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爷和我”故事背后:我们对财富的渴慕,如何走向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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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爷和我”故事背后:我们对财富的渴慕,如何走向扭曲

日前,万柳书院事件引发广泛关注。起因是,一个男孩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一条胯下运球的变装视频。这本是一条平平无奇的跟风翻拍,但眼尖的网友发现视频定位在北京富豪区“万柳书院”——这里一套住房价值几千万甚至突破亿元,视频中墙上一幅齐白石的牵牛花也被扒出价值4.2亿元。一时间,这个男孩遭到许多网友的“顶礼膜拜”,他们称其为“万柳少爷”,揶揄出“天空一声巨响,老奴闪亮登场”的言论,不少网友玩起“老奴”的梗,还有人写长文书信以求获得“少爷”的垂青。该账号很快蹿红,一周时间涨粉超过100万。

不少网友在视频底下留言

不少网友在视频底下留言

这次网络狂欢很快引起舆论的反思。事实上,万柳书院事件当然不是中文互联网第一次发生,以前也不乏称“爸爸”、喊“老公”的。一定程度上,它们都在反映同一个问题,即,我们普遍性地对财富保持渴慕,姿态却相当狼狈、丢弃自尊、体面尽失。何以至此?本文想对此展开讨论。

渴慕财富或是“崇高的人性”

一直以来,我们热衷于讴歌“安贫乐道”,那些一心追求真理,为了崇高事业可以忍受一切贫穷、放下对财富索求的人,总能得到我们最高的赞赏。与此同时,我们对“拜金主义”保持很高的警惕,我们担心金钱至上的逻辑会玷污人心、败坏社会风气。无论是赞扬安贫乐道,还是反对“拜金主义”,都没有错,但这类论调的盛行还是让那些勇敢追求财富的人始终有着一定的心理压力——他们不能直接坦承自己渴望财富、羡慕财富;舆论甚至有时会走向一个极端:渴慕财富者就是“拜金”,贫穷才是美德。

事实是:贫穷从来都不值得赞美,渴慕财富从来也没什么可指摘的。尤其是对于穷人来说,依照学者蔡翔的说法,“在我亲身经历了贫穷带来的各种折磨,我才深深懂得,对富裕的向往,在底层,是一种非常崇高的人性”。

经历过真正贫困的人深切地知道,贫穷是可怕的。这些年来中国发展迅速,目前GDP全球排名第二,这让很多人远离了贫困,同时也失去了对贫困的感知能力。这里有必要浪费点笔墨加以提醒。

前段时间,许鞍华导演旧事重提,谈到电影《黄金时代》的拍摄往事。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萧红,一下子就让我联想到她贫穷、凄惨、孤独的一生。萧红的不少散文坦率真诚地记录了她的贫困与饥饿,我们可以经由她的部分文字来直观感受贫穷对人的伤害。

萧红的《商市街》详细书写了她的饥饿体验

萧红的《商市街》详细书写了她的饥饿体验

1930年代初,萧红曾在哈尔滨生活过一段时间,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由于饥饿,她对食物有强烈的渴求,“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有时饿得发慌了,她会堕入美食的幻觉中,“好象我已经嗅到‘列巴圈’的麦香,好象那成串肥胖的圆形的点心已经挂在我的鼻头上,几天没有饱食,我是怎样的需要啊!胃口在胸膛里收缩,没有钱买,让那‘列巴圈’们白白地虐待我。”

实在饿得受不了,她甚至想去偷。“过道越静越引诱我,我的那种想头越想越充涨我:去拿吧!正是时候,即使是偷,那就偷吧!”虽然理智最终战胜了情感,但饥饿已经让她的精神陷入虚脱。“过了好久,我就贴在已关好的门扇上,大概我像一个没有灵魂的、纸剪成的人贴在门扇。”

在这种极度的贫穷之下,人与人之间甚至很难拥有纯粹的爱,爱人也显得凉薄。萧红写道,有一次她用所有的铜板买了面包。萧红当时的爱人“郎华”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开吃。虽然嘴里对萧红说“来吃啊!”,但等萧红拿着刷牙缸跑下楼去倒了开水回来时,面包差不多只剩硬壳在那里。爱人一边说自己自私,说要给萧红多吃点,“你的病刚好,一定要吃饱的”,一边仍然不停地吃着剩下的面包,“然后跟着他说着说着他的手已凑到面包壳上去,并且另一只手也来了,扭了一块下去,已经送到嘴里,已经咽下他也没有发觉,第二次又来扭,就是这样”。

我们很难去批评萧红的爱人人品怎么样,在这种极度贫困、极度饥饿的情形下,去谈爱与宽容、礼义廉耻,有时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情。萧红的这种饥饿记忆,我们的很多父辈有过,在完成脱贫前不少边远地区也仍存在。

这时,我们就能深刻理解为什么对于穷人来说,追求财富是“崇高的人性”。只有向往财富、追求财富、获得财富,才能打破贫困、摆脱贫困,人才可能获得独立与尊严。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说,虽然贫困不必然意味着蒙昧,但一个社会优雅、文明、从容、包容等风气的形成,与经济水平的提升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毕竟人只有吃饱穿暖了,才有更多精神和余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

电影《黄金时代》的名字,来自于萧红的一篇散文。什么是她的“黄金时代”?她这样写道,“电灯照耀着满城市的人家。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就这样,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穿过电车道,穿过扰嚷着的那条破街……”“此刻……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

特别实在,口袋有钱,经济上没有压迫感,这就是很多穷人的“黄金时代”。所以,人们对于财富的渴慕并没什么好嘲讽的,有钱才有黄金时代。

财富增加与“贫困感”的增殖

那么,赚多少钱是够的?今日的国人已经不必经历萧红所经历的饥饿,大家吃饱穿暖没问题了,但“贫困感”仍然深深困扰着很多人——穷人觉得自己没钱,中产也觉得自己很“穷”。贫困感挥之不去,人就会始终停留在为财富奔走的状态中,也就很难匀出精力去关心诗和远方。

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矛盾:财富增加了,贫困感也在增加,对财富的欲望也显得没有止境。矛盾是如何形成的?

除了权利贫困外,贫困感主要来自于参照。在大家都停留在温饱阶段时,彼此之间差距不大,吃饱穿暖就都很满足了。但在进入普遍小康、有一批人“先富”起来了,大众传媒又足够发达的时代里,人们在参照中就会体验到落差。这就是韩少功所描述的:“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足够根据,来发现自己的贫困。西方发达国家就不去比了,光是在中国,传媒上告诉我们,每天都有那么多人在消费‘人头马’、‘劳力士’、‘皮尔·卡丹’、‘奔驰’,影视中的改革家也多是在豪华宾馆里一身名牌地发布格言。在这种超高消费的比照之下,什么样的工薪收入才能免除人们的贫困感呢?”万柳书院短视频火了之后,很多人的第一个感想是:原来有钱人可以这么有钱,也就愈发衬托出自己的“贫困”,自家几百万的房子一下子相形见绌。

有参照,有对比,人们对于财富的需求阈值不断提升。本来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生活就让人满足了,可传媒时代里的财富故事看多了,人们关于财富的需求也提高了:必须得有更多的钱,譬如给孩子买得起学区房,才不会输在起跑线上。至于多少钱才是够的,人们大都没有具体数字,反正就是越多越好,就是得努力向万柳少爷看齐,哪怕赶不上,也要尽可能地积攒财富、努力靠近。

这便堕入了“包法利夫人”的困境,在各种财富故事中随时随地发现自己的贫困。与此同时,大众传媒中俯拾即是的成功学故事,又一直传递着这样的幻觉:只要你够努力,你就可以大富大贵。就像一本在国外畅销、引进国内依然畅销的成功学著作《唤醒心中的巨人》所描述的:“现在,你就可以做出决定:找所大学进修,练就一副好嗓子或成为一个步态优美的舞蹈家,完全掌控你的收入状况,甚至可以决定去学习驾驶直升飞机……只要你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并作出了决定,任何事情都难不倒你。因此,如果你对目前的生活不满意,你现在就可以做出决定,去改变这一切;如果你不满意眼下的工作,同样,你可以作出决定,换一个工作。”长久以来,这样的成功学故事也得到意识形态的默许,它与“努力了就能实现阶层流动”的故事相互映照,反衬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和合理性。

财富故事里的传奇主人公,从来都是社会的少数,但在大肆传播中,他们成为了人人可效仿的主流模板。人们一方面在财富故事的对照下,不断反刍着“贫困感”;另一方面又在成功学的鼓噪下,产生“我也能够像他一样有钱”的觉知——几乎不可能实现。这时,人们一边马不停蹄地追逐财富、积攒财富,另一边贫困感却不断增值,愈演愈烈;贫困感不断驱动着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可财富累积与巨富阶层的落差又进一步加剧了贫困惑……由此形成一个永动机般的恶性循环——明明变有钱了,却还是不幸福。

“少爷和我”:金钱的人格化

很多人并非不知道一些大道理,比如“钱是赚不完的”“人比人气死人”“幸福并不是由多少钱决定的”等等。但在真实生活中,他们还是愿意以贫困感为驱动,尽可能去赚取财富,本质上是因为当今社会的评价体系,很难找到“人格=金钱”这个等号右边可替换项的最大公约数了。

换句话说,有钱的就是“少爷”,没钱的自甘为“老奴”(包括职场中的“社畜”),是一种相当普遍的评价体系。人们哪怕无法成为万柳书院的住户,也会尽可能让自己比身边的人更有钱,以期在自己的小社交圈里获得更高的社会评价——每个圈子里都有自己的“少爷”。

对有钱人的崇拜,并非古已有之。英国学者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对此有精彩的考察。他发现,从公元30年到18世纪下半叶,社会舆论会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为身份低下的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慰藉:“它们向世上不幸的穷人传达了三个观念:其一,他们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理应赢得尊重;其二,在上帝看来,世间的地位并不代表任何的道德意义;其三,从任何层面看,富人都不值得尊敬,他们冷酷无耻,而且终归在即将到来的无产者正义的革命风暴中灭亡。”在这个时期,富人是有道德瑕疵的群体,他们不被尊敬。

阿兰·德波顿的《身份的焦虑》

阿兰·德波顿的《身份的焦虑》

不过从18世纪中叶开始,公众对于富人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人的才识往往能影响或决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这种认同反过来赋予了金钱一种新的道德涵义……一个人如果没有相当的才干,他不可能有一份高声望、高薪酬的职位。故而财富成为一个人良好秉性的象征:富人不仅富有,而且就是比别人优秀。”

也即,从18世纪中叶开始,舆论开始赋予金钱一种“道德涵义”,金钱人格化了。以前,有钱或是没钱,只是财富的多寡而已,一个人有钱并不代表着他更权威、更聪明、更讲道德、更有同情心;可是当金钱被赋予“道德涵义”之后,一切就都不同了。社会上信奉的“只有那些德性高尚的人才能变得富有”,一个人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德性更高尚,他更懂得做人,他更勤奋。

将金钱人格化的另一面是,它成为对穷人的压迫和羞辱。“既然成功者理应成功,那么失败者就理应失败。因此,在精英崇拜制度下人们致富无可厚非,同理,人们挨穷也不是没有缘由。正因为如此,一个人身份低微,其境遇固然令人同情,但一切也是咎由自取。”“贫穷本身就是一种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会里,贫穷更是一种羞辱。”

很自然地,人们就会形成“嫌贫爱富”的情感认知。无论是此前把马云当作“爸爸”,把王思聪当作“老公”,还是这一次把万柳书院的男孩当作“少爷”,体现的是相似的逻辑:成功者理应成功、成功者必然不凡。哪怕万柳书院的男孩连脸都没露,丝毫不影响网友脑补他的“高尚品格”,那封写给他的信里就这样写道,“你一定是个乐观并且开朗的男孩子……热爱生活,积极向上,并且时不时幽默地耍个小帅……”

粉丝写信一顿猛夸

粉丝写信一顿猛夸

金钱不仅可以直接购买产品和劳动力,它还具备间接购买对它的服从和认同的能力。所以,“少爷和我”的故事不是第一天上演,它早就有多个版本,诸如“女王和我”“公主和我”“总裁和我”,在大众文化中反复上演,在金钱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心甘情愿对有钱人顶礼膜拜。比如10余年前青春文学的顶流《小时代》中,时代姐妹花们有一个为她们当中最有钱的姐妹顾里进行“女王加冕”的仪式,认同她在姐妹里的女王地位;同理,在打工仔林萧眼里,宫洺也是“天神”一样的人物,能为他效命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小时代》里的“女王加冕”

《小时代》里的“女王加冕”

人们“爱富”“媚富”,甚至不惜在有钱人面前自轻自贱(比如自称“奴才”的玩梗),既因为金钱“道德涵义”的深入人心,也在于普通人渴望通过与有钱人关系的拉近,获得他们的荫庇。就像成为顾里的闺蜜,可以得到她给的各种好处;成为万柳少爷的“朋友”,立即就被邀请去广州跨年,包吃包住包飞机票。

作为社会的一员,要摆脱这样的评价体系并不容易。就像德波顿说的,“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如果察觉到别人并不怎么喜爱或尊敬我们时,就很难对自己保持信心……惟有外界对我们表示尊敬的种种迹象才能帮助我们获得对自己的良好感觉。”纵然很多人可以察觉到“嫌贫爱富”是错误的,但他们不是与这样的评价体系做斗争,而是更加努力地想当一个有钱人——至少是自己社交圈里相对有钱的那个“少爷”。

普通人赢得“黄金时代”的可能

万柳书院事件不排除是有人在玩梗,它之所以引起广泛的批评,源于它彻底掀开我们渴慕财富时的扭曲一面,譬如金钱至上、嫌贫爱富、自我贬低。

这样的扭曲,与个人的认知相关,但它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普遍的社会问题,即每个人——无论穷人还是富人,追求财富、赚取财富的过程,是否公正?

人尽皆知的是,人与人的起点并不公平,万柳书院的男孩与普通人家的小孩从出生起所拥有的资源就不等同。不少学者在这一议题已有深入的研究。《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发现,贫困家庭和中产家庭的差别,钱不是唯一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家庭对子女的“言传身教”。《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也从家庭、家教、学校、社区四个方面向我们生动阐述了:为何一些贫困子弟无论如何努力,最终常常只能凄凉梦碎。富人胜过穷人的地方,不仅仅是物质层面,更包括由物质层面衍生的二次产物——资源、人脉、见识,等等。

起点不公平,也缺乏必要的制度救济,这就导致了游戏规则看似公平,但拥有巨大资源的人想要成功、想要获取财富,就容易得多。

万柳书院事件中,相当滑稽的一幕是,未曾露脸的男孩在短短一周时间就收获了上百万粉丝,与之相对的,一个一穷二白的内容创作者,铆足了劲加班加点经营账号,一年都不一定能够收获如此多的粉丝。另一位在这次事件中走红的万柳书院青年,他首次开直播几分钟时间内就收到价值20万元的礼物。这一幕幕不禁让人联想到电影《西虹市首富》,有钱的主人公想要在一个月内花光十亿,但不管他怎么挥霍都挥霍不完,反之,钱总能生出更多的钱。

《西虹市首富》剧照

《西虹市首富》剧照

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有钱人更加有钱,普通人家想要实现阶层跨越的难度系数越来越大。可大众传媒仍渲染着“努力了就能大富大贵”的神话,加剧着人心浮动。诚如蔡翔所说,穷人“什么资源都不占有,但又被卷入这个‘成功’神话当中,那种焦虑和扭曲就表现得非常强烈”。他们的贫困感相当强烈,也不惜以自身为工具试图加速财富的累积。并且,在“贫穷是一种羞辱”的嫌贫爱富评价体系下,哪怕有人是真的安贫乐道、小富即安,也会被扣上不思进取的帽子,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所以本文发问的,“我们对财富的渴慕,如何走向扭曲”的主语——“我们”,其实很难包括万柳书院所代表的富人阶层,他们的财富增值很快,他们是大众传媒中的成功模板,他们不会被泛滥的“贫困感”所裹挟;在嫌贫爱富的社会心态下,只要他们遵守游戏规则、不激起公众的“仇富”情绪,那么他们就是得到偏爱的一方,他们是金钱人格化评价体系的最大受益者。

在这起事件的完整逻辑链条里,普通人始终是弱势的一方。他们先是在财富的获取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需要平复理想与现实强烈落差所产生的挫败感,需要承受财富有限所带来的较低社会评价;当他们在财富故事底下宣泄着“爱富”“慕富”“媚富”情绪,仍然是他们在遭受“为何不挺直腰杆”“为何要自轻自贱”的质疑。有钱人享受了一切便利,然后全身而退。

这么说,当然不是鼓吹“仇富”,对合理合法财富的仇视将对一个社会的创造性造成严重打击,“仇富”不会带来“均富”,反而可能导致“均贫”。然而,必须反思的是,赢者通吃时,救济制度何在?该如何让更多普通人获得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如何让更多人在累积财富的同时,提升的是幸福感而非贫困感?

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比如虽然不可能抹除不平等,但要花大力气去缩小童年的“不平等”,以普惠性的优质教育稀释“父荫”的作用。

比如针对大众传媒尤其是短视频时代里泛滥成灾的“炫富”浪潮,必须予以常态化的遏制,它激起的是普通人不切实际的需求,扭曲了人们对于幸福的认知。短视频平台应该负起责任,不应为了流量向这类内容一再倾斜。

而对于“嫌贫爱富”的社会风尚,批评界应该始终保持敏锐,有一起批判一起。无论是此前对于很多影视剧中“嫌贫爱富”倾向的挞伐还是这一次对万柳书院事件的及时介入,一些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对于及时扭转偏颇的舆论作用很大。

事实上,包括万柳书院在内的中关村富豪小区的崛起,本就是中国社会阶层流动有力的证据,昔日不少普通青年凭借高考进入优秀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毕业后从事IT行业,赶上互联网浪潮,迅速实现财富的累积,让原本平平无奇的中关村成为财富新贵的聚居地。20年后的今天,虽然这样暴富故事或难复制,但无论如何,应当让那些渴慕财富,脚踏实地、勤勤恳恳用双手去打拼去追求的人,能够赢得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希望全社会的目光能够更多看向普通人,他们的每一个奋斗困境都是时代的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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