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长云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译者之一
日前,美国铸币厂正式将华裔好莱坞女星黄柳霜(Anna May Wong)的形象印制在25美分硬币上并全美发行。这是首位出现在美元上的亚裔,所隶属的“美国女性铸币项目”将从今年至2025年每年发行一套5枚新硬币,以纪念美国历史上被忽视的非凡女性。
这枚硬币上,黄柳霜姣好的面庞枕在一只优雅修长的手上,它不仅是纪念和表彰黄柳霜开创性的演艺生涯,也是对她勇敢一生的致敬。她在那个“黄祸”和存在制度性种族歧视的年代,作为一名亚裔美国女演员,用出色而富有意义的表演克服种种纠葛和困难,突破时代藩篱,成就了自我。
对于读过黄柳霜那段历史、抱有牢固传统中国观念的人来说,他们内心深处对她有着一种复杂情愫。在今天中美关系大变动的格局下,黄柳霜仍然有着些许符号意义。
19世纪“淘金热”背景下的黄柳霜家族
1905年1月3日,黄柳霜出生在一个从中国到美国西海岸谋生的家族,是加利福尼亚的第三代华裔美国人。此前半个世纪,黄柳霜的祖父母到达美国,属于“淘金热”那一代。
也正是在这半个世纪里,曾经为美国西部开发做出贡献的华人经历了最初的被接纳、19世纪80年代的被排斥,到19世纪末的暴力种族歧视。华人是在美国唯一遭受制度化排斥的亚裔族群,而黄柳霜一家居住的洛杉矶(包括其母亲家族所在的旧金山)可以说是当年美国劳工排斥华人的漩涡。
在美华人开始经历制度性排华时期,也就是从1882年《排华法案》签署和通过、直到1943年,经过华裔美国人的不懈努力和国民政府的外交斡旋才告终止。黄柳霜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一个洗衣工的女儿成长为好莱坞的华裔传奇。
终其一生,黄柳霜身上至少盘缠着三种纠葛,使她一直与命运抗争。
纠葛首先来自黄柳霜所在家庭尤其是她的父亲。黄父是在加州出生的第二代华裔,但他与广东老家保持着联系,几番往返中美,还在老家娶妻生子。
和其他在加州谋生的大多数华人一样,黄父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身份有着深刻而固执的认同,黄柳霜是父亲在美国的妻子所生的第二个女儿,父亲的中国情结、对传统习惯的执着、对家庭生活的期望、对故乡和宗族组织的忠心,与他在洛杉矶种族歧视的夹缝中寻找财富的现实,构成了黄柳霜所面临的第一种家庭情感纠葛。她一生都要接受并忍受这样的文化断裂,而这种心理影响在她后来的从影生涯中表露无遗。
来自传统家庭与好莱坞种族歧视的纠葛
黄柳霜的父母是持有“好男不从军,好女不从艺”的传统观念的那一代人。对于黄柳霜以演艺为职业的念头,父亲是反对的,母亲是默许的。父亲对于电影界的反感源于中国文化,由女人来担纲电影演员在彼时的中国还是一件新鲜事,而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声望差、薪水低。甚至,女演员在那个时候差不多与“娼妓”联系在一起。
与电影中的那些同龄人相比,黄柳霜家境略好;在她困惑沮丧时,她得用家庭和自身的文化背景去克服演艺生涯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父亲话语权主导的家庭带给她与生俱来的一重纠葛,就是她的事业可以为她的家庭带来收入、但得不到认可。
20世纪初的美国电影业正处在转型之中,明星体制开始出现,电影制作逐渐偏爱虚构故事,不再限于纪录片;人的表演才能比机械化的魔力拍摄更重要。
好莱坞的叙事方式为美国创造了一种新的“象形文字”,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语言。对于黄柳霜来说,将这种新的语言融入自己的精神和思维是必要的,不幸的是,好莱坞同样也为她创造了一种身份属性,她长时间忍受着这种身份属性所释放的恶意讯号。
对少女时的黄柳霜来说,电影不仅是新奇的娱乐方式,也是她用于消解学校里遭遇的种族歧视的方式——黄柳霜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全神贯注于演员的精湛技艺,并且认为女演员可以饰演各种各样的角色。有时候,她会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对着镜子连续几个小时练习表演。这样的沉浸为她提供了暂时远离种族歧视现实的时刻。
然而,在早期的电影院里,最有利可图的故事片充斥着“反亚”主题。这种主题的影片始于1898年托马斯·爱迪生摄制的短片《舞动华人木偶》,陌生、奇异成了美国人摄制的影片中华人的刻板形象。
而唐人街为电影编剧、导演和制片商们提供了关于中国人的想象空间,当黄柳霜成长为具有东方美的少女时,贬低华人及其地位的影片成为好莱坞的标配。从1920年的《法外之徒》开始,黄柳霜先后在几部电影中出演了无名的小角色。她的演技使她迎来了自己的一部扛鼎之作《海逝》(1922年),黄柳霜通过表演颠覆悲剧,在剧中传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尽管如此,这些电影都无法让作为华人的黄柳霜担纲主角,她只是从剧中唯一的华人变成有一定戏份的配角。这些电影的情节套路基本上是东方女孩爱上西方男子,或者成为某个西方男子的情人。在这样的西方式建构中,“东方”是一个在特性和性别上对占领和统治顺从的地方。而黄柳霜所扮演的角色在电影中的最终命运都是死亡。
图片来源:《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美国的种族成见使得在好莱坞当年推出的浪漫爱情剧中,若黄柳霜的角色有可能坠入爱河,她就必须在故事结局中死去。在这种表达情爱或性爱的电影里,作为亚裔,黄柳霜也是不能与男主角发生吻戏的,这种跨种族的接吻在当时是被禁止的。
23岁的黄柳霜开始厌倦这种在影片中必然死亡的命运,因此选择离开美国,第一站就去了正在挑战美国影视公司霸权的德国。在欧洲的两年,她很快获得了声誉和威望,但是,与美国影片一样,她同样无法通过表演扫除现实中的跨种族感情禁忌。也许是失望,也许是想家了,1930年9月,黄柳霜返回了美国。此后一度穿梭于大西洋两岸。
寻根但终究无根
对于读过黄柳霜那段历史、抱有牢固传统中国观念的人来说,他们内心深处对她有着一种复杂情愫。在今天中美关系大变动的格局下,黄柳霜仍然有着些许符号意义。
黄柳霜背负的第三种纠葛,则来自当时更宏阔的中美政治环境,而这也是黄柳霜的演艺事业造成的。
首先,她参演的电影《海逝》非常成功,黄柳霜运用情感、变换发型及选择服装、手势和台词,在银幕上展现中国角色,为观众展现了亚洲文化的潮流。但她所饰演的一个对年长的美国白人轻易以身相许的女性角色,使她在中国饱受非议。1934年,黄柳霜主演《莱姆豪斯蓝调》,她在影片中的表演、歌唱和舞蹈堪称完美,但中国媒体谴责该片“再一次抹黑中国”。1935年,在被米高梅公司拒绝主演《大地》后,受到打击的黄柳霜决定去中国实现她一生的梦想。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华裔美国人来说,回到中国既是一项事业选择、又不乏精神动力。好莱坞让黄柳霜星光熠熠,但也让她声名狼藉。
因此,当黄柳霜乘坐胡佛总统号邮轮穿越太平洋时,有关她的争论浪潮席卷 了中国东部。许多杂志连篇累牍地报道她曾在银幕上侮辱中国,公开质疑为何要欢迎黄柳霜来中国。时值国民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黄柳霜在电影中常常恣意暴露双腿,与当时要求的接受德容言功的“四德”教育运动格格不入。
当时,国民政府甚至还规定了裙摆的最短尺寸,在此种氛围中,黄柳霜的银幕形象就显得非常危险。不过,她来到上海后,很快成为各种豪华晚宴的座上宾,顾维钧大使夫妇为她举行了欢迎晚宴,把她捧入中国的上流社会,跻身于国际精英人物之列。
黄柳霜回到祖籍地广东省台山市的长安村,完成了中国之行的寻根之旅,但此行并没有让她成为中国公民。
每到一地,她基本上都入住当地的豪华酒店,与中国的精英圈子打交道,在大都市中穿梭。在穿衣打扮上更是一掷千金。除了在长安村短暂停留外,她很少接触中国的普通民众,更没有前往那些偏远地区。
最后,黄柳霜满载而归,信心大增,她打定主意要致力于改善祖国的形象,减缓贫困问题,支持中国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这坚定了她自1920年代末起就确立的中国认同。
图片来源:《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与在中国被奉为贵客截然相反,回到美国,黄柳霜不得不正视作为二等公民的现实。 回到 旧金山,迎接她的是对她的家庭身份的粗暴提醒。而另一方面,1937年之后的中国政治现实,包括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冷战都使她再也没有机会 返 回中国,而她的家人也不得不在这些变故中陆续返回美国。
不过,作为华裔好莱坞明星,黄柳霜从中国回来后热衷于华裔美国人的公共事务,1937年她卖掉多年珍藏的部分礼服,资助援华联合会;1938年参加新唐人街开幕礼;同年6月她组织了一项义举为中国筹款,捐献紧缺的药品。她后来为支持中国抗战四处奔波,把一些流行曲目与中国戏剧结合起来,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暴行。
尽管如此,当1943年冬春之际宋美龄访美时,在好莱坞明星特别茶会和社会名流受邀参加的派对中,黄柳霜不在被邀请之列。有许多因素都对她不利,比如与苦力联系在一起的洗衣工女儿的身份;宋氏对好莱坞电影中表现的华人形象的厌恶。在当时中美关系向好、中国大国形象崛起的时刻,黄柳霜代表了不堪回首的过去。
好莱坞黄金时代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
这三种纠葛恰好对应着黄柳霜最重要的三个时刻:与生而来的华裔身份及其中国传统、家庭环境带给她的家庭纠葛,其中有她对父权的反抗,又贯穿了家庭对她演艺事业不理解的情感伤痕。长期陷于现实与舞台表演之间的反差,本以为电影可以消解现实的郁闷,却不料电影里还有比现实更残酷的无奈,这是她的事业纠葛。最后,虽然曾致力于支持和援助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但却没有使她与美国华人社会增进关系,这可称为身份纠葛。
而自第三种纠葛产生后,黄柳霜再也回不到过去的高光时刻。
她此后更珍惜家人和朋友。虽然时代给予黄柳霜种种限制和纠葛,但在一个并不利于华裔好莱坞女演员成长并存在声名玷污可能的时代,超越国界的生活和演艺经历仍冲破了政治、种族和性别的藩篱,成就了一个独特而伟大的演员。1961年2月3日下午,黄柳霜突发心脏病,溘然而逝。
这一年,《纽约时报》称这位以大眼睛、表情丰富和时尚风格著称的女演员,是“好莱坞黄金时代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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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张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