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的魔力：现代化的君主制与英国的“秘密国家”

葛兰西在一篇讨论马基雅维利的札记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君主论》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不是什么成体系的论述，而是‘活生生的’书：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科学在这里以戏剧性的‘神话’形式融为一体。

“现代君主……不可能是某一现实人物或具体个人；它只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要素，通过它，那个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中多多少少得到维护的集体意志开始凝聚成形。”

在这里，“现代君主”本是对现代政治中的政党的隐喻，但葛兰西的论断同样适用于21世纪世界上仅存的少数几个君主国上。日前查尔斯宣誓继任后，在伦敦、爱丁堡和牛津被捕的共和主义示威者们就是最好的例证：逮捕他们的依据不是侮辱王室，而是2022年上半年才通过的反抗议法，但这部反抗议法之所以能通过并落实，又恰恰是因为英国依旧存在着王室。正是这样环环相扣的现代化了的君主制，让喊出了“谁投票选出了他？（Who elected him?）”的抗议者只是因为说了实话便被戴上了手铐。

在法西斯监狱中写作的葛兰西被迫运用晦涩的语言，那我们便不妨把话说得更明白些：信息时代的君王固然是一尊花瓶、一个凝聚民心并代表国家的符号，但这种象征意义却是具有实在作用的粘合剂，它将那些仰赖家世才能占据财富与地位的权力精英们团结成一股政治集团，法律是他们的词句，土地所有制和官僚机器是他们的物质力量，在当代社会中延续着他们的古典政治。

如果说伊丽莎白之死有什么政治内涵，便在于她统治的七十年来稳定发挥的这种作用。女王没能挽救分崩离析的帝国，更无法奇妙地激励不列颠人克服衰退和萧条，但她确实让联合王国及其引以为傲的君主制传统在去殖民化、经济下行与政治危机中一次次地幸存下来了——只不过不是凭她自己，而是靠着那顶王冠的魔力。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4日，英国伦敦，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覆盖着皇家旗帜，顶部戴着皇家王冠，由国王皇家骑兵炮兵的马拉炮车抬着，在从白金汉宫到伦敦威斯敏斯特宫的仪式游行中。

“帝国就是和平”

对多数现代居民而言，王公贵族已经离生活太过遥远了。20世纪中国的两次革命先是推翻了满清朝廷，又彻底改造了供养皇权的社会土壤。但在清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势力曾激烈地抨击革命党人建立共和的主张，鼓吹效仿英国、确立“虚君”制度。在《新中国建设问题》中，梁启超是这样为君主制辩护的：

“夫欧人果何取乎此装饰品，而全国人屈己以礼之，且出其血汗金钱以豢之也？以其可以杜内争而定民志也。夫以法国大革命恐怖时代，全国民死亡将半，争乱经八十余年而始定；以中美、南美之每改选大统领一次辄起革命一次；试问国家所损失为数几何？以区区之皇室费与照例遵从之虚文易之，天下代价之廉，莫过是也。”

在梁启超看来，一个皇位便可以杜绝党争，让民众齐心协力，避免各方势力为争夺国家元首之位而无谓地流血倾轧。他的观点与一般的印象颇为相似：英国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虽然保留了王室，却通过渐进的改革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法国人在革命热忱中砍了国王的头，共和制度却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斗争后方才确立——似乎让国王的头颅留在他的脖子上，对国家与民族而言才是更妥当的选项。今天的中国不少人无缘由地爱戴伊丽莎白，大抵也是人们对两次革命后与法国类似的漫长而曲折的探索道路有所后怕的缘故。她和英国的君主制象征着稳定，而在她统治的七十年间我国的历史却并不风平浪静。

梁启超但架空的王权之下，秩序从何而来？梁启超认为，虚君制度免除了争夺国家统治权的斗争，因而能够安全地让议会集中权力；而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民族之林中，又只有强力的政府才能领导国家走向强盛。他这样写道：

“且在今日国竞极剧之世，苟非得强有力之政府，则其国未有不式微者。

“……政府之权力，亦除却使男女易体外，无一事不能为也。所谓强有力之政府，莫过是矣。然则易为而不流于专制？则以非得多数于国会者不能执政，而国会实由人民选举，其得多数者，必其顺民心者也。此制也，在专制君主国固不能行之；即在德日等之大权立宪国仍未能行之；若在美洲之诸民主共和国，尤绝对的不能行之；能行之者，惟虚君主共和国而已。此论政体者所以推此为极轨也。”

梁启超的观察至少是部分正确的，英国作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滥觞，其政府的权力反而大得惊人，而这种权力的相当一部分便是仰赖君主制的恩赐。这种恩赐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王室特权”：虽然这些权力名义上由君主享有，但几百年来早已形成了君主只在首相的“建议”下才能行使的惯例，于是这些特权实际上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历史上常被政府运用并多次引发争议的权力包括解散或休闭议会、赦免罪犯嫌犯、宣布紧急状态或宣战等。

“君临国会”的学说则是君主制更间接、却也更深远地集中权力的渠道。这一原则在政治上意味着，君主是国家的主权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是君主的多数权力被议会代为行使（而那些依旧直接保留在君主手中的权力即王室特权）。因此，立法机关的权力几乎是无上的，议会能在怎样的范畴中行使怎样的权力，完全是由议会自己的立法决定的，这就是“规定自己的权力的权力（Kompetenz-kompetenz）”。相比之下，多数现代国家都另有高于本国政府的宪法，最高权力机关也无权以一般的立法程序更改，必须经过全民公投或是其他复杂的程序才能修宪。

由于英式议会制度下，内阁是由议会的多数党组建的，执政集团往往能同时掌控行政与立法大权，“议会主权”正是指这种在法理上与实际上的集权状况。讽刺的是，即便现代英国民主发端于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最终形成的却是议会与王权的共生：只有君主制存续，议会和政府才能继续在法理上大权独揽；而只有议会许可，君主制才能继续存在。

所以，很难说清楚到底是君主的威严和礼节让国民放下纷争，还是虚君加持下实际的集权以强力维持了社会稳定。至少对9月11日在牛津被逮捕的西蒙·希尔（Simon Hill）来说，后一种情况真的发生在他身上了。

“不是我的国王”

上个周日，查尔斯正式继承了英国王位，这一消息在英国各大城市中通过正式的仪式进行宣布。在牛津的仪式上，当查尔斯被正式宣布为“英王查尔斯三世”时，西蒙喊出了那句“谁投票选出了他？”，周围的群众马上就让他闭嘴，紧接着赶来的警察给他戴上了手铐，将他押上警车。警察逮捕他的依据是几个月前通过的《警察、犯罪、徒刑和法庭法（Police, Crime, Sentencing and Courts Act 2022，下文简称PCSC法）》和1986年的《公共秩序法》。同日的爱丁堡，一位年轻的女性抗议者也被警察以扰乱秩序为名逮捕，而她当时只是举着“帝国主义去死，废除君主制（Fuck Imperialism – Abolish Monarchy）”的标语。

2022年9月12日，英国伦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后，反君主抗议者举着写有“不是我的国王”和“废除君主制”的标语牌。舆论普遍认为，PCSC法是对民众权利的进一步限制，因为该法大大扩展了警察在针对示威活动执法时的自由裁量权，而上述对反君主制抗议者的执法则是直接限制了言论自由，因为显然这些抗议者并未开展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在许多其他国家，言论、集会、示威等自由往往明文罗列在宪法中，倘若某部法律有不当限制这些权利的争议，人们至少可以在法律的世界里据理力争，但英国的司法机关通常不会审查议会的立法；换言之，议会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程序埋葬这些权利。

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传统上自由表达政治观点的权利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范畴，而并没有像其他诸多国家那样在宪法中明文规定这一权利。人们津津乐道的1689年《权利法案》仅规定了议员不得因其言论而受罚，此后的三百年间，即便种种惯例和习惯法大体保障了民众实质的言论权利，但作为法律概念的言论自由权却并不存在。直到1998年，为了让普通法系与英国签署的《欧洲人权公约》中对公民权利的明文规定相调和，英国才通过了《人权法案》，明确列出了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一些英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然而，由于英国议会通过的法案之间并无上下位之分，《人权法案》原则上并不能阻止议会颁布另一部限制某些权利的法案。

议会面临的实质约束只有破坏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的外交风险，以及触怒本国社会力量而引发动荡的政治风险，而后者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按闹分配”。

PCSC法最早针对2019至2020年间各类环境保护组织的激进行动而起草，以环保活动家为核心的反对势力也在该法审议期间组织了一系列抗议，但英国主流民意虽然赞同环保主义、却厌烦堵塞交通这类环保运动的常见策略。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潮、疫情以来反对防疫政策的抗议活动也并未成功阻止PCSC法的出台，均是因为这些运动并未在英国社会中掀起太大波澜。然而，该法案却几乎完全没有触动工会的既有权利，并未对罢工等工业行动增加限制；而在实践中，即便今年物价上涨引发的大罢工一浪接着一浪，公共交通等重要领域动辄停摆，也全无警察动用PCSC法强行执法的争议出现。这是因为工会在英国政治中根深蒂固，虽然规模有限，但组织和动员能力很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极大，当局并不敢轻易惹恼工会。

甚至严格意义上来讲，发表反对君主的观点在英国可以按重罪论处。1848年通过的《叛国重罪法》第三节规定，任何鼓吹废除君主制的言论或行为都是重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虽然自1879年以来就再也没有人被判决过这项罪名，这一法条的存续本身就是对法治与言论自由权的莫大讽刺。可以说，英国议会与政府的权力边界在19世纪与今天并没有根本差别，只是国际共识与社会观念的改变让一些几百年前的信条放在今天不合时宜，因而没有人会冒着丢失选票的风险去执行罢了。

这种没有边界的权力正是源自王权与“君临国会”的原则，只是执政者们通常惧于政治风险而不会行使逾越常理的权力罢了。但在女王去世之际，PCSC法这部本就有侵犯自由之嫌的法律以一种更反动的方式被执行了，王室的尊严被这种非常却又符合法理的方式维护了。王权最终通过它昔日授予议会行使的主权，巧妙地维护了它自己与时代脱节的存在。

“谁拥有英格兰？”

现在，让我们结束在法理宇宙中的遨游——英国也是现代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如果君主制及其拥趸没有相应的物质力量去维持法律的现状，他们早就该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封建制度那样随着工业化和民主化而消散在历史中了。

2019年，调查记者盖伊·施拉布索尔（Guy Shrubsole）出版了著名的《谁拥有英格兰？（Who Owns England?）》一书，总结了他对英国土地制度的长期调查。与大部分现代国家不同，土地所有权的信息在英国“臭名昭著地”不透明，就连政府的土地注册处（HM Land Registry）也只掌握了英格兰约83%国土的所有者信息，而且普通人能直接从网上的公开渠道获得的资料相当有限，详尽的信息只能在地方的主管部门逐次查询，手续繁复还要收取费用。据估算，倘若某人想要弄清楚全英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光是交给各地政府的手续费就总共超过七千两百万英镑。

施拉布索尔发现，全英格兰一半的土地被掌控在不到两万五千人手中，而这些土地中的一大半又是由贵族家庭世代继承下来的。贵族和乡绅占据了全英约30%的土地，另外18%由大企业所有，王室和英格兰国教会又拥有2%。这些统计还没有把那17%所有权不明的土地计算在内，而这部分土地几个世纪以来完全不曾在市场上交易过，很可能也属于贵族们长期世袭的地产。另一个出乎意料的事实是，普通人能够自由移动的土地大约只占全英国土的10%。

多数现代贵族当然不会继续在他们的家族已经占据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上延续着祖先田园牧歌的生活；相反，他们早已习惯于用现代手段来经营土地、汲取巨额收入。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2日，苏格兰爱丁堡荷里路德宫举行“钥匙仪式”，将爱丁堡城钥匙交给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王室给爵士领主们做了表率：查尔斯三世方才从伊丽莎白二世处继承的不只是白金汉宫、巴尔默勒尔城堡等王室的私人地产，还有在“王家地产（The Crown Estate）”经营下的约三十万英亩、总价值逾150亿英镑的公共地产。王家地产进行集团化管理，以盈利为导向运营土地，2021年一年的收入便接近五亿英镑，伦敦著名的商业街摄政大街（Regent Street）就是王室名下的地产；但王家地产又并非一般的市场经济主体，它还拥有全英55%海岸的潮间带和所有沿海12海里内的海床，并因此在油气开发与清洁能源等产业赚得盆满钵满。家族信托则是贵族们的另一种选项：阿索尔公爵布鲁斯·莫瑞名下的七万英亩土地，便是由其父约翰·莫瑞生前创立的信托经营的，于是公爵及其后代们不必亲自从事任何劳动或商业活动，也依旧能在英国富豪中榜上有名。

在政治生活方面，即便贵族头衔越来越少出现在时政新闻中，古老而高贵的血脉却从来没有远离过英国的权力中心。贵族看上去不再直接掌握权力的原因十分简单：有贵族头衔者无法成为下议院的议员、进而较少在内阁中担任正职；而贵族头衔又有一系列复杂的传承规则，能继承上一代头衔的晚辈名额相当有限。但是，为数众多的政治家们即便没能继承来公爵伯爵一类的头衔，却依旧出身名门、享受着财富与人脉；而在聚光灯之外，还有不少权力游戏的幕后参与者们。

二战后，王室曾提议授予温斯顿·丘吉尔以“伦敦公爵（Duke of London）”的头衔，以表彰他在战时领导英国的巨大贡献。但他考虑再三后还是拒绝了封爵，因为倘若他获得了贵族头衔，其独子兰道夫·丘吉尔在自己逝世后就将继承头衔而无法继续担任议员乃至进入内阁，而他的孙子温斯顿未来也会面临同样的尴尬。至于丘吉尔自己，他一直为他的直系祖先、光荣革命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功臣马尔博罗公爵约翰·丘吉尔而自豪无比，但恰恰是因为没有继承到祖先的爵位，才有资格成为下议院的议员，并在日后进入内阁乃至官拜首相。

至于知名度稍低些、但同样拥有巨大政治能量的中高层政客，类似的例子就更多了。现任农村事务次官理查·贝尼昂（Richard Benyon）的血脉包括索尔兹伯里侯爵与雪莱男爵的家族，他自己名下便拥有继承来的位于伦敦西部伯克郡的一万四千英亩土地，而2019年时这些土地受益于约二十八万英镑的农业补贴。选民想必只能怀着最大的善意，相信这位既是主管三农政策的高官、本身又是享受补贴的大农业土地所有者的爵爷不会偏袒本阶级的利益吧。另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保守党议员、也是英国脱欧最坚定的鼓吹者之一，理查·德拉克斯（Richard Drax）的贵族血统可以追溯至十一世纪的诺曼征服以前，他在英格兰西南的多塞特郡拥有近一万四千英亩土地。在脱欧尚未成为定局的2019年，反对移民的他曾公开宣称：“这个国家人满为患了。”

“秘密国家”

某种意义上，英国政治的一些特征确实契合了阴谋论者对“深层国家”的想象。英剧《纸牌屋》《是，大臣》《一场典型的英式政变》《国家秘密》中，政党精英、官僚系统、军队、情治部门、财阀企业、甚至还有美国人，每股势力都能在政治舞台上一手遮天。当然，现实并不会像电视剧的逻辑那般简单粗暴——躲在幕后却又无处不在的权力集团把民选政府玩弄于股掌之间。

现实的情况更为复杂。以上各方势力确实都有神通广大的能力：执政党的建制精英可以借由上文论及的政制权倾朝野；高级行政人员无须对选民负责却依旧主宰政策制定；军队和军情五处确实在上世纪策划过针对民选政府的阴谋；财阀企业自然也有合法与私下的种种渠道对政治施加影响。这些势力也确实交织成同一个社会网络，各行业的精英们很可能原本就彼此认识，从同一批的名牌公学和大学毕业，相互之间总有各取方便的人情和交易，自然发展出了复杂的裙带关系。但是，这些势力之间有着矛盾的诉求，彼此间同样明争暗斗、争权夺利，自然不可能汇聚在一间烟雾缭绕的小屋子里畅谈如何操纵这个国家。

除非，他们共享某种政治上的最大公约数，并存在着某种实在的纽带，将这些势力在特定议题上团结成同一个政治集团。

政治学者巴灵顿·摩尔在其经典专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提出，即便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在现代英国民主政治的建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土地贵族阶级的“资本主义动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近代的不少英国贵族乐于将他们汲取自土地的财富再度送入市场，投资于航海、海外贸易或殖民扩张等活动，或是干脆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展资本主义化的经营：被视作商业革命开端的圈地运动和“羊吃人”，却是由贵族把持的议会一手实现的。

接下来的几百年间，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阶级日益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商人和工厂主发家致富后，往往自己也效仿起了贵族圈子高雅的生活方式，并把子女送进精英公学、指望他们交到贵族好友甚至与名门望族喜结连理。那部分有进取心的土地贵族们也接纳了高歌猛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他们将世代传承的财富投资到工厂、银行和种植园处。理查·德拉克斯的贵族祖先就曾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大发横财，据《卫报》调查，约三万名奴隶曾死在德拉克斯家族在加勒比海的种植园中。

当然，两个阶级间远非亲密无间，著名的《谷物法（Corn Laws）》就是双方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十八至十九世纪的英国政治是辉格党与托利党的舞台，被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概括为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斗争。最终把双方推到一条船上的，是大有炸平白厅、让泰晤士河倒流之势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战后，俄国革命的影响与劳资纠纷的激化让英国短暂迎来了一段工人斗争的高潮，1924年的大选中传统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一败涂地，其左翼激进派系转投工党，而温和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支持者们则倒向了保守党。这一分野是历史性的，从此保守党的队伍既受益于名门望族的身后资源、也从大资本的政治献金中获利颇丰。

贵族和资产阶级并非简单地结为同盟，而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血缘上都逐渐相融。时至今日，豪门后代们用企业化的方式经营着继承来的庞大地产，靠着土地财政的收入为自己和子女的任何事业提供充足的经济资本；企业家和银行家的行列中也几乎不再有“白手起家”的第一代富人，更多人同样是靠着优渥的出身、高贵的交际圈子和家族账户中的真金白银来维持地位；至于议会和政府中端坐着的保守党权力精英们，即便姓名前没有贵族头衔、直接名下没有以百万计的财富和地产，他们哈罗和伊顿、牛津和剑桥的背景就已经让许多事情不言自明了。

所以，如果说英国的各个利益集团间果真有什么能让他们团结一致的底线，那就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在世代间的世袭绝不能被打破，他们的先人在军事征服、奴隶贸易、血汗工厂和金融投机等渠道中积累下的原始资本绝对不容攻击；换言之，他们共享的价值观就是“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马克思语）

最符合这种共识的制度就是君主制，因为君主的存在本身就昭示着：有些人仅凭血脉、传统和继承权便可在出生时就高人一等。而维持这种共识的纽带，除去这些人来到世上后就无法改变的血统之外，就是他们从小到大、从上学到求职再到平步青云的整个成长过程中不断受益的、并终将有一天继承过来的祖先不义地夺来的财富与地位。于是，即便政见不合、利益分歧不断，在君主制存续的问题上，英国的精英阶层总是如此团结。

2003年，长期支持共和主义的《卫报》曾向上议院上诉，控诉1848年《叛国重罪法》中规定废除君主制的言论可招致终身监禁的条款违反言论自由，但却被上议院的贵族议员们驳回了：“没有人会因为和平地宣传君主制应当废除并由共和政体取代，就面临任何被起诉的风险。”于是十九年后的今天，英国当局只好找出了别的缘由和法条来给反君主制人士戴上手铐。君主制确实意味着稳定：精英阶层内部对王室的延续毫无杂音，国家机器忠实地换着法子维持帝国的航向。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2日，英国伦敦，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和王后卡米拉首次在议会大厦发表讲话。查尔斯三世只面临一个问题：君主制的维护者们利用王冠来为自己世代继承的特权辩护，但无权无势的王室则因此被动地成了社会不平等的守护天使。那么，人民越是对特权和不平等忍无可忍，对君主制的反感就会从怒火中产生。正如《雅各宾》杂志所言，“任何一个人纯粹因其血统便能生来就在国家机器中占有一席之地，正如我们生活的这个一些人生而富有、另一些人生而贫穷的世界一样令人厌恶。”

伊丽莎白二世或许不该在这个本就充斥着不满与动荡的年份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