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波｜格林布拉特、新历史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

《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著，吴明波、李三达译，上海文艺出版社｜拜德雅，2022年10月出版，432页，78.00元

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早年从廷臣诗人罗利开始其文艺复兴研究，1973年出版了立足于博士论文的著作《罗利爵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及其角色》（Sir Walter Ralegh: The Renaissance Man and His Roles），开始关注文艺复兴时期的身份塑造问题。他曾在大学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美学，后来改为“文化诗学”。相比于文化研究，他的“文化诗学”更强调广义文化问题中的“诗学”要素，这也贯彻在他后来的研究中。1980年，格林布拉特出版了代表作《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此书是其影响最大的作品。他后来主要在两方面实践其新历史主义原则：一方面主编相关研究著作来完善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包括《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形式的权力》（Power of Forms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1982）、《再现英国的文艺复兴》（Representing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1988）、《实践新历史主义》（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 2000）；另一方面扩展莎士比亚研究，引领了新的莎士比亚研究的风向。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中有关《奥赛罗》的研究外，他后来出版了《莎士比亚的协商：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社会能量的流转》（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1988）、《炼狱中的哈姆雷特》（Hamlet in Purgatory，2001）、《莎士比亚的自由》（Shakespeare's Freedom, 2010）、《暴君：莎士比亚论政治》（Tyrant: Shakespeare on Politics，2018）等莎士比亚研究著作。格林布拉特2004年出版了《俗世威尔：莎士比亚如何成为莎士比亚》（Will in the World: 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该书同样以新历史主义的方式重构莎士比亚及其生活，转变了莎士比亚的传记研究方式。格林布拉特凭借他的理论与实践，成为新历史主义当仁不让的领军者，也因为在英国文学以及莎士比亚研究中的成就，担任了诺顿莎士比亚研究和英国文学研究的主编。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在格林布拉特的学术生涯中，《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占据了基础的地位。此书既是他莎士比亚研究的滥觞，也呈现出新历史主义研究的诸多要素，包括“自我塑造”“即兴表演”“共鸣”“惊奇与想象”等关键概念都已经在此书中提出或具雏形。格林布拉特以此书成了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转变了布克哈特以来文艺复兴研究的范式，也让自己成为新历史主义的开创者。

新历史主义与文艺复兴

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中并没有提出“新历史主义”的概念。他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 1986）一文提到了这个术语的由来：几年前，他受邀给《文类》（Genre）学刊编了一期文艺复兴研究专号，他在导言里提出了“新历史主义”。格林布拉特在此将新历史主义界定为一种实践而非教义。“新历史主义”这个提法虽然是事后总结，但我们可以用它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

正如吉恩·霍华德（Jean E. Howard）在《文艺复兴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The New Historicism in Renaissance Studies, 1986）一文中所言，新历史主义研究面对两种基本处境，一是既有的文艺复兴研究范式，二是当前的文学理论。“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字面意思是“再生”，它表明现代欧洲与古希腊罗马之间的承续性，也制造了“中世纪”，甚至是“黑暗的中世纪”的概念。因此，这个词本身就是解释的产物。“文艺复兴”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面临不同的语境，引出相异的研究思路：十九世纪的布克哈特突出它与现代之间的亲缘关系，二十世纪的学者更突出其“过渡性”，即“文艺复兴”代表古典时代与现代两个明确阶段之间的时段。人们可以从中发现不同范式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发现对人性的自觉意识，这与现代主义有某种相似性。《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面对布克哈特以来的文艺复兴研究，尤其关注这种相似性。格林布拉特在前言中说：

我无法理解，为何罗利1590年代的挽歌听起来如此像现代主义盛期的作品。出于这点惊奇，我想要知道：罗利为什么写这样的东西？这个问题转变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位讲求实际的廷臣、专权者和冒险家会写诗，更不用说为什么这诗还能让人想起现代主义实验了？（xiv-xv）

格林布拉特通过研究罗利建立了文艺复兴时期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并将这种关联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该书第四章开头讨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独特之处，他提到布克哈特如何定义这个时期的典型特征：

布克哈特的核心观点是，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政治上的动荡——从封建制转向专制——孕育了意识上的根本变化：君王和雇佣兵首领，还有他们的大臣、部长、诗人、随从都与以前的身份模式切断了关联，迫于他们与权力的关系，他们不得不塑造一种新的对他们自身与世界的感觉——把自我和国家当成艺术品。（202页）

格林布拉特的著作也尝试建立文艺复兴研究的新范式，不管在关注的问题还是在方法上都不同于既有的文艺复兴研究。

该书面对的第二个处境是十九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以及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思考。所谓文学理论处境至少有二：一是原有的历史主义批评，二是形式主义以及后来的新批评。相比传统的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认为艺术作品是一系列人为操纵、协商的产物。而美国的新批评则过于脱离历史处境，只重视文本内部。格林布拉特和伽勒赫（Catherine Gallagher）在《实践新历史主义》中提到：新历史主义首先表明了对美国新批评的不耐烦，对既有规范和程序的不安，混合了异议与无休止的好奇。除了面对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新历史主义还直面古老的文学与历史关系。这一关系既有古典的遗续，又是重要的现代理论问题。它延续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有关诗与历史关系的著名讨论：诗比历史更有哲学味，更被严肃对待，因为诗更多讲述普遍之事，历史更多讲述个别之事（1451b）。它又与十九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有关意识形态的讨论，以及近代以来对历史的重新理解相关。其中涉及的问题包括：什么样的历史能够用来理解文学，文学对理解历史究竟可能起什么作用，等等。新历史主义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思考，可以用另一位新历史主义者孟筹斯（Louis Montrose）在《文艺复兴的文学研究与历史主题》（Renaissance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Subject of History , 1986）一文的话来总结：

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进行研究的新趋势可以简单概括为两点：一是承认文本的历史性，所有写作都有文化的具体性，都会嵌入社会——不仅指批评家面对的文本，还包括批评家的文本；二是承认历史的文本性，完整而真实的过去以及活生生的物质存在是不可获得的，这样的过去与存在都须经过社会中留存的文本的中介。

伊格尔顿在他的《文学原理引论》（有中文版译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努力将文学拉回历史的视野，而海登·怀特则更进一步，以诗学挑战历史的地位。海登·怀特是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最知名的学者之一，也被归于新历史主义一脉，他提供了对文学与历史关系的颠覆性理解。他的《元史学》试图探讨十九世纪以来历史写作中的诗学想象，颠覆既有的从历史角度理解文学的研究，并从文学（诗学）的角度理解历史写作。他认为历史书写中具有诗性和语言学性质的“元历史”因素，文学（诗）并非被动地受历史影响，而是反过来构成了对历史的理解。

以上种种一起形成了认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背景。新历史主义试图改进原有的历史主义批评，又借鉴了形式主义等文学理论，同时吸收了哲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艺术学和神学的要素，是文学理论的一种自我更新。

《实践新历史主义》

“文化作为文本”和“社会能量的流转”

文艺复兴时期之所以得到新历史主义者的青睐，既因为它在现代思想中位置特殊，也因为文艺复兴研究的巨大空间给了研究者施展的舞台。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研究材料的缺乏，反而刺激了各种研究方法出现，尤其是利用其他替代材料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新历史主义的一大优势和特征便是利用本不属于传统文学研究的素材，包括非主流的文学，如宣传册子、通俗文学，以及不属于文学的材料，通过解释这些材料来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思想。他们的研究之所以能够成立，依赖于两个理论前提，一是“文化作为文本”（Culture as Text），二是“社会能量的流转”（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传统历史主义研究更看重历史材料，包括历史文献和传记资料。新历史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会利用一些被传统文学批评忽略的材料或者处于边缘的材料，这有赖于它对文化的重新认知。格林布拉特和伽勒赫在合编的《实践新历史主义》针对学术界的批评，提出了“文化作为文本”的说法，以此总结新历史主义的典型特征。他们在前言中提到新历史主义者的某些共性：

我们中的几个人还特别坚持：审美愉悦；希望批评有所创新；对偶然性、自发性、即兴表演有兴趣；有冲动来挑选出离题的事件并观察它流转；感觉到历史出人意料且电光石火般出现和消失。（《实践新历史主义》，第4页）

他们在书中也提到了“文化作为文本”的引人入胜之处：

它大大扩充了可供阅读和阐释的对象的范畴……可以关注的对象包括：被认为不足以获得持续兴趣从而被边缘化或完全排斥于经典之外的文学产品。另外是一些被认为完全非文学的文本，即缺少审美修饰、缺少自我觉醒式的修辞手法的使用、缺少与日常世界距离的灵韵（aura）、缺少虚构这种明显的标志，它们单独或者共同构成了纯文学（belles lettres）的特征。（同前，第9页）

他们也比较了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与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别。传统的“细读”容易导向强烈的惊叹式赞美，与此相关的是颂扬天才，而新历史主义阅读则更有怀疑、谨慎、祛魅化、批判甚至敌对的姿态（同前）。相比盛行于英国的文化研究，格林布拉特非常重视文本的价值，他在《文化》（Culture, 1990）一文中提到，“文本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指涉外部世界才是文化的，还因为它们自身成功地吸收了社会价值和周围的语境”。文本与语境、文本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产生”。新历史主义者把整个文化现象当成文本，可以借用包括新批评在内的既有文本分析方法对整体的文化进行分析，从而同时扩大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范围。这样不同的文化现象便可以放在一起理解：宣传小册子、布道书、日记、仪式、庆典……都可以纳入更大的文化文本之中。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的第四章“塑造绅士”，格林布拉特花了很大篇幅介绍伊丽莎白如何利用修辞，将那个时代的官方表演与庆典嵌入当时的文化中，隐藏了权力的暴力性。格林布拉特立足于这一视野来看待斯宾塞的《仙后》，将两个似乎不直接相关的文化现象并置于同一个更大的文化文本当中。

除了把“文化当成文本”，格林布拉特在之前的《莎士比亚的协商》一书中借用古希腊修辞学术语中的“能量”（Energia）概念，通过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提出了“社会能量的流转”的观念，用以解释新历史主义者对文本与社会关系的理解。这个观念可以解释“文化当成文本”的运作机制：

[能量]是在某种言辞的、听觉的和视觉的痕迹中展现出来的力量，它能够产生、塑造以及组织集体的肉体或精神体验，它与可重复的各式各样的愉悦和趣味紧密相联，与引起不安、痛苦、恐惧、心跳、怜悯、可笑、紧张、放松、惊奇的能力紧密相联。（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6）

《莎士比亚的协商》

如果说“文化作为文本”是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静态描述，那么“社会能量的流转”则是这一前提的“动态”运作机制。格林布拉特借用了经济学相关的术语，包括流转（circulation）、交换（exchange）、协商（negotiation）等词汇，解释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个说法挑战了既有的文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文本并不完全来自作者，作者并非从白板开始写作，而是处在复杂的运作机制中，根植于文化和制度中，受到具体时空限制。作品的价值也不完全来自读者的接受，而是处于积聚、转化、表达、协商和流转这一复杂机制中。但是，这并不是忽略文学批评以及文本的意义。格林布拉特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是文化材料流转过程中的神经中转站。当对象、信念和实践在文学文本中被表述、重新想象和表演的时候，一些出人意料、令人不安的东西会出现。这些‘东西’既体现了艺术力量，同样标志着文化深潜在历史的偶然之中”（《文化》）。所以文学研究者既要关注作品所处的语境，也要注意作品在语境中发生的协商与流转。相比于文化研究者，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对文学文本抱有更大的敬意并且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借助“社会能量的流转”，新历史主义者给予了文学和文化更大的能动性，这样文学与历史就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而是复杂的互动关系。文学既受历史和社会存在的影响，但是文学和意识形态又能反过来影响社会存在。格林布拉特由此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对意识的重视结合进他的解释当中。“社会能量的流动”既表明具体的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关系，又突出了文学尤其戏剧是社会能量的积聚之处，居于整个文化的中心位置。借助这一概念，不同的文本和文化现象之间才能立足于同样的“场域”，不同的文化现象之间才可以互相交叉、互相解释。莫尔记载的一则餐桌前诸位客人竭尽所能吹捧大主教的小轶事，可以表征当时权力与表演之间的潜在关系。霍尔拜因的《大使们》这部画作既可以呈现莫尔所处的时代的人文主义成就，又能够变换视角窥探当时的社会。商人日记中记载了他们无来由地焚毁塞拉利昂的小镇，其动机却可以从马洛《帖木儿大帝》的征服欲中得到解释。每一个似乎微小的事件都与更大的文化状况相关。

在新历史主义的实践中，各种轶事以及居于边缘的材料都被嵌入更大的文化解释当中。在此基础上，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受到挑战，处于边缘和传统视野之外的材料，也能够用于解释居于中心的文化现象。格林布拉特自己的批评实践同样践行了他的观点，他青睐讲故事，诉说非主流或者居于边缘的逸事，并且使用非正统的文体——散文（essay），他以实际行为转换了非正统与正统，非主流与主流。

从自我塑造到即兴表演

“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这个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的核心概念，“自我塑造”既是现代西方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古希腊以来的经典问题，又与《圣经》中对人的思考相关。在该书一开始，格林布拉特就提出，“自我塑造”这个词起码暗示着两层意思：既认为存在“自我”，也认为“自我”能被“塑造”（第3页）。他将“塑造”的问题追溯到基督，将其纳入西方的宗教-政治体系中。但是，格林布拉特强调的塑造不是有形的塑造，“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更重要的是，塑造可能意味着不那么有形的收获：独特的个性、对世界的独特回应、前后一致的认知和行动模式”（第5页）。“自我塑造”这个词本身表明自我似乎能够摆脱权力的塑造，有能力塑造自我。塑造自我与自我被塑造成了这部作品基本的张力。“自我塑造”必然与对人的认知结合在一起，也与文学尤其是戏剧密切相关，这一问题也贯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全书。此外，虽然“文化作为文本”与“社会能量的流转”都是后起的提法，但可以作为本书的潜在预设。

《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

格林布拉特阐述了六位与自我塑造密切相关的作家，分别是莫尔、廷代尔、怀特、斯宾塞、马洛与莎士比亚。他选择这六位作家，似乎是偶然的产物，他们分别来自作者不同时期的研究对象，但这些人之间又有某种特殊的联系：

本书一共记述了六位作家，形成了两组根本的对立，对立中的每一项都让位于复杂的第三项，截然相反的两项在第三项中得到了重复和转换：莫尔和廷代尔的冲突在怀特这个人物那里得到了重新审视，而斯宾塞和马洛的冲突在莎士比亚处得到了重新审视。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人物与权力的关系，以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方向看待这六位作家。这六位作家的编排就形成这样交替的结构，形成了权威与异类、秩序与颠覆的对立统一。（11-12页）

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塑造”这个用词在第一章的标题“莫尔的自我塑造与自我取消”就出现了，这一章也是全书篇幅最大的一章。在“莫尔”的这一章，格林布拉特从发生在大主教沃尔西餐桌前的小事开始进入莫尔的生活。众人在餐桌前轮流吹捧大主教这件事情，既关联莫尔后来在政坛的生活，又呈现政治生活中权力的荒谬性。格林布拉特接下来通过解读霍尔拜因的名作《大使们》以及分析《乌托邦》来理解莫尔，最后回到莫尔在亨利八世的宫廷中面对权力时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取消”。在他看来，莫尔通过虚构“乌托邦”（“乌托邦”来自希腊词，意为“不存在的地方”）以及莫路斯和希思拉德（身居高位的官员与远方来的异乡人）表达他对自我及政治的不同看法。乌托邦和当时的英国，希思拉德和莫路斯在《乌托邦》中形成对立的两极。这两个人物代表了莫尔的不同侧面：他的宫廷生活与个人生活，他的公共形象与私下形象。格林布拉特又借《乌托邦》的自我取消与坚持共同信仰（consensus fidelium）的必要性来解释莫尔为什么宁可上断头台也不愿意宣誓承认英国国王为英格兰宗教最高领袖。莫尔的生活与作品体现了“自我塑造”与“自我取消”的对立统一。

《乌托邦》初版本插图

莫尔是审判异端廷代尔的推动者之一，他与廷代尔因为信仰天主教还是新教的问题关联在一起。廷代尔因为不信天主教被莫尔等人送上了审判台，莫尔则因为不愿意宣誓承认英国国王为英格兰宗教最高领袖被判处死刑。格林布拉特借助这一宗教争论将他的讨论从莫尔过渡到廷代尔。廷代尔主要以翻译英文版《圣经》为事业，他完全通过翻译达成对自我的认知，并且以翻译和著述塑造了如詹姆斯·贝纳姆（James Bainham）之类的“异端”（92-105页）。相比莫尔在宫廷中大放异彩，廷代尔则一直处于社会底层并且不断遭到迫害，但他通过翻译塑造了自己的圣徒形象并推动了英格兰的宗教改革，把一生献给了翻译与传教事业。廷代尔的人生明显地体现了自我塑造总是与权威当局的暴力紧密相随。

《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中间的两位作家是廷臣怀特和斯宾塞。怀特与廷代尔类似，他的主要成就是翻译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和《旧约》中的《诗篇》，他另外还写下一系列讽刺诗和抒情诗。相比莫尔在宫廷生活与私下生活之间的撕裂，怀特试图通过乡村生活与宫廷生活的对比来表达他对权力的看法：权力的本质是通过强制使用遭系统化曲解后的标准，让人无法清晰地掌握任何类型的规划（162页）。格林布拉特将怀特的诗歌放回到他在亨利八世宫廷中的廷臣生活以及外交经历，解释怀特如何在翻译和创作中塑造他对权力、性别以及内在性的看法。格林布拉特认为，比起莫尔和廷代尔，怀特更纯粹地依赖世俗权力，他正是在世俗权力中塑造身份，在宫廷竞争中通过诗歌建立现实性、男子气、个性以及内在性。

“自我塑造”的问题在第四章“塑造绅士：斯宾塞与安乐窝的毁灭”再次被强调。斯宾塞在《仙后》中表示，该书的一般意图和意义就是“要以美德和文雅的原则塑造绅士和高贵的人”（213页），这个问题深深嵌入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仪式和修辞实践当中。格林布拉特在讨论《仙后》之前，用大量笔墨描述了伊丽莎白时代如何利用修辞来掩饰权力，“权力的最高成就之一就是将虚构强加于世界，其最大乐趣之一就是强迫人们接受那些已经是虚构的虚构”（175页），这呼应了“莫尔”一章中讨论的权力的荒谬性。格林布拉特借着分析《仙后》解释斯宾塞后来在爱尔兰的殖民地行为：《仙后》的“安乐窝的毁灭”中的暴力因素与斯宾塞等人对爱尔兰人殖民时使用的暴力有同样的来源，塑造的权力背后是暴力的征服和毁灭。暴力的问题也延续到了第五章对马洛戏剧的探讨当中。格林布拉特从商人约翰·萨拉科尔（John Sarracoll）记载的发生在塞拉利昂的事件说起：他们一行人进入一个清洁干净的非洲小镇，在称赞这个镇子之后却纵火将它焚毁。这种未经解释的暴力提供了沟通斯宾塞的世界和马洛的世界的桥梁。通过马洛的《帖木儿大帝》，格林布拉特探讨了这一暴力的根源：暴力毁灭了异类（alien），方能确认边界，塑造自我。格林布拉特继续分析马洛的《马耳他岛的犹太人》中作为异类的犹太人：从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制度性的暴力，到戏剧人物巴拉巴斯如何有意识地（虽然是拙劣地）利用既有的文化要素——谚语（proverbs）来建构他的世界。借着巴拉巴斯的“即兴表演”，全书的重点转向了莎士比亚。

《仙后》1895年版插图

在最后有关莎士比亚《奥赛罗》的一章中，格林布拉特以“权力的即兴表演”作为标题，提出了同样附属于“自我塑造”的“即兴表演”（Improvisation）一词。格林布拉特将“即兴表演”当成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核心的行为模式，它既体现在政治层面上的英国国教有意识地吸收天主教的仪式，也体现在戏剧家的创作当中。他这样定义“即兴表演”：即一种既能利用意料之外的东西，又能把既有材料转变成自己的剧本的能力（207页）。它可以和前述“流转”“交换”与“协商”的观点结合起来看，这种模式有足够的灵活性，有足够大的变化范围，能够适应既有文化中的大多数要素。除了分析奥赛罗，格林布拉特在这一章将目光转向了邪恶角色伊阿古。这个人物类似《马耳他岛的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巴拉巴斯，能够将既有文化中的要素转移到新的场景中并且产生意义。奥赛罗的不幸来源于两者：基督教社会潜藏的未经言明的有关婚姻与情爱的观念，以及促成这种观念运作的伊阿古的即兴表演。伊阿古知名的说法，我不是我自己（I am not what I am），呈现了这种自我塑造中的自我分离，这种分离却成就了戏剧家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用他的天才将社会素材适当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完成“即兴表演”，也以此给予“自我塑造”更丰富的含义。至此，全书便从莫尔深受社会文化限制的自我塑造与自我取消，转向了莎士比亚更为主动的即兴表演。

格林布拉特对莎士比亚的处理，呈现了他对“自我塑造”的看法，从莫尔的极小范围的自由到莎士比亚任意利用文化中的材料，“自我塑造”走向了更大的空间。它深深嵌入社会深层次的观念和制度当中，又能够被戏剧家加以利用和改造。格林布拉特意识到个人面对制度的无力感，但仍然保留了自我塑造的愿望，这点也在他的后记中得到表达：我想在本书结尾时见证我的当务之急是维持这种幻觉——我是我自己身份的主要制造者（327页）。

余论

新历史主义作为近些年来影响最大的文艺思潮之一，从诞生之初就受到各种批评，但它也在批评中改进与完善。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中的诸多问题，在格林布拉特的其他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和修正，他也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展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推动新历史主义发展与繁荣。此书第一版出版距今已经超过四十年，格林布拉特的不少作品，包括《俗世威尔》《大转变》《莎士比亚的自由》《暴君》，在国内也已翻译出版。近年来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已经开始慢慢影响其他人文学科。

新历史主义将文学与历史结合起来，自然会面临相对主义的质疑，这也是在莎士比亚研究中的经典问题——莎士比亚的时代性与永恒性之间的关系。莎士比亚研究应该回到他所在的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代，还是可以脱离具体的文化处境，追问人类永恒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莎士比亚是超越时代的？新历史主义将研究对象放回到它所在的时代，将莎士比亚放回到时代的具体观念中，回到类似于赫尔德所谓的“时代精神”，难免会被批评是相对主义。如何评价不同时代的思想和文学，如何评价不同文化当中的观念，这必然又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自然与习俗的问题。

格林布拉特讨论了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实际回到了更古老的“自然”（physis）与“习俗”（nomos）的关系。文学和文化现象是否是完全人造的产物，还是出自某种自然？“修辞”本身是与自然的分离，但这种分离是否能够成立，仍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格林布拉特在第四章“塑造绅士”专门讨论了宫廷哲学的修辞问题，他将这个问题拉回到柏拉图的《泰阿泰德》和《高尔吉亚》中苏格拉底与智者之间的争论（204-206页）。他在此引用的是菲利贝尔（Philibert de Vienne）的讨论，后者在《宫廷哲学家》（The Philosopher of the Court, 1574）中站在“修辞”以及智者一边，将苏格拉底当成“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伪装者”，浸淫于修辞式自我塑造的风气之中。自然与习俗的问题终究还是要回到人的问题：人是自然的还是仅仅是社会的产物？不管人试图自我塑造还是被社会权力塑造，都意味着人主要是习俗的产物。“自我塑造”问题的提出，似乎表明了本书的立场。但是，文化是否能够独立于自然，是否可以摆脱人的自然属性，这仍然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新历史主义作为近些年来影响最大的文学思潮之一，极大挑战了既有的文学研究，表明了文学研究面临的困境以及其突破瓶颈的努力。文学必然面对历史与社会存在，而更大的问题是与自然的关系，文学必然面对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既处于具体的时空，同时又有某种超越性。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文学的方式，不管是它的优势或者不足，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毕竟，文学面对的是我们自身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