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前启后：近代以来徐光启的“被纪念史”

晚清以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主导着以上海为中心涵盖江苏、安徽地理范围的天主教江南传教区。传教士在整理教会史时，侧重关注本修会的传教细节和成果，如较为著名的法国耶稣会士高龙鞶（Auguste Colombel）和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vière）的同名著作《江南传教史》，其中不可避免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和修会中心主义的前见。

而中国耶稣会士和其他天主教神职的本地教会史研究则蕴含了天主教中国化的主动意识。在天主教汉语文献书目中，“教史”也包括中国教会历史上著名人物的“传记”。1924年天津公教图书馆“传记”类书目下即包括上海土山湾出版的《徐文定公集》《徐文定公墨迹》等。而这些关于徐光启（1562-1633）的传教资料映射出中国天主教信众在不同时代环境中对徐光启爱国思想与宗教思想的承绪。

徐光启画像

1949年前以中国天主教本地神职为主推动的纪念活动和思想文献

（一）中国耶稣会士李问渔对徐光启历史文献的整理

徐光启因其“开教之功”，不断出现在江南天主教的历史书写之中。高龙鞶的《江南传教史》卷二即以“徐光启”为名，回溯了徐光启与明末天主教之间的历史关系。而从文献传播史的角度看，高龙鞶的法文撰述影响了中国耶稣会士川沙人李问渔（1840-1911）编订《徐文定公集》的学术活动。

在李问渔的立意中，有着将徐光启树立为天主教圣人的动机，以作为中国天主教信众的精神模范。他也强调徐光启在“西学东来”上的贡献，以借此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历史环境中重新发掘徐光启的地位。如其在序言中所述：“……西学东来，教士为先导，而公实为译祖。噫。公诚伟人哉。文名盖当世，功业留简编。……”而李问渔自己也参与到晚清西学东渐的浪潮之中。

此序言写于1896年（光绪丙申），这一年李问渔除编辑《徐文定公集》外，另撰《徐文定公行实》一文发表于他主编的《益闻录》《圣心报》，借助教会媒介向中国社会和天主教信众宣扬徐光启的事迹。

李问渔对徐光启历史的“表扬”，在1903年得到进一步回应。1903年为徐光启受洗入教300周年，天主教会在徐家汇举行纪念活动。《圣心报》刊载《三百周年大庆》一文从宗教信仰角度记叙了纪念缘由和经过：“明季利玛窦神父，才到中国，就有上海徐文定公光启，受洗进教。那时文定公已中举人，从他领洗的那一年算起，到今年天主降生后一千九百零三年，恰好满三百年。……”

《圣心报》亦由李问渔主持，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进一步强化徐光启领洗三百周年对坚固信众信仰，增强群体认同的意义。

（二）1903年纪念徐光启领洗三百周年的宗教仪式及社会影响

这种宗教教化在举行纪念徐光启的弥撒庆典仪式和相关群体性活动中得以完成。1903年“诸圣瞻礼节”，为纪念徐光启受洗300周年，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天主堂举行大礼弥撒。除举行宗教仪式外，另请散居在徐家汇、蟠龙镇、上海、砖桥等处百余位徐光启后裔参加宴会。午宴过后，教士、修士、学生以及育婴堂幼儿等共四百余人“着白衣祭服，排队咏经”前往徐光启墓举行宗教仪式，据称观礼者“教中约二千人，教外三四千人。西人由沪前来者，亦复不少”。宗教仪式过后，徐家汇本堂司铎出自董家渡会口的潘谷声（字秋麓，1867-1921）讲道一刻钟。

潘谷声的讲道从徐光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出发，意在激励所属信众的信心，并劝诱不“奉教”的徐光启后代皈依教会；再者也表达出希望教会内部多出如徐光启一样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人才。可以说，借助庆祝徐光启领洗三百周年的宗教仪式，在加强信众宗教认同的同时，也注意提升教会群体对中国社会的认同。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对徐光启的纪念也是天主教会向中国社会展现其根植于本土社会的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晚清上海天主教信众的爱国意识。

（三）晚清时期中国耶稣会士编著徐光启历史文献的社会意义

在这种背景下，李问渔编著徐光启文集的举动，继续在另一位中国耶稣会士徐允希那里得到回应。徐允希（字成贤，1870-1940），是徐光启十一世孙。徐允希十二岁时入徐汇公学，1893年入耶稣会，1905年成为神父，是徐光启后代中第一位成为神父的。他作为一名耶稣会士，勤于撰述，尤其擅长史学，曾译著《苏州致命纪略》（1932年）、《一位中国奉教太太许母许徐太夫人事略》（1938年）等。

徐允希深受李问渔撰《徐文定公行实》及编《徐文定公集》的启发，自称“我先祖遗泽入人深矣”，因之于1903年出版《徐文定公墨跡》。徐允希随后又整理家中所藏家谱及徐光启奏章等文献，且致书欧洲，请朋友帮助搜寻徐光启遗著，后得《圣教规箴》《治历疏稿》等。在此基础上，徐允希于1909年和李问渔一道编订出版《增订徐文定公集》，该书共6卷4册：卷一文稿、卷二屯鉴书稿、卷三练兵书稿、卷四治历疏稿、卷五杂疏、卷六李之藻文稿。徐允希在序言中称：“夫公之传于不朽，固不赖斯编，然其信道之笃，经济之洪，爱国忧民之切，学问艺术之精，亦于斯可见一斑，则此编之传，为不可少也。宣统元年岁次己酉仲夏中旬第十一世孙允希敬叙。”

由此可见，徐允希增订徐光启文集既包含了家族历史记忆以及宗教认同，更从中引申出一定的爱国思想。他和李问渔对徐光启历史文献的塑造，虽然属于地方教会历史的研究和整理，进一步而言，也有着借助徐光启与中国社会进行对话的动机。

（四）1933年纪念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与中国天主教爱国思想的提振

而编著徐光启的历史传统也在后续上海天主教中国耶稣会士中延续。1933年正值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作为徐光启十二世孙的耶稣会士徐宗泽（字润农，1886-1947）也承担起了编著《增订徐文定公集》的责任。当时在欧洲入修道院的陆徵祥（1871-1949）对此多有推动。陆徵祥于1932年致信中国天主教界，希望在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急关头，推动徐光启“列品”事宜，以振奋民族精神。

陆徵祥以“徐文定公私淑弟子”自居，且与徐宗泽、马相伯（1840-1939）等人保持通信联系，合力推动此事。陆徵祥在《增订徐文定公集》序中道：“（1933）为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之周纪，乃商得公之第十二孙润农司铎之同意，重行增订之，以广流传。凡我四万万同胞父老兄弟姊妹得此宝符，稳度此险恶潮流，国利民福，庶有赖焉。”所谓“险恶潮流”，主要是指中国面临着日本不断升级的侵略行径。

徐宗泽作为徐光启后代也有纪念徐光启的主动意识，如其在“缘起”中所言：“本集为南沙李问渔司铎所编辑，流传至今已卅载，会今秋为文定公逝世第三百周纪，正思有以纪念之，忽得陆公徵祥来书，建议将此集印巾箱本，泽重以文中富有民族思想，颇足为现代借鉴，甚韪其言……”徐宗泽增编徐光启文集，一方面延续了耶稣会士的著述活动，一方面将对徐光启的历史纪念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陆徵祥也在1934年著徐光启法文小传（La Vie et les Oeuvre du Grand Chrétien Chinois Paul Siu Koang-K'i）纪念之。二人分别在国内外扩大徐光启民族思想的现代价值。

而他们整理徐光启工作，在坚固宗教内部信仰认同的同时，也于1933年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成为中国社会各界一同面对民族危机的一种历史资源。也正在此之后，徐光启逐渐成为中国学术各界的研究对象，他在科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贡献得到进一步彰显。

可见，地方教会史整理的信仰认同作用在此发生了转化。而在近代中国天主教界对徐光启的纪念活动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蕴含于其中，作为上海人且中年皈依天主教的陆徵祥是此活动的海外积极推动者，马相伯、徐宗泽等中国耶稣会士也在国内与之相呼应。陆徵祥从政治角度纪念徐光启的动机在其较早之前所撰的《明徐文定公墓表》中表露无遗。

该《墓表》刻石后，立于上海县城徐光启祠堂之内。陆徵祥对徐光启的崇敬，无疑也影响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天主教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的形成和塑造，将晚清时期中国耶稣会士借助纪念徐光启塑造天主教信众政治认同的行为进一步地引入公众领域，使之由附属于宗教教化的一部分，转为借助宗教认同进行政治认同的塑造。进一步言，晚清以来以中国耶稣会士主导的中国天主教界对徐光启的纪念，一直包含着政治认同和宗教认同两方面的因素，而侧重点在于如何与时代性精神相结合。

1933年上海天主教为纪念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举行了系列的宗教活动和学术活动，形成了一系列的历史文献如《文定公徐上海传略》（1933）、《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纪念文汇编》（1934）等，当时的主流报刊对此也多有报道。作为主要推动者的马相伯，也在各方面大力宣扬爱国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有相合之处。也因此，纪念徐光启的“爱国爱教”思想也与主流爱国主义思想进行了一定的融合，成为当代中国天主教爱国思想的重要历史传统来源。

中国天主教界还在宗教研究的意义层面加强了有关徐光启天主教中国化文献与思想的研究。比如徐景贤曾编辑有《明相国徐文定公译著——宗教论文集》一册（《我存杂志》社印，我存丛书第四种）。

纪念徐光启的爱国思想对激发全国各地天主教界的抗战热情也有重要意义。1937年第2期《主心月刊》刊有澳门许兆福神父《历史上的公进伟人》演说词一文，介绍的第一位中国天主教历史人物即是徐光启。该篇演说词面向整个广东天主教众宣讲，在论及徐光启的爱国精神时，特别强调徐光启：“牺牲为社会服务，有心为救国；……对于社会国家可说已尽忠矣。”

此外，该刊还刊印了马相伯为呼吁国人热心救国而于1933年所写的“还我河山”四字。在特定历史时期延续了明末徐光启以至近代马相伯的爱国精神。

上海徐家汇光启公园里的徐光启像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天主教界纪念徐光启之活动及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天主教“爱国爱教”思想来之不易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的干涉，中国天主教会的反帝爱国和自立革新运动，受到一定阻力。尽管上海天主教在此方面具有突出的代表性，但天主教内部的爱国力量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鼓励上海天主教界人士继承和发扬徐光启与马相伯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些经历过晚清以来中华民族屈辱历史以及参加过纪念徐光启活动的中国神职和平信徒，发扬徐光启的爱国主义思想，根据新中国宗教政策的调整，于1955年10月5日发表《上海天主教神职界告神长教友书》。该文件所列三点皆围绕着“爱国”和“爱教”进行，呼吁天主教神长和教友“在爱国爱教的立场上加强神父教友之间的团结，发扬爱主爱人的精神，尽好爱国爱教的本分”，这与晚清以来上海神职界纪念徐光启时的思想言论一脉相承。

1960年4月23日至26日召开的上海市天主教第一届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成立了上海天主教友爱国会，选举张家树（原名端六，字庭桂，1893-1988）神父为上海教区主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领导下的宗教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也是天主教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张家树也积极参加政协活动，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成为“爱国爱教”的楷模。

这一时期上海天主教并未举行大规模纪念徐光启的活动。而中国科学界则因徐光启在农业、天文、数学等科学事业上的贡献，在徐光启诞生四百周年之际，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组织专家讨论徐光启的科学著述和思想，以服务于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上海市科学技术界也于1962年4月24日举行座谈会，纪念徐光启诞生四百周年。徐光启的爱国和科学思想进一步为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所认知。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界纪念徐光启的活动及当代意义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宗教政策也经历了更新，更加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徐光启的爱国思想以及科学精神也在社会得到进一步发扬。1983年11月8日上海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纪念我国明代爱国科学家徐光启逝世三百五十周年，徐光启作为爱国的政治家、科学家得到进一步认可。上海市政府为此修复了徐光启墓，并把墓地南丹公园改名“光启公园”。

上海天主教界也在此时举行纪念活动，弘扬徐光启的“爱国爱教”思想，以更好地服务于“四化”建设。1983年11月6日，上海天主教界在徐家汇天主堂举行谢恩大礼弥撒，并进行谒墓和大型纪念座谈会，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振兴中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办好独立自主的中国天主教会，贡献宗教界的力量。上海市天主教爱国会、上海市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并将纪念活动和相关资料，编印成册。上海天主教还在徐家汇主教府设立“阁老间”放置徐光启画像，以表纪念。时任佘山修院院长的金鲁贤，还在讲道中总结徐光启的一生为一个爱字：爱民、爱国、爱教，鼓励信众效法徐光启，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三）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上海天主教纪念徐光启的时代价值

徐光启的爱国思想和科学探索精神，已经成为上海这座全球城市重要的文化历史文化资源。2008年上海市举办国际学术研究会纪念徐光启暨《几何原本》翻译出版四百周年，并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如在光启公园落成徐光启雕塑等。2008年4月3日又在光启公园举行“纪念爱国科学家徐光启逝世375周年”祭扫仪式。徐光启的思想和精神已经融入到上海这座城市的品格之中，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对于上海天主教而言，徐光启的爱国思想仍有其时代价值。2008年7月22日金鲁贤主教发布《徐光启——纪念徐光启逝世375周年》牧函，回忆了1933年、1983年他亲历的上海天主教纪念徐光启的活动情形，并总结了和宣扬了徐光启“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教会”的思想精神，鼓励上海天主教神职和信众效法徐光启，并指导上海教区朝着徐光启封圣而努力。

2012年春节，金鲁贤主教新春牧函《徐光启——一位适合任何时代的人》仍以徐光启为主题，认为“徐光启是信仰本地化的探索者”，呼吁信众多了解徐光启，鼓励教职人员参观徐光启纪念馆等地方，学习徐光启的“信德”。在此牧函引导下，2012年4月24日，上海教区全体神父以及部分信众来到徐光启墓前，以此纪念徐光启诞辰450周年。

徐光启手书《刻几何原本序》

余论

晚清以来的耶稣会士在编纂徐光启文集，纪念徐光启的集体活动中，一直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并将这种现实关怀与其宗教内部的信仰认同，以及强化信众的社会认同结合在一起。这一点特别突显在1933年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时中国天主教界与学界之间的互动。

如果拉长时间跨度，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天主教历次纪念徐光启的活动，也是自晚清以来中国地方天主教会对徐光启历史书写的延续，不过更为重要的是结合以及回应了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这也是从宗教社会史的角度梳理纪念徐光启相关宗教思想文献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