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专访温铁军: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在于高度机械化 一旦美国出手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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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专访温铁军:中国粮食安全的风险在于高度机械化 一旦美国出手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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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同期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小麦上涨56%,谷物上涨近30%,植物油同比上涨45%。世界银行统计模型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每上升1%,就会有近10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中。

截至2022年6月,全球有3.45亿人因饥饿挣扎在死亡线上,创下新高。人类或将面临二战后的最大粮食危机……

本周问答 三农问题专家 温铁军

全球化危机下的粮食安全问题,

是全球金融资本演变造成的

吴小莉:所谓的 “二战之后最大的粮食危机”会发生吗?

温铁军:疫情暴发后,全球化最大的挑战是供应链,或者物流中断。全球化危机条件下的粮食安全,是全球物流链受到直接冲击所导致的。但是疫情影响不是长期性的,关键的长期性影响是连续性大规模增发货币,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为面对疫情暴发后的经济下滑,西方发达国家现推出量化宽松,大规模增发货币,严重冲击了大宗商品市场,这一轮量化宽松造成了粮食价格翻倍上涨。

当金融造成大宗商品市场,特别是粮食价格,尤其是国家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小麦,价格成倍上涨的时候,很多进口小麦占比较高的国家,就会陷入饥饿,随之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事件。我们看到国际局势的演变,不应该只从产销角度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国际局势的演变过程是全球金融资本演变所造成的。

粮食不安全的根源,

跨国公司大规模将农地资源殖民化

吴小莉:您从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先后调研四十多个国家的乡土社会,当时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温铁军: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全球化成为世界主流,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控制大面积农地资源,以推进大规模单品生产,如“香蕉之国”厄瓜多尔,“咖啡之国”哥伦比亚,到处都是上万公顷的大种植园生产单一产品。跨国公司掌握主要农业资源,就掌握了当地的期货市场,来进行资本的投资收益。埃及发生粮荒,就是因为跨国公司发现埃及适宜种植长绒棉,便把土地资源都用来种棉花,挤压粮食种植用地,导致粮食无法满足国内需求价格上涨,从而粮食安全问题就演变成了国内政治问题。

在全球化开始的七十、八十年代,大量的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控制农业资源,形成大面积的单品种植,这是今天粮食不安全的根源。

新冠疫情推动粮食价格不断走高后,随之而来的俄乌冲突进一步恶化了全球粮食市场预期。7月22日,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联合国四方代表签署协议,规定乌克兰的三个港口将开始向外运送粮食和化肥等。7月26日,敖德萨港遭到俄军攻击,这是四天内乌克兰港口第二度受袭,《粮食出口协议》能否顺利履行,再次蒙上阴影。

吴小莉:现在就算联合国和乌克兰、俄罗斯达成协议,让小麦重新出口,对于这次粮食危机的解决也是杯水车薪吗?

温铁军:俄乌战争期间,开放小麦进出口或许可以解决这个燃眉之急,但根本原因在于各个国家的政治家们,还没有认真地把“凭借政治强权和军事霸权,大规模滥发货币造成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这些议题纳入全球讨论之中。尚未讨论根本原因何在,也没有针对主导国家,特别是金融资本主导国家提出任何质疑。没有这种质疑,我们怎么能说找到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吴小莉:粮食金融化对中国有没有影响?

温铁军:当然有影响。中国是大宗商品进口比重较高的国家,我们的通货膨胀主要是输入因素,简单地说这也叫进口通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粮食金融化和其他大宗商品金融化同步发生,首先影响的就是国内宏观调控,那就意味着无论我们采取财政手段、金融手段还是其他市场管理手段,都不能有效地防止输入型的通胀,我们将受制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当西方主要国家停止量化宽松,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陡然下降,我们又会遭遇到输入型通缩,从输入型通胀到输入型通缩,我们无法掌握这个变化的节奏,在宏观调控上难免受制于人,难免受到粮食金融化在国际市场上所造成的影响。

我们还能把饭碗牢牢抓在自己手上吗?

吴小莉:中国既是农业大国也是粮食进口大国,进口的和自产的农产品之间结构是否合理?全球粮食危机下,我们还能把饭碗牢牢抓在自己手上吗?

温铁军:从农业进口总量来看,中国进口占比算比较高的。但是从小麦、稻米和玉米三大主粮的进口来看,我们的主粮进口比重基本不超过5%,算是比较低的。

中国用全球不足9%的耕地养活了占全世界1/5的人口,但高度的机械化和化学化也给粮食安全带来了隐患。2021年,我国农业机械保有量大约为2.06亿台,化肥使用量占全世界35%,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使用国。

吴小莉:中国的粮食安全的部分,有什么还要特别关注的风险和危险?

温铁军:如今劳动力贵了,更多的机械化和化学化,这种方式维持相对较大的产量,但也都和我们现在遭遇的全球化解体这场大危机有直接相关。电视上经常看到多少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里边开,画面很美,但它意味着高风险。如果美国断掉中国的海外贸易结算,它一个联盟一起出台制裁政策,这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影响。

我曾在2005年去过朝鲜,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无法向它提供石油,它又遭到美国和西方的封锁,因此拖拉机大部分都“趴窝”了。朝鲜原来是高度机械化的生产,一旦没有机械了,它的人口70%进城了,还剩下30%的劳动力,用手工劳作是不可能养活70%城里人的,于是乎朝鲜就进入了饥荒……

吴小莉:您有没有提出一些建议措施?

温铁军:完全机械化的条件下减少化学品的使用量,就意味着产量会下降。但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些科学家,在有机农业的试验中,做到了不用化学品且让粮食的产量不下降,但是有机农业又需要与现代技术结合。因此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让新技术不断提出、不断试验、不断替代,从而减少机械化和化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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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一路飙升,但也造成了严重的农村空心化问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据,迄今为止,我国3亿农民进入城镇。农村住宅闲置率平均为10.7%,每年荒置的耕地将近3000亩,累计荒地已达3亿亩。

中国农业政策,

到了一个必须再突破的节骨眼上

吴小莉:农村里近2亿的农户是拿国家政策补贴吃铁租,但去种田的人拿不到相对的保障或好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温铁军:在某种程度上,农村空心化是人为的,因为我们把大量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集中到城市,农村缺医少药,也没有学校,这就迫使农村中的妇女儿童也进入城市,去帮助三四线以下的城市或县城去消化过剩的房地产。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2亿农户吃铁租的问题。即使他们进了城,甚至发达地区的人已经出了国,他们仍未放弃家里的承包地和宅基地。所有的优惠政策,是以户为单位下发到农民卡上,只要家里亲友代为领取即可。国家补贴强化了农民以土地作为自己长期不变的的吃租权,那就没有人愿意放弃自己的基本保障,有个老屋可以住、哪怕一两亩地也能保障一家人的基本食物安全……

温铁军:另一方面,越是发达地区的农户越不愿长租,因此搞集约化经营难上加难,这也造成相当多的土地弃耕撂荒。把土地集中在山上,同时集村并镇把农民集中到楼房中,那么农民如何从楼房里再爬到山上去种田呢?另外,越是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它的基本农田就越难以真正实现基本农田的功能,反而内在的吃铁租的问题倒凸显出来了。山上农田无法使用机械化,这就要求好的劳动力,现实中又没有剩余好的劳动力......过去大家从教科书或意识形态出发形成的农业政策往往很难调整,寸步难行,但现在到了一个必须再突破的节骨眼上。

温铁军:最近这次暴发的疫情,网络上很多图片和视频介绍南亚最大的国家10几亿人口,他们有相当多的贫民集中在贫民窟,这些贫民窟人口没有任何防疫条件,也没有处理死人的条件,所以病死的人被大量的堆在河岸上焚烧。这些现象足以惊醒今天仍然鼓励加快城市化,把70%、80%,甚至更高比例的人口集中到城市,这样的政策人员或者学者们。

不是我什么时候树立了要扎根农村的思想,也不是我在感情上特别倾向于某一部分群体,而是看到了世界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希望中国重复出现上述严重的问题,所以才不断地提醒,试图做一点善意的改进。

消费者是否可以自觉承担一点责任,

与农民共同分担风险

吴小莉:城市人到乡下去,很多是去做民宿文旅,这是文明建设或者说乡村建设的另外一条必由之路吗?

温铁军:这些年为了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某种程度上鼓励消费。有没有可能从我做起,改除消费主义,自觉承担一点安全责任?从2007年、2008年就提出购米包地,下乡跟农民结合。我们预付生产费,与农民分担风险,这个已经做了十几年了。作为消费者跟生产者共同分担风险,能不能有点粮食安全的保障?比如,我们在屏南县有亩田,给村里交了钱,请他们帮忙维护生产,我亲自去插秧,带动一点网络效应。短短一年的时间,恢复了4000多亩的撂荒耕地。这是在一年时间里形成的一个动作,缓解弃耕撂荒问题。

吴小莉:您希望未来中国的农村是什么样的一幅景象?

温铁军:农民是个历史,农民是个文化,农民是中华民族文明长期传承的最主要的载体。将来的农村不再被大家认为是落后的地方,而是生命价值得到最好体现的地方。希望将来不再区分城里人和乡下人,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追求可持续发展、追求绿色增长方式的人。

随着数字经济和网络化的发展,在哪都会有一个和现实世界有效融合的虚拟空间,你能够同时感受到你在乡村和城市的环境,你可以任意拼接你所需要的环境。我觉得随着元宇宙技术不断的提升,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发展空间,我希望大家在那个空间中会有更多美好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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