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2023年2月28日,由凤凰网主办的大型文化活动“致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上线致敬盛典,隆重揭晓“国学耆宿计划”、“国学星斗计划”、“国学活化计划”入选名单。著名学者、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成中英先生荣选“国学耆宿计划”。
年近九旬的成中英先生通过视频连线,向国学大典组委会及学界同仁致谢。他表示很高兴接受这份殊荣,并希望这种方式能激励更多的华人学者。在回顾自己从教六十年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理解时,成中英先生自称是“实际的理想主义”,他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精神很了不起,思想资源很丰富,这些宝藏要发挥现代作用,要面对现代人的问题、现代人的需要,接受现代人的一些能量来激活,在实践当中不断地产出新的光源和热量。因此,用过去理解未来,其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与时俱进和全球化。
谈到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成中英先生称,“走出去”是自己的事情,没人禁止你走。中国人在学术上要客观,既不要夸张,也不要过分谦虚,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要欣赏西方那种坦率精神,直率地、合理地、彬彬有礼地表现自己。而中华文化“走出去”,关键在哲学。
以下为整理后的对话实录。
“国学耆宿计划”入选代表、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 成中英
成中英:我是一种很实际的理想主义 文化宝藏要变成现代能量
凤凰网:成先生好!首先祝贺您入选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的“国学耆宿计划”,请您先发表一下感言。
成中英:首先要感谢凤凰网、岳麓书院和敦和基金会对我的肯定。国学大典在我个人看来做了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工作,在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上,有幸得到这个殊荣,我深受感动。这是我没想到的一个成果。因为我自己一生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本来就是这样。所以这次得知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给我的殊荣,把我纳入耆宿计划,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殊荣,我也很愿意把这个殊荣的意义表达出来,希望国学单位以后能多表彰这方面的成就,增加大家的活力,更让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的成就,尤其是在文化上的成就。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Honor,一种荣誉。我很高兴能够纳入到这个耆宿计划之中,我还有一些书要出版,最近的一本书稿叫做《理解之根:本体学与本体诠释学》,是一个根源性的思考,可以作为一个开始。
我想大家关心我对自己的评价。我大学毕业就决定走做学问的道路,选择哲学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发展中华文化中的哲学精神。哲学精神也就是国学精神,我必须要肯定国学精华在中国哲学上的表现,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必须要说明清楚,我们的国学就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哲学具有现代性和世界性。
我在读大学时受到周围老师的一些激励,我有一个愿望,就是看到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哲学能够在世界上辉煌起来,显示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和生命理想,同时也显示中国人对世界的盼望、对人类的期待。
我一直在肯定中国人的文化是很了不起的文化,整个世界上我觉得这是唯一独有的。抗战时期,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肯定。虽然中国人在近代史上受到西方人的凌虐,受到日本人的欺负,国家受到很多灾难,但是我一直肯定中国文化的精神,也一直在探索这种精神。这个精神能够用到现在,仍然可以克服各种困难,为中华民族争取一个美好的未来,也为世界人类争取美好的未来,让人类脱离那种纷争和暴力,走向和平与繁荣,这是我研究的初衷。
所以我走入哲学,是有一种理想主义在里面。我在西方也看到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我特别欣赏,受影响更深的当然是儒家的传统。我父亲就是一个儒学家,他从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人文传统很重要。到底中国文化的存在,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可以看到它的价值,所以这一点我们首先要自己肯定。那么,我在哲学探索中采取的办法是知己知彼,知彼知己。我要知道我自己,我又要了解对方,也就是了解西方,了解这个世界。我要相互地明白,相互地通融,这样就会齐头并进,把中国人的精神和智慧带到现代。
1985年我回到国内,在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个阶段,特别强调中国文化。我在七十年代写的一本书,《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就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很了不起,思维很丰富,但是不把它变成一种现代的能量、不能成为现代活力的话,那么就等于是守着一个宝藏而没有发挥它的作用。我认为宝藏要发挥它的现代作用,在实践当中不断地产出光源、光明或者热量。所以我提出现代化的意思就是要与时俱进,与时参与,这个也是全球化。我们现在面对现代人的问题、现代人的需要,接受现代人的一些能量来激活,来发挥我们哲学中那种深层的、已经存在的能量,把它扩大,使它成为更好的现代化,更完整的现代化。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有了这种现代化的力量,我们的历史文化就能够更好地与现代智慧结合起来,就能够更好地推广到世界,让人类受到益处,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当然我这个理想主义不一定就是康有为的理想主义、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我是一种很实际的理想主义,从华夏民族建立中华文化传统,包括所谓的道统,这是一个实际创造的过程,需要知己知彼。
我是中国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很肯定了自己的立场。当时四书五经我不能说读透,但是耳闻目染有所认识。我探索儒学的根源,探索中国人优良在什么地方,希望深刻地了解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我首先肯定了中国哲学的重要性。中国文化是一个哲学的文化,中国的学问是一个哲学的学问,中国人没有任何理由说没有哲学,这个哲学不能够以西方为范围,是自我肯定。中国人从《尚书》里面就可以看到,深思宇宙的道理,深思人存在的道理,人存在的理想,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等等。《尚书》代表中国古代精神智慧,把中国的发展建立在一个所谓的民族国家的方向上。
我更肯定了一个文化的根源,就是对易学根源的认识。从对《尚书》的认识中,我认识到易学的智慧,这个结构学的背景就是知己知彼,知彼知己,就是要知道西方知道我,我知道西方,西方的长在什么地方,我的短在什么地方,怎么去补充我自己。知道根源就知道未来,知道未来就能够补充过去,产生一种对应的互利,这是我思想的一个辩证法。
所以从《尚书》推导到易学,我得出一个基本的认识,中国文化有一个根源,这里可以看出东方跟西方的差别。中国文化的根源纯粹是生命的一种直接经验或体验加上反思,它不是空洞的幻想,不是乌托邦,也不是一种盲目的崇拜。中华文化的基础是一种很实在的经验主义,内在的反思的体验主义,外在的比如生活上的经验主义,或心灵上的体验主义。
人们要知道,人跟自然之间有一种生命的内在的交往,我们只有交往才能感受到,不交往不亲近自然,你就无法了解自己,无法从自然中获取自己的活力。所以我说观察而后反思,能够产生一个循环的对应。这样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深刻的反思,我们就产生了一套卦爻系统。从现在的出土资料和文献资料看,它的产生是在农业时代开始,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后期,那是在华夏民族还没有形成的阶段,黄土高原上的人类养羊,有时间来开垦田地,同时有时间来观天察地,因此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天地阴阳循环、人与天地共通的经验,在生命和自然的对应中产生这样的认识,符号化就变成了阴阳五行体系。
五行就是八卦,八卦就是五行,我这里不再细讲。那么这样一个体系逐渐就形成了一套宇宙观,一套自然观,一套生命观,而这个体系对农业化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农业化要靠天吃饭,不观察天地就不足以了解天地自然的道理。这样的话,就能够掌握到节气,掌握到天地变化、季节变化、地温水温等等关系,大致形成一套有机的认识,不但可以认识现在,也可以利用这个符号体系预测未来。
用过去来理解未来,用未来来印证过去,这也是一套循环。所以中国产生一种整体的、循环的、相互交往的认知理论和方法。我对易学有这样的认识。在1985年我回到国内,1986年在山东大学一个会议上面提出来:中国的易学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我现在正在从事的工作,当然这是我最新的一个想法,就是写一个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简史,基本上就用这个作为辩证的思维,来说明中国哲学的发展。
那么在这里面当然产生了“本体”的概念。我说的“本体”概念,“本”就是根源,不管任何变化它有根源,这个根源是可以不断“托生”,并不是一个死的根源,是一个活的根源,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根源,是一个可以变化多端的根源。根源是相对发展的过程,根源可以发展成一个体系,发展成一个世界。因为根源产生一种能量,能量形成一种创造性、具体化的工作,产生了世间的万物万象,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一套可以观察到的规则和规律。所以“本体”的意思就是由“本”而“体”,“体”是存在的方式。但是“体”需要“本”不断地充实,“本”需要“体”不断地发展。
这个反思就是诠释,诠释就是理解,就是整体的理解。从部分中理解全体,从全体中理解部分。1985年我在北大开的课程就提到“本体诠释学”。2000年我被邀请到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德国哲学家)家里和他见面,谈到他的诠释学。我们谈了三个半小时,非常的投入,他刚好100岁,那个时候我65岁。我发现我们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他们非常确信西方的传统,有一种宗教的信仰作为支撑,强调对宇宙客观的认识,强调对外在力量的认识,强调“上帝观”,这一点一直在发挥作用。伽达默尔强调人类文化内部的统一性,不同观点之间所谓“世界的融合”。但是我的本体精神是一种自然的不断的创造力,不是一种“超越的上帝”,这一点他也很欣赏。我说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有很大的沟通。以后我在“本体诠释学”上面花了很多工夫,来发展这个思想。
那么这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对中国国学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呢?因为只有在这样一种基本认识当中,我们才能够掌握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精神,或者核心精神。人类核心精神是一种自我创造或自我发展,是在跟宇宙相互交往对应的过程中的自我发展与自我创造,使宇宙的道理越来越清楚,关系越来越明朗,使人与人的关系越能够更好地、和谐地创造出来。一个是认识到自然的道理,一个是认识到和谐的道理。这就是我写“和谐化辩证法”的意义,用英文写出来的一本书。
在我个人来说,这个哲学发展是我的一个成就。同时,因为我创办《中国哲学季刊》,海外哲学学者知道我的发展。从1985年以后我每年都回到国内教学,在国内三十五年的讲学也逐渐产生了一些影响。我希望今天的中国人逐渐了解到中国的历史,不管是哪一块、哪一类,能够认同这个历史所包含的哲学智慧,对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存在具有莫大的信心。我特别高兴,2010年以后,中国的文化慢慢走向一个开阔的根源意识的文化,产生了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到了一个更进一步发展的状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体诠释学”之后,我要重新用更好的语言表达这样一种发展的可能。我们要面对具体的问题,解决具体的问题,对我们的历史重新进行新的描述。这是我当前特别强调的工作。
我从1963年开始教书,到今年刚好是六十年。教书六十年,目前还没有退休,办《中国哲学季刊》今年是五十年,我想至少代表一个段落。今天能够得到华人国学大典的这个殊荣,我心中特别愉快。同时我也再一次地肯定中国文化的活力和中国文化未来的作用,这个力量来自于我们中华文化本身,来自于我们国学的生命力。今天,凤凰网、岳麓书院、敦和基金会等单位的合作,认识到国学的重要性,致敬国学,我想这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生机,生生不息的活力。我一方面对获得这个殊荣表示感谢,同时我也期待这样的工作能够持续下去。谢谢!
成中英:不要过分谦虚 中华文化“走出去”关键在哲学
凤凰网:谢谢成先生!您从刚才的感言里,对自己的思想学术历程做了非常全面的回顾,而且从中西文化交融与会通的背景下,对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内涵、特点、价值、地位做了非常精彩的阐述,让我们获益匪浅,非常感谢您!接下来要请教您,我们都希望中华传统文化能够“活起来”和“走出去”,但单靠喊口号或者政策推动肯定是不够的。您认为在当下乃至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学者以及整个社会应当怎么样做,或者说坚守怎么样的立场才是有建设力的?
成中英:我们中国人太谦虚,做了工作不想让人家都知道,或者不想去发挥。我觉得这一点需要改进。中国人创造了很多东西,从来没有宣传成对世界的贡献,事实上它们是对世界有贡献的。你的长处你不敢讲,西方人有一点长处就说两点,那怎么行?所以,今天中国人在学术上要客观,既不要夸张,也不要过分谦虚,不要掩盖,就是实事求是,这个很重要。
那么怎么走向世界化呢?“走出去”是你自己的事情,没人禁止你走。平等互惠,彼此接受,没有什么特别谦虚的。该讲话的要讲,能够合理地、委婉地或直接地说明,那有什么错呢?你不要让别人来给你代言,中国人喜欢别人代言,但是你掌握的真理,自己要说出来,这样才能走出去。我们要欣赏西方那种直率、坦率精神,虽然有时候粗糙了一点。中国人强调委婉,礼貌又周到,但是应该当仁不让。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吾爱吾生,吾更爱真理。孔子说“人之生也直”,“走出去”就是要直率地、合理地、彬彬有礼地表现自己,肯定自己,发展自己。这需要我们学者有新的规矩,我所看到的学风需要这样去做。
我觉得中国人的“走出去”,关键在哲学。哲学很重要,它能消解很多问题,比如外交问题、政治问题,我这个方面把你说服了你就不好再反对。现在我们的外交有点哲学化,你说的话我就要和你对峙,按照矛盾律、同一律。所以,哲学可以破解很多问题,它是一种思想融合的活动。一个真正好的政治家,会承认哲学。假设政治家害怕真理,害怕哲学家,要把他们杀掉,这就很难说了,哲学家也应该武装起来。当年苏格拉底就说真话,他不怕死,他要希腊人向他道歉,寻找真理有什么错?我们今天“走出去”要学会这一点,这既是西方之所长,其实也是中国之所长。孔子就是这样的,比如他说的“人之生也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说得也很好。我作为一个基本的儒学家,我还是非常地尊信孔子的那种儒学精神,他的精神来自于易学的天地精神。我们走出去,也要学孔子那一套,他不害怕,敢于去面对各种君主权威,说出他的想法,即使实现不了,他也尽了自己的这一份责任。那就是我说的“走出去”的精神,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著名学者、美国夏威夷大学终身教授成中英先生
成中英谈国学大典:四个主张恰到好处,将来可不断发挥
凤凰网:谢谢您!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华人国学大典是一个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大型文化传播活动,同时也是由媒体、学界和公益界联合推动的公益活动,从发起到现在已经有十个年头了,我们始终坚持的宗旨是“致敬国学、继承创新、文明互鉴、重建斯文”,您能否谈谈您对国学大典的印象,或者今后的期望?
成中英:我对这四个主题印象很深刻。“致敬国学”,这个“国学”我的解释是中国文化传统,是文化与哲学。国学是中国文化的认识,尤其是深度的认识。国学是中华民族古代一个立国的精神,所以要“致敬国学”。
第二个就是说要能够传承。国学是历史性的,代表一种自觉,一种为人为事为学之道,如何使人能够在自然中美好地站立起来,实践人的存在价值。这个是有传承的,已经是一个传统,开始得很早,应该把它继承下去。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成就,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贡献,把它累积起来不断地发展,这就是传承。
传承之后能够向外推广,和其他的文明传统建立一种互动互鉴的关系非常重要。互鉴本身的意义是往前看的,是要扩大人的影响,使世界都受益。世界受益指的是能解决人的内在矛盾和冲突,真正深刻地解决一些最困难的问题。最坏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深层的文化问题、思想问题。
最后要表达一种思维方式,尤其在中国来说,中国人表达思想哲学的文字是简洁的,每次要有新的表达、新的诠释,来体现一些细节,来体现一些新的面貌,掌握一些全面性的角度和层次。所以需要“重建斯文”。斯文已经在这个地方,把它重建起来很重要。因为过去的东西你把它重新整理,重新加以应用,加以发挥,甚至于再重新创造新的来补足旧的,创造新的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要重建一种从历史当中来的新的表达方式,而这种新的表达方式,一个是现代性的,一个是世界性的,它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它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理想性,这就是“重建斯文”。
这四个主张或者标签恰到好处,这就是将来可以不断发挥的重点。我想这是我对它的一种理解。我相信将来让更多的参与者发挥这方面的认识,推广出去,这样的话,国学的精神就发挥出来了。不要把它变成只是一种单纯的专家之学,要让它变成一个公众的、群体性的文化创新活动。感谢凤凰网、岳麓书院、敦和基金会,祝华人国学大典越来越好!
【特邀采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肖永明教授
【编辑整理】柳理 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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