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先锋胡福明今晨去世：他写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40多年前他写出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月2日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去世。

2018年12月，他作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被评为百名“改革先锋”。

就在此前不久，他在南京的家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缓慢而清晰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以下是首发于本刊总第884期的文章。

晚年胡福明

“改革先锋”胡福明哲学和政治纠缠的人生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宋春丹

本文首发于总第884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8年12月18日上午10点26分，百名“改革先锋”名单宣读过半时，人民大会堂里，镜头对准了83岁的胡福明。

坐在轮椅上的他，与何载、谢高华、孙家栋、吴良镛、厉以宁这几位坐轮椅的老人以及盲人企业家郑举选一起，被安排在主席台第二排就座。工作人员读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胡福明”时，满头银发的他微笑着向大家摆手致意。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身黑西装和红领带是他最好的一身，很久没穿过了，这次特地找了出来。

2018年10月24日，在南京的家中，胡福明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缓慢而清晰地向前来采访的《中国新闻周刊》回顾了自己的一生。那时候，他自己并不知道，一个多月后，他将迎来这样一个高光时刻。

他用略带遗憾的口吻说，如果可以选择，他希望能一直在学校任教，培养更多的学生。他说，如果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自己现在可能是南京大学一位退休博导。

在他的终身挚友、南京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刘林元看来，在与胡福明同时代的那批改革弄潮人物中，像他这样能够安度晚年不“摔”下来的，不多见。“胡福明不仅从政坛平安着陆，现在还能与时俱进地保持自己的思考，这非常难得。”

青年哲学人

1955年夏，正在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就读的胡福明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全国1万名报考者中，仅录取200人，可谓真正的天之骄子。单位领导给他买了去北京的卧铺票，还给了他20元钱嘱咐他做一件棉大衣。接新生的大巴车驶过天安门时，他看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激动和感恩之情难以言表。

1957年反右运动时，他上大学三年级，担任班上的党支部副书记。5月中旬，北京大学开始贴满各种大字报，有质疑统购统销政策的，有议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有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也有对专业、学科问题发表意见的，还有给学校领导和党委提意见的。中央和北京市机关的许多干部、其他院校的师生、企业的干部职工都来北大看大字报，大饭厅外人山人海。

一位教授写了一张大字报，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胡福明看后很生气，和一位同学合作写了一张大字报加以驳斥。文中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根据是什么？完全是瞎说。

大学毕业时，胡福明又一次被命运选中。

他本来被分配到一家中央报刊工作，但系总支书记找他谈话，说中央要求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为此要从应届毕业生中选送有志学习的人继续深造。“你喜欢哲学，又坐得住，适合去读书。”

学校选送了两个毕业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一个是胡福明，另一个是后来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春贵。

胡福明就读人大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冬天，全班到四季青人民公社的白菜地窖倒窖、剥烂白菜帮子，采树叶吃。一些同学的脸上和脚上都出现了浮肿，校长吴玉章到宿舍看望学生时流了泪。直到这时，他才第一次对“凡是谁谁的话都是正确的”这种论调产生了反思的意识。

1962年12月，胡福明面临研究生毕业分配，人大校方找他谈了六次话，动员他留校。因为妻子无法从无锡调到北京，他坚持回了南京，被分配到南京大学，在政治系当助教。

1963年第一学期，胡福明给二年级学生开毛泽东思想课，主讲《毛泽东选集》。

南京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林元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二年级学生。胡福明指导过他两次学年论文，他们的关系一直很亲密。

今年77岁的刘林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胡福明出身农村，又受过很好的教育，对社会的了解比较深，这方面在青年教师中是比较突出的。

刘林元记得，胡福明喜欢抽烟，只抽最差的烟：一毛几分钱一包的丽华牌香烟。因为他的妻子叫张丽华，同事们经常开他的玩笑。

不久后，匡亚明来到南京大学担任校长，也主讲《毛泽东选集》。他很欣赏胡福明，对胡福明重用有加。

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手稿

“国庆节不是你们的”

“文革”开始后，匡亚明被打倒。作为匡亚明的得力干将，胡福明也被打成了“黑帮分子”，三次遭到批斗。

1966年国庆节前，一个红卫兵对胡福明等人训话：“国庆节不是你们的，你们只能在家里规规矩矩，不准外出。”他记得当时极为震惊，心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不是自己的祖国了？谁开除了自己的国籍？

刘林元说，胡福明从这时起开始担忧国家前途，对运动变得消极，成为了逍遥派。

在战备疏散的“一号命令”下，南京大学文科部分人员下放到溧阳果园。大家都很苦闷，感到前途渺茫。胡福明身体好，会种田，做好准备全家下放农村。他后悔自己读了20年书，由一个贫下中农子弟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黑帮分子”。

1971年初冬的一个下午，胡福明和妻子张丽华都接到晚上7点在大礼堂召开党员大会的通知。每人发一张入场券，凭券入场。

张丽华问胡福明：“什么事？这么神秘。”胡福明说：“可能党内出了大事，可能出了反党集团。”张丽华问：“谁？”胡福明说：“可能是林彪。”

不是他未卜先知，而是学哲学的他很注意观察形势。在“文革”中，他特别注意观察林彪和江青。

近几年，胡福明和刘林元仍然经常联系。回忆起文革，他们的认识仍然是一致的：“从70年代开始，我们对‘文革’的看法有了变化，认为‘文革’这样的搞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不得人心的。

进入70年代，高等学校开始恢复招生。因为出身较好，胡福明被指定为政治系党总支委员，主持哲学系的教学和日常工作。

1973年9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在老九舍和十舍中间的草坪上，刚刚入学的大一新生郭广银第一次见到了胡福明。郭广银记得，胡福明那时年富力强，满头黑发，言谈举止中展露出学者的风度。

在那天的新生入学教育中，胡福明以平和的语气告诫学生，学哲学的人一定要做到上懂天文，下通地理，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要练好笔杆子和嘴巴子，要有敏锐的思想洞察力。他说，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要真信、真用。

现任东南大学党委书记的郭广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胡福明是学者加战士型的人才。他上课操一口浓厚的无锡口音，观念解放，思想敏锐，经常会迸出思想的火花。

胡福明写作、思考时喜欢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有时甚至不需要用火柴。郭广银每次见到他，都能感觉到他忧国忧民的心态。

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读书期间的胡福明。供图/胡福明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在南京大学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和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胡福明都是第一个发言。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胡福明注意到文中有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认为，这两句话就是社论主题，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指导思想。由此他才理解到，为什么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为“四五”运动平反，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却置之不理。

反复考虑了一个多月后，胡福明决心撰写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并且决定，单独撰写，不跟他人商量，免得连累别人。他想，人生难得几回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有责任正本清源，还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胡福明回忆，当时他工作很忙，一边讲课一边搞科研，还要做行政工作，所以这篇稿子的写作拖了很长时间。

7月上旬，胡福明的妻子张丽华查出肿瘤，在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准备手术。白天女儿和儿子轮流陪护，郭广银这些年轻同事也会帮忙看护，晚上胡福明陪护。他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大堆原著分批带到医院，晚上就在病房走廊的灯光下查阅，做笔记，查出40多条相关的伟人语录。下半夜他就把两三张凳子拼在一起睡一会儿，醒了再继续写。直到一周后，张丽华出院。

8月底，8000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几经修改后成文。为了安全，文章的主要论点都引用经典著作原文。第一部分谈“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毛泽东的语录。第二部分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理论的模范。第三部分批判林彪的“句句是真理”，特别是“巅峰论”和“天才论”。

当时郭广银毕业留校任教，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研室，胡福明任主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系主任。郭广银记得，胡福明住在校外的二号新村附近的老15舍，一间朝南，一间朝北。朝北的一间堆满了书籍杂志，用作书房。郭广银每次来找胡福明，都会看见他在朝北的房子里看书。

那段时间，胡福明谈得最多的话题是如何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如何看待领袖们讲过的话，如何理解检验真理的标准等问题。后来她才知道，正是这段时间，胡福明写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她印象中，胡福明的满头黑发那时已现缕缕霜色了。

文章写成后，胡福明不知该寄到哪里。他想起了《光明日报》哲学组组长王强华。胡福明是1977年春在江苏省委党校召开的理论座谈会上认识王强华的。当时胡福明在会上作了“谁反对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言，王强华告诉他，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和他的看法相同，并向他约稿。

稿子寄出后，杳无音讯。

1978年1月19日，四个月的沉寂后，胡福明突然收到王强华的信，告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已粗粗编了一下，文章提的问题比较尖锐，分寸上请仔细掌握，不要使人有马列主义‘过时’论之感。”此后，胡福明将文章多次修改，但迟迟未能刊发。

4月，胡福明到北京参加全国哲学讨论会。开会期间王强华接他去光明日报社，在社长杨西光的办公室讨论改稿。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和《光明日报》的马沛文、王强华也一起参加。杨西光表示，要加强针对性、战斗性，但要写得更严谨，更谨慎，不能让人抓小辫子，不能授人以柄。

全国哲学讨论会结束后，胡福明住到了光明日报社招待所，继续改稿。当时杨西光刚上任，也住在招待所。他告诉胡福明，自己上任前，时任中组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与他谈话，要他去改变《光明日报》的面貌，从执行“两个凡是”转变为推动拨乱反正。杨西光说，《光明日报》要改变面貌，就从这篇文章开始。

五一节前，杨西光又一次来看胡福明。他说：“现在文章清样上署名‘胡福明’，我跟你商量，这篇文章正式发表时署‘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放在第一版发表，不再用你个人的名字，你看如何？”胡福明当即赞成。杨西光很高兴，说：这篇文章要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帮助修改，最后要请胡耀邦同志审定，他站得高。

曾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近10年的刘林元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有一天胡福明到省委宣传部协作组找他，两人在省委机关食堂吃饭。胡福明说：“老刘，现在这个文章不由我做主了，要给中央党校修改，如果发表，我准备坐牢。”刘林元安慰他，不要太忧心，“四人帮”垮台了，既然上面决定要发，就不会有什么政治责任。

刘林元认为，胡福明的这篇文章能成事，是有其特定历史条件的。“邓小平等老同志要否定‘文革’、搞改革开放，需要一个理论武器。胡福明的文章刚好适应了这个需要。”

郭广银也认为，时势造英雄。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术气氛很活跃，思想比较解放，这是胡福明能写出这篇文章的一个条件，但同时，他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思想造诣和理论水平。

南京大学官网在发布胡福明获 “改革先锋”称号的消息时评论：

“胡福明教授以共产党员的巨大勇气和知识分子的强烈担当，勇开思想先河，勇立时代潮头，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禁锢。作为文章主要起草人，1978 年5 月11 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理论界炸响一声“春雷”。在邓小平同志支持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解放思想的序幕，对于重新确立起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胡福明（左一）在校园里。

书生从政

1980年，江苏省委邀请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作为江苏省代表旁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公开审判，匡亚明因工作无法脱身，向省委建议由胡福明旁听，获省委批准。

11月，胡福明来到北京，旁听了特别刑事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五名被告的审判。在他的印象里，江青像个泼妇，一直耍无赖；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的态度算比较好；张春桥始终不说话，也不认罪。

他住在京西宾馆，没有审判会的时候，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思考。

1982年11月上旬的一天，胡福明接到南京大学党委的通知，说江苏省委领导要找他谈话。

省委领导与胡福明谈了近半小时。他得知，经省委研究，决定调他到省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还是做理论工作。胡福明非常意外，表示自己没有机关工作经验，干不了。对方说：“没有经验就到工作中去取得经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这个哲学道理你很清楚。”胡福明请求给他几天时间想想，对方同意了。

经过考虑，胡福明致信校党委并报送省委，表明自己还是愿意留在南大教书，但作为共产党员，服从组织安排。如果不适应宣传部工作，希望省委能批准他回到南京大学继续教书。

胡福明还是被调到了江苏省委宣传部。报到后几天，他向部长请假回南大领工资，被告知工资关系和行政关系等都已转到了宣传部。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是南大教师了，心情有些低落。

郭广银说，能感觉到胡福明对学校的留恋。去省委宣传部后他也没有完全放下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和学校很多老师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南京大学的重要活动，向他发出邀请的，他几乎都会前来。每一届学生返校，他坐着轮椅也要去参加活动。

胡福明到宣传部不久，老部长年老退休，调来了新的部长。1983年，胡福明开始担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在胡福明看来，在宣传部门工作，最困难的是对意识形态的把握。例如，“清除精神污染”就容易混淆不同性质的问题，把反精神污染扩大化。

胡福明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自己是温和的激进派，一介书生，不适合从政。

不久后，江苏省委决定调胡福明到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担任校长。这是一个破例之举，在当时，党校校长一般由省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胡福明觉得，这份工作更适合自己，他可以继续从事理论研究。

当时，全国各地的党校都以讲授《共产党宣言》、马列六本书等原著为主。胡福明对此不满意，决定在自己治下搞改革。他要求江苏省委党校所有课程都围绕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来展开。“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讲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这是我所作出的最大努力。”

胡福明还组织党校教师和学员到苏南发达地区考察企业，到广东省等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去参观。他意识到，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学有不同于哲学的重要价值，但“我自己搞经济学，凭良心讲不是内行”。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胡福明想写一篇文章，论述“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决定社会经济制度性质的是所有制，不是经营方式”，遗憾的是，由于对经济学了解不够，没能写成。

1984年12月至1994年12月，胡福明连任两届江苏省委常委，于1995年60周岁时转到江苏省政协担任副主席。2001年夏，正式退休。

近年来，郭广银和胡福明常在各种会议上见面。郭广银注意到，胡福明经常用深入农村乡镇、企业厂矿、苏南苏北、东部西部调研的第一手资料分析形势，提出问题，发表建议，一直不失一个学者对现实的敏锐触角。

晚年的胡福明，书桌上总是摆放着一个烟灰缸，一个放大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毛泽东选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书籍和《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南京日报》等报刊。但他的视力已经严重衰退，用放大镜也很难看清字，只能每天请妻子张丽华给自己念《人民日报》，自己从电视里听《新闻联播》和《朝闻天下》节目。

书房的墙上挂着北京大学南京校友会赠送的书法作品：“改革开放思想先锋，德高望重杰出校友。”但他最喜欢的还是2008年在北京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30周年纪念活动后一位书法家送他的一幅作品：“先声。”

作者：宋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