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驻日大使程永华:中日关系50年,为何“既近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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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驻日大使程永华:中日关系50年,为何“既近又远”?

国之交在民相亲

最重要的是双方民众

要多面对面地接触

我当中国驻日大使是从2010年2月到2019年5月,这9年零3个月,真可以用“波澜起伏、迂回曲折、爬坡过坎、重回正轨”来形容。在我任上,中日双方可谓经历了“最严峻局面、最困难时期”。

2019年5月,刚即位的德仁天皇及皇后会见即将离任的程永华及夫人。

你问能取得突破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我觉得应该说有两点吧。一个是双方都认识到中日互为不能搬家的近邻,另一个是,双方尽管矛盾冲突很多,但实际合作规模很大,像经济贸易,2021年达到3700多亿美元。

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我回国开会,有人问,程大使你那里怎么样?我说政治上忙着吵架,经济上也受到一些影响。人家就问影响程度如何,我说简单来讲还剩下2748亿。对方一听吓了一跳,说你那受到影响规模还有这么大。

所以说,双方共同利益还是很大的。做对外工作就是要通过加强双方共同利益的纽带来解决问题,这在外交上也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

我觉得,中日关系这50年,从一开始的“既近又远”,发展到“近而又近”,现在又有些“既近又远”的味道。近既是指地理位置,也是指包括经贸关系在内的各种交集,远一是疫情的隔断,二也是心理距离,似乎有点冷冰冰的感觉。双方听到的似乎都是透过麦克风传来的声音,不真切,杂音很多。

要重新打破这种氛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双方民众要多面对面地接触。广泛开展民间外交,“以民促官”,一直是中日关系一个很大的特色。我始终相信,国之交在民相亲。

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日生

我是中日恢复邦交那年被选拔进入外交部成为学员的,从那时起到现在整整50年,几乎没有离开对日外事工作这个领域。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日语。1963年,在周恩来和陈毅的领导下,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地设立了八所外国语学校。八校各有侧重,长春外校以日语为主,小学和初中各招了一个班,每个班都有外教。

1972年秋天,我们升高二了,社会上这个年龄的孩子都上山下乡了。我们学日语的不知道将来怎么办。

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的消息。9月29日,中日宣布邦交正常化。大家模糊感觉到,可能我们的生活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10月下旬,学校里来了几个生面孔的老师,突然宣布下星期一要考试。考的都是平时没学过的,如翻译日本报纸上的消息稿,说的事根本不知所云,一看考题就发懵,只能凭语法基本功翻译出来。很幸运我考上了,就这样成了外交部的出国学员。

我们是12月1日到外交部报到的,但等了一年才出国,主要是等驻日使馆帮我们联系大学。因为中日还没有签订教育协定,双方学制没有互认,日本留学生可以直接就读北京语言学院,日本文部省却不同意公立大学接收中国留学生。后来总算通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联系到私立和光大学。

那时还没有直飞航线,我们是经香港到日本的,路上就走了3天。到后感觉日本社会现代化程度很高,小车满街跑,还有新干线高铁。那时整个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极其有限,也没有见过中国的年轻人,但是总体上日本人对我们都非常热情。

我们开始主要是以旁听的形式,与日本学生一起学习,我们感觉这样的课程设置对我们不是很合适。197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305医院病房里会见了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还回忆起自己50多年前在樱花盛开时节离开日本时的情景。池田大作深受感动,表示要为中日友好尽力。他答应当我们的“身份保证人”,安排创价大学接收了我们。

在1975年4月初,我们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公派留日生,正式进入位于东京都八王子市的创价大学。我们是在樱花飘落时节踏进校园的。在池田大作先生的提议下,我们在当年秋天种下一株樱花,命名为“周樱”,以纪念周恩来总理。那时“周樱”才是一人高的小树苗,现在早已长成大树,成了著名的“打卡地”。

学校专门为我们6个人开设了一个“日语别科”,就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给我们“吃小灶”,每天强化,学习效果特别好。我们住的是跟日本同学混居的“学生寮”,宿舍里总有人在聊天,对强化语言很有帮助。

文化冲突还是有的。中日两国你看人长得都差不多吧,但是衣食住行都有所不同。在食堂里,鸡蛋是生吃的。我斜眼看日本同学怎么吃,也学着把生鸡蛋打到饭里,浇上酱油伴着吃,有的中国同学不吃,都给我,我一顿吃好几个生鸡蛋。

我们还和日本学生一起下乡去做社会调查,了解农村的“过疏化”问题。当时青壮年都进城打工了,农村人口减少,老龄化严重。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早于中国,自然也就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日本与中国同属儒教文化圈,也叫汉字文化圈。日本法律规定,学生在学校必须学会2000多个汉字。我看过孙中山和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笔谈”的原件,孙中山不会日语,宫崎滔天不会汉语,但两人写汉字纵论天下,有来有去,谈得很深入。

后来我们组织中日青少年交流的时候,如果时间较长都会安排一个“home stay”环节,即在对方国家的普通老百姓家中住两天。宣布计划的时候无论哪边的学生都会发懵,说我不会汉语或日语,但我们作为组织者心里有数,径直安排,让接待的人家像幼儿园领小朋友一样将人领走,两天后肯定都难舍难分。语言不通,写几个汉字就都明白了。

我在学习中特别感兴趣的是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日本人的思维里有一些矛盾之处,美国人鲁思·本尼迪克特写的《菊与刀》很有名,她就讲日本人思维的双重性。日本小说以“私小说”为多,就是以日语第一人称“我”为视角的小说,如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这种小说分析日本人的心理构造、思维方式很细腻。

在创价大学学习到1977年3月,我被安排到中国驻日使馆工作,从此开始了外交生涯。

给邓小平当翻译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实际上从当年夏天就开始准备了。那段时间使馆50多人全员动员,我年轻,就让我多跑腿。我就三天两头跑日本外务省等地方,主要是协调日程、礼宾方面的安排。

小平同志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按职务来说应算“外务省宾客”,但日本人都了解邓小平的分量,而且他是访日的第一位新中国国家领导人,日本政府很重视,把他定格为“公宾”,即政府首脑一级。确立为“公宾”,就有走红地毯、放礼炮等一系列礼仪。而且,日本外相园田直说,他要亲自去机场迎接。这与“公宾”的接待规格不合,外务省有人提出异议,但园田直表示他不管什么“格”不“格”的,哪怕作为园田直个人也要去。

小平同志访日期间,我是他身边三个联络员之一。他的专机到达时,我的岗位是在赤坂国宾馆值守。小平同志车队进来,福田赳夫首相在国宾馆主持欢迎仪式,我所站位置在前院,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听到礼炮轰鸣,感觉整个大地都在颤动一样,真的是热血沸腾,那种感动是终生难忘的。

小平同志讲他到日本有三个目的,第一是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第二是看望老朋友,第三是“取经”,寻找“长生不老药”。当时日程里安排了三家日本企业:新日铁、日产汽车和松下。我后来听使馆同事说,小平同志看后说,知道现代化是怎么回事了。我个人的理解是,他10月这次访日对于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改革开放政策应该是有很大的触动作用的。

我一直在驻日使馆工作到1983年,等于连续在日本待了近10年才调回国,在外交部亚洲司工作。

从1984到1988年,我有不少机会为小平同志担任翻译,那时他每年至少要会见日本客人十来次。在他身边工作,我感受非常深。

一般他提前十到十五分钟到福建厅听汇报。他能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关系当中一下子抓住重点,思维的那种高度和宽度真是罕有其匹,而且他谈事情很有预见性。我记得他多次说,我们要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过三五十年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胡耀邦1983年访日时邀请了3000青年访华。这是在访问前开过多次准备会,反复讨论、仔细测算了国内接待能力后才决定的。3000人分成大大小小多个团分赴各地,十一前夕汇集在天安门,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阅兵、群众游行和焰火晚会,那个场面是很动人的。

我负责接待的“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团的席位在华表东边,临时观礼台最前面,紧靠大街。群众游行队伍中的学生方阵过来时,那种欢欣鼓舞的气氛就上来了。北大学生拿床单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时,刚好在我们前面。我还在发愣时,日本朋友们很快都鼓掌欢呼起来,气氛特别热烈。

当时我们国家国力还不是很强,开展这么一个大交流可以说是很有远见、着眼未来的做法,培育了一大批对华友好骨干力量。很多人成为日本各行各业的精英,一些人还成了政要。我跟其中很多人都保持着联系,几十年之后他们对这次大交流仍然念念不忘。

1989年,我又调回驻日使馆工作,给时任大使杨振亚做大使秘书。

那时为了突破西方封锁,我们在各个方向上都在做工作,但总体来说日本这边是最先松动的。这主要靠的是我们长期做对日民间友好工作打下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从周恩来总理开始打下的,所以我们在日本各界都有一批朋友。这个过程中,我直接参与了一些高层沟通。

我记得是在1990年新年,1月2号,杨振亚大使与日本大藏大臣(相当于财政部长)桥本龙太郎一对一面谈,桥本龙太郎指定我直接与他秘书联络。这样就推动了桥本龙太郎1990年初的访华,那是1989年后西方国家部长首次来访,影响很大。1990年11月,日本内阁会议正式做出决定,解冻了8100亿日元的第三批对华政府贷款。1992年10月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还实现了明仁天皇和皇后访华。

按照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国民的象征,不叫国家元首,不能参与政治,因此日本国内有相当的阻力,一些右翼人士反对天皇访华。实现天皇访华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我参与了其中一些工作。

后来我担任驻日大使,每年至少有两三次与天皇直接面对面交谈。他好几次提到1992年的访华,谈到在北京、上海等地参观的印象,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很深。

驻日大使9年

我是2010年2月开始担任中国驻日大使的。正好是从那年起,中国GDP超过了日本。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后,程永华为使馆赴前线救灾工作组送行。图/受访者提供

日本从1968年开始就是世界老二,一下子被中国超了,一些人从内心中感到难以接受,用我们官方的话讲就是“没有调整好对华认知”。当然这个认知也是相互的,我们对日本也有一个调整认知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钓鱼岛和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再次强烈地浮现出来,我们当然要进行反制。

2013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我当时就去日本外务省抗议。对方辩解,我反驳,如此七八个回合。

对方说,日本人的文化观和中国有所不同。我说,你讲日本文化,我也略知一二,你下边想说的我也知道,但是用你们日本人的话说,你们福岛县的女儿绝对不会嫁到山口县当媳妇。

这个典故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可能都听不懂,这就得学习日本历史了。日本明治维新时,关西“萨长联盟”从西往东攻打幕府军,“萨”是萨摩藩,就是现在的鹿儿岛;“长”是长州藩,就是现在的山口县。幕府最后的堡垒会津藩(今福岛县)被攻破,一批叫“白虎队”的童子军在山上剖腹自杀。这个故事在日本是很被传颂的。之后福岛县和山口县就结了仇。山口县还有一个寓意,指安倍晋三是山口县出身。

对方想说的是日本是樱花文化,樱花一吹就落了,人死了就翻篇了,哪怕是战犯,已经受到惩罚了,这事儿就过去了。而我则是说,历史是不容否认的,而且要成为我们今后“以史为鉴”的教训,这是不能被忘记的。

此事发生的十年之前,我在日本工作时注意到一条报道。日本每年都举办地方知事会(日本都道府县行政区长官称为知事,源自中国古代的官称,如“知县”即“知某县事”),在这次大会上,福岛县知事和山口县知事握手了,这在日本居然成了新闻。因此交涉当中,我脑中一下冒出这个典故。

我说了这句话后,对方寻思半天也接不住,最后说,你要说的话我也充分理解了,也听取了,咱们今天先这么着。

我跟他们交流都不用翻译,直接用日语,一轮一轮地交涉。针对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用他们的历史文化典故去反击,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这是非常有效的。

钓鱼岛两次大的冲突(2010年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事件和2012年日本购岛事件)和这次参拜靖国神社事件后,中日关系跌入了冰点。

程永华任驻日大使期间,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过四次记者会,宣讲中方立场。图/受访者提供

我总结,我担任驻日大使的9年多,前2/3时间属于困难时期,后1/3推动重回正轨。2014年,双方达成“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等四点原则共识,有了一个努力方向,但实际上还是很难爬出来,这就是“爬坡过坎”。真正有所改善,是从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和安倍晋三首相在杭州G20峰会上的会晤开始的。到2018年,两国领导人时隔多年成功实现互访,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交流明显深化,中日关系真正“重回正轨”。

我仔细分析过日本人对中国的“国民感情”民调数据。相对最不好的大概是五六十岁的人,相对最好的在18岁到29岁。再往上,七八十岁及以上的人对中国的感情又不一样,很多有对侵华的负罪感。

而五六十岁这批人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很多人有一种心态,日语叫做“过信”。实际上,这也是这些年中日矛盾的深层原因之一。

年轻一代则没有什么包袱。日本一些企业家告诉我,他们在深圳等地亲眼看到了中国创新创业那种劲头。一交流,中国的老板全都是三四十岁或四五十岁,而日本方面的差不多都是七八十岁。日本年轻人对中国这种朝气蓬勃的发展势头印象深刻。

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太多固有成见(日语叫“先入观”),所以做青年工作大有可为,这是着眼未来的工作。

2014年中日关系还很严峻的时候,我们使馆就尝试着开始一点一点组织日本大学生访华。每年邀请六七百日本大学生,有时是30人团,有时是50人团,有时是100人团。后来我想,既然可以分散,那能不能把它合起来?当时我脑子里那种图景就是1984年的3000人大交流。我回国时跟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跟北大党委书记郝平也做了交流,他们都很支持。

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我们举办了“中日大学生千人交流大会”。2018年又办了一届。我们大使馆负责从日本组织青年,在国内由中日友好协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等几家分头接待。

其中一天集中在北大活动。上午北大全开放,自由参观交流,想干啥干啥,到课堂去也行,去实验室也行,打太极拳也行,练书法也行。中午去学生食堂吃饭,下午在北大百年讲堂开大会。两次都是组织500日本青年,加上中国学生、翻译和志愿者,一共1200人。

头一年是刘延东副总理到现场讲话,第二年是李克强总理视频讲话,教育部长陈宝生现场讲话。刘延东副总理当年是3000日本青年访华活动副总指挥,她在现场很激动,事先准备的稿子讲着讲着就放到一边,现场即兴发挥,号召两国青年要着眼未来,相互友好。

当时也是有一些担忧的。一搞民调,80%多的日本人不喜欢中国,同样多的中国人不喜欢日本,都是类似这样的结果。这么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会不会频生摩擦甚至大打出手?但最后结果非常好。可见只要面对面交流,有一些隔阂是能够消除的。

说到外交智慧,我办公室里面挂了一幅字。那幅字不是我挂的,应该是我的前任挂上去的。四个大字在四个角上,写的是“运筹帷幄”,中间的小字写着:“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我当了9年多大使,那幅字始终挂在我的办公室,我经常要看一看,领会一下里面的意思。说实话,外交官就是用我们的智慧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央也要求我们用对方能听懂的语言、能接受的方式去讲好中国故事,外交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

这两年,中日关系既近又远,面临的复杂因素增多,杂音增多,负面声音增多。

按照中方统计数据,202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3714亿美元;日方统计数据不一,最少的也有3500多亿,最多的3900多亿。我注意到其中一个显著变化是,80年代对华贸易只占日本外贸的百分之六七,去年上升到22.9%;80年代对日贸易占到中国外贸的30%左右,去年下降到6.1%。

小泉时期日本出台“中国加一”政策(China plus one),说是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中国一个篮子里,要分散风险,安倍上台后继续执行这个政策。但日本企业家有自己的解读,他们告诉我,首先得有China才有这个one。

2019年双方往来人员达双向1200多万,中国去日本的900多万,日本到中国的不到300万。以前大家都认为中国人去日本就是购物,其实现在更多是去体验日本文化,到山里很安静的地方去做做陶器什么的。这些都是深刻的变化。

现在你上网去看,似乎很少看到说对方好话的。实际上,“沉默的大多数”是不发声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面对面交流。通过网络放大器传来的声音,跟面对面倾听到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

我很希望,疫情之后,双方能够尽快恢复面对 面交流对话,逐渐消除隔阂,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和发展。

口述/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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