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颖新｜不仅是一个男人的位置：安妮·埃尔诺的自传性叙述

《一个男人的位置》，[法]安妮·埃尔诺著，郭玉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89页，42.00元1983年，伽里玛出版社出版了《位置》（La Place，中译本标题为“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书。这是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第四本书，也是其转型之作。在这本书中，埃尔诺放弃了小说体裁，放弃了虚构，承认“我”即是作者本人。在文风方面，埃尔诺抛弃了对美文的追求，转向了用词简单且精确、少用比喻修辞的平白行文。这本书的主角是埃尔诺的父亲，是一位经历了战争与贫困的诺曼底平民阶层男性。埃尔诺以回忆为素材，用冷静的笔调书写父亲一生的经历。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埃尔诺呈现了一个社会阶层的现实，她的个人经验因而有了普遍性。

从小说转向叙述

1967年4月25日，埃尔诺通过试讲环节，正式拿到中学教师资格证（capes）。同年6月25日，埃尔诺的父亲阿尔丰斯·杜切奈（Alphonse Duchesne）去世。《位置》是从这两件事讲起的。在这本关于她父亲一生的书里，埃尔诺没有按时间顺序写父亲从童年到老年的历程，而是在开篇就写了父亲的死和葬礼，之后再叙述父亲人生不同阶段的经历。这种叙事安排体现了埃尔诺与父亲之间的联系和疏远：这个男人是埃尔诺的父亲，《位置》写的是她的视角观察的父亲的一生；成为文学教师、用标准法语写作的埃尔诺在文化上已经脱离了她父亲所在的阶层。

在2014年出版的访谈集《真正的地点》（Le vrai lieu）中，埃尔诺与米歇尔·波尔特（Michelle Porte）对谈，她说起父亲的去世对她冲击很大：

我看清了是什么让我跟我父亲疏远了，我和我父亲之间的鸿沟不可弥合。我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一场社会适应过程，我的情况算是非常成功。我爷爷不认字，我父亲最开始在农场务农，后来当工人，再后来开咖啡杂货店，而我成了文学老师。我和我父亲彻底地疏远了，我跟他之间仿佛有一个深渊。没法弥补的深渊。之后，我再也不能用之前那种方式写作了，我要写一些我当时还说不清楚是什么的东西。很久以后，社会学让我明白了我的情况属于“跨阶层者”。然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词。

埃尔诺父母经营的咖啡杂货店旧址（本文照片皆由作者提供）《位置》是埃尔诺的转型之作，然而这种转型并不轻松，1982年埃尔诺思考了很多。她意识到自己在前三本书里用的是“充满暴力的笔调”，而“这样下去不行”。埃尔诺的写作日志从1982年开始或许并非偶然。正是在这一年，她开始思索自己该用何种姿态写作。2011年，埃尔诺出版了这份写作日志，名为“黑色工作室”（Atelier noir，2022年再版）。正如书名所言，对写作的思索仿佛是在黑暗中打转，试图找到一个出口。在1982年4月22日的写作日志中，埃尔诺写道：“我觉得普鲁斯特的比喻很美、很能说明事物的特点，然而我在想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比喻。对我而言，要表现一种情感、一个场景，不一定非得用比喻。”至此，我们已经能看到《位置》文风的雏形。1982年11月，埃尔诺开始写《位置》，1983年6月完稿。

《黑色工作室》2022年增补版封面在《位置》的开篇，埃尔诺在切换时间线、准备叙述父亲的一生之前，用三段文字总结了自己写作姿态的转变。“最近，我意识到了小说是行不通的。”在此之前，埃尔诺已经出版了三本小说，即《空柜》（1974年）、《他们所说的或空无一物》（1977年）和《被冻结的女人》（1981年）。从《位置》开始，封面上的“小说”（roman）一词不见了。埃尔诺放弃了小说的体裁，转向了叙述（récit）。在转变体裁的同时，埃尔诺放弃了虚构，她要写的是记忆中残存的感受，是真实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位置》之前，埃尔诺也是用第一人称写作的，但小说中的第一人称不同于叙述中的第一人称。在埃尔诺看来，“我”是一种声音，而不仅是一个人称。“我在《空柜》中和在《事件》中的声音很不一样。变化是从《位置》这本书开始的。变化的不仅是声音，还有写作的整体姿态。”

“平白行文”首次出现

在文风方面，埃尔诺选择了既不美化也不嘲讽的风格，如实描写，少用比喻。她在意的“不是写得美不美”，而是“写得对不对”。批评家在讨论埃尔诺的文风时常用的“平白行文”（écriture plate）一词便出自《位置》，这是埃尔诺本人的表达。然而，“平白行文”的字面意思往往引发误解，有人误以为这是一种乏味、无趣的风格。2022年10月19日埃尔诺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首次参加电视采访，“大书店”节目（La grande librairie）的主持人奥古斯丁·特拉佩纳尔（Augustin Trapenard）刚提到“平白行文”，埃尔诺就马上反驳：“其实也并不完全是这样。”她继续解释：平白行文意味着既不是伤痕文学（misérabilisme），也不是大众赞歌（populisme）。埃尔诺在纪录片《词语仿佛石子》（2013年）中也解释过：赞美劳动人民的伟大，等于否认切实存在的统治和异化。埃尔诺认为自己在写《空柜》时把自己放得高于父母，把自己放在了统治者的一边。

埃尔诺的父亲曾说：“书啊，音乐啊，这些对你都有好处。我呢，我活着不需要这些东西。”埃尔诺在《真正的地点》中写道：她父亲读书不多，但读过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对于科地区（pays de Caux）的人而言，莫泊桑是“他们的作家”。埃尔诺的父亲曾说：“总算有个作家写到咱们了！”当埃尔诺要写自己的父亲时，她开始思考何种笔调、何种方式才能写得公正。“我不想通过写作给我父亲实际遭受的统治再添上一层统治。”埃尔诺最终选择了用以往给父母写信时的笔调。“平白行文”不仅是文学范围内的审美选择，更是一种伦理上的选择，埃尔诺不希望自己的书只被所谓精英阶层的人读到。她写的是出身平民阶层的父亲，她希望平时可能没有阅读习惯的、出身平民阶层的人也能看懂她的书。

《真正的地点》法文版封面埃尔诺在上天主教私立学校时一度为父亲的用词感到羞耻，她曾向父亲抱怨：“你们一直都说不好话，你们怎么能要求我不被老师揪出来批评啊？”父母用词粗俗比家里经济条件不宽裕更让她难受。在准备写父亲时，埃尔诺意识到她父亲使用的话语反映了一个阶层的现实。在《位置》中，埃尔诺如实记录她父亲的用词。其中一部分是直接引语，另一部分直接嵌入叙述，这两类都用斜体标出。一般情况下，法语写作中斜体的部分要么是书名，要么是拉丁文，埃尔诺打破使用斜体的惯例，用斜体来标注他父亲的话和诺曼底方言。在《真正的地点》中，她强调诺曼底方言中的词对她非常重要。这些词是她所生活过的“第一个世界”留给她的遗产。“诺曼底方言里的词在我嘴边，我不说，可是这些词在这儿。”“诺曼底方言里的词跟我童年的那么多东西联系在一起，环境、嗓音、母亲的微笑，这些词没法翻译。”而埃尔诺写作时用的是她在学校里学会的标准法语，在她看来那是一种“合法的语言”。诺曼底方言中的词力量很大，埃尔诺希望她在写作时用的这套语言也有这种力量，于是她引入了诺曼底方言，引入了她父母常用的表达。她的父母怕“又只能去当工人”，她父亲认为“做生意不该表露自己的观点”，得改掉“那些臭毛病”，得“守住自己的位置”，“不管怎么着，总得好好活着吧”，“别人可得怎么看我们？”……埃尔诺如实地记下了她记忆中父母说过的话。这些话不仅是父母的语言，还是平民阶层的语言。用这些词来描述这个阶层，埃尔诺说这是“一种政治性的选择”，“我对此非常有意识”。

诺曼底小城伊沃托的火车站

文学不是社会学

埃尔诺从七十年代起开始阅读社会学著作，布迪厄的《区分》给了她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的视角，她注意到自己与父亲的疏远体现在生活中的种种细节上。她详细地描写她父亲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如：他用欧必奈尔牌小刀把面包切成小方块，然后把小块的面包放在盘子边上，把奶酪或者香肠放在上面，叉着吃；他每周刮胡子三次，而且是在厨房的水槽刮；他喜欢跟客人开玩笑，他从来不去博物馆……如果我们套用布迪厄的理论，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都属于“惯习”（habitus）。埃尔诺通过不加道德判断的方式如实地描写他父亲的日常生活。而她之所以能注意到这些细节，一是因为她读过社会学著作，二是教育和婚姻使她完成向上的社会流动，她在回忆她父亲的一生时已经具备外部视角。

通过描写这些细节，埃尔诺试图展现跨阶层的机制和体验。在她的行文中，隐约透出社会学的视角，她本人也公开承认社会学，尤其是布迪厄学说带给她的影响，但她选择的形式仍是文学的。在《位置》中，埃尔诺描写了她父亲的生活习惯与她在私立学校的同学、她上大学以后认识的同学、她丈夫等的生活习惯之间的差异。她努力“破解这些细节”的含义，她“花很多年来‘理解’那些教养好的人怎么只说一句‘您好’就能显得那么和蔼可亲”。她在行文中会用“习惯”（habitude）这个词，却从没有用过“惯习”一词。埃尔诺写跨阶层体验的方式是视觉的、感官的，她的描写围绕具体的事物展开。比如，她写在伊沃托上学时去同学家做客，同学的父母问她喜欢听爵士乐还是古典乐，喜欢谁的电影。这些有关品位的问题一下子让她明白了自己已经身处“另一个世界”。

埃尔诺儿时在伊沃托住的街道2005年，法国社会学家伊莎贝拉·夏尔邦吉埃（Isabelle Charpentier）与埃尔诺对谈，她说：“您似乎打破了文学和社会学的边界，在固有的认知中，这两个学科是对立的。”埃尔诺的回答实际上否认了她的写作是文学和社会学的混合：

我在作品中不用社会学术语，而在别的地方我会用社会学术语，比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是用有点野的方式习得这套术语的（笑）。在阅读社会学著作的过程中，有些词会让你觉得这是讨论某个事的时候最合适的词。我在写作时，偶尔会用一些社会学里的词，但我不是全用，因为实际上当我写东西的时候，事情并不是以抽象的形式出现在我眼前的……比如我现在能跟您在这儿谈统治或者象征性暴力，但当我写东西的时候，我想到的绝对不是学术用语，不是社会学术语；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场景，是感受，我需要用词展现出这些场景和感受，我要用一些能让这些场景和感受被看见的词，通常是非常物质性的词。这些词对应经历过的场景、看到的东西和听到的话。

个人的也是普遍的

埃尔诺通过对父亲的描写展现出了自己的跨阶层体验，因为这些描写都是通过“我”的眼睛实现的。《位置》一书写的不仅是埃尔诺父亲的人生，更是她本人跨越阶层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是成千上万的人都有的，埃尔诺看似极具个人性的叙述因此有了代表性和普遍性。她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在与夏尔邦吉埃的对谈时她说：“我一直觉得在我经历的一切、感受到的一切和想到的一切中，有一些不属于我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我的。而这种认识很显然被社会学加强了。我实际上是历史的产物，我是一个可以被客观分析的路径的产物。”“写作的工作就是持续地展现出这些并不是只有我才经历了的事情，把这些事情用文字呈现出来。”

埃尔诺多次在陌生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在《位置》的结尾，埃尔诺写道：“我在人们在等候室里坐着和无所事事的姿态中、在他们招呼孩子的方式中、在车站月台上与人告别的样子中，寻找我父亲的形象。”埃尔诺在陌生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看到了父亲所代表的一个社会阶层的人所经历的现实生活。正是这些场景激活了她的记忆，让她能在父亲去世十五年后开始写一部关于他的书。在《外部日记》的结尾，她写到在超市收银台前等待结账时看到了一个女人，那女人的言语和动作让她想起了母亲。埃尔诺也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在中学教书时，她教过一些准备考职业资格证的学生，她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样子。正因如此，埃尔诺相信个人经验具有普遍性。她在《真正的地点》中写道：“我确信那些曾经穿过我的东西也一定穿过了其他人。”埃尔诺曾被问到为何一直书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她干脆地回答：“因为我是受害者。”她年轻时曾在日记里写过“我写作是要为我这种人复仇”，之后她不断在多处重复这句话。然而，埃尔诺的写作绝不只是个人的复仇，她在个人记忆中挖掘的并非属于她自己的真实，而是诸多有过类似经验的人所经历的真实。

法国诺曼底鲁昂市L'armitière书店的埃尔诺专架《位置》一书的标题也透露出了这一点，这个位置不仅是埃尔诺父亲的位置，也是所有阅读本书过程中思考自己人生经历的人的位置，埃尔诺认为社会地位比性别更显著地影响一个人的生存状况。她在这本书中要写的绝不只是父亲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而是一种社会机制。她否认她的作品是自我虚构（autofiction），她在《真实的地点》中说：“每次有人说我的写作是自我虚构，我都会反抗，因为这个词形容的是只关注自己的状态，是与世界隔绝。”埃尔诺想写的不是个人经历的特殊性，而是经历的普遍性。“当不可说的东西被写出来以后，它就具有了政治性。”埃尔诺的多本书的标题都体现出了这一点，她写父亲的书标题是“位置”，写母亲的书标题是“一个女人”，写堕胎经历的书标题是“事件”，写第一次性经历的书标题是“女孩的记忆”……这些简短但又具有解释力的标题正是普遍性的体现。

在《位置》中，埃尔诺不仅写父亲的一生，写自己与父亲是如何疏远的，还在叙述中穿插自己写作的心得。开篇时，她坦言自己没法用小说体裁写父亲；在中间，她写道：上述这些对父亲的描写，或许在上学的时候也可以写在作文里；在结尾，她表示：“从11月以来，我感觉我就像被关在一种不变的天气里，又冷又下雨，隆冬时稍冷一点。我没有想过我的书何时收尾。现在我知道我要写完了。6月初，天热了。闻到早上的空气，就知道天气肯定很好。”这些句子让人感觉埃尔诺是在直接跟读者对话。在阅读《位置》的过程中，能清晰地看到埃尔诺写作的轨迹，因此也觉得与她更亲近。

《位置》法文版封面1984年，《位置》获勒诺多奖（Prix Renaudot）。1974年，埃尔诺以《空柜》一书出道时曾入围龚古尔文学奖，当时她非常希望得奖，但最后没得到。到1984年，她的心情已经变了。“十年过去了，我一点都不惦记、不希望拿奖了。”她在意的不再是文学奖，而是持续出版作品。2022年出版的《莱尔纳手册》（Cahier de l'Herne，埃尔诺卷）公开了埃尔诺日记的节选，1984年10月14日，她写道：“每次取得成就以后我都感到一种深深的恶心，累得想哭。我头一回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的。我总想做一些看起来很难、很重要的事，我想被认可。可是我等我做成了这件事，我就不想在这种成功的状态里了。我想重新回到匿名状态，去别的地方做别的事。”这种心情促使埃尔诺继续创作，在《位置》之后，她不断挖掘记忆中的秘密，用在《位置》中打磨出的声音继续讲述女性在人生各个阶段的经历。现在，埃尔诺有四本书（《悠悠岁月》《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孩的记忆》）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我们一定能跨越语言的界限，作为人，在阅读中与她心意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