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鄱阳湖大旱之年,江豚和渔民都在努力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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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鄱阳湖大旱之年,江豚和渔民都在努力活下去

图文|张茜 编辑|茹惠

出品|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

一年一度的越冬季节来临。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退滩显,南下的候鸟齐聚一堂。

受干旱影响,两万多只聚集到江西都昌一带的大雁,为了填饱肚子,它们之中的一部分,不得不飞去收割后的稻田中觅食。

鄱阳湖今年的枯水期比往年提早了3个月。端午节后本是梅雨季,却只迎来了几场弱降水。干旱红色预警天天出现在本地的天气预报中。水位比往年低了1.5米,足够淹没一辆小轿车。裸露的湖滩像起了鱼鳞,无论大风怎么刮也刮不掉。

湿地干了,草滩枯了,从皲裂的湖底捡起一颗蚬子,轻轻一捏便碎掉。将无人机升至500米的高度,朱袍山水域的碟形湖——用水泵从鄱阳主航道抽水而来、专供候鸟歇息和补给,像落在掌心里的白芝麻,随时有被风沙星辰带走的危险。

水域面积的骤缩,留给长江江豚生存的空间日益变小。老爷庙水域是枯水期江豚的重要栖息地,只因这里水较深。

在前往老爷庙景区,俯瞰鄱阳湖二桥的坡上,一块“项目交通区位”告示牌上圈出了“白鱀豚及江豚产卵场”。实际上,在地球上存活了2000万年的白鱀豚,在2007年已消失于长江被宣布“功能性灭绝”。

它有2500万年的生命史。彼时,恐龙已灭绝,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地上爬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大量繁殖。类人猿的尾巴突然消失,而距它直立行走还要1800万年。

江豚是长江现存的唯一鲸豚类动物,尚存1000头左右。一到两万年前,江豚从浓盐海水游入淡水长江,从此定居下来。一年之中的任何时候,它们都可生产,但每次只产一胎,且孕期比人类长两个月。

这些年,凭记忆,占柏山一共救了十多头江豚。眼睛长期在风里雨里侵蚀,并不好使,不过只要江豚游过,他一眼即可数出个一二。

占柏山家住鄱阳湖都昌一带的渔村——青龙咀,村里500多户全以捕鱼为生。爷爷和父亲皆为渔民。他在船上出生,船上长大,有三个哥哥。打从娘胎算起,他已在水上生活了50年。

打渔多为夫妻档。赶上计划生育的第一年,母亲上岸结扎,老爸需要帮手。母亲用别人探望送的两包冰糖哄儿子——上船就拿给他吃。才七八岁的占柏山,刚上两个月小学,因贪甜上了船。从此,他没再返学,至今只认得50多个字。

跟着父亲捕鱼那些年,划船依赖木桨,捕鱼靠手织的网。占柏山干的第一个活是摘网上的鱼。眼见别人的渔网好,他也学着自己织。小船在湖上遇到风浪,阻力重重,来回不便,他与父亲在湖心的小岛上,一待便是一个月。

爷爷五十多岁过世。父亲62岁那年,早上还在捕鱼,下午倒在船上。“同鄱阳湖打交道,几乎百分之百感染肝吸虫病。”都昌县渔政局执法大队段道芒说。

巡护船上接受采访的占柏山

渔民经年累月地误食被肝吸虫寄生的鱼,虫蚴不断转移到体内,盘踞于肝胆,轻则胆囊炎,重则肝硬化。占柏山双眼发亮,透着湖光;放大来瞧,眼白泛着红血丝,这是感染肝吸虫病的症状之一。发病时,浑身无力,低烧,呕吐,甚或昏厥。

占柏山谨遵医嘱,每年自费到县人民医院打一个礼拜的吊针,杀死体内的肝吸虫,病却难以根治。而今,身为都昌县江豚救护队队长的他,已有22个月没捕鱼。

2021年1月1日零点起,长江全面禁渔,十年为限。在此期间,鄱阳湖禁止一切捕捞作业。渔民的船和网具全部上缴,变卖处理。禁渔后,县渔政局的工作从维护渔业秩序转为打击非法捕捞,还有协助渔民上岸。

县渔政局聘请了260多位老渔民转业做护鱼员。岸上巡逻的归乡里管,每月工资1000多块;占柏山所属的“江豚救护队”归县渔政局管,待遇稍好,每月2600块工资。

没做护鱼员的,要么到外地打工,要么创业,渔政提供交通补助和创业津贴(开业至少6个月);没有一技之长又上了点岁数的,只得待在家中,无所事事。

“我们做了很多培训都没用,人家学不会。”一位不愿具名的水上公安说,“以前在湖里捕鱼,勤快点的一年十多万收入,现在少好多。”

2008年,长江江豚还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现在是国家一级),中科院生物研究所的王丁、郝玉江等江豚专家从武汉来到鄱阳湖做科研调查。县渔政局选了30多位熟悉湖面情况的渔民协助他们。

占柏山平时照常打渔,遇到江豚搁浅或受伤,便搭一把手。

刚成为江豚救护志愿者时,占柏山普通话也不怎么会说。女儿詹文琴教他,从“我们”学起。不识字的他,收到文字消息,也第一时间发给女儿翻译成语音。

占柏山还让詹文琴教他练字。翻开一页笔记本,兄弟们的名字满铺纸上;翻开另一页,除了日期不同,内容都是相同的四个字:6月18日,跑船一天。

从水里救江豚,要用到担架、棉布、药水等,“比我们人金贵。”詹文琴说。

詹文琴和姐弟俩也出生于船上。小时候一放暑假就上船。早上还未睡饱,便被父亲闹醒。渔网收上来,一个杆子一个杆子地穿起,徒手摘鱼。

爸妈常在凌晨两三点起床,下网。“套着防水服,夏天热得身上都馊了。”詹文琴至今还记得,“又是汗臭味,又是鱼腥味。”但占柏山没读过书,在外吃亏,认为还是湖面上的日子好过。

2017年救助被锚钩刺伤的“康康”,占柏山搂着它合了影。作为地道的渔民,虽然从小睁眼便能看到江豚,但彼此仿佛生活在平行世界般。

寂静的湖面,不一定真的安静。在浑浊的湖水中,江豚靠发出比人类听觉高出近10倍的超声波辨别方向和障碍物。即使在鄱阳湖生活了五十年,占柏山也听不到。

“它们在水底生活,我们在水面生活。”直到遇见康康,占柏山才关心起江豚来。

八九十年代,老爷庙附近开办了一家采砂厂。采砂船、运输船压缩了鱼虾的生存空间,江豚和渔民同成受害者。一晃三十年过去,鄱阳湖里鲥鱼没了,河豚没了。

白鱀豚的灭绝提醒了岸上的人,江豚的处境也岌岌可危。“(我们)保护的不仅是物种,更包括其所在的栖息地以及其中的其他生物。”中科院水生物研究所研究员M说。

废弃的采砂厂,格格不入

10月中旬,第四次长江江豚科考结束,数据正在汇总中。以往此时,占柏山已在船上放围网。禁渔以来,占柏山因“听话”,被选为巡护队队长,每天按指令工作,用他的话讲,“是做事的底层人”。

从老爷庙所在的多宝乡沿湖朝上游,路过和合乡的黄金咀、周溪镇的朱袍山,便来到位于鄱阳湖心脏位置的棠荫村。这一片水域由都昌县渔政局负责巡护。

都昌县沿湖24个乡镇,21个与鄱阳湖有关,湖岸线长380公里。

巡护队共有六个人,分两组。枯水季节巡视航道,丰水季节打击非法捕捞。早上八点半上船,碰到垃圾清理一下,刮风下雨也要值班。一旦发现废弃的渔网、偷钓者或可疑对象,即上报给渔政执法大队。

10月底的一天,我登上了巡护船。湖面不自觉地被撑宽,比岸上看到的更辽阔。不知是苍鹭还是灰鹤呆立在湖滩中央。江豚偶有冒出。如果你没集中心力,江豚出水的瞬间,会误以为是大风卷起的波浪,又或穿过云层而变形的光斑。

湖面上基本没船。除了渔政开的快艇,只有改装自柴油动力渔船的巡护船在航道内穿梭。航道上漂着浮标,供来往的船只定位。

航道平均水深5米,最浅处仅2米。巡护船以不超过20公里的时速行驶着,快慢与蹬脚踏车相当。

下网捕鱼已十分罕见,违法成本较高;而附近的村民,趁巡护员休息的空挡,仍偷摸着钓鱼。看到巡护船驶来,逃似的散掉。

登船的前一日,在黄金咀码头附近,一位上了点岁数的老人骑着三轮摩托车来到湖边,熟练地支开鱼竿,挂上三锚钩。他不停地往水里甩鱼线,再使腰力回拽,像鬼畜画面,一帧接着一帧无缝衔接。当有人靠近,他便机警地回头张望,或者换个地方。

使用三锚钩是违法的,何况在保护区内。“江西渔业条例”规定:禁钓区内不准钓鱼,江豚保护区显然置身其中;禁钓区外,只准许单钩单钓。锚钩极易划伤江豚,康康便是一个例子。

在湖岸用三锚钩的偷钓者

“以前防偷沙贼,抓野生动物的贩子,现在则要防偷钓者。”多宝乡执法大队赵尊国队长说。

他负责老爷庙江豚保护区的巡视工作,根据偷钓者的作息安排自己的工作。5点半起来,赶在6点出门,开着咿咿呀呀作响的皮卡车,在沙山的坡道上七八十码不减速,围着水域巡查一圈。车里放着望远镜,以便他在远处判断湖边的人有没有钓鱼。另两个偷钓者比较多的时间段是中午11点到2点,晚上8点到12点,他照例巡视至少一遍。

湖边,有他的眼线;镇上,钓鱼圈也有眼线。车子刚上街,便有人通风报信。“老赵来了,快跑。”真正逮人的时候,开执法车没用,他得租别的车。

刚接管沙滩,赵尊国下过几次狠手。

他不仅挖断了多条通往沙滩的路,还没收过价值两万元的渔具,并当场烧毁。“不这么管,沙滩守得住?”赵尊国最希望乡里给配一台无人机,这样他和队员就不用再每天走两万步,耗80块的油费。

赵尊国(戴白帽)与下属在处理地笼

那么认真地驱赶钓客,赵尊国却只近距离接触过一次江豚。在老爷庙下方的沙滩前,他曾在渔政局的指导下,埋过一只死去的江豚(后用于研究)。据其描述,足有两米长(有点夸张,江豚一般长1.2米)。

晚上,因太过担心江豚被盗,他居然睡不着。连夜赶到沙滩,将江豚挖出,拖到两百米的另一个沙坑埋掉,赵尊国才安心。

死掉的江豚,皮肤的颜色由蓝灰变为深灰,近似黑色。而其散发的味道,据一位老渔民周扬寿形容,和变质多年的菜籽油差不多,刺鼻熏人。

禁渔两年不到,确有效果。鳜鱼多了,常在岸边石头扎堆的水下出没。动辄一二十斤的鲢鱼,更是引来大批野钓者,一传十,十传百,“管理难了。”赵尊国说,“再禁一两年,鄱阳湖的鱼能‘吃’人。”他的意思是,鱼越来越肥。

“以前的鱼,哪有现在大呢?”占柏山也这么说。身为队长,看着水里的鱼不能捞,跳上船的鱼还要往水里扔,问他心痒吗,他笑笑,大意是得以身作则。

干旱带来的唯一益处,似乎是沉积多年的地笼浮出水面。地笼,又称“迷魂笼”,鱼虾只要游进去就出不来,对生态破坏比较大,属于禁止使用的渔具。

占柏山儿子詹文虎就负责清理地笼。他之前在九江打工,学过厨,当过健身教练,奈何时间都不长。妻子临产,他陪着回了家。占柏山喊儿子去朱袍山水域清理垃圾,詹文虎二话不说便答应。

上千米的地笼,用三轮车拖出,堆在一起,再点火烧掉。“一桶油烧不了几个。”或许是场面太过震撼,又或者不便于向公众展示(地笼是领导检查的重中之重,不允许出现),县渔政局执法大队的段主任拒绝了我们的拍摄请求。

小时候的詹文虎为了赚零花钱,上船就开始拉网。占柏山一个月给他一百块。如今成家了,女儿出生不到一个月,在外闯荡过的他,巴不得子承父业,继续捕鱼。“(外面)工作真不行,还受约束。船上自由,想赚多少看有多勤劳。”

留在都昌县,光靠护鱼是无法养家的。等女儿大一些,詹文虎将再度外出打工。

渔民上岸,有房才算,可他们没有土地。1998年发洪水后,没想过养老的占柏山第一次谋生了上岸的想法。几十年存的钱,连带借两个女儿的,终于盖了房。

如今,他还欠着已出嫁的大女儿7万块。自己领着固定工资,妻子则在邻居家打零工,制作儿童玩的水圈游戏机,一斤1.5块挣些小钱。

“只要开禁,我就打渔。”占柏山说,“水是我们的田地。政府和领导想保护,专家想保护,我们渔民没办法啊。一刀切,搞不了了。”

往年还能兼职去内湖替人打捞养殖鱼,今年湖水干了,除了固定工资,占柏山一分外快没赚。

“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生物数量一般也会随之变化。环境好的时候多一些,环境不理想的时候少一些。”M说。

碧桃曾在都昌养病,苏东坡为她写过一首《过都昌诗》:“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而今,湖岸的居民不是因防洪迁移至高处,便是外出定居于他城。

鄱阳湖经济圈沿湖一公里内,不允许建重工业企业,“经济很难发展起来”,那名不愿具名的水上公安说。原本80万人的小镇,只留下56万常驻居民。

湖水已退到老港里,退无可退。人和动物,何尝不是如此。

“江豚吃鱼,实际上我跟江豚是一样的。”占柏山说,“我是渔民,不可能不打渔。”不过,他始终记得一位江豚专家的话,还四处跟渔民兄弟讲——“有江豚的地方,不要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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