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我们现在好像坐在了历史门槛上
资讯

葛兆光:我们现在好像坐在了历史门槛上

从前,葛兆光有过一只大樟木箱。1966年,凯里一中停课了,正在读初三的葛兆光再一次与时代的巨浪正面相撞——10岁时,他随父母下放至此,少不更事地上了历史第一课。两年以后,他成了白腊公社的一名知青,随身带去的行李,除了被褥和一口政府发放的铁锅,就是这只刚做好的木箱,里面装得满满的全是书。此后几年的艰辛生活里,这些书是他唯一的陪伴和慰藉。

1978年,葛兆光的人生轨迹又一次嵌入到历史的转折之中,原本可能埋入大山深处供销社里的命运,被一张录取通知书打捞了上来。伴他同行的还是那只木箱,仍旧装满书本,上面贴着“北京大学新生行李托运单”。

从此一生,葛兆光便再未与书分离过。从北大到扬州师范,从清华到复旦,从对禅宗、道教的研究,到纵跨数千年的思想史书写,再到推动“从周边看中国”研究、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他以近乎苦行般的思想耕作和敏锐深刻的问题意识,搭建起了当代学术史极其重要的一块版图。只是曾经的那只樟木箱在多年辗转中不见了踪影。

他并非那种登高一呼的知识领袖,但他的历史思索始终都有着一重关照当下的自我要求。很多时候,他也渴望安安静静地做纯粹的学院学问,可兜兜转转,终究发现“没办法把专业研究和现实关怀分开,好像一直是中国学者的宿命”。

这几年,世界范围内的一系列新的变化让葛兆光隐约产生着一种感觉,我们好像又坐在了历史门槛上,看不清未来。只是这一次,他对于自己是否还能给出一种可能性的回答,不再那么有信心。这一方面和年纪有关,他72岁了,更重要的原因则来自一种深切的无力感。2013年,他辞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时,在请辞信中便写过:“我做不了傅斯年,我更不想像傅斯年那样再一头栽倒。”

图片

2017年,葛兆光在韩国首尔的“中国系列”讲座上。图/受访者提供

前面充满了未知数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的时候你困在东京,今年又经历了上海的全域静态管理,经历了两次不同时空的“静默”,你的感受和思索有什么不同和变化?

葛兆光:2020年头八个月,我因为疫情困在日本,每天从电视和网络上看中国的情况,一方面忧心如焚,一方面也隔岸反观。有日本作为对比的背景,也许看得更明白一些。没想到,居然2022年又在上海再一次遭遇疫情,刚好内人去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半年,我一个人在家,每天和内人交流香港与上海的防疫情况,也一个人在家经历近三个月的“静默”,在无声中听有声。

很多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问题,在困守宅中的时候,就像走马灯似的在我脑子里盘旋。毕竟我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所以,对现实的观察总是会回溯到历史。在史书里,我回顾汉末的瘟疫、横扫欧洲的黑死病、明末的鼠疫、20世纪的西班牙流感,也会联想到人、自然,灾难和病毒。刚好宅家期间的一个主要工作是修订“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文稿,其第五季就是讨论“环境、气候和疾病”这些问题的。所以,人就好像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往返穿梭。

中国新闻周刊:除了疫情所产生的影响,近年来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诸如右翼崛起等一系列变化。世界秩序是否真的又到了一个巨变的节点?你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事实上始终含有一重现实思考的指向,那就是当代中国如何在世界秩序中自处和共处。那么面对当下的世界秩序,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处和共处的选择?

葛兆光:世界秩序是不是到了巨变的节点,这个问题太大,我不敢说。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让思想世界越来越乱,我们不可能回到“心也简单,人也简单”那种道理不言自明的时代,所以有点儿看不清。

我总隐隐约约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坐在历史门槛上。虽然我算是历史学者,曾在背后的大门里头,看到过长长的历史和我们走过的路,也明白我们好不容易走到门口,当然应该向大门外面继续走下去。但困惑的是,思想世界乱了,现实世界也乱了,对于前面也就是未来,却好像云遮雾障,看不清楚了。

你看,最近一年里,俄乌冲突、全球疫情,它引起的种种变化,是不是有点儿出人意外?尽管过去的历史经验、历史记忆、历史教训都推着我们,让我们坚定地向前走,告诉我们,应当相信简明而清晰的理性。可形势比人强,我们还是被某些力量某些事件把水搅浑了,以至于看不清前面的路上,是不是有陷阱、有歧路、有危险。其中,让我们思想产生混乱而使我们驻足不前的,就有那些右翼崛起、帝国观念复活以及逆全球化潮流等。你看,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冲突、冷战结束后的文明冲突、现代新帝国通过科技、市场、资源的另一种形式的冲突,这些又再转回来形成不同制度与价值观的冲突,你不觉得,前面充满了未知数,好像又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吗?

就是在这种时代,我觉得坐在历史门槛上的我们,恰恰应该静下心来好好想想。

别人的看法是认识自我的镜子

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开始,你提出“从周边看中国”。截至目前的研究系列中,我们所看到的“周边”仍在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内。这个“周边”是否还应该涉及中国的北边、南边和西边?如果应该的话,通过它们的“看”与通过东亚的“看”又会有什么不同?

葛兆光:我同意你说的,过去我提倡“从周边看中国”,主要仍然局限在东亚文化圈。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因为我们的语言能力有限,东亚各种汉文文献我们比较容易获取和解读,过去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多;另一方面确实是,过去和中国打交道,这部分区域比较多,特别是文献留存最多的明清时代。最近,我把十来年讲“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讲义整理出来了,也在浙大、山大(山东大学)、澳门大学和华侨大学讲了几次“东部亚洲海域史”的研究问题,我就是希望,除了注意中古时期重要的从东向西,族群、文化、冲突的历史联系,也要注意研究近世从北向南,即东海南海的历史联系。特别是,呼吁超越过去的中国中心,也超越过去习惯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还要超越日本学者近年来提倡的“欧亚/东部欧亚”的研究方法。最好把环东海、南海海域各国都连在一起,并且用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文献、他们的立场,来反观互相联系的历史。这是我近来在努力的方向,只是我年纪太大了,知识也不够,只是努力推一推,希望年青一代学者能多做这方面的研究。

其实,东西南北环中国各种族群与国家,对中国各有看法。我们不必强求人家对我们怎么看,可是,他们的看法恰恰是中国自我认识的镜子。以前我一直打这个比方,说没有镜子,你只能自我想象;只有一面镜子,你只能从正面看自己;有两面镜子,可以看自己的正面反面;可是当你有了多面镜子,前后左右照,你才能得到立体的、全方位的、细致的自我认知。说实在话,我们历史学界还缺乏这种全方位的认识。

改变自我中心的世界观

中国新闻周刊: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之后,你个人已经五年没出版学术专著了,但好像你开始有意尝试与大众更为容易的连接,比如策划了150期的音频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这其中有怎样的心态变化和社会期待?节目完结后,你觉得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想法了吗?

葛兆光:确实,自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2017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来,我没有再出版完整的专著。这大概是因为我在同时做三个脱不了手的工作。一个是你提到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一个是我即将出版的四部讲义,我常说我毕竟是一个教师,“半生心血在课堂上”;还有一个是《中国思想史》的修订补充与整理,这部书出版二十多年了,印刷了不知道多少版,也译成外文出版,但很多朋友都觉得,至今还有阅读参考的价值,所以我也想多花一点儿时间,把最近想到的、看到的思想史新资料和新思考,加进去重新出版。

其中,《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作为音频节目,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来做,不光是要拟出详细的大纲,而且要自己撰写几乎每一季的导言和结语,还要对每一讲的稿子都重新修改、补充甚至重写。中国民众尤其是城市中产阶层,工作非常忙碌,所以,这种音频(播客)形式很适合他们在晨练、乘地铁、开车、做家务时,利用有限时间收听,因此非常受欢迎。很多听众在节目中留言和评论,表示这套节目“改变了他们对全球历史的认识”“打开了自己的世界眼光”“改变了自我中心的世界观”。这让我非常安慰。两年半里,据说有近十万听众,有几百万次收听。根据调查,听众不仅有很多大学生、研究生和白领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很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律学家。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节目的理念阐述中,同时强调了“讲一个没有中心的历史”和“从中国出发看全球史”。实际上,这不只是一档节目的价值观,也不只是关于全球史的价值观,那么对于“讲一个没有中心的历史”和“从中国出发”之间,如何理解才能更清晰更准确?

葛兆光:“从中国出发”和“以中国为中心”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全球史本来就是瓦解“中心”,强调“联系”的,“从中国出发”,并不是为中国在全球史中争份额,突出中国的历史地位,而是要说明,这只是从中国角度看全球。如果以中国为中心,就违背了全球史的理想。

那么,为什么还要“从中国出发”呢?我有三个考虑。

第一,我在节目导言里面说,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可以做到全知全能,360°没有死角地看全球历史,所以,我们历史学者要承认局限。第二,还要说明,我们是从中国的位置、角度来关注全球历史,这种“视角”可以和日本出发的视角、欧洲出发的视角、美国出发的视角、澳洲出发的视角互相补充。可能我们看到的历史,难免带有中国的理解和认识,比如我们说的“东”,是朝鲜和日本,是茫茫大海,更远是太平洋对岸的美洲,我们看到的“西”,是从中亚、西亚、两河流域到欧洲甚至美洲;可是,欧洲人看到的“东”,有近东、远东,他们看到的“西”,是隔了大西洋的美洲。那么,我们把这些不同视角出发的全球图景,合在一起,不就全面了吗?第三,我说的“从中国出发”,也考虑到中国人接受历史叙述的时候,往往对中国熟悉的事情有亲切感,也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们会从一些中国历史故事开始讲全球史。比如讲“白银时代”,白银的开采和交易,在十五世纪以后,这是涉及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大事情,可是我们从明代后期用白银当做货币造成白银紧缺,以及最近中国考古新发现“江口沉银”,也就是明末农民军失败的时候,把大批银子沉在江底这个故事说起,这样就容易引起中国听众(读者)的亲切感,有助于他们理解。

中国的人文学术始终无法纯粹、

冷静而客观

中国新闻周刊:在《宅兹中国》的序文中,你曾解释过自己为何转向“中国”研究,也由此可以将“中国”研究视为你的思想史研究的延伸。你是古典文献专业出身,可以说在具体学术方向的选择上有非常多样的可能,为何会如此明确地投身于思想史研究?

葛兆光:十几年前,黄进兴先生曾写文章,说思想史现在好像麦克阿瑟说的“老兵不死,但逐渐凋零”。可反常的是,中国学界仍然关注思想史,我也始终关注思想史,为什么呢?我想,也许是某种中国传统的当代延续吧。2010年去普林斯顿大学担任第一届Princeton Global Scholar,我给的第一次公开演讲,题目就是“思想史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很重要”。演讲里,我就讲到中国知识人的一个习惯,就是林毓生先生曾经说的,总想从“思想文化”上来解决现实问题。所以,形成一种习惯,要从“道”来理解“器”,用“体”来支配“用”,靠“本”来解决“末”,所以有一种以道理为根本,整体主义地把握世界的传统。这也和知识人的处境有关,古代皇权独大,知识人没有权力,总是觉得“道理最大”,要用“道理”来对抗或者限制“权力”,要从根本大道理上来介入现实政治,因此“道理”也就是思想很重要。

开个玩笑,如果写历史,你被列入文苑传,当然很光荣,但是如果能列入儒林传,大概就更光荣,因为儒林就不是舞文弄墨,而是要讲思想讲政治了,可是,按照宋元以后的新传统,那更得争取入道学传,道学那就更得讲道理讲思想,可见古代中国就有重视思想的传统。如果你能把这个思想的历史串起来,讲一个真理的历史谱系,那就更重要了,因为这就是“道统”。“道统”一确立,就定下了孰是孰非,何为黑白,谁是楷模,谁是叛逆,因此就更有现实意义了。

中国新闻周刊:就公众层面而言,思想史并非易读易懂的领域。但另一方面,你的《中国思想史》、李泽厚的“思想史论”、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等思想史著作却又在印数和销量上表现得出人意料。你如何看待这种“反差”?普通读者面对思想史,怎样阅读才是准确、有效的?

葛兆光:因为对于历史与现实,大家都想不仅看到“皮肉”,而且最好“扎出血来”,讲出根儿上的问题,于是思想史就很受关注。不过,从现在的学术规范来说,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绝不可以直接给现实世界开药方动手术,它毕竟只是讨论过去的思想,只是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我们那些思想文化上的弊病,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来的,我把它叫做“诊断病源”,在这一点上它是有用的。我想,能够像你说的“在印数和销量”上表现得出人意料,大概就是因为,从一开始这些思想史著作的问题意识中,就有为中国“诊断病源”,而且这些历史问题的分析,和读者心里对现实的思考有一种合拍和共鸣,所以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吧。

说实在话,我没想到我的思想史著作,不仅被翻译成外文,得到很多国际学界的评论,获得不少奖,尤其让我高兴的是,它也引起学术界的不少争论或者讨论,比如所谓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是否应当写入思想史著作?比如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关系如何?比如这种不以“人”或“书”为章节或单元的思想史写法,是否可以更好地表现历史的脉络?甚至,它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古代中国的学说是“哲学”还是“思想”的讨论,也间接引出了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尽管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话题还能不断被人注意,还有出版社认为有价值再版,这让我还是很欣慰。

记得已故的李泽厚先生曾说,他不写十年前的书,也不写十年后要看的书,那是他作为时代启蒙者的自我定位,因此,他总是要站在时代前面一点点,以便引领时代的变化。而我其实更多是学院学者,除了希望通过历史诊断当下的思想价值,同样重视严格的、客观的学术意义,希望著作可以意义长久一些,所以更相信有人说的,如果二十年后还有人引用你的著作,那么你的著作就有意义。所以,最近我才会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来重新修订。当然要说明的是,这二十多年来,新出现的资料,新提及的问题,新出版的著作很多,也让我不得不加以补充和修订,但我对思想史的脉络、立场和评价,却并没有变化。我很疑惑,这是我的思想史观念和对现实的诊断方式没有进步呢,还是我们的思想和学术仍然在过去的延长线上没有变化呢?

中国新闻周刊:你常常强调学术的现实关怀和担忧人文精神的失落,但也感慨过“没办法把专业研究和现实关怀分开,好像一直是中国学者的宿命”。所以在专业研究与现实关怀之间,到底怎样才是一种理想状态?

葛兆光:回顾这几十年,我感受很深的是,在中国,历史与现实、学术与社会无法完全切割。其实,我们都想在一个安静的学术环境里,做纯粹的学院学问。

以前傅斯年说,做学问应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把史学看成是史料学,而史料学才可以成为客观的科学。这当然很理想,因为这样做学问很单纯很明确,就像有人说的,破译一个字,就像做一部文化史;考证出一段史事,就好像在门捷列夫元素表上添了一个元素;发掘出一些历史,就像通过望远镜发现一颗星星。但遗憾的是,那恐怕是平静和正常的时代,纯粹的职业和学术。但中国的人文学术始终没法那么纯粹、冷静而客观,不光是百年来的社会状况,迫使人文学术不能不承担着启蒙的责任,而且现代的人文学术,它的思考方向、问题意识、解读路径,也始终受到现实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这些年它实在是走得很艰难。

差不多到“收官”的时候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完成1980年代关于宗教与中国文化的研究、1990年代《中国思想史》的书写和“中国”三作之后,接下来你的学术视角还会投向哪里?

葛兆光:我是1977级大学生,从苗疆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已经差不多28岁了。在《北大学报》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是1981年,到现在也已经超过四十年了。我的学术生涯,刚好经历了整个改革开放时代,其间风云变幻,回想起来真有很多感慨。尽管很多朋友说,我这四十年来,先是研究禅宗道教文学,然后做中国思想史,再往后研究东亚中国,在中国学界能始终“预流”(编者注:此概念为陈寅恪提出,大致意为主流)很不容易,这也许是安慰我吧,但自己也还是明白,到了这个时候,差不多也该“收官”了。

中国新闻周刊:回看三十余年的治学历程,你会给自己一个怎样的总结和评价?没能写下去的《中国思想史》第三卷,算是你学术生涯甚至人生的最大遗憾吗?

葛兆光:人要有自知之明。说实在话,人有能做的,有不能做的。你问我《中国思想史》第三卷没写出来,是不是最大遗憾,其实也未必。《中国思想史》第三卷,原来设计的是从1895年到1989年,这是我所说的“思想史意义上的二十世纪”,它太难写了,如何把二十世纪纷纭复杂的各种思潮,安放在一个妥帖的脉络里,如何处理从档案到口述、从著作到文件那么浩瀚的资料,这绝不是我可以办到的。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古典文献,对古代相对熟悉,对现当代其实还是隔膜,因此,我只能放弃这种包揽或圆满的计划。

中国新闻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想留给你自己。你最想对自己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又会如何作答?

葛兆光:让我对自己提一个问题,我就只能用艾恺写梁漱溟那本书的书名,既问自己,也问别人——“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问题,前辈也好,同辈也好,晚辈也好,我记得好多人都在问,也已经问好多遍了,可至今好像还没有答案。

亲爱的凤凰网用户:

您当前使用的浏览器版本过低,导致网站不能正常访问,建议升级浏览器

第三方浏览器推荐:

谷歌(Chrome)浏览器 下载

360安全浏览器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