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首届中阿峰会用意甚深,但要避免两个盲目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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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首届中阿峰会用意甚深,但要避免两个盲目乐观

✪ 吴冰冰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

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

迟有悔 (采编)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近期,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引发全球关注。有评论认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面向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具有划时代意义。那么,中阿关系究竟能进展到什么程度?如何理解中阿峰会的意义?《文化纵横》近日就此专访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吴冰冰教授。

吴冰冰指出,此次峰会的重要意义,突出表现在政治外交层面。此前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都在双边层次,这次峰会,正式将双方关系从双边提升至一对多边,并以一种机制化的方式巩固了下来,是一个重大进展。这一机制包含明确的层次和结构:(1)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区域性多边机制;(2)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次区域多边机制(海湾国家属于阿拉伯国家内部一个次区域);(3)中国与沙特等国家的双边机制。

经济层面,外界十分关注中海自贸协定能否达成。吴冰冰认为,建设中海自贸区好处很大,但难度也不小。因为中海自贸区的建设并非一个单纯的经贸问题,实际上涉及更深层的政治关系和战略互信。目前的主要困难在于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互信不足,而重建需要一定的时间。

安全层面,不同于美国搞排他性的区域小多边机制的做法,中国提出了开放包容的中东安全新架构。吴冰冰认为,新架构起步阶段,应特别关注两大问题:一是巴勒斯坦问题(近来所谓“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的观点,与事实并不相符),二是跨海湾的安全安排问题(核心是伊朗与沙特关系,突出表现为也门问题)。以这两个问题为切入口,就能抓住当前中东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全球层面,随着美国在中东收缩和中国产业走出去,中国正作为重要的参与方,重新塑造着中东的重要性。吴冰冰认为:(1)中东主要国家是上合、金砖扩员的重要锁定对象,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可以团结的重要力量;(2)海湾地区资源禀赋、支付能力等都较好,对于中国产业走出去具有全球性意义。

吴冰冰认为,在中东问题上,中国应保持“积极的平衡”的外交理念;反过来也应意识到,中东国家在中美之间搞的也是平衡外交。当前,海湾国家对美国依赖还是很深,我们不应过于乐观,对中东国家与美国的一些摩擦,不宜过分夸大解读;对于中阿合作中的一些重要议题(如热议的“石油人民币”),也要有更全面审慎的思考,并做好充分的政策准备。

为什么首届中阿峰会具有“划时代意义”?

——专访北京大学吴冰冰教授

《文化纵横》: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中国与海湾国家间的经贸往来日益紧密。今年初,中东多国外长组团访华时,就传出中国与海合会国家要建立中海自贸区的消息。根据相关报道,中海自贸区若成功建立,将成为仅次于RCEP的全球第二大自贸区。此次峰会,中海自贸区的达成概率有多少?双方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经济和贸易合作?

吴冰冰:长期以来,中阿在经济层面的合作非常突出。首先,阿拉伯国家,尤其海湾国家是中国能源的主要来源地。中国石油的70%以上、天然气的40%以上都来自进口,在石油进口国中,沙特一家占了近20%,这几年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能源进口来源国;此外,卡塔尔跟中国的天然气合作也很突出,尤其在签订了多个长期协定之后,最近(2022年11月21日)签了一个27年400万吨的供应合同,意义非常重大。

其次是对外工程承包和投资贸易。中东国家在中国企业的全球工程承包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对中国的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具有重大的影响。对外工程承包带动了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对整个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带动都很大。从2020年开始,中国就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超过了3300亿美金,其中与海湾国家的贸易额就将近占了一半。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双方的合作意义很大。

再有,最近几年数字经济和高新科技领域异军突起,中国很多大型的互联网企业,包括滴滴、阿里如今都在大力开拓中东市场,华为就更早了。数字经济企业之外,高新科技企业进军中东的现在也很多。我们看到,中国国药的疫苗对外合作第一单就是阿联酋;近年来阿联酋与中国还开展了航天合作,未来可能拓展到核能领域;在新能源领域,中海之间也有合作,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阿联酋在氢能、氨能等领域发展得很快。这对中国经济接下来的转型升级意义也很大。中海之间如果能继续围绕这些产业扩大双边投资,未来可能形成一个高速的增长点。

中海自贸区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上所述,中国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合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双方能够形成某种自贸安排,会把双方的贸易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因此自2004年,双方就提出进行中海自贸区谈判,到了2009年曾就大部分问题达成一致,但由于种种原因一度中断,重启之后又于2016年中断。中海自贸区表面上是一个自贸协定,实际上也蕴含着更深层的政治关系和战略互信的层面。比如在2010年之后谈判之所以无法继续推进下去,是由于中东变局、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双方在叙利亚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看法不完全一致,这对当时中海自贸区的谈判也产生了影响。2016年之后没有推进下去,则是因为2017年爆发了沙特、阿联酋、巴林、埃及与卡塔尔断交的外交危机,海湾国家内部出现分歧了。所以,除了中海双方的政治关系和战略互信之外,还需要海湾国家内部保持政治关系和战略互信。

虽然2021年1月卡塔尔断交危机已经和平解决,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推进中海自贸区还是得进一步加强政治关系和战略互信,包括海湾国家之间,而这个进程是需要时间的。这次卡塔尔世界杯,我们看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比如沙特王储、埃及总统参加世界杯开幕式,阿联酋总统访问了卡塔尔多哈,这显示海湾国家内部的政治关系和战略互信确实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但这是要花时间的,从2021年1月恢复外交关系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年时间了;自2017年断交以来,阿联酋总统第一次访问卡塔尔,到现在也已经5年了。所以需要做工作的层面是非常多的,一定不能把中海自贸区单独理解成一个自贸协定,它一定涉及政治和战略的层面。一言以蔽之,这件事利益很大,但难度也不小,现在就看怎么进一步推动。

《文化纵横》:传统上,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与中国的往来突出表现在经贸方面。此次首届中阿峰会的召开,被视为“中阿关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那么,中沙、中阿关系究竟能进展到什么程度?

吴冰冰:从双边的角度讲,中阿合作历史很悠久,其中有一些重要的节点。比如1956年埃及与新中国建交,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紧接着叙利亚、也门与中国建交;1958年伊拉克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海湾国家;到1990年,沙特阿拉伯与中国建交,至此,我们跟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建立了双边关系。

但到了21世纪初,我们开始关注跟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多边关系,这是外交发展演变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阿拉伯国家彼此之间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语言,也有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双边的架构已经不能满足中国和阿拉多世界的关系与合作了。所以2004年启动了中阿合作论坛,开始在双边的基础上关注多边,同时中国还跟海湾合作委员会建立了一对多边的关系。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后,每两年搞一次部长级会议,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确确实实双方的关系又提升了一个新层次,所以才把部长级会议提升成首脑峰会。这个路径是很清楚的。

我们看中阿首脑峰会,它包括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区域性多边机制,中国与海湾合作委会的次区域多边机制(海湾国家算是阿拉伯国家内部的次区域),同时还包括了中国与沙特等国家的双边关系,实际上有着一系列明确的层次和结构。虽然此前中国与中东地区的政治关系已有很大的推进,比如2016年,习主席对沙特、埃及进行访问,跟沙特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跟埃及进一步推进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又访问了阿联酋;随后,不同级别的官员也纷纷对海湾国家、北非国家展开访问,但这些访问仍是双边层次的外交活动。这次则提升为一对多边架构上的首脑外交,并且以一种机制化的方式将之巩固下来,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次峰会最突出、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政治外交层面。

《文化纵横》:那么安全层面呢?中阿合作是否会延伸至安全领域?中方提出的中东安全新架构,是否会列入峰会议题?

吴冰冰只有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合作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叠加或者扩展其他的要素,比如安全。针对中东问题,中国在全球安全倡议下提出了中东安全新架构。

中东地区问题很多,而且实际上没有一个安全架构。以前有的是美国对中东地区伙伴、盟友的一种安全承诺,包括一系列军事基地、军售,以及非北约主要盟友等合作机制。但它并没有成为一个包括整个中东在内的安全架构,比如伊朗迄今为止都在其中没有位置,甚至一些阿拉伯国家(如苏丹)也被排斥。虽然2020年8月美国推动阿联酋和以色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紧接着巴林、摩洛哥等国家都与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美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的,实际上仍然是排他性的机制建设。2021年10月,美国推出了一个中东四方机制,英语叫做I2U2,两个I是以色列和印度,两个U是阿联酋和美国,除了这四方,其他任何方面都不能加入。这种做法与美国在亚太的做法是一样的,即在整个地区安排里越来越多地建立排他性的小多边机制。但实际上,这无助于地区问题的解决,相反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和冲突。

而中国的理念,是提倡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机制。我们与海合会及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合作,不是排他的:阿盟除了跟中国发展关系,也完全可以跟欧洲发展关系;海合会除了跟中国发展关系,也完全可以俄罗斯发展关系。中国的一贯主张中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通过和平的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二是关注安全问题中的发展要素,以发展促安全。在此基础上,还包括了综合、可持续等要素。但在一个安全新架构的起步阶段,不可能囊括所有问题,总要有重点。那么在中东地区,目前存在两个焦点性的问题:一个是巴勒斯坦问题,或者说中东和平问题;另一个是跨海湾的安全安排问题。以这两个问题作为主切入口,就抓住了当前中东问题的核心和关键。

对于巴勒斯坦问题,虽然两国方案是全球各国的共识,这一方案的内涵包括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承认地区内所有国家的存在,以和平方式解决地区问题等。但现在很明显,两国方案的推动力不足,中东和平进程陷入了停滞;甚至在特朗普时代还倒退了,美国把在巴勒斯坦的派驻机构都撤了。中国现在是推动巴勒斯坦问题、中东和平问题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一种推力,可以带动更多积极的力量来继续推进两国进程。

现在有一种观点说,巴勒斯坦问题在中东地区不重要了,连阿拉伯国家也不关注巴勒斯坦问题了。这个观点其实是不准确的。巴勒斯坦问题是一个牵涉着整个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世界的核心问题。我们看到,去年5月加沙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动荡和冲突。实际上,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已经很多次了,这本身就证明巴勒斯坦问题没有被边缘化。包括最近刚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阿盟峰会,峰会召开之前巴勒斯坦各派系在阿尔及尔达成了和解,这证明在阿盟峰会上,巴勒斯坦问题依然是阿拉伯各国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当然,阿拉伯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但为什么有分歧呢?恰恰是因为它重要,要不然就没分歧了。

对于跨海湾的安全安排问题,尤其是在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之后,这两个地区大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表达最突出的是在也门问题上。也门问题既涉及海湾国家安全,又涉及人道主义灾难,还涉及地缘竞争,层面很多。要解决也门问题,就必须推动沙特与伊朗之间进行直接接触。同时在也门问题上,阿联酋也是一个关键方,不可能撇开阿联酋来讨论也门问题。这就意味着,海湾两岸,伊朗与海湾合作委员会、阿拉伯国家之间需要有一个平台来展开对话。而现在我们看到,也门停火机制基本上失败了,这就证明双方还是没有一个有效的和解平台,甚至连讨论的平台都没有。沙特与伊朗之间虽然通过伊拉克进行了几次接触,最终也没有实现深度的交流与和解。从这个角度讲,中方提出来首先要搭建一个对话平台,这确实是最根本的。而中国要推动搭建的这个平台,依然是一个包容性的、开放性的平台。

首先,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各有各的关切,不只是也门问题,还涉及伊核问题、伊拉克问题、黎巴嫩问题、叙利亚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这个对话平台首先要囊括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其次,它还要囊括世界上主要的大国,因为如果没有联合国发挥作用,很难想象这个平台能够起作用,所以全球性大国和地区性主要国家都要参与进去。至于平台搭起来之后,怎么讨论问题,则可以一步一步推进,比如很具体的设想:在哪儿开会,这些会议讨论的主题分哪些项目,每个项目的讨论是以什么形式进行,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平台,这些具体操作的问题都无从谈起,所以实际上,搭建平台本身也是各方展示政治意愿的一个机会:“想干这件事”。这就完全符合中国的理念,即以外交的方式、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同时也是包容性的。

回到我刚才讲的,美国推进排他性的小多边机制,肯定只会加剧对抗。相比之下,中国致力于推动包容性的中东安全新架构,这个思路是很清楚的。但困难在哪里呢?一是在跨海湾问题上,2021年中伊之间签了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海湾国家因此还是担心中伊之间的合作会更为密切,这是客观存在着的一个现实顾虑。二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哈马斯作为关键一方被排斥在外,对于和平机制如何推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文化纵横》:伊朗会如何看中阿、中沙峰会?

吴冰冰:我们要搞的是中东地区的平衡外交。平衡外交的本质,首先是不选边,其次是不树敌。但总会面对这样的情况:虽然都交朋友,但有一个早晚;都推动合作,但不可能完全一样。这是在推进平衡外交时必然面对的问题,很正常。只不过,为了推动与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不断提升,我们需要推动一种“积极的平衡”。什么叫“积极的平衡”呢?就是我们跟一方的合作,对另一方来讲肯定构成一定的压力;但恰恰是这种压力,促使另一方与我们的合作得以更大地提升。把压力变动力,这就是积极的平衡。而消极的平衡,就是出于担心影响另一方,而限制自己与某一方的合作,这样反而合作的受限之处会越来越多。

比如中国与伊朗签了25年的合作协议,但与海湾国家之间没有签订类似的协议,所以海湾国家是有一定压力的,它们因此也有动力进一步推动与中国的合作,比如扩大投资,扩大能源贸易,卡塔尔前不久就与中国签了27年的天然气协议,这不就达到效果了吗?伊朗也是天然气储量丰富的国家,比卡塔尔储量还多,但中国与伊朗之间的合作还没达到这个程度呢!所以,这是一种双向平衡。通过这种“积极的平衡”,可以比较有效地促进中国与各方关系的不断提升。

《文化纵横》:美国对中阿、中沙峰会有哪些关注和反应?关于峰会,近期舆论的一大热点是油气贸易是否会采用人民币结算,沙特有可能从“石油美元”转向“石油人民币”吗?

吴冰冰从美国的角度讲,它最关注的首先肯定是这次峰会的重大政治和战略意义。因为毕竟是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海湾国家一起搞的首脑峰会,而且是历史上首次,意义重大。尤其是美国现在正从中东地区进行战略调整,所以它对此肯定是有很大顾虑的。其次,中东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传统伙伴和盟友逐步扩大和提升自己的自主性,这意味着美国对中东的掌控力不像以前那么强了。第三,一些具体的领域,尤其是高新科技,是美国始终关注的。今年7月拜登访问沙特时签了18个协议,绝大部分都是关于高新科技的,包括核能、数字技术、航天等。此外,美国对于中阿在安全层面的合作肯定也非常关心。总之,美国对中阿峰会的关注度肯定很高,也有很大的担忧。

但也必须看到,海湾国家目前的自主性是有限的,在安全、金融等方面对美国的依赖依然很深。现在国内可能有一种乐观情绪,前段时间美国要求以沙特为首的OPEC+国家增产石油,结果OPEC+却大幅减产,引发了热议。实际上在石油增产还是减产这个问题上,美国与沙特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拜登要求石油增产,是为了满足短期的中期选举的利益;而沙特决定减产,是出于获取现金和资金流的长期利益。双方矛盾不大,彼此能够理解。

沙特目前基本依赖于美国的全球性的金融体系,为什么呢?首先,石油贸易产生的巨额资金,需要交易货币具有高度的可流通性,这就需要可自由兑换。其次,沙特等国实行的是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也持有大量美元和美元资产,很难主动来削弱美元。最为重要的是,全球石油贸易是以美元计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伊朗多年受美国制裁,但伊朗石油的出口依然是以美元计价的。而且,一旦石油用人民币结算,双方之间的贸易势必全部使用人民结算。这两个问题是连带的,不然沙特获得的人民币去哪儿呢?那么中国在贸易结构、金融体系方面是否准备好了?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

《文化纵横》:从上合峰会到APEC峰会,再到中阿峰会,中国这一轮大外交是否会对全球格局有一些新的塑造?

吴冰冰:众所周知,中东是世界上具有重要战略作用的一个地区。从全球格局的角度讲,欧洲、中东和印太一直是美国最关切的地区,美国在中东可能有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但不会是无底线的,因为只有维持住它在中东的存在,它才能够保证与印太、欧洲的对接。此外,中东地区的重要性,也并不会因美国战略的收缩、调整而产生根本性的改变,最多是有所下降。但我们也看到,随着中东国家自主性的提升,随着其他大国(包括印度)对中东关注度的提升,中东的另一种重要性也凸显出来了。换句话说,中东的重要性并非完全是由美国界定和塑造的,而是由地区和全球的格局互动所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是关键的一方。

而且对中东国家来讲,中国的参与给了中东国家很多新理念和新机遇,也提供了新的推动力,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巴勒斯坦问题和跨海湾安全安排问题。借助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双方通过对接形成一些新项目,尤其是其中的新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给中东国家带来了对于现代化路径的新思考,比如怎么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而非采取那种完全依附、照抄西方的发展模式,这对它们都是新的理念和新的经验。所以对于与中国的合作,中东国家普遍是期待和欢迎的态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完全脱离美国,中东国家也想搞平衡外交,而且首要的指向是大国平衡。

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和体量,走出去是一个必然的进程。中国为什么要从外面买那么多油和天然气?中国为什么能成为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是中国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的自然结果和必然要求。而且当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和规模之后,原来与中国关系不大的问题,现在可能也越来越密切了,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参与全球治理。参与全球治理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具体问题,我们需要有机制、有平台,有经验、有人才,还要有装备、有资金。参与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逐步积累经验、发展能力,并且在参与的过程中,共同塑造出一种新局面。

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重要平台。而中东主要国家是上合、金砖扩员的重要锁定对象。比如上合,早期土耳其是对话伙伴国;伊朗一直申请,去年正式启动加入进程;去年卡塔尔、埃及、沙特又成为对话伙伴。实际上,中东国家对上合、金砖组织非常重视,很多国家都想加入。

此外,从中国产能走出去的角度来说,在目前对接欧美难度很大的情况下,转向发展中国家或者全球南方是重要的战略方向。而海湾地区其实是资源禀赋和各方面能力、条件都比较好的地区,对于中国产业的走出去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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