位都有著作获得国学大典的奖项。我记得张老师著作是《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曹老师的著作是《近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所以对国学大典就比较了解。

国学大典现在在国内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很多学生也都知道。每一届国学大典的推荐、评选都会有接近200个学者的参与，在广泛性和公正性上，都做得非常好。而且通过这样一种媒体、学界、公益界共同推荐的方式，我想大概也能够建立起学界和社会大众更加直接的联系，能够把好的成果推荐给社会大众。

至于期待，“致敬国学、继承创新、文明互鉴、重建斯文”确实是一个宏愿，我个人会想，如果国学大典能够建构起一种让中西方之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共同交流、沟通的平台，可能会更好地促进文明互鉴。

【采访】戴晴

【整理】柳理 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