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接受现实，不再把自己与中美并列”

11.17 中日领导人会面

达成五点共识：务实

2022年11月17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泰国曼谷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这也是自2019年中日双方达成”十点共识“之后，两国领导人的首次线下会晤。

吴小莉：这一次中日领导人会面，经过两个团队的充分磋商达成了五点共识，您怎么看？

杨伯江：中日关系发展的整体目标，就是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稳定的中日关系。在有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个人感觉从五点共识当中更能体会到的是，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方向是讲得非常实的。特别是讲到“三个尽早”-- 尽早举行新一轮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尽早开展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尽早举行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加强节能环保等一系列领域的合作，包括为双方企业提供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等等，通过这“三个尽早”可以看到，这是一份非常务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双方共同文件。

日方对台湾问题的态度：

存在内部对立与分裂

吴小莉：这次岸田文雄针对台湾问题，重申日方在日中联合声明当中作出的承诺没有丝毫改变，您怎么看他这样的说法？有新意吗？

杨伯江：从话语上面来说，岸田首相的承诺没有新意。因为这句话日方说了五十年，关键是日方自己怎么解读自己作出的这句承诺。比较负面的例子就是在今年8月初，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外长进行了三边会谈，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说到坚持“一个中国”的时候，这句话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在适当的情况下”。如果说像日方这样来解读1972年文件当中的日方立场，那显然不但是没有新意，而且是开历史的倒车，是中方绝不接受和允许的。

吴小莉：所以它的本意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它的言行能合一吗？

杨伯江：首先，在战后的亚太地区，日本对台湾问题的操作其实是采取了双轨策略，或者说两面策略。在1951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安保条约，第一条就是结盟双方要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当时还没有“亚太”这个词，用的是“远东”。后来，1960年1月，双方又修改了这个条约，变成新的日美安保条约，这一条没有改变，但是位置从第一条变成了第六条。

那么远东地区究竟指哪里呢？在第二次修订的时候，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提到，“远东”指的就是菲律宾以北，包括朝鲜半岛，台湾海峡。所以换句话说，对台湾问题的干预，早在1951年、1960年，日美双方就纳入到双边安排当中了。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又在中日联合声明当中讲关于台湾问题，说日方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的立场。这样就产生了它内生的自我矛盾，就是你究竟是按中日联合声明还是日美安保条约去做？那么后来看的话，日本是把日美安保条约那一条做的越来越实。日方对于台湾的干预一直存在，甚至是越来越加强的。所以它其实一直沿着两条线在做这个事情，自己跟自己产生了很大的分裂和内在的对立，到目前，确实是比较难以让自己跟自己实现统一一致。

日本已经认清现实

不再把自己与中美并列

吴小莉：今年4月份，日本发布外交蓝皮书，这份蓝皮书也特别提到，世界和日本或将迎来战后的最大一次危机，这个危机究竟指的是什么？

杨伯江：从1957年开始，日本每年都发表一份外交蓝皮书，一般在4月份发布，内容是关于上一年的形势和日本的政策。但是今年的外交蓝皮书破例把2月24号爆发的俄乌冲突放进去了，这就说明这个事情对它的震动是非常大的。俄乌冲突是一个契机，就触发了日本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一种很久以来的忧思，也就是国际间的权力转移，其实至少是从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比如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升降；再比如，这次新冠疫情，日本自身的经济表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亚洲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OECD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国，也就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这样来看，日本确实正在逐步失去竞争优势，这一点是我们分析中日关系或日本问题时的基本背景。

所以日本的这种忧思是多年以来一直积累下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过往所谓的中美日三边关系，日本的处境是越来越不利的。一方面，中国的崛起让它感到有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日本没有了一个相对稳定、良好的对华关系，它在美国面前也就失去了应有的重要性和地位。所以今年的外交蓝皮书中，有一点日本是第一次提出来：世界由此正式进入了中美竞争的时代。在冷战结束后的30多年，其中至少前20年中，日方还讲到日、美、中关系，也就是把三个国家等量齐观来看待，而现在它已经是比较躺平，或者说比较接受了现实，把美国、中国并列起来放在一个档次，把其它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可能放在另外一个档次。看得出来，它看问题的角度以及结论，发生了重要变化。

日本仍试图寻求战略自主

希望以此争取国际话语权

2022年3月，美国提出“芯片四方联盟”的概念，即企图构建由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组成的从芯片设计、生产到供应的战略同盟，进一步抗衡中国大陆的芯片产业。

吴小莉：在美国提出芯片联盟之后，台湾积极响应了，韩国几次拒绝，日本的八大巨头产生了自己的内部联盟。这种情况下，日本产业界的选择是来自日本政府的支持，还是自主的市场选择？

杨伯江：他们结成的这个所谓“联合企业”，号称“芯片企业航母”，这是在11月10号宣告成立的，是有日本官方背景的。其实在过去多少年来，包括在芯片产业领域，日方的自主意识还是在非常坚持的，这次就是一个具体的表现。

我们知道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曾经是非常厉害的，在最盛世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它的世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50%以上，半壁江山都是日本企业的。但是恰恰是在1986年，日美签订了半导体产业协议之后，日本半导体产业就走向衰落了，非常有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盟主老大究竟是起到了什么作用。我想日本朋友比我们这些算是旁观者更清楚，日本究竟受到了美国什么样的待遇。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战略自主不管能做到哪一步，它确实一直在坚持，他只有坚持，才能创造一些国际话语权的机会。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专有词，就是“印太战略”，这个词最早就是在2016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到的。后来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他想提出一个关于亚太地区的标志性的口号，又不想用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或者“亚太平衡”，这个时候日本就不失时机的向特朗普推销自由开放的印太，美方接受了，诸如此类，日本开始抓国际话语权的迹象在增多。

中美之间

日本如何选边？

吴小莉：但是如果遇到了中美关系，日本在中美之间是不是仍然会选择美国？

杨伯江：确实我们说日本战略自主意识上升，同时又说它加强日美同盟，那么究竟哪一头为先？我想日美同盟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我们在定义战略自主意识的时候可以这样来描述：在同盟战略框架下，自主战略意识的强化，也就是说，日本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因为对于它来说，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究竟选择谁？恐怕日本的答案也是先选择安全利益，也就是直接关系到生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