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华农兄弟失去竹鼠之后,学会了给羊打疫苗
资讯

在人间|华农兄弟失去竹鼠之后,学会了给羊打疫苗

撰文|谢婵  编辑|刘兮

自动播放

如果没有意外,现在他应该养着一万多只竹鼠,这是属于一个养殖爱好者的宏伟计划。江西人刘苏良和初中同学胡跃清组成的“华农兄弟”,曾经赶上过时代的风口,竹鼠的短视频给他们带来了巨大流量、人生的意义和实实在在的收入跃升。

但真实的人生就是会有意外。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因为早前的猜测“病源可能来自野生动物,比如:竹鼠、獾一类”,刘苏良配合禁野政策放生1000多只竹鼠。刘苏良接受了这一切,“不管遇到再苦恼的事,再苦恼也没有用,还是要面对现实”,更何况,“在疫情面前,整个养殖行业微不足道”。

失去竹鼠之后,华农兄弟的农村生活变得特别具体,他们承包土地种水稻、养羊、钓鱼、帮村里卖蜂蜜和脐橙、盖能招待朋友的玻璃房子。观众没有抛弃华农兄弟,在视频网站上,他们依旧拥有很大一批忠实粉丝。这类叙事如此受欢迎,也许正是因为,这就是普通人的普遍命运。

华农兄弟今天的想法是“上山搞点板栗去”。

没有脚本,没有周密计划,但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在农村生活,最重要的是遵循自然规律,这个季节,刘苏良老屋后头那棵巨大的板栗树正在往下掉板栗毛球。

“上”到村里去摘板栗,要从赣州市全南县县城一路往南开四十公里的车,直到一座山头才停下来拐弯——越过那座山就到达广州了,年纪小一些的时候,他们爬上山,江西的手机信号就消失了,变成了广州的。

村子藏在一片茂密的自然保护林里。胡跃清说,再过两个月,就能来山上摘野果。野果也有名字,一些长得像黄瓜,一些长得像柿子,甜甜的,拿到外面去卖,能卖上十几块钱一斤。

华农兄弟视频拍摄进程中。

过去很多年里,他们就在这个村子里长大,出去打工又回来。2017年开始竹鼠养殖和拍摄视频之后,兄弟俩和村子之间的关联更紧密了,超过1000万网友通过视频观看他们的农村生活。

回村的路上还会经过一片池塘,有许多期捉鱼的视频就是在这里拍摄的。道路两旁的水稻是华农兄弟的新事业之一,村里的早稻和中稻都刚刚收割完,留下秸秆在地里。疫情之后,华农兄弟把村里的土地集中承包过来,大规模的种植能从政府那儿拿到补贴。他们再把租金付给村民,加上干活的收入,能让村里老人们收支平衡。如今,村子里剩下的400多人几乎都是老人和小孩,五十多岁的人都算作“比较年轻”的劳动力。

华农兄弟上山捞螃蟹。

华农兄弟的稻田。摄影:谢婵

经过曾经养竹鼠的地方时,胡跃清特地把车窗摇下来。路边的房子已经被锁上了门,卫星锅盖孤独地立在小房子的二楼。汽车飞驰而过,让人来不及反应,正如他们戛然而止的竹鼠养殖生涯——2020年初,在极度混乱的疫情暴发初期,钟南山提到,“病源可能来自野生动物,比如:竹鼠、獾一类的”。之后,华农兄弟放生了所有的竹鼠,包括那只被他当宠物养的“小白”。竹鼠是经济来源,也是华农兄弟作为一个账号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但从那时候起,这些全部被切断了。

标志性的竹鼠消失了,华农兄弟的拍摄主题从此变成了更泛的农村题材:抓鱼,摘果子,烤鸭子,放羊,柴火锅做饭。失去竹鼠之后,华农兄弟的农村生活变得特别具体。

刘苏良(右)处理鸭子。

胡跃清的镜头跟着刘苏良穿过老屋的祠堂,来到板栗树下,刘苏良在地上寻觅了一圈,看准板栗毛球,两只脚跳上去使劲踩开,把好板栗捡到篓子里,烂的就一觉踢开。跟几年前相比,一个机位变成了两个,两人的男性亲属,其他“兄弟”们也加入了工作室,会帮胡跃清掌管另外一个机位。

华农兄弟上山摘板栗。摄影:谢婵

作为视频内容生产者,华农兄弟的拍摄模式和风格是并不常见的那一种。他们被很多专业的摄影团队拍摄过,有些摄影师来到这里待上半个月,成果是一组图片故事;也有二三十个人的摄影团队来到这里,团队里的人各司其职,让华农兄弟在镜头面前一遍遍重复讲述,NG不行,语气不好不行,拍上两整天,最后产出了30s的镜头。但在胡跃清的现场,在场的人不需要小心翼翼保持安静,也不需要时刻注意躲避镜头。除非没录上,不然刘苏良所有的讲话内容都只会讲一遍。两个人除了互相招呼一声“开始拍了”,刘苏良站在哪里,如何走位,开口会说什么,胡跃清都不管。

新华社的兄弟来了也是如此。从去年开始,新华社江西分社和华农兄弟建立了稳固的合作,一个月拍摄三四次,在一个短视频网站上共享素材。很多时候,一直到所有人都到齐了,还没有想好今天去拍什么,但决定也做得很快。新华社这次想拍农村丰收的主题,最好有“食物溢出来”的画面。刘苏良一听,那就去拍猪圈,几年前,刘苏良把猪卖给一个“兄弟”,兄弟去山上包了一块地,将猪养在山里,几年间,猪就“发”到了几百只,整天在山里奔跑、打架、抢食。

华农兄弟去兄弟家看猪。

视频的结果也不会刻意追求什么,今天是怎样过的就怎样拍,脚本和选题都没有,该割稻子了就去拍割稻子,羊生病了就拍给羊治病。拍摄的逻辑就是生活的逻辑。九月的这天早上,刘苏良的计划本来是捡一箩筐板栗回去炖鸡汤,但他翻过平地,通过坏得快要散架的梯子爬上屋顶,又把上山的小路摸了一遍,还翻过了别人家的围栏,最终只找到十来颗板栗,剥板栗的过程里又发现几颗坏掉的,扔掉之后,最终下锅的只有八九颗。刘苏良对着镜头说,“没有办法,今天就一人少吃一点吧。”

失去竹鼠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在外人看来,那也是一个有些沉重的话题。

对于华农兄弟来说,失去竹鼠的结果并不是痛快砸下来的,而是一个缓慢的、钝刀子割肉的过程。

“病毒可能来源于竹鼠”的消息出来的第二天,林业局的工作人员就带着文件和防护物资来了。一同带来的消息是,从这一刻起,竹鼠不能交易,也不能养殖,在最后的处置政策落地之前,也不可以饿死和放生。比林业局更关心这件事的是网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说,以前的竹鼠视频可以正常播放,之后的就不要再拍了。

他们起初还遭遇过一段时间的网络暴力。网友涌进主页,谩骂和指责“都是你们乱吃东西带来的病毒”“好好养点正常动物不行吗”。两人都没有回应过,话题 “有点敏感”,他们也觉得不必要回应。事实上,后来也出现过很多粉丝的安慰,华农兄弟也没有回应。

但外行人不容易知道,竹鼠养殖是南方许多地方的特色产业,因为竹鼠前期投入小、好养活——业内人士的说法是,“尤其适合缺水的山区”,"只要可以种植竹子、甘蔗、象草杆、木薯杆的地方,都可以发展竹鼠养殖"——许多贫困地区将竹鼠养殖作为扶贫的重点方法之一,有地方为贫困户免费提供种苗,一些地方给养殖户的竹鼠补助高达每对500元。

在刘苏良刚开始养殖竹鼠的2015年,种苗大约是200块钱一对,后来很快涨幅超过了一倍。一直到2020年,刘苏良拥有接近1000只竹鼠。那时候,在竹鼠养殖重地广西,大约有10万人从事竹鼠养殖产业,有研究员估计,整个广西存栏1,800万只,产值20亿元。

刘苏良的手机里本来有几十个专门的竹鼠养殖交流群,过去大家在群里交流养殖经验。竹鼠养殖是一个极其依赖时间和经验积累的产业,刘苏良刚开始养竹鼠的时候,几乎什么都不懂,“今天挂一只,明天挂一只,后天两只一起挂”。一些养殖户们的经验甚至细分到“竹鼠吃的竹子要粉碎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人去申请竹子粉碎机的专利,这些都是竹鼠养殖产业曾经火热的缩影。但在2020年后,刘苏良手机里的所有的群全都解散了,没有人再说话,大多数人仍然做养殖,只不过养的是常见家禽。

翻看那一年的记录,竹鼠养殖户们的心情是跟随几个文件起伏的: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并施行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明文禁止食用保护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的陆生野生动物。在接近四个月的时间里,刘苏良说,”有一种等待命运审判的感觉”。直到5月29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国家畜禽遗传资原始目录”,首次明确可食用的家养畜禽种类33种,而竹鼠、豪猪等常见的特种养殖物种并未列入其中。

放生那天,刘苏良弄来几辆车。竹鼠太多了,整整两天才放生完,它们从棚里被拉到山脚下,“(竹鼠)不跟你讲人情的”,一被放生,就往山上窜去了。

刘苏良后来再也没有在山上看见自己养过的竹鼠,一只也没有出现过,了无痕迹。有时候,他也安慰自己,“放到山上,比关在家里好一点,也许还更自由”。他想着,山上有芒草、有竹子、还有树根,竹鼠可以吃的东西更多,不像家养时只能吃米条拌饭。

稍微能抚慰人心的一点是,被放生的竹鼠是按照跟市场价接轨的价格补偿的,损失相对没有那么大。在等待的四个月里,当地政府也按照一天一只竹鼠一毛钱的成本做了饲料补助,帮养殖户承担了一半的损失。但这个政策并没有在全国推广。

竹鼠放生四个月之后,兄弟俩又拍了一期跟竹鼠有关的视频。他们回到了竹鼠棚,拆了棚里正方体一样的新池子。池子全是用瓷砖做的,花了两个月,拆起来却只要一天。这些池子以后都用不上了。这一年9月30日,林业和草原局发布通知,要求竹鼠、豪猪等有关养殖户在12月底前停止养殖活动。而就在一年前,华农兄弟的视频主题是带网友参观新租的场地,竹鼠已经放不下了,要扩大养殖规模。他指着1700多平方米的场地,规划着要种一点象草,还开玩笑自己成了“大户人家”。

现在这里空荡荡的。刘苏良把一只竹鼠玩偶放进去又拿起来,说它“尾巴这么短,一定是打架了”“牙齿这么白,是上火了”。他用自己的手去蹭玩偶的牙齿,又说,“这个不痛,要是真的就不敢给它这样抓”。竹鼠咬人狠,刘苏良曾经被咬出过疤。玩偶一动不动,在镜头里,刘苏良说,“真的竹鼠也这么听话就好了”。

那期视频刚开始,弹幕就被眼泪淹没。在过去的几年间,华农兄弟吃竹鼠的一百个理由成为流行的网络梗,中暑了,不肯带崽,打架了,抑郁了,着凉了,打扰别的竹鼠休息了,吃的饲料超过了3毛钱......通通都会成为被吃掉的理由。在粉丝的视角里,刘苏良是一个会吃掉村里所有漂亮动物的村霸,有粉丝留言,“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番会有结局”。

但兄弟俩自己反倒没有很明确的情感表。说起这些发生过的事情,都是“感觉还好吧”,“看透了社会,没有什么能让我们烦恼”。再细问,疫情以后压力大吗?“怎么可能没压力呢,谁都有压力啊”。那会很焦虑吗?“也还好吧”。讲多了"还好吧",他们又开起玩笑,“可能我们男人就是这么没爱心”。

好几年前,兄弟两前刚出名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有粉丝找来。慕名而来的大多数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从江西或者广州跑来,甚至有一个粉丝是骑了五六个小时的电动车从附近一个城市跑来的。有一年国庆,各种小轿车和电动车挤满了竹鼠棚前的乡道。把他们的内容搬运到国外网站的是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学老师,他最初也是粉丝,来过村里好几次。

有一个月,华农兄弟上了好几次热搜。刘苏良去县城的商场买东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像看猩猩一样“是什么意思。不断被围观,不断被索要合影,他几乎不会拒绝。接待那些找到村里来的粉丝,就“跟分享故事一样”聊天——但所有人群拥挤的故事,都属于疫情前。

但华农兄弟仍然是江西南部这个县城里的一块招牌,尤其在全南县获批第二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之后。时常会有客人带来密集的谈话,来拜访的人围着红色塑料凳坐一圈,茶杯摆在中间的椅子上。一位家里卖擂茶的女士想来取取经,她的父亲经营着一个擂茶作坊,也想学着华农兄弟一样在网上卖自家的擂茶。县里电商园时常举办一些培训,上半年的时候,她从头学了如何拍摄、剪辑和运镜,眼下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她也在当地的电商团队工作过,但始终没有学到想要的东西。

如今的刘苏良拥有一些身份,这是一些像自然规律一般很难避开的命运,他越来越多承担起社交和接待的工作。在刚刚结束的全南县网络协会联合工会第一届委员会上,他当选了委员,在会上,他提到2020年帮助村里卖出380万斤赣南脐橙。他说,“感谢互联网,没有互联网,我们一定还过着单打独斗的生活。”

胡跃清(右)剪辑视频。

他其实并不算适应这些时刻,写发言稿和念发言稿对他来讲都是困难的事情。“我们初中毕业的怎么写得出来嘛”,他“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有些是在百度上搜来的,有些是从自己过往的报道里摘来的。这不是他擅长的领域,人做不擅长和不喜欢的事情就不容易做好,这是刘苏良的生活逻辑。长期追踪他们的粉丝也察觉到这一点,在某次出镜的视频里,他谈到失去竹鼠之后的转型日子,语调有些刻板,弹幕上飘过的全是“在读稿”。

坦白来讲,那些让他们并没有那么自如的东西,最终形成了现实中的保护罩。兄弟倆的照片被挂在村的宣传栏里,旁边是村里刚考上的大学生的名单。在刘苏良家的门口,有一块名为”华农兄弟基地“的景点介绍牌,上面的介绍文字由中、英、日、韩四国语言组成。在最近的修房子计划里,政府口头答应了帮忙把外面的路修一修。两年前,他们还入驻了县里的电商助农基地,在这个原本是由县公交车公司和各种职能部门组成的园区,分得了一个办公室和一个仓库。县里的政策是免三年租金,创业团队在这里只需要交一点水电费。

刘苏良家门口的标牌。摄影:谢婵

有时候一连几天都有接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兄弟倆从去年开始就看中了一块荒地,计划盖一个玻璃房子。房顶要放上仿真的茅草,朋友和客人在屋里喝茶聊天,旁边的池塘可以钓鱼,屋前的平地也可以用作时下流行的露营基地。拿土地是复杂困难的过程,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们都在为这件事奔走,直到上个月手续终于批下来,这个月刚动工。请了亲戚来做木匠瓦匠的活儿,房子建得快,没过一周已经有了雏形,计划国庆期间就能试营业。

禁野之后,华农兄弟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找出路。并不仅仅是帐号的出路,而是真实生活里的出路。但无论是种水稻还是搞养殖,原则都是“步子不要迈得特别大”,这是身为农民的天性,也是现实的教训。农业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他仍然在等待一个好时机。

刘苏良仍然对养殖这件事有着莫大的兴趣。养殖的乐趣在于“动物吃了草就会变成肉”,于是他把“鸡鸭鹅牛羊全搞了一遍”。现在,他的主业是养七八十只羊。养羊比养竹鼠更累,因为羊会乱跑,有时候跑到别人家的菜园里吃菜,有时候跑到山上就不回来了,还有几只羊现在都没找回来。前阵子下暴雨,雨水从山上冲下来,把羊棚一下子冲垮了,小羊几乎一只不剩,留下的喂了好久了药才治好。现在,他几乎成为了半个兽医,还学会了给羊打疫苗。

刘苏良15岁就出门打工。走的那天,他跟着同村的熟人,早上四点多起床等大巴。此后的十年,他做过汽车修理工、服务员、司机、和搬运工。回乡的前两年,他在工厂里做到了主管,一个“老板之下、普工之上”的角色。但那也不意味着什么。他从未想过一种在外面扎根把家人接出去的可能性。电话卡时代,他给家里打电话,一个晚上用完了电话卡里的一百多块钱。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才400块。

提起深圳的打工生活,胡跃清也用了“枯燥”这个词。唯一的印象是“全是人,哪里都是人在排队”,在深圳,他是电子厂的普工,会连续上一个月的夜班。在内卷和内耗还不大被人提起的时候,他们就有了对“打工” 强烈的厌恶感。刘苏良始终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打工的路会越走越窄,但在家乡如果有一份实事,就可以无限扩大。

一直到今天,他们都对城市生活没有什么兴趣。2018年之后,需要出门的活动特别多,他们被邀请去各种平台组织的颁奖典礼和活动。到了北京,兄弟俩呆在房间里各自玩手机,去了很多次,也只有一次出门去了天安门广场看一看。

但在农村,一切都很闲适和自在,生活没有什么复杂性需要考虑。胡跃清猜想,这也许是华农兄弟会受到许多年轻人喜欢的原因:城市里缺乏这种自在。村子里总是很多可以玩的东西,路边最普通的花,摘下来放进嘴里吮吸,就能收获一种味道跟蜂蜜一样的汁液。一个“兄弟”招呼一声,大家就提着锄头和舀水瓢出发钓鱼了。

胡跃清的爱好是钓鱼。摄影:谢婵

如今刘苏良一个人住在村里,早上起来看看鸡鸭羊,到了下午三四点,把羊放出去吃草,两个小时后再收回来。胡跃清住在县城,只有来客人和有拍摄的时候才会回到村里。

有客人的时候,谈话和剁菜的声音混在一起,两位妻子习惯了从一大早开始备菜,在谈话的间隙,刘苏良也会被叫出去杀鸡。事实上,无论有没有镜头,无论有没有局外的客人,这里发生的一切就是最真实的农村的生活,妻子和兄弟姊妹们的话题包括弟弟的相亲进展、明天吃什么、孩子学校里又要交核酸截图了、在跳舞课上学了什么新动作.....在外面打工的那些年里,刘苏良对家的想象就是这样的,温馨的,家人围坐在一起的。

决定回到老家的时候是2016年前后。刘苏良结了婚,有了孩子,不想再过一年放假才能看一次孩子的生活。忍受不了打工的枯燥,胡跃清也回来了。他们变成了整个镇上一只手都数得过来的“没有出息”的年轻人。

胡跃清那时候骑着摩托车,在镇上拍来拍去,被认为游手好闲。那是2017年,互联网平台投入了丰厚的资金给三农视频,万次播放量的补贴就有20多块钱。他的视频最开始只有几千个人观看,后来涨到了十几万、几十万。

但这两年,所有短视频平台的流量都几乎没有可增长的空间了。万次播放量的补贴降到了几分钱。拍了五年之后,胡跃清渐渐感受到素材的枯竭,农村的边边角角全都拍过一遍了,两人都很难再发现新鲜的素材。像竹鼠那样的机遇,也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在乡下,我们只能种田,养养东西,靠自己养活一家人。刚好碰上互联网的时代,挨上了互联网的边,慢慢越走越远。但最后,还是要回归农村(的生活)。”刘苏良说。

竹鼠如今只出现在刘苏良的梦里,它在梦里啃着竹子,而他终于不用再费尽心思帮竹鼠们磨牙。他始终说不出对竹鼠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只是说,“原本像同伴一样天天在一起,突然之间看不到了,梦几晚也是正常的吧”。

亲爱的凤凰网用户:

您当前使用的浏览器版本过低,导致网站不能正常访问,建议升级浏览器

第三方浏览器推荐:

谷歌(Chrome)浏览器 下载

360安全浏览器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