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我在土叙边境抗震救灾，土耳其军人持枪护卫

文图｜商华鸽 编辑｜马可

从广州到伊斯坦布尔，12个小时飞了8617公里。

土耳其航空公司为我们大开方便之门：所有救援设备、物资和个人箱包免费托运。安检，过关，一路上我听到七次来自陌生人的“Good luck”，有三次来自中国人。下飞机前我听到的最后一句“Good luck”来自土航空姐，她还希望送给我们几条毛毯，“你们去救灾的地方会很冷。”

前一天晚上，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带队从厦门赶到广州白云机场，临飞前得到消息：震区根本买不到瓶装水。他让我凌晨五点登机前一定要买到水壶，希望之后在土耳其供电正常的情况下，随便煮点雪水起码能保证基本的消毒。

王队还在白云机场出发层外特意交给我五百美元现金，嘱咐我到土耳其机场后就要换成小额，分散放在救援队制服的多个口袋里，“护照里一定也夹两张，这是关键时刻的保命钱”。

没有哪次救灾，比土耳其这次更没底。

截至当地时间14日，土耳其遇难人数升至35418人，叙利亚卫生部和救援机构确认该国遇难人数超过3600人。震区位于土耳其东部，与叙利亚交界。日常不太平，地震后有不少建筑又变得太平。基础建设落后，当地主要语言也并非英语，沟通存在较大困难。

令人欣慰的是，落地伊斯坦布尔五小时内，我认识了将近十位中国籍志愿者，李泽兴来自辽宁沈阳，陈梅兰来自福建泉州，马亚宁来自宁夏银川，任少怀来自山东潍坊，梁爽来自黑龙江哈尔滨……一时间感觉全中国各地的人，都在伊斯坦布尔等着来帮我。

车辆租赁、在地翻译、在地电话卡采购、震区情况更新……他们倾尽全力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帮助克服前往震区阿达纳一路上的重重障碍。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朱一存是此次赴土救灾的总领队，我在2021年郑州水灾救援中见识过她“拼命三娘”的强悍执行力。她提前三天联系土耳其多个华人机构，一寸寸撑开我们的希望。

土耳其志愿者也当仁不让。阿丝丽和卡那专门赶到机场见我们，提供资源和信息，推荐翻译，卡那还带来了护膝和睡袋。

二人告别时都说了同一句话：“有问题24小时随时找我们，随时待命。”

时间就是生命。

这句话在救灾非常时期的心理感知会更强烈：当地时间2月9日下午四时许，我们和志愿者在伊斯坦布尔登上飞往震区阿达纳的航班，阿达纳是土耳其第四大城市，位于南部，控扼通往叙利亚交通要道。但飞机直到当晚十点才终于起飞，因为必须等待土耳其政府的一批救援物资运上来。

发生地震的土耳其东南部是两河文明的发源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至今在这里流淌，巴比伦文明、亚述文明都在这里诞生。这里也是小麦的原产地，抵达阿达纳数天，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伙食就是一支阿达纳肉卷，面饼卷着烤制的牛羊肉，一支扛饿一整天。

■ 2月9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救援行动小组和志愿者完成了一次波音客机的“包机”。 地震时期，从伊斯坦布尔前往阿达纳震区的平民少之又少。

2月10日八时，救援行动小组驱车前往重灾区哈塔伊省。哈塔伊受灾严重，数天后仍没有救援力量介入，太多人在社交网络发帖求助，这是我们选择去哈塔伊的重要原因。

从阿达纳到哈塔伊的高速路紧靠地中海，路旁起伏的丘陵上大量种植冬小麦和橄榄树。一望无际的地中海瓦蓝如常，但岸边的建筑，由于地震的破坏，越走越平。

我们目击的第一场火灾发生在哈塔伊省的码头。地震发生后，码头堆积的集装箱爆炸燃烧。在接下来三天我们往返的车程中，看见滚滚浓烟，便知道我们已经进入哈塔伊省境内。

车辆在进入哈塔伊省拜伦县后，路旁整栋倒塌的建筑逐渐增多，救护车鸣笛不断，运送挖掘机进入灾区的车辆也越来越多。路边停靠的房车数量也很多。据当地向导告知，土耳其的房车协会发出呼吁，很多车主将房车开进灾区让灾民暂住。

抵达哈塔伊省新体育馆，我们与土耳其志愿者法陆克取得联系，他会对接政府并提供物资紧缺的细节需求，并在随后救灾物资分发过程中帮我们申请军队护卫。

路上严重的车辆拥堵让我们决定放弃返回阿达纳驻地的计划，只能尝试在哈塔伊就地搭帐篷或在车里度夜。

但是法陆克不同意。

法陆克在还没见到我们的时候，已决定把我们在当晚送进监狱。

他刚满30岁，是土耳其贸易部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亚太部协调专员，亚太区是他的工作范围。在地震发生后，他申请作为志愿者来到震区服务民众。

“真的很感谢你们不远万里来看望帮助我们。”法陆克的中文很流利，表达感谢时会脸红。

2月10日下午，他得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和曙光救援队要来克勒克汉县对接赈灾物资的发放，头都大了。

从阿达纳出发时我们研判的信息是：克勒克汉县有一个重灾区有四千人缺少基本生活物资。我们希望通过加急物资采购和分发，将这四千人的生活需求尽快覆盖。我们也是在见到法陆克后才得知，震后克勒克汉县已发生多起叙利亚难民持枪哄抢物资事件，部分枪支已外流，也曾有监狱发生越狱。

在会说中文的法陆克眼中，我们是一群来自万里之外的客人，客人不能身处险境。他给克勒克汉县的一位检察官朋友库萨德打电话求助，二人在军队服役时曾是战友。

库萨德说：“让他们住监狱吧。”

法陆克以为朋友在开玩笑，没想到库萨德是真的要把一帮中国人“送”进监狱。

库萨德解释，目前这座监狱里的犯人已经全部转移，居住的人只有狱警和他们的家人，同时24小时有监控和持枪守卫，可能是县里最安全的一个住处。

由于监狱是军管区，我们在走进监狱前被要求不得进行任何摄影摄像，也不可以单独走动，包括上厕所。这座监狱里一栋五层楼高的建筑已经因地震变成三层，部分围墙损毁严重，数只流浪猫在围墙的铁丝网上沉默游走。

■ 一只猫在断壁上行走。

出生至今数十年，在地中海旁蹲监狱“吃牢饭”，这是我从未敢想象过的人生体验。而且牢饭味道其实很不错，面包，鸡肉米饭，花菜肉末汤，还有无限量续杯的热红茶可以喝。

也正是因为喝了不少的红茶，我和志愿者马亚宁在凌晨两点睡不着，便坐在院子里吹着寒风，和三位狱警一起烤火取暖聊闲天。天上的星星很明亮，我的胸前被火烤得火热，后脑勺却被冷风吹得生疼。

■ 救援人员和狱警在院子里烤火取暖。

三位狱警告知，现在灾区的食物基本是不缺的，最受不了的是寒冷，最缺的是可以挡风的帐篷。他们也特别警告我们发放救灾物资最好有军人护送，以免发生意外。

一声巨响突然从监狱铁门上发出。接下来一位狱警的肢体动作令我至今难忘：他站起身的同时立刻将右手放在腰部的格洛克手枪上，到门口确认监狱外无人，才将手放下。

不过是一块石头被狂风吹起，制造出令人狐疑的短暂紧张。

在带我们落脚监狱的县检察官库萨德看来，最困难的其实不是寒冷，而是地震刚发生两天内的绝望和无助。

他赶去医院想帮助受伤的民众，却看见医院躺着几百具尸体。他在医生的要求下背着陌生人的尸体往前走，前面很多人，每个人都背着一具八十公斤重的尸体在前行。余震来了，他前面的人摔倒，他也摔倒。陌生人的尸体重重趴在他的身上。三天过去，他觉得自己身上现在还有味道。

库萨德说，县里有很多人永久失去了孩子或父母，不少公务员也失去家庭成员，但根本没有时间哭，还在坚持工作。

■ 哈丽曼的房子已坍塌，她和家人靠着一辆卡车搭建帐篷居住。

■ 侯赛因抱着儿子艾力。他们的房子倒塌，现在一家人住在一辆卡车里，里面住了几十个人。

监狱的另一位狱警说，自己在地震中共失去了七位家人，确定已经死了四位，另三位还没找到的是他的父母和四岁的孩子。“估计要被放弃了。分别很难，但是我也没办法。”

他和我讲述这些人间至苦的经历时，正在给我的保温杯里加方糖，他甚至面带微笑。他有极大可能不愿在我们这些远方来客面前暴露悲伤，压抑多日之后的爆发会给他带来更强烈的冲击。

他的名字的中文发音是“车亭”。

我们在监狱值班室搭了两个帐篷供女生居住，另有四个睡袋铺在地板上供男生休息，王刚队长负责守夜护卫。法陆克躺在溜墙角的一个地铺上。作为土耳其贸易部的官员，他的工作环境、家境和谈吐与监狱的环境多少有点格格不入。在监狱里陪我们打地铺避险，于他也是人生初体验。

■ 法陆克和中国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这是中土两位退役军人的握手。

第一次余震发生在凌晨3时25分，4.4级，第二次的4.3级紧随其后。震感明显，从地层深处传来的声音低沉且令人头皮发紧。监狱值班室里熟睡的每个人立刻惊醒坐起，转瞬又被沉沉睡意压倒在地。

2月11日一早，我走出监狱大门，两河流域金黄的日出照在监狱西边连绵的高山上。 雪盖还没消融，近处的麻雀一群群在田间起起落落。库萨德带我走到围墙侧面，指着东南方说：“五十公里外那座山就是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界。”

用从厦门带来的湿纸巾把脸擦干净，又灌满一杯红茶，我跟随行动小组前往县危机中心，希望可以找在地领导取得军方支持，帮助我们安全完成物资的发放。

遇到来巡查的哈塔伊省副省长ABDULLAH先生（兼此次土耳其地震救灾总指挥），则纯属意外。他的临时办公室里人潮不断，出出进进，有太多人需要他来协调给资源，以推动救灾。

“现在是我们非常悲痛也是非常困难的时期，是土耳其最黑暗的时刻，现在你们来提供帮助，我必须表示感谢。昨天这个县已经发生过一些安全事件，我们会非常重视远方客人的安全。我现在就给克勒克汉县的县长打电话，让他找军队负责你们的物资发放和安保工作。”

■ 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在等待哈塔伊省副省长ABDULLAH先生与其对接救灾安全事宜。

“注意人身安全”，这是第四次在震区被当地人警告。

有军队提供护卫，我们内心的焦虑才算终于缓和。我们不希望面对哄抢和意外，只想让灾民生活稍稍回归正常，尽快开启重建。

在阿达纳城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朱一存负责行动总调度，法陆克和多位中土通晓土耳其语的志愿者负责物资的搬运与发放，邯郸曙光救援队队长张坤负责防雨布、大米、食用油和牙刷牙膏、卫生巾等物资的询价与采买，厦门曙光救援队袁昕负责后勤保障，曾在野战部队服役多年的厦门曙光救援队队长王刚则担任行动安全官，负责与军队协同保障物资发放时每个人的安全。

■ 救援小组在军营外等待护卫队。

■ 军人持枪护卫救援物资。

2月12日，在头尾两辆军车的护卫下，行动小组将首批物资在克勒克汉县的三个村庄开始发放。在Icaba村和Baldiran村，物资发放工作相对轻松，第三个村庄Ozkizikaya的物资发放过程则波折重重。

车队五辆车刚开进村庄卫生站的院子，王刚的第一感觉是这次可能不太好脱身。院子围墙并不高，如果居民集体进院哄抢物资，并不困难。

这个村庄的特别之处在于距离叙利亚边境不到二十公里，越境逃进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特别多，同时村长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相对复杂。村民担心分配不公平，猜疑让他们直接堵住大门，部分村民开始向大门聚集。

■ 克勒克汉县Ozkizikaya村，居民在等待物资分发。

■ 一位受伤的村民前来领取救灾物资。

总领队朱一存在对讲机中的呼叫仍然逻辑清晰，但加快了语速：“所有人员不能下车！所有人员不能下车！摄影师先不要拍照！军方控制形势后我们再做打算！”

王刚与两辆军车的军人下车稳定局势。军人腰部都别有格洛克手枪，他们站在院子大门和两个边角处防止村民越墙，同时用土耳其语厉斥骚乱闹事的村民。

王刚则在距离大门正中三米处，双脚分开，背手站立。他曾在解放军某野战部队服役多年，通杀人技。我已跟随他做救援五年，只见过他四处救人成功时满脸幸福的微笑，以及思虑救援队发展时的愁容和疲惫，没机会见到他显露身手。当时我坐在车里看他的背影，虽然没看见他的脸，多少能感觉出虎视眈眈到底是什么意思。

“今天谁想抢物资，先得通过我”，一个人站出了一夫当关的气势。

■ 王刚队长站在门口负责安全守卫。

身为安全官，他一度要求五个司机立刻上车把车打着，一旦情况失控，可以第一时间夺门而出。“你们必须先冲出去，我坐尾车断后。”

二十分钟后，大门外的争吵缓慢平息，我下车后提相机从左后方走近王刚。在距离他三米的时候，他的头部向左略微扭动了一下。现在回想，这是他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在极度紧张情况下的高度警觉。

我立刻低声说道：“王队，我们已经下车了。”

随后物资的分发过程，终于有惊无险顺利完成。拍照间歇，一个叫Buglem的小姑娘隔着矮矮的围墙和我不断用英语闲聊。她告诉我，很多人在地震里死了，她的家人都健在，但学校塌了，她很爱学习，可是她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哪里。我想起自己14岁时的少年忧愁，和她比不值一提。我反复告诉她：一定要想尽办法继续学业，要去伊斯坦布尔念大学，要永远先拯救自己，然后改变家庭的命运。

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放弃自己是太容易的事。随波逐流是大多数普通人的选择。

临别，我在跑向救援车队上车前，又把同样的话向她大声喊了一遍。她向我大声保证，“我会坚持努力学习的。”

■ 14岁的女孩Buglem。

监狱只住一晚就够了，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决定返回阿达纳驻地休整，而不是在哈塔伊过夜。

沿着地中海边的高速公路，车队经过了人类最早种植小麦的河谷。这是在我想象中，地球上能看到的最震撼的景观。

凌晨4时30分，回程的路刚走一半，志愿者互助群里突然传来求助消息，有灾民被埋在哈塔伊地区Asya饭店废墟下，仍有生命迹象，希望我们能伸出援手。

车队随即停靠路边一分为二，我跟随救援队一路狂飙，前往受灾点参与营救。

夜晚深寒彻骨，一群群没有帐篷的灾民聚在路边，燃烧一切可以燃烧的物品取暖。走在不少建筑被夷为平地的道路上，如果把一个个点火的油桶想象成油锅，我面对的极可能正是地狱。

■ 2月12日，哈塔伊省克勒克汉县，无家可归的人在街头聚集，烤火取暖。

特别的味道弥散在冷风中不断钻进鼻孔。即使我是重度鼻炎患者，鼻子仍然提醒我这味道不对劲。这是地震发生后的第七天，被埋地下的一具具遗体已经开始腐烂。

王刚上半身钻进之前传出呼救声的逼仄空洞，现场数十人屏息。

一，二，三……他用砖块有规律地敲击墙体，每次三下，尝试多次后没收到地下任何回应。借助热成像仪器和两只搜救犬，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 多国救援人员上百人同时屏住呼吸，倾听可能的来自地下的求救声。

王刚不得不告诉被深埋小女孩的家人：“这个世界上总是有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希望你们能够坚强。”

他同时建议现场的其他搜救人员不要再作业，因为两旁的建筑已经倾斜，不具备破拆作业条件，“不能再把几十条人命置于随时被埋的险境”。

■ 一位女性在焦急等待曙光救援队尝试营救她被埋在地下的侄女。

■ 一位刚刚确认女儿已去世的母亲不断哀嚎。

回程的路上，车上一直沉默，只有风声和胎噪不间断冲进双耳。

从事救援总是会有无力感。但在面对救助对象时，我们还得伪装得释然且坦然。

当晚回到驻地后复盘，王刚特别提醒：为了尽可能不再发生灾民起哄的骚乱，所有救援队队员在此后物资发放过程中不穿御寒外套，只穿救援队制服正装，以起到更多震慑作用——虽然会冷一点。

日落后土叙边境地区会立刻变得非常寒冷，受灾村子的村民会端来一杯又一杯土耳其红茶，让我们取暖。送温暖这件事，真的是相互的。最终，我们为超过六千名灾民送去急需的食物和生活用品，以及制作帐篷的防雨布（帐篷买不到）。不饿肚子，不受风寒，这是最重要的事。

■ 一辆红色玩具车被掩埋在废墟里，不知它的主人是否安全。

在克勒克汉县城区，一位老大爷从废墟里走出来，问我们的司机：“这帮人是干嘛的？”司机说：“他们是从中国来的救援队，来给我们发物资帮我们渡过难关。”

老人随后手捧一只自己家养的鸽子，执意要当礼物让我们带回中国。队长王刚说：“心意领了，但带活体动物通关的确不方便，我们会把祝福带回中国。”当然，每个救援者逐一和鸽子合影是少不了的。我的合影可能是所有人中最特别的：作为一个叫“商华鸽”叫了数十年的人，这可是我第一次和自己合影，自拍名副其实。

在Guzelce村庄，老奶奶Fatma Vural告诉我：“我很震惊，居然会有一群中国人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帮我们渡过难关。”

我告诉她：“一个人会和另一个人见面，是因为他们注定会见面。所以，我们见面了。”

老奶奶哈哈大笑：“是啊，说不定我哪天就在中国出现了。”

是啊，人间万事，谁能说得准？比如我就想不到，疫情三年后头回出境，居然是因为一场大地震。

■ 哈塔伊省克勒克汉县Saylak村，两岁半的小男孩Ismail拿饼干给我吃。

昨晚回伊斯坦布尔航班上，邻座是一个警察，他很好奇看了我拍的一些照片，惊讶一群中国人会从中国那么远跑来帮他们。我跟他说，只是一群陌生人来帮另一群受难的陌生人，没什么不能理解。

这几天最触动我的是，走在阿达纳街头，人们看到我的脸都会充满善意与好奇问一句——“Cin?”发音是“秦”，这个古老国家的人至今称中国人为秦人，和中国打交道时间可是真不短。那么再多打几次交道，又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