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间|从阿富汗到伊朗,美国撤军后,一个大兵13天的亡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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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从阿富汗到伊朗,美国撤军后,一个大兵13天的亡命之旅

撰文|王三三 编辑|张茜

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执政一周年之际,誓言逃往欧洲的阿富汗国民军士兵哈米多拉(Hamidolla)依旧未能如愿。他计划从土耳其偷渡到欧洲,试过两次都失败了。如今,哈米多拉在伊朗Kish岛的一家酒店打工。

哈米多拉穿军装的照片,一张也没留下。在逃亡之路开启前,他按下了手机的删除键,告别了往日的荣耀与希望。

这些事原本不该发生,他也想象不到会发生。在前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将阿富汗政府拱手让给塔利班时,他曾决心与战友抵抗到底。

2021年8月15日中午,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接管了总统府。美军在8月31日撤离。哈米多拉怀着对故乡、妻儿的诀别之情,悄然踏上了逃亡之路。历时半个月,他终于从喀布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以下是哈米多拉刚逃到德黑兰时,接受凤凰网《在人间》专访的自述:

清晨,我吃完早餐走出家门。喀布尔街上很多人神色慌张。商店锁了起来,人们开走汽车,一切都不寻常。我往前走,看到一辆车上挤满了举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塔利班白旗的武装分子。我还听到皮卡里传出Naet(一种宗教唱法)的歌声。

想起二十年前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塔利班开车经过,肩上扛着枪、嘴里唱着宗教歌曲,街上看不到女人,城市空无所有……他们没有任何改变。

现在,我是一名普通的阿富汗士兵。高中毕业后,我读了四年本科,加入了阿富汗国民军。我在昆都士(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士省府,靠近塔吉克斯坦)、塔哈尔和喀布尔工作过,服役五年。

塔利班逼近,我和战友做好了抵抗的准备。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我不害怕开火。军队比以前充满斗志。

阿富汗拥有强大的军队。美国训练了我们,并提供先进的装备和武器。军队是包容的,士兵来自各个民族,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阿富汗是世界上种族比较复杂的国家之一,塔利班主要成员是阿富汗人口第一的普什图人,普什图人与人口第三的哈扎拉人有世仇)……我们不支持塔利班,但部分亲塔利班的高层希望军队分裂。如果我们拥有良好的管理,塔利班永远不可能占领喀布尔。他们一直在山区,不敢与国民军正面交战。

掌权者却大不如前。阿什拉夫·加尼(来自普什图家族,曾任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2021年8月15日辞职)牵头,成为备战指挥官。他意志薄弱,丧失了保卫国家的决心,每每在战斗的尾声,塔利班将要落败的时候下令撤军,使得敌人士气高涨,反过来偷袭我们,抢走我们的军事装备。

塔利班可以任意发动战争——自杀式袭击、狂轰滥炸、抢占地盘,我们却只能防守不准进攻,因为没有获得作战许可。我们拥有大炮、坦克、飞机,敌人一无所有,但我们不允许反击。我们陷入疲惫、困惑和痛苦中,国民军伤亡越来越多。

阿什拉夫·加尼不希望“发生流血事件”。高级指挥官打电话给我们的上级,命令交出旗帜,放弃抵抗,留下武器和装备。他们跟塔利班做了交易,出卖了底层的士兵。整个军队向塔利班投降。政府将一切拱手相让。

这一切发生在塔利班征服喀布尔的第一天(2021年8月15日)。

■ 7年前,哈米多拉在老家塔哈尔。

谁也没料到塔利班轻松接管了总统府。没有战斗,没有抵抗,什么都没有。在家人和同胞面前,我感到羞愧。我后悔没有发挥军人的力量,拿起武器对付敌人。

国民军一直在与塔利班战斗,保卫我们的国民。我想为他们做更多,但实际上什么也做不了。我努力学习和工作,希望改变阿富汗,但阿富汗年轻人的命运只是大国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国际社会没有改变阿富汗今时今日的局势,只是将国家交给了塔利班,将我们推回到20年前。就在这一天,全球社会看到了,正是美国给阿富汗人带来了混乱。

美国宣布撤军后,阿富汗士兵的精神状况非常糟糕,有人甚至说“阿富汗必须向塔利班投降”。我很失望。为什么20年的发展消失得如此之快?战争发展到每个国家都想从中分一杯羹的地步,唯独苦了阿富汗人。所有大人物都来偷东西,比如阿什拉夫·加尼。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承诺要为人民服务,却把水权卖给了伊朗。说出来都不敢相信,他甚至没赢得选举(涉嫌在总统大选中舞弊)。

自从美国干预阿富汗那一天起,自从阿什拉夫·加尼(曾留学、工作于美国)来到阿富汗,直到今天,一切都是假的。身为阿富汗的穆斯林总统,他不知道神谕,不懂如何祈祷。他是美国人,根本不关心国家。在阿富汗,还有人喝不到干净的水,连面包都吃不起;两三百万人失业,沦为乞丐,忍饥挨饿;房屋被毁,爱人去世,孩子们失去父母,妻子们成为寡妇。

20年来,唯有穷苦的百姓受尽折磨,在政府供职的大人物却冷眼旁观。要知道国际社会提供给阿富汗的物资和金钱,只有不到5%用在了改善国内基础建设上。官员们以部长或议员的名义挪用公款,拿钱却不办事。如今,大人物卷款潜逃,剩下蒙在鼓里的士兵。

■ 7年前在潘杰希尔省,中间那位是Parvan市的司令。

阿富汗的城市一个接一个沦陷。全世界都在旁观阿富汗人独自与塔利班作战。喀布尔笼罩在诡异的氛围中,没人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

那天,我在一个朋友家,留意到情况很糟糕。生活变了味,人们只求自保。

军队解体后,许多人成了俘虏。塔利班常说,美国人走了,不会再动阿富汗的一兵一卒。可是外国势力撤出,战争还在继续。我认为塔利班是打着伊斯兰教的名义而来,却只想败坏伊斯兰教的名声。伊斯兰教法规定,不得虐待战俘,但塔利班残忍地杀害俘虏。

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总是受害者。年轻士兵每天在牺牲,有些人走投无路,流离失所;有些人逃到潘杰希尔省的山谷,继续反抗,倒下又站起来;有三四个曾在国家保卫部工作的朋友被塔利班杀死,还上了新闻。

我们感到害怕,特别是警察和军人,不知道躲去哪里。航班取消,大使馆关闭,我们办不了签证,但在塔利班统治下,任何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我和朋友打算投靠亲戚,以求活命,但老家塔哈尔已被征服,回不去了;喀布尔也待不下去。几通电话后,亲戚和朋友强烈建议:离开阿富汗!与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商量后,我们决定去土耳其。

谁会相信,阿富汗国民军向敌人投降苟活?一想起这事,我就掉眼泪。

我们一行人共七个,两位基层公务员、两位店主,余下的是军人。我们是朋友,曾经生活在哈塔尔。我们搭乘载满了来自不同省份年轻人的公共汽车,车上大约30人,没有地方坐。有人精神出了问题,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位父亲提起死去的儿子,一位儿子谈到了死去的父亲,悲哀极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十分想念祖国和过去的一切。

我是穆斯林,接受过宗教教育。根据伊斯兰教法,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幸福和舒适的生活,任何人不得干涉。但是,塔利班热衷掌控一切,对女孩、男孩、胡须、头发、衣服等提出诸多要求。

20年前,美国人将塔利班赶出了阿富汗。阿富汗人很高兴,大学解放了,孩子们可以上学,过上和平的生活。那时候,人们感觉未来很美好。

我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有(新组建的)政府、忠心耿耿的部队,警务实力也强,人们忙着在大城市里生活和工作……朋友、家人和我自己从没想过有一天变成这样。

可是逐渐地,我目睹了自己的悲惨命运——塔利班再次集结武装力量,招兵买马,挑起战争。从小村庄开始,一路挺进城市,美国人却撒手不管了。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带来精良的装备和(持续了20年的)战争,现在却宣布这些归塔利班所有。

如果抵抗努力些,如果有人(来自外部)支持的话,真主会保佑阿富汗重新获得自由与荣耀。可现在塔利班的武器装备提升了很多,我不再憧憬未来。

■ 喀布尔沦陷前五日,哈米多拉和他的好朋友们。

我们夜以继日地赶路,穿过满是褶皱的山脉,偷偷溜过警察局,时而匍匐前进,时而东躲西藏。我尽力避免与亲戚或认识的人碰面。我害怕他们将信息透露给塔利班。

从喀布尔去往尼姆鲁兹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五个塔利班的检查站。每通过一个,都要遭受盘问:

“你们是谁?”

“我们是经过这里的可怜人。”

“你们要去哪里?”

“我们要去尼姆鲁兹。”

“你们去尼姆鲁兹干什么?”

“我们想去伊朗。”

“为什么要去伊朗?”

“我们想在那里工作。”

当被问及从事什么职业时,有些回答“开店的”,有些说“失业了”或普通职业。塔利班士兵非常仔细地翻查我们的手机。在这之前,我删光了所有与军队有关的资料,注销了全部的社交媒体账号。

到了尼姆鲁兹,我们打电话向朋友咨询偷渡的事。他介绍了一位“值得信赖”的、来自马扎里沙里夫(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省首府)的蛇头。据说那人每天领着成百上千的人前往伊朗。

我们与这个人吃饭,还向他坦白了身份。我们表达出强烈想要离开阿富汗的意愿,希望他选择一条不用走太久的路,安全地送大家出去。钱不是问题,我们约定成功抵达德黑兰后,每人支付450万里亚尔(伊朗货币单位,按当地黑市价格计算约等于人民币1080元;按当前汇率折算约等于人民币690元)费用给他。

从尼姆鲁兹出发时,蛇头换成了一位巴基斯坦人。他领着100来号人往目的地迈进。这样规模的队伍还有好几支。途中经过一片沙漠,200辆赛默格汽车(Simorgh,波斯语意为“凤凰”)停在那里,车上载满了人,其中好些曾为军队和政府部门工作,但我们假装互不认识。

从尼姆鲁兹出发,沿途换了5到8个蛇头,一个卖给另一个,另一个再卖给下一个……尼姆鲁兹的蛇头将我们卖给了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的转手又把我们卖给了俾路支省的蛇头。你能想象我们在路上遇到的这些人吗?

走私是非法生意,是犯罪。蛇头从不跟我们讲实话。最糟糕的一天,出发前,蛇头说只需要徒步两小时,但我们走了18个小时。我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队伍里的小孩和老人走不了那么远,慢慢地被甩在了后面,太可怕了。

我们继续向巴基斯坦边境行走,到达另一片沙漠时,那里同样挤满了人。有些人睡在一起;有些人争抢着水;有些人爬不上山,扔掉了随身携带的衣服——对他们来说太重了;还有一个人从车里摔下来。

好不容易到了巴基斯坦境内,我们又撞到一群叫“军杜拉”( Jundulla,即真主旅,活跃在伊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一支伊朗反政府武装)的人,披着长发,又邋遢又狂妄,比塔利班更野蛮。他们将我们带到沙漠,向每个人勒索25万土曼(伊朗货币单位,1土曼等于10里亚尔,按当地黑市价格约合人民币600元)。付钱的时候,一名“军杜拉”成员突然喊起“快逃,塔利班来了”。等我们反应过来,团伙已经拿着钱跑了。我知道蛇头出卖了我们,但做不了什么。

原本3天的旅途,我们走了13天。我用袋子当枕头,在尽是石头的沙漠里露宿。路上又渴又饿,只能买到饼干,偶尔能买到酸奶,但即使有食物,价格也特别贵。有时候,连水也喝不上。这一路,我差不多花了350万里亚尔(按当地黑市价格计算约等于人民币840元)。

来到伊朗边境,关口聚集着500到1000名阿富汗人。我们不得不分成更小的组,以免引起伊朗警察的注意。太多人争先恐后地离开阿富汗,拉长了旅程。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每个人疲于活命,我不想跟别人说话。

9月初,当我进入伊朗时,产生了一种比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更好的错觉。巴基斯坦也开放了边境,但我更喜欢伊朗。我们使用相同的语言,有共同的文化,都是伊斯兰国家。

阿富汗人在哪里都毫无价值,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士兵不在乎我们是谁。我们付了钱,一路上吃了很多苦头,不被当作人来对待,真的很痛苦。

有一晚,在伊朗境内一个叫卡什的地方,蛇头领我们进入山谷,叫我们在那里过夜。凌晨3点左右,我被唤醒,看到几个人正在围殴另一些人。他们命令我们登上两辆车。几分钟后,我意识到他们不是蛇头而是强盗,因为不是所有人都上来了。车子开到一处沙漠,他们抢走了我的手机和现金,手机里存储着很多珍贵的记忆。

■ 3年前,与战友在老家塔哈尔参加婚礼。

从准备来伊朗到抵达边境,我都没有跟家里人说,不想让他们担心。这太危险了,告诉他们的话,肯定不让我过来。抵达伊朗后,我用这边的手机卡打给家人。他们还是担心我,直到现在还定期和我通话。

目前,我和三个逃过来的同伴暂时住在德黑兰一家石油化工公司的地下室。平常我不出门,只关心土耳其边境是否开放。我不喜欢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害怕引起麻烦)。

这是我第一次来伊朗,逃到这里已经九天了。通往这里的路千辛万苦,饥饿、口渴、疲惫其实不算什么,要知道巴基斯坦的士兵不人道,伊朗边境的俾路支人也不友好,伊朗警察还羞辱我们。

老实说,伊朗不是我的目的地,我想去的地方是欧洲。

六年前,阿富汗发生了同样的事(塔利班在各个城市发动自杀式袭击,联合国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阿富汗平民3545人死亡,7457人受伤),很多人包括我的朋友先来了伊朗,后来过境土耳其去了德国、瑞士和法国。他们在那里定居,又将家人接过去。

现在情况变得更糟糕。塔利班说会“大赦”,“不伤害任何人”,但我认为这都是谎言。塔利班从没说过真话。他们没有良心,想要控制每个人、每件事。

阿富汗在塔利班政权下没有希望。我与阿富汗的朋友联系,他们已经失去工作,每个职业体系都在崩坏中。很多人四五个月没有领到薪水,生活在贫困线下。

自从塔利班来了以后,店主、公务员和教师的未来近乎毁灭。他们迫切地向我寻求偷渡的办法,问我“怎么可以出去?”“土耳其边界开放了吗?”“是不是可以来伊朗?”

■ 5年前与战友在一起,当时他们是一些阿富汗议员的保镖。

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都在逃离阿富汗,塔利班留下来。他们从出生起就在山区打仗,只知道战斗。国家不能只靠战争运转,无论哪个领域,必须要有受过教育、努力上进的人。

每天超过5000人进入伊朗,大多是年轻的阿富汗警察和士兵。我们一生努力工作,领取公粮养家糊口,但现在丢了工作,举步维艰。我们把祖国留给了塔利班,被迫投降,真是难过。

阿富汗人孤独而贫穷。我其实没什么钱偷渡。以前每个月工资两万四千阿富汗尼(人民币1800元左右),大部分花在了家里。喀布尔银行关闭,我也取不了钱。出发前,我找亲戚借了点,还找朋友垫了一些。全部费用算在一起,这趟旅程差不多花了300美金(约等于1950元人民币)。

前段时间,塔利班公布了新内阁成员,并不包容,全都是他们自己人。如果政府足够包容,所有种族有自己的代表,我会回到祖国。

国土才是家。我的希望和梦想都在阿富汗。

(本文仅代表受访者观点,不代表本栏目立场。 )

题图:当地时间2020年3月3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实拍阿富汗政府军士兵。(人民视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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