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成不了稻盛和夫

稻盛和夫最后登上了中国热搜，只是最后的挽歌，是对一个时代的悼念。但是，他的所有中国遗产，仅限于一碗鸡汤。这是一碗出于误会的鸡汤。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丨关不羽

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逝世，一个时代落幕了。

01

稻盛和夫，在中国特别有人缘

稻盛和夫和创办松下电器的松下幸之助、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本田汽车创始人本田宗一郎，并称日本“经营四圣”，是战后日本实业界的代表人物。

“经营四圣”的经营生涯都是传奇，也都留下了传世的著作和大量的金句、段子，各有拥趸。让美国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本田宗一郎，是他帮助日本汽车成功打入美国市场，因此成为第一个进入美国汽车名人堂的日本人。

在日本国内，最受推崇的昭和企业家代表当属松下幸之助。毕竟松下电器作为历史悠久、受众最广泛的日本国民品牌，更为深入人心。而盛田昭夫则是争议人物，他的《学历无用论》《日本人可以说“不”》，在哪里都是毁誉参半。

稻盛和夫则是在中国特别有人缘，截至2020年底，稻盛和夫执笔的书籍（包括合著）累计全球发行数量超过了2000万部，日本以外总发行数量的94%都在中国。

因为稻盛和夫是“经营四圣”中最年轻的，他的事业巅峰期与中国改革开放的高潮同步，很多中国企业家是看着稻盛和夫的背影成长起来的。

松下幸之助和本田宗一郎分别在1989年、1991年相继去世，盛田昭夫则是在1993年中风后退出了公司经营。而稻盛和夫在1984年二次创业，创办的通信企业DDI（现名KDDI）仅仅用了十多年时间就跻身世界500强。2009年更以78岁的高龄，出山拯救日本航空公司，成就了人生第三段传奇。

对几代中国企业家而言，稻盛和夫是“四圣”中唯一“活着的偶像”，备受推崇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次稻盛和夫逝世，中国舆论的高度关注让日本社会颇有意外之感。或许他们没有意识到稻盛和夫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企业成长历程中的特殊意义吧。

02

传奇的人生，平凡的起点

稻盛和夫逝世后，很多评论者以他的事迹、理念与中国企业家做对比，发出了“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稻盛和夫？”的灵魂之问。很久以来这样的问题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名义提出过很多遍，把“稻盛和夫”换成比尔·盖茨、巴菲特、马斯克，也是一样的。

一次次的“灵魂之问”，从未问出什么结果，还是乐此不疲地问下去，无非是“中国企业家不行”的情绪宣泄罢了。如果真要找答案，不妨换一个问题，问一问日本为什么会有稻盛和夫？

“四圣”这代企业家的人生起点并不高。稻盛和夫是出身鹿儿岛的“乡下人”，家世、学业都很一般。他毕业于鹿儿岛大学，这所大学位列QS世界排名650-700名之间。不过，在“四圣”中只有大阪帝国大学毕业的盛田昭夫比稻盛和夫强，他却写出了《学历无用论》。至于松下幸之助和本田宗一郎，都是没有学历可言的学徒工出身。

“英雄不问出身”算是励志，但稻盛和夫也并不是胸有大志的英雄胚子。大学读得很拉胯，上世纪50年代初的战后日本社会还处于贫困、混乱的状态，含金量不高的学历意味着毕业即失业。困于生计的稻盛和夫差点选择进“社团”，却机缘巧合地进入了一家经营困蹙的企业，才免于成为“社会人”。

这家企业是生产绝缘陶瓷部件的，稻盛和夫便在这一行业扎下根来。1959年，27岁的稻盛和夫因和新任上司不和而辞职，和一些老同事一起创办了京瓷。适逢日本电器产业开始启动，绝缘陶瓷部件走俏，稻盛和夫的事业就这样起步。

这位最终“成圣”的传奇人物，并没有什么神奇的起点。他的早年经历普普通通，与千百万战后出道的昭和青年并没有什么不同。

上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启动的时代机遇，成就了那代人。“四圣”的出现其实就是个概率问题，千千万万的“年轻社长”中总会有站立在浪尖的成功者。战后日本经济“野蛮生长”，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03

“勇者斗恶龙”的二次创业

美国也好，日本也罢，乃至更早的老欧洲，都曾经历过经济高速成长的阶段。最杰出的企业家都是在那个阶段涌现的，而不是精心栽培、苦心计划出来的温室花朵。

稻盛和夫也是如此。笃信禅宗哲学的稻盛和夫在企业经营上可不“佛系”，他的阿米巴经营管理是把企业部门拆成一个个单独核算的小组织，可谓是锱铢必较的极致。只有站在这一角度，才能理解他所倡导的“利他”。京瓷经营六十余载，从未亏损，正是锱铢必较的成就。

稻盛和夫应对危机的方式是“全员销售”，公司的每个员工都化身为推销员，加入营销大军。

不要被稻盛和夫的“心灵鸡汤”误导，那代“昭和人”刻在灵魂深处的烙印就是拼经济，这对经历过战后贫乏时代的他们而言是理所当然的。温驯的外表之下，装着不羁的灵魂。

时代也给了他们足够的机遇。1984年，日本开放了通讯行业，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这一举措在日本社会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就有很强的“统制”色彩。尽管经历了战后改造，但是两大经济主管部门大藏省和通产省依然对经济保留了强大的“统制力”。通信产业就是他们划定的“禁脔”，全日本的通信业都被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把持。这是一家创立百年的老牌国企，战后改造都没有伤它分毫。

因此，1984年的通讯业开放，曾被视为堪比“断然开国”的壮举。但是，面对这家年营收4万亿日元、员工33万的“巨无霸”，谁也不敢轻易造次。

对通讯业必须市场化怀有强烈信念的稻盛和夫毅然进场了。这无疑是个大胆的决定。当时京瓷年营收不过2000多亿日元，以陶瓷元部件为主营业务，在电子通讯行业中属于“小宗”。无论是规模，还是业务领域，都没有什么竞争优势。可是，凭着高度重视服务的“庶民风”和善于拼市场的营销优势，稻盛和夫创建的DDI很快就显示出了强劲的竞争力。

旋风式的并购更体现了稻盛和夫高效经营的风格，2001年DDI与IDO合并，化身为KDDI，成为日本第二大电信服务商，也是稻盛和夫创办的第二家世界500强企业。

这不是“鸡汤大师”的成功，而是“市场大师”的胜利。虽然日本电信业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获得最后的成功，NTT经历了多次换汤不换药的拆分、改制，依然在“场外力量”的保护下保持了极大的优势，导致日本电信业保守迟钝的风格难以改变。但是，稻盛和夫二次创业的成功，依然为日本后来推进诸多民营化的市场改革树立了标杆。

当然，这一成就的前提是日本强势的官僚机构没有把DDI的成长之路彻底封杀。在经济高速成长阶段，日本经济官僚机构和企业的关系非常微妙。一方面相互配合，合力推动日本产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这些精英官僚试图掌控经济的“统制”传统还在发挥作用，干预企业经营的“横暴”行为时有发生，政企之间时不时擦出一些“火花”。

所幸的是，较为复杂的权力结构，保证了企业拥有较高的的生存空间和自主空间。DDI的成长触动了“电信系”的政商利益，但是开放民营进入电信市场作为公开的政策，有很强的民意支持，不是特殊利益集团可以轻易阻挠的。

与之类似的还有丰田、日产之争，通产省“避免过度竞争”为由劝阻丰田制造SUV车型，将这一业务领域留给日产，丰田竟以“官僚什么也不懂”断然回绝。这一争执在媒体公开化后，“通产省横暴”引发了不满，连同日产创始人鲇川义介“满铁系”背景、通产省关系户的老底也被挖出来，让通产省颇为狼狈。

战后昭和的猛人，有一种认准道理必须拼下去的劲头。这种勇猛的劲头不只是实业界，而是日本社会普遍的“野蛮风气”。

04

拯救日航，落日余晖

相比创建DDI对抗NTT的“勇者斗恶龙”，稻盛和夫最后的传奇——78岁高龄出山“拯救日航”，多少有些夸大了。

2004年日航危机爆发，日本经济已经经历了“泡沫破裂”的总清算，不复当年。日航危机的根源其实和NTT“带不动”的原因很相似，老大国企底色藏污纳垢，多次不彻底的改制越搞越乱。以政府信用为后盾的盲目扩张，让日航臃肿不堪，却又大到不能倒。

而航空业又是典型的“小圈子”行业，圈内人搞砸到无法收拾的局面，彻底失去了社会信任，因此只能请圈外人来收拾残局。首相亲自出面邀请已经隐退的稻盛和夫入主日航，仪式感十足，凸显了“动真格”的决心。

稻盛和夫的圈外人身份，没有做“大手术”的重重顾虑。“昭和大前辈”的崇高声望也足以震慑日航盘根错节的“地头蛇”。而且，日航“砸锅”至此，稻盛和夫临危受命的救火措施也很难被“柔性抵抗”。

拯救日航，稻盛和夫并没有点石成金的魔法，在破产保护下的复杂财务操作，大刀阔斧地减支，强力推动营销，都不是什么神秘手段。这些常规操作才是日航仅用了一年多时间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

当然，这不是说稻盛和夫入主日航仅仅是个噱头，他不要薪酬的决绝态度、反复宣讲服务理念的过人精力，都让“平成世代”见识了昭和男儿的威光。然而，这只是“昭和时代”的落日余晖。

千禧年之后的日本，已经变得分外的“干净”。1994年，六本木最著名的“销金窟”东京歌舞厅关闭，是“野蛮时代”落幕的象征。昭和猛男黯然退场后，日本从此更符合岁月静好、诗与远方的书斋想象。

然而，这也意味着“经营四圣”崛起的庶民时代结束了，学历光鲜、家世靓丽的“平成贵公子”优雅地站在了舞台中央，仿佛“大正贵公子”时代的隔代再现。

平成贵公子们脚下踩着的，是那些“平成废物”。没有韬盛和夫们的带领闯关，平成的庶民青年平等地一无所成。

05

中国企业家，成不了稻盛和夫

稻盛和夫的离世，最后一个“野蛮人”死去了。这在日本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因为在日本“野蛮”早已死去很久了，四十年间日本再也没有诞生“四圣”式的人物。平成贵公子的日本，正如一位美国作家形容“日本像他们的瓷娃娃一样，优雅而安静地死去”。

来自中国最后的致敬，反而显得有点突兀。这说明我们还有追求经济发展勇猛奋进的精气神。但是，我们没有稻盛和夫，甚至可以说是不配有稻盛和夫。

中国企业家的起点和稻盛和夫们很相近，起于草莽、在经济困境中挣扎而起。但是，他们比稻盛和夫们多了一重“安全顾虑”。千百万昭和青年如过江之鲫走向了实业之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如此盛况。

但是，最终能走到终点的，比日本要少很多。

日本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为12年，而中国仅为3年。日本有460万家“百年中小企业”，“百年”对中国太奢侈了，能从八十年代活到现在的都很罕见。其中当然有不少是经营不善而消失的，但是“其他因素”也不在少数。

这是很简单的数学，无需多费笔墨解释。比概率更重要的是心态，无恒产者无恒心。

几十年发展，企业家的不安感似乎始终挥之不去。只能考虑三年的环境，要求他们“为百年计”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前两年“民营经济退场论”、“捶大厂”一些声音还风行一时，社会从未给企业家足够的宽容和耐心。虽然我们的社会并不缺少宽容和耐心，但是对企业家群体，苛责备至。

如果稻盛和夫在中国展开他的经营事业，估计走不了多远。

生产陶瓷元件的京瓷高能耗、高污染，大概早早就关门了。

就算不关门，六十多年盈利纪录，在诸多“利润即恶”的正义网友看来得是多大罪过？

还有全员营销的危机应对，比“996”还要罪大恶极。

创立DDI和百年老大国企掰手腕，“挖国企墙角”的罪名是逃不掉的。

不拿薪酬入主日航，必须是居心叵测。

在日航天天讲“服务至上”，是PUA员工。

你稻盛和夫有十八班武艺，就有一百八十条罪名。

我们会有稻盛和夫吗？估计不可能。中国企业发育不到那样的高度，中国企业家走不了那么远。稻盛和夫之所以还能受到推崇，是因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且这个“外来”必须彻底。

所以，稻盛和夫在中国的流行，是一时的偶合。当年巨大的经济困境压力之下，中国社会给企业家打开了一条窄缝。但是，社会从未真正接受企业家作为经济发展必不可缺的因素，经济核算、市场观念在中国从未和经济同步成长。日子好过了，企业和企业家就成了社会问题的替罪羊，成了众矢之的。

稻盛和夫最后登上了中国热搜，只是最后的挽歌，是对一个时代的悼念。但是，他的所有中国遗产，仅限于一碗鸡汤。这是一碗出于误会的鸡汤。

稻盛和夫说，“我希望我走的时候，我的灵魂能比我来的时候纯净一点，这就是‘修炼自己的灵魂’。”很符合中国社会对“完美企业家”的想象，但是，稻盛和夫的灵魂可不是岁月静好、诗与远方的纯净，而是岁月峥嵘、大开大阖的灵魂修炼。

昭和一代日本企业家的人生是喧闹的复调，一边是大小工厂的机器轰鸣，另一边是六本木的夜夜笙歌。与“纯洁”毫不沾边。

稻盛和夫们带领日本企业旋风式地“疯长”，可不是出于“长期主义”的优雅想象。稻盛和夫用二十年白手起家，打造了第一家世界500强。用十多年时间，打造了第二家世界500强。又用一年多时间，挽救了一家世界500强。没有“长期主义”的矫情，只有用尽一切力量抓住经济机遇的高效，成就了日本企业和企业家的长期经营。

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对企业发展的“长期主义”；只有你亏死活该、涨价绝对不行的“天然正义”；只有“利润即恶”的不言自明。没有“长期主义”的员工，没有“长期主义”的顾客，哪来什么长期主义的企业。

所以，我们再怎么隆重地哀悼稻盛和夫，也不会有稻盛和夫，也不配有稻盛和夫。不是稻盛和夫高不可及，而是盐碱地里长不出好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