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我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了礼学 礼仪重建需公权力

【导语】2023年2月28日，由凤凰网主办的大型文化活动“致敬国学：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上线致敬盛典，隆重揭晓“国学耆宿计划”、“国学星斗计划”、“国学活化计划”入选名单。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教授彭林先生荣选“国学星斗计划（名家组）”。在接受凤凰网视频连线时，这位著名的礼学家坦言，自己毕生专注于研究“三礼”上，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托付给了它，这是最感到安慰的选择。“礼”曾经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形象，让我们有文化自觉，也影响了东亚文明的进程。今天这个社会要不失范，就一定要有规矩。因此重振中华礼仪之邦，礼学要“用起来”，走出象牙塔，走进民间，参与移风易俗，推动社会进步。为此他呼吁，当代日常礼仪的重建，应该作为一种政府行为。

以下是整理后的对话实录：

“国学星斗计划（名家组）”入选代表、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教授 彭林

“国学星斗计划（名家组）”入选代表、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教授 彭林

凤凰网：彭老师，祝贺您入选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的国学星斗计划，首先请您发表一下感言。

彭林：各位观看国学大典的网友，大家好！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我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这么多年的努力，能够得到各位学界同仁和其他各界朋友的认可，那么这个努力就没有白费。惧的是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我们做国学的脑子里都有一根筋，就是不要太在乎名利，要求实，实至才能名归。孟子还讲“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自己总觉得恐怕还达不到标准，只能把这一次活动当做是大家对我的一个鼓励，以后再多多努力地工作，能够把国学研究做得更好。

凤凰网：彭老师真是谦谦君子，这个评选是经过大量学者推选出来的。对于这么多年您所从事的工作，您自己有何评价？

彭林：我现在已经70多岁，在我自己几十年的国学研究当中，自己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自从业以来，我可以说不敢旁骛，研究的领域一直都集中在“三礼”上。我博士论文做的是《周礼》，毕业以后又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做《仪礼》，之后又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来做《礼记》。我自己应该说很庆幸选择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跟我的兴趣完全重合的领域来做研究。有没有成就只能让后人去评说，但有一点我是自信的，就是自己对这个学科发心是很正的，一直很真诚地付出，从来没想到过要去换取什么，只是觉得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它。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到安慰的选择。

凤凰网：学贵专精，您的礼学研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已经为学界所公认，这跟您长时间专精于这个领域的耕耘分不开。那么接下来您最希望完成的事情是什么？

彭林：我觉得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实际上都兼有两方面的任务：一个是尽可能把学术做到极致。以往都认为乾嘉学派做经学做到了最高的境界，现当代的人是不可能去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更不要说挑战的。我们今天就是要试一试，乾嘉能做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做？能不能超越？我和我的学生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挑战乾嘉。另一个方面是对社会的担当。礼学曾经塑造了我们中华的民族形象，曾影响着东亚，如朝鲜、日本等文明的进程。今天我们重振中华礼仪之邦，希望它再度辉煌，这就一定会涉及到社会面上的“用”。我们要把自己研究的东西带出象牙塔，要走进民间，要移风易俗，要推动社会进步。中国要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研究“三礼”可做的工作非常多。

凤凰网：近年来，您一直致力于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的重建。在您看来，这项工作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对当代日常礼仪会有哪些积极的影响？

彭林：我觉得中华礼仪在历史上对于民族形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汉代的时候，匈奴使者跑到长安一看，哎呀，这个社会是这样的，文明程度这么高，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话：“大汉，礼仪之邦也！”唐朝时，哪个国家的人到中国来不羡慕我们的衣冠文明、礼仪文明，是不是？

到现在这个东西就好像成了一个专门的学问，要费很大的劲去研究它，要把它弄清楚。弄清楚的目的是把里面的精华保留下来，继续为这个时代服务。这项工作只有学者做是不够的，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它变成一个政府行为。

其实我们在周代就是这样，政府不仅仅是一个行政机构，还应该是一个教育机构。老百姓有德跟无德，德行高尚还是低下，这个取决于教育。所以我们周代有礼、乐、射、御、书、数，有六艺之教。我们学者没有公权力，我们自己去募钱拍了两三部应该能够在社会上推行的教学片，可是我没有公权力就推行不了。

我们也写了教材，也拿到大湾区建设，希望有一些社会层面的、普遍的、内容比较统一又符合传统的礼仪规范。但是这在内地就很难，最理想的形态就是中央电视台跟我们合作，每天晚上天气预报完了，花3分钟时间，我们来教大家一个礼仪动作，坚持一年下来，普及率就非常高了。我借这个机会呼吁一下。

凤凰网：钱穆先生说：“礼是中国文化之心”，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请问在当代社会如何重振中华之礼？我们如何从礼的角度来理解中西文化的异同？

彭林：钱穆先生的这句话现在引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真正体会的，可能还不是很多。中国文化是什么？为什么中国文化能用一个“礼”字来概括？这个其实还不是钱穆先生一个人说过，曾国藩就已经说了，中国文化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字“礼”。“修齐治平，一秉于礼”。“秉”就是抓住，没有抓手，你怎么修身，没有礼，你怎么齐家，怎么治国平天下呢？曾国藩是读书读明白了的。那么梁启超先生也是这样说的，这在以前几乎是一个共识。

周代时，周公制礼作乐，他觉得国家要长治久安，要有德，没有德怎么可能长久？德是抽象的，它不能操作，于是就把它变成了以道德理性作为依据的、成体系的典章制度、行为规范。他们认为贯穿在这个里面的就是一个道理，凡事要讲道理，讲道理才能成功。所以在先秦的时候，礼貌的“礼”跟道理的“理”是通的。这些规矩是我们必须要执行的，执行了我们才能不犯错误。因为大家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所以先贤就按照道理、按照道德给我们制定了规范，这个社会要不失范，就一定要有规矩。

至于中西礼的比较，我们现在老在说东西方文化交流会通，在我看来，首先要弄清楚东西方文化最根本的不同是什么，把这个弄清楚了再往下研究怎么办。我认为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是，西方是宗教文化，中国相反，中国文化里，人性是善的，人能管好自己灵魂，人能接受教育，接受教育以后能够成为高尚的人。这些道德礼仪就是要帮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格的社会人；再往上一点就是做一个优秀的社会人，这就是君子；做到君子还不满足，可以再往上做杰出的社会人，这是成圣成贤。中国的礼都有道德内涵。

西方跟我们不一样，是贵族怎么参加宴会，怎样显出贵族的气派，是一种表面的技巧。现在国内有一些人教大家学礼，握手要三公斤的力气，停留三秒钟，夹角是三十几度。这个看来觉得挺滑稽的，强调外在的做派，而不是内心的真诚。

德行德行，光有德有什么用？德要能体现在所有的行为上。现在见物不见人，这就误导了社会，把人的物欲给勾出来了，人为了得到物质“上下交征利”，这是孟子批评的。一个社会最核心的是人自身的发展，我们以前是个“半人”，是个猿猴，我们逐步变成了直立人，但是这个任务并没有完成，我们要不断地让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完人”，让我们有文化自觉。

凤凰网：中华传统文化要活起来，要走出去，不能光靠口号或者政策去引导。通过学术研究求真，引导社会求善，依然是非常艰巨的任务。您怎么看待学者在当下的公共使命？

彭林：我想学者跟大众不一样，因为他是有一个学术的角度。学术的角度可以使人站得更高，想得更宽，做得更好。你像我是研究礼的，礼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现在一想到古代社会，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生活水平很低下，人的精神好像很不开放，整个社会死气沉沉，甚至加上了许许多多的政治标签。

其实几十年研究下来，我感到中华文明是非常灿烂的。大概在公元前一万年前，我们就进入了农业文明，距离现在七千年左右，南方的稻作农业、北方的旱作农业都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很少见。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里面发现了十几万斤稻谷，河北武安的遗址里面，在一个地窖里发现了吃不完的小米十几万斤，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我们两大农业文明区彼此交流融汇，到夏代形成了青铜文明，商代时青铜文明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在全世界我们都是佼佼者。到了周代，我们文明就出现了一个飞跃，进入了人本主义时代，我们开始研究人何以为人，怎么样跟动物相区别。人是万物的灵长，我们高明在什么地方，优秀在什么地方，这就出现了中国的道德文明、礼乐文明，这是互为表里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创造了非常丰富的文化生活。你去看看《诗经》里各种各样的场面，人们穿的是什么衣服，宴席上放了什么东西，有什么器皿，它的人文内涵丰富极了。著名的礼学家沈文倬先生生前曾说，我们现在这样研究不行的，古代社会生活很丰富，我们应该用连环画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让大家能够很感性的、很直觉的了解到。

那时候成年有冠礼，现在《礼记》里面第一篇就是“士冠礼”，这个在全世界都没有。冠礼是有一个完整的仪式，告诉你怎么做。我们还有射礼，射箭在全世界都是拿来猎杀动物或者杀人的，但是到了我们周代，有各种形式的射礼，我们把它改编成了一种“文射”。弓箭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比赛的时候旁边要奏着《诗经》，射手要按照《诗经》的节奏射，射中了才算，如果说你没有这种乐感，射中了都不算。大家想想这个文明是不得了的。而且射箭的中间步步为礼，礼要求你尊重对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后来传到朝鲜，传到日本，人家认为这是哲学，这是道，所以把它叫“弓道”。 古人的生活不比我们今天单调，这些都在文献里面记载着。可惜这一百年国学不振，这些东西不为大家所知。我们这么些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痛感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没有成为大众的财富，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以礼复原的项目，把冠礼、婚礼、士相见礼、乡射礼，按照文献的记载、考古出土的资料，把它复原了。几年前我们曾经应邀到瑞士去参加一个非遗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把我们做的东西做了介绍，非常轰动。

国际奥委会下面有一个箭联，一般认为射箭运动是公元十六世纪英国贵族最早发明的，可听了我们的介绍，他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在公元前八世纪就有了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比赛。而且这种比赛的人文内涵是西方那些体育运动没有的，他们只有更高更快更强。这个东西我们要“走出去”，可以“走出去”，而且可以把人家镇服的东西不在少数，至少在我研究的这个领域不在少数。

凤凰网：过去一百多年，国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所变化，理解传统要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并不容易。您认为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真的能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包容，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吗？

彭林：这是当然的，我想有两个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明的产物。钱穆先生曾经指出来，我们人类文明实际上有三种基本形态，一种是游牧文明，一种是商业文明，一种是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和商业文明资源经常不足，那怎么办？只能靠掠夺，因此也居无定所。

农业文明就像孟子讲的，生活比较安定，一个五亩之宅，在屋前屋后种一些桑树，一个家庭主妇来养蚕纺织，那么50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丝绸衣服。养5只老母鸡，2只母猪，家里的人吃肉就没问题。家里分到100亩地，有一个人去主耕，八口之家生活就很安定，温饱都解决了。

解决了温饱的农业家庭不愿意离乡背井，所以农业文明的民族性是温和的。儒家认为，人就应该温和，人跟人之间要讲仁爱，要讲礼，大家和谐相处，这个家园、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一定是幸福的。

我们前辈经常把儒家文化归纳成四个字：修己治人。我们都是从自己开始，从自己立德开始，最高的德就是仁爱，什么叫仁爱呢？“博爱之谓仁”。我们从爱自己父母开始，然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在伦理关系里面，要学会尊重，说话做事要有分寸感，这是一种非常高的文明的生存方式，不是每个民族都这样。

只要读过国学的经典，就会明白里面教的都是怎么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做有爱心的人，做仁爱的人，做有道德的人，做友善的人。然后这一套学好了，再去教别人，修己治人。我们现在提倡国学，是要让更多的人懂这个道理。当然我们不能期待一场讲演就能改变整个社会。我们要一步一步深耕，一步一步宣传，逐步逼近我们的理想社会。

凤凰网：华人国学大典是一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大型文化传播活动，也是由媒体、学界和公益界联合推动的民间公益活动。那么从发起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我们始终坚持的宗旨是“致敬国学、继承创新、文明互鉴、重建斯文”。您能否说说对国学大典的印象，或者对国学大典，对于国学本身有何期待？

彭林：这么些年我在很多地方听到大家都在谈论华人国学大典的活动。这个活动借助凤凰网、岳麓书院、敦和基金会，声势越来越大，在海内外引起的反响也非常大。我曾在欧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华人圈里面访问过，在那里做讲演，跟他们交流，所到之处大家都会提到这个活动，影响是非常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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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整理】柳理 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