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绝大多数人,我们刚刚经历了此生最热的夏天,从四川盆地到上海入海口的长江流域几乎全段,还在禁受这场酷暑最后的几日。
对于上海而言,影响是一整个夏天几乎无法进行户外活动,这甚至包括深夜,因为城市极大的湿度,入夜后户外依然闷热。在其他地方,例如高度依赖水电的四川、重庆、云南,和高度依赖远距离水电供应的江苏,都有各种各样的限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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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外卖送餐员,快递物流行业人员,建筑工人等,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有多少人中暑,甚至有多少人因此死亡。更边缘的人群,流浪者呢?拾荒者呢?
可怕的当然不仅局限在这一年,现在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场酷暑是一次偶发的极端天气?还是一种“新常态”?甚至这样的酷热会每年更甚?如果我们告诉一个年轻人,或者想想你的孩子,他们余生的每一个夏天,都将在极端高温煎熬中度过,将不再可能经历浪漫热忱的盛夏,一个季节的彻底衰败,会不会是一种“诅咒”,就像生命中1/4的时间就此枯萎。
很遗憾的是,这也许不是危言耸听,而极有可能是事实,随着全球气温上升,北极与北回归线温差加大,副高压带与西风带的对流循环就会被持续压抑,让副高压带巨大,被副高压带统治的区域形成漫长到一整个夏天的酷暑(上海高温),而西风带剧烈波动,也带来其他极端天气,如今年欧洲的高温(伊比利亚半岛,英国高温)。
这是你可以忍受的生活,甚至说远一点,生命吗?
01.
28年?7年?
客观认识我们遭遇的气候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指标。这也有助于我们判断,到底今年的极端高温是偶发还是气候危机的正式降临。
大家都或多或少听说过,我们有一个应对气候危机的目标,就是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控制在1.5度以内,这是我们避免极端气候灾难的临界值。
在过去,这个框架的时间范围是2050年,这当然不是简单取整数,而是从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温已经上涨了大概1度,且其中2/3的气温上涨是在1970年后发生的,也就是说,气温上涨在持续加速。
按照当时的预测,现在气温上升的速度,已经快至每10年上涨0.15至0.2度,那么刚好30至40年的时间,我们就会触及1.5度的危险临界值,这就是2050年作为时间里程碑的缘由。
世界上绝大多数拥有“碳中和(即完全无新增碳排放)”目标的国家,都将时间设定在2050年。早于2050年目标的有2030年的乌拉圭,2035年的芬兰,2040年的奥地利和冰岛,2045年的德国和瑞典。
晚于2050年的有我们,哈萨克斯坦与乌克兰,均设定在2060年,新加坡与澳大利亚设定在2050年后,未有明确时间,还有很多国家没有作出气候承诺。当然,在这些国家中,有些释放了政策性的文件,有些进入了立法流程,有些已经制定了法律,他们的承诺也有不同的强制程度。
按照这个时间框架,我们还有28年的时间来努力。
不过,由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牵头发起的气候时钟(Climate Clock)项目,却希望可以更精确地计算我们到达1.5度的时间。按照它的预计,截止目前,我们还有不足7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2029年的某一天,我们就会触达1.5度的危机时刻。
这可真是画风突变,按照28年的想象,我们还可以从容地说:气候危机很严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更负责任地生活!但只余不到7年的时间,现在剩下的就是措手不及了吧。
02.
从避免灾难到尽力减小损失
现在需要所有国家都向乌拉圭看齐,这明显不可能,以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我们现有生活形式(出行、旅行、空调、肉食、较低能源价格)的刚性,基本看不到6年内产生任何大幅度改变的可能,即便今年夏天气候灾害导致的问题已经足够可怕,但大概像这篇文章一样,这依然是“值得关注3分钟的问题”。
如《不要抬头》电影中的一幕,我们都像剧中梅姨饰演的角色那样:we sit tight and assess. Let’s say it’s not 100%. 这部电影的讽刺确实到位。
我们过去的乐观想象是,只要全球一起努力,就可以避免气候危机的发生。但可能现在得有的准备是,气候危机一定会发生,在今年已经发生,且会愈发剧烈,愈发严峻。我们面对的问题,已经转向如何减小气候危机的损失。
说实话,危机对于现代社会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很不容易产生紧迫感受。我们经历过金融危机、疫病危机、自然灾害危机,全球有的地方甚至正在经历战争的危机,但城市与商业有一种韧性,让我们感觉,无论何种危机,“日常生活”的核是很难改变的(虽然我们之前的一篇文章已经谈及日常生活的崩溃)。
即便在我们构造的末世题材的电影中,主人公的挑战也是如何维持一个舒适的,有车开,有超市食品可吃,有空调吹的城市生活。现实的经济危机后,很快我们又恢复如初,自然灾害也是暂时的,我们快速进入“灾后重建”,也就是维持回城市消费生活。
我们不懂危机是什么,很难想象,难道真的有什么事情,可以让现代生活的“核”真正瓦解吗?所谓气候危机,大概就是少吃一点,电价贵一点,出行麻烦一点。只要这个“核”还在继续维持,其实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危机”。
我们最初对气候危机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气温升高和海平面上升,而它们所造成的后果大概是让生活不舒服,以及对沿海区域有影响。我们基本对这个问题毫不在意,即便生活在沿海区域,也许想象的就是堤坝的修筑,这会有多难?
不过至少今年,我们超出过去狭隘的想象,以实际的痛苦经验了解到气候危机除了海平面升高外会造成的伤害。例如持续高温下,热射病对老年群体和户外工作群体的危险,比如最严重的干旱和因此导致的电荒。
电荒不仅导致很多工厂停工,在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上,还会带来严重的衍生影响。干旱导致的农产品欠收,畜牧养殖业的损失,也会很快反映在价格之上,干旱还会导致内河航运能力的削减或中断,依赖河运的粮食等商品就会面临危机。
这对于经济是严峻的结构性危机,水电是现有电网体系中装机容量仅次于火电的非石化能源,占总发电数的17%,非石化发电量的40%。夏季极端天气不仅仅影响水电,副高压和西风带的对流减少,还导致北方风力减少,风力发电量也受到影响,这对于我们当前以水电风电主要替代煤电的能源战略也带来了冲击。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难以预料的链式反应,例如气温超过40度,会导致蜜蜂群体的崩溃和死亡,而很多植物,尤其是人类的作物,非常依赖蜜蜂授粉来完成生长,特别是油料作物如大豆和油菜。
蜂群的大面积死亡,也就为第二年农作物欠收埋下危机。因此带来的其他昆虫北移的现象,例如蚊虫主要活动区域北移,还会导致流行传染病在北方地区卷土重来。
这仅仅是气候危机带来影响的沧海一粟,也仅仅是气候危机在其非常早期我们便已经身体力行感受到的各种问题。作为复杂的自然系统,气候危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测能力。
这里的关键就是,整体文明确实相当短视,我们已经错过了可以避免气候危机发生的机会,必须接受升温不超过1.5度的目标难以实现的现实。而很显然,我们对什么是气候危机,气候危机有多严重缺乏认识,也并不重视。
03.
气候危机分布不均
如同一切危机一样,虽然事关气候,在人群之中却不会平均分布。就从限电来说,中心城市会比较少受到影响。在四川省,相较于成都市民用用电受到的影响,周边城市都有更大规模的民用电停电,在更小的县城或乡镇,已经出现了以天为单位的停电。
越是小的地方,越是进入所谓“轮停轮供”的循环,用电分配不公还未必是一个“城乡意识”的问题,其事关电网分布,大城市电力系统密集,距离干线电网近,电压更容易保障,而乡镇处于毛细血管末端,用电保障也需要更高的成本。
电力停供在各个行业的影响也并不均匀分布,对于例如上面提到的汽车行业,可能会导致生产的延误。但对于鱼类养殖业,就已经出现了停电数小时,鱼塘制氧机停止工作,数万只鱼全数死亡的惨剧,甚至这些死鱼的处理,都需要不菲的成本。
高温带来的伤害亦如此,需要户外工作的工种,不熟悉电子消费的老年人,越是在这个时候有出门行动的必要,而暴露在高温风险中。
我们马上就可以接触到“气候危机移民”这个话题了,我们不必去提孟加拉、巴基斯坦这种遭受比较严重气候危机的国家,如果这种酷热和干旱每年夏天都重复且不断加强地到来,长江沿线的人民,有多少会因为气候原因被迫离开这个区域向北方移动?甚至在上海、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如果每年都遭遇如此酷暑,有多少人会因此选择离开,去一个更凉爽的城市?
这其中最富有的,当然可以在夏天选择以度假的方式到海南或北方避暑,在秋天来临时从容地回来。但更多人呢?避暑对他们不是一个“度假”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存的问题。
气候问题本来就与敏感的公平问题相关,其中最不公的一点就是,造成气候问题的人,却是受到气候问题影响最小的人。这个问题当然可以在发达国际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算账,同样可以在一个国家内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间算这个帐。
这个算账方式的结果,就是每个人都是受害者,站在任何人的立场上,都有人比自己更“应该”为气候问题付出代价。这实际上就是特朗普反对气候议题和政策的理由,最应该为气候问题付出代价的人,总能找到一个借口,来说“我为此付出代价不公平”。
在他们吹着空调互相推诿时,甚至他们吹着空调因为气候问题在网上互相谩骂攻伐时,有人已经要为此掩埋死去的鱼群,有人要远离家乡。
04.
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危机
这是第一次我们遭遇到如此奇异的危机,这场危机罕见的没有明显的敌人而是指向我们自己,任何在里面塑造敌人的尝试,如同上面所说“为什么他们不承担代价而是我们?”都迅速让危机变得不可能解决。
气候危机无法切割,我们不可能剔除一部分人,任由他们自生自灭,或切断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全球气候系统让我们紧紧相连。
气候危机变成一个必须依靠合作而非对抗才可以解决的问题,越多对抗与不信任,气候问题的恶化就越迅速。这像是一个为21世纪人类社会量身定做的危机,一种我们必须放弃温水煮青蛙的短视和锱铢必较的算计才可以解决的问题。
虽然现在已经迟了,我们不可能在最近7年内完成剧变,也就是说,气候危机已经不可避免。不过努力不是没有意义的,制止气候危机及灾难进一步扩大,依然非常重要,1.5度不是人类世界的终结,而2度,3度,则意味着灾难的快速加剧。
我们要学会逐层抛弃过去的陋见,首先是“气候危机阴谋论”,直到今天这种言论依然主宰着互联网,认为气候危机是西方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阴谋,认为气候议题是欧洲丧失竞争力编造的危机,以便输出气候产业。到今天为止,这样的言论依然极富市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失败。
其次抛弃的是对科技赌博式的乐观主义,认为只要危机够大,我们绝对可以立即发明出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技术,并依靠商业将其扩大,迅速快捷地解决问题,根本不需要现在产业的艰辛,也更不需要个体“自我感动”式的减排举措。
有人会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为何不可以解决二氧化碳浓度呢?这个技术被称为二氧化碳补获和封存(CSS),在密集排放的二氧化碳环节例如电厂中已经有成熟的运用,但对于分散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现在仅有极少场景产生真正经济可行的回收利用。
在战后经济飞速增长的几十年后,在21世纪,我们需要适应的现状就是技术不能解决一切,不能解决阿兹海默、癌症、可控核聚变、L5自动驾驶、强人工智能,也不能有效地逆转碳排放。
最后需要抛弃的是公平惩罚的犬儒,如果一颗小行星将要撞击地球,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对此有什么真正的担忧,毕竟所有人都会死亡,这看上去是一种绝对的公平,如果不是自己不公地接受惩罚和承担代价,我们会理解并进入犬儒状态,“只要所有人都一起惨,我就无所谓”。不管是极端天气,电力匮乏,粮食危机还是什么。
我们用小行星撞击这种瞬间厄运设想此事,可能得到的却是后半生的煎熬,此种犬儒能够收获的仅仅是后悔。再说了,气候危机绝不会公平分布,今日我们为电力分配争吵,未来就有别的可以争抢。
所以气候危机就像是对人类的一次大考,这是一个很多人都需要成为更好的人,才可能解决的危机。不能依靠魔法般突然革新的技术,不能依靠产业或政治在国际间的磋商和运作。
而我们可以悠哉悠哉,继续生活与消费,就能够搭便车一样地解决问题。就像这场危机的发生并不存在一个中心,而是分散地,由每个人各自的消费与生活经年累月完成,那么它的最终解决也将与此类似。
我们要找到一个新的领域,一种全新的心态,关于气候危机的解决,大多数人脑海里可能是两个方向。一是顶层的产业与政治协商,巨大的,一揽子的,国际的方案;而另一头则是个体生活的细微可做的事,低碳交通、垃圾回收分类、责任消费。在这个视野中,个人彻底丧失了公共性,他自己能支配的就仅仅是他的消费,一旦进入公共,就是那些巨人们的领域,我们只是蝼蚁。
但我们毕竟不是蝼蚁,你所在企业、小组的无纸化,出差选择更低碳的交通(铁路比飞机排放低),提高夏日空调温度,这还仅仅是办公行为和习惯。在你所在的行业,和你行业所涉及的生产,什么样的方案是低碳的?
这个地方需要很多的创新,对原始路径依赖的克服和勇敢抛弃。例如现在数量庞大的外卖快递行业,过度包装,物流耗材,餐盒餐具,和这些中间环节耗材的可回收使用,废料处理(废料排放占整体排放不低的比例),恐怕都需要进行整体革新。
多元而多样的产业同样是分散地决定,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和影响力,或大或小,每个人都有他的公共性,我们不是在巨人的阴影与纯个体化的生活中二选一。
尾声.
另一种公共
我们必须意识到,过去主宰互联网针对气候危机的言论,是极不负责任和危险的,如同在很多其他领域一样。这同样是和我们每个人有关的公共性,如果有人真感觉气候危机是个问题,那么公共舆论是他们不能忽视的领域。
这何其困难?不过至少我们可以去辟谣,例如最近新闻说“德国放弃碳中和”,这是在“虚伪的欧洲人”这个猜忌言论下的典型谣言。实际上德国并未放弃已经立法的2045年达成碳中和的目标。
这个2035年的表述来自“德国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占比提高至80%;到2035年实现发电领域接近温室气体中和”的立法草案,草案修正中删除了“发电领域接近温室气体中和”,且保留了再生能源占比高至80%的目标,这在全球已经是步伐最快的国家,刚性条件也都得到了保留。
其次是“欧洲议会将天然气发电和核电认定为绿色能源”,依然指向他们的双标和虚伪。但实际上如果一个天然气发电项目被标为“绿色”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排放条件,需要达成:每千瓦时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270克,或运营的20年里平均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超过550千克的要求;其次是目的,这样的天然气发电项目必须是为了替代煤电所设立。这实际上是更实际的推进天然气对煤电替代的方案,虽然有争议,但绝不是简单的标准改变。
在这样一个几乎没什么实话的互联网,每一个针对气候危机及其解决的谣言和不负责任的言辞,都不过是将气候灾难的指针大幅度前拨,促使气候危机大幅度加强的困局。这当然是每个人都力所能及的事,只需要你的搜索查证。
我们已经进入一种亡羊补牢的历史中,所以放下侥幸与犬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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