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25周年，听六位香港人讲述他们的故事

【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 编辑/马雪】

1997年6月30日午夜，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灯火通明，香港政权交接仪式正在举行。

香港中学生刘佩玉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直播。那晚大雨倾盆，当英国国旗降下、五星红旗国准时升起的那一刻，她心潮澎湃。

对于当时刚上小学的穆家骏来说，解放军进驻香港的画面让他至今印象深刻。

而刚从加拿大回流香港的唐先生，当时和朋友聊起那天的画面时，感叹：“如此‘丝滑’，乜咁就回归啦？”

25年后，刘佩玉已是香港深水埗的一名区议员；穆家骏则执起教鞭，成为香港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

香港，也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

一路走来，并非坦途。

回顾这段历程，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修例风波”、新冠疫情等重大冲击。但在国家的支持下，香港经受住了挑战，香港市民也在各自的岗位上，为这座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让东方之珠更加璀璨。

在香港回归25周年之际，观察者网邀请到6位来自香港各界的人士。他们之中，有致力于推动中国历史教育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有深耕基层十几年的区议员，有在“修例风波”中挺身而出的警嫂，有践行“培才思报国”的90后教师，有在香港奋斗多年、积极投身公益活动的港漂，也有农产品国际贸易从业者。

以下，是他们的香港故事。

2022年6月17日，香港市民拍摄利东街的国旗及特区区旗 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终于让中国历史成为必修课，要继续把教育失地追回”

何汉权 国史教育中心（香港）校长、教育评议会主席

我出生于澳门，中学时代在珠海书院（香港珠海学院前身）中学部就读。

在当时的香港，英语拥有超然地位，而我念的是一所中文中学，因此在中国历史、中国语文、中国文学方面得到了非常好的教育，我也从中知道了什么叫身份认同、什么叫文化认同。

我的很多老师都是从抗日战争走过来的，他们常常告诉我们，14年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非常大的转折，关乎民族存亡；也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艰苦奋斗、建设国家。

中学毕业后，我去了台湾大学历史系。当时的台湾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大家都充满大中国情怀。毕业后回到香港，我做了很多年历史老师，也做了16年的副校长和校长。

国史教育中心（香港）校长何汉权 受访者供图

现在我是国史教育中心（香港）的校长，我觉得自己有一种使命，那就是推动中国历史教育。

这些年香港经历过很多考验，其中之一就是身份认同。很长一段时间来，香港对中国历史教育、对中国文化、对国情的了解，以及国家安全教育，都没有很认真地去重视。我希望能发挥一些微薄的力量。

坦白说，在香港推动中国历史教育的确很艰难。英国是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它有一套文化渗透的东西，很擅于搞文化侵略。香港被英国占领150多年，英国这套价值观不断渗透给每一代人。

香港在回归后推行的通识教育，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只是把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放进通识教育里学。学习国家的历史不能这样，不是你想学哪就学哪，不想要哪部分就不要。

而且通识教育竟然没有统一教科书，老师想用什么教材就用什么教材。我当时就提出，这样搞下去，香港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问题将后患无穷。

其实我本来在做学生成长和教师培训的课题，但是我把它们统统放下，专注于在香港推动国史教育，坚持要中国历史独立成科。在担任林郑月娥竞选顾问期间，我对她说，中国历史科一定要恢复独立必修地位。

香港回归25年来我感触特别深的两件事，一件就是我们终于把通识教育科“打掉了”，另一件就是中国历史成为香港初中的独立必修课。

（观察者网注，自2021/22学年开始，通识教育科将逐渐被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代）

现在，我希望在3到5年内，让中国历史也能成为香港高中的独立必修课。新特首李家超上任后，我也会向他争取。

2022年7月1日上午，李家超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图源：视觉中国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逐渐恢复稳定，但站在教育的角度，我觉得我们还有三步要走。第一是不能过于焦躁。第二，香港教育界、特区政府和社会，我们不能因为有了国安法就懈怠，我们要把我们的教育失地追回来，不能掉以轻心。第三，是不能回避问题。

中史教育成为香港初中独立必修课后，香港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有所提升。过去5年，国史教育中心也在民间大力推动国史教育、国学教育以及国情教育，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像是2019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我们就请我们的顾问学者选出5位五四人物，请香港学生票选“年度历史人物”，当时有三百多所学校参加。

我认为，在推动国史、国学、国情、国安教育方面，要做到三方面合作。首先是特区政府。坦白说过去二十多年香港做的并不好，现在重头再来，政府要加大力度，加大投资。第二，学校本身也要承担非常重要的教学使命。第三就是民间团体。

我还没从风采中学校长任上退下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学校想用很高薪水聘用我，我没有答应，而是选择在国史教育中心，联合一批学者、退休或在职的老师，一起推动国史教育。

我想整个香港社会都应该负起责任，培养青少年具备香港情怀、国家观念、世界视野，这是不可动摇的铁三角。

“区议会要改革，让真正做事的人跟内地基层交流学习”

刘佩玉 香港深水埗区议员

香港回归那一年，我正在念中学三年级。那天外面下着倾盆大雨，我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直播，心潮澎湃。

看到英国国旗降下来，我们中国的国旗升上去，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的驻港部队非常威风，那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的霸气喊话，今天依然记忆犹新。

这25年来，还有很多印象深刻的画面。2008年的北京奥运，香港也参与其中，承办了当年的马术项目。那一年，奥运会给香港带来很大的震撼，我们去街头迎接火炬，迎接奥运健儿来港，爱国情怀高涨。

2008年5月2日，香港学生沿途欢迎奥运圣火 图源：新华社

也是在2008年，我成为了深水埗区议会议员。

但自打我从政开始，就感受到无论是立法会还是区议会，都是以搞政治为主，不停地搞政治斗争，特区政府也要去应付这些问题。很多工程项目迟迟无法推进，民生、经济议题都停滞不前，一些福利措施都在立法会被“拉布”（即冗长辩论）阻挠。后来又出现了2014年和2019年的风波，大家看到这些都非常心痛。

直到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落地，香港开始由乱转治，由治及兴。

作为一名区议会议员，我认为香港的区议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是市民和政府沟通的桥梁。但过去区议会被一些乱港分子或西方势力利用，被太多政治议题干扰，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未来，区议会要集中精力搞好民生、搞好经济，把政府的政策措施更好地传达给市民，协助特区政府改善香港的一些“老大难”问题。

我所在的深水埗是基层市民比较多的地区，目前香港基层市民主要还面临两大问题——住房和医疗。住房问题大家都很清楚，轮候公屋的人很多，房屋数量却跟不上。没轮到的基层市民可能只能住劏房，或者承担高额租金。

至于医疗问题，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是在政府公营医疗机构看病，但现在医生护士人手不足，就会有很多人要轮候做手术。私立医院又很贵，对一些市民来说，他没条件去私立。这种失衡的问题要如何解决，是否能考虑把部分公立医院的病人转到私立医院，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政府去动脑筋的。

住有所居可以让人心安，疾病求医也应该无论贫富，我希望新一届特区政府在这两个方面能做出改革。

7月1日上午，刘佩玉参加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特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图源：刘佩玉脸书

现在内地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城市和农村发展迅速，人民幸福感也有了很大提升。从区议员的角度，我觉得香港区议会也可以多借鉴内地社区、居委会的经验。像是在疫情期间，内地的基层工作者如何宣传政策、如何组织大家去做核酸、如何安抚市民，这都是近期可以参考的内容。

未来香港区议会需要改革、优化，让真正做事的人可以跟内地不同的行政部门增加交流沟通，学习社区治理。

我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也充满期待。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希望在新特首李家超的带领下，第六届特区政府管治团队，还有整个公务员团队能增强向心力、凝聚力、执行力，让市民有获得感、幸福感。

“真正的去殖民化教育，近几年才开始”

穆家骏 香港培侨中学教师、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

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念小学一年级，还不是很明白“回归”是怎么一回事，但有两件事让我记忆深刻。

第一是回归前进行的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长官选举，当时有3名候选人，我记得在电视上看着他们唱票，就像我们小学里面选班长一样。

第二件是就是香港回归前一晚，也就是1997年6月30日，解放军驻港部队第一次进入香港。那一晚的场景我印象很深。

我中学就读于香港培侨中学，2013年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抱着“以生命影响生命”、传承母校“培才思报国”办学理念的初心，回到培侨中学任教，教授的是中国历史和通识科。

香港培侨中学教师穆家骏 作者供图

我觉得香港真正的“去殖民化”教育是从近几年才开始的。

回归以前，港英政府的教育一直都是“去中国化”，或者是“厚古薄今”，大多讲古代史，对于近代历史很少去说。更是把鸦片战争洗白成“贸易战争”，但实际上这就是一场由肮脏的毒品交易引发的侵略战争。

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不遗余力地打压我们的国民身份认同，也不允许我们升五星红旗。培侨中学是一所传统的爱国学校，上世纪50年代，我们第二任校长杜伯奎先生，就因为学校图书馆藏有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以及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两本书，遭港英政府递解出境。当时杜校长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被送到罗湖。

英国人就是用这种打压的方式，阻挠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中国人的价值观。

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香港回归后。一些缺乏国民身份认同的人参与到香港教育政策制定当中，让我们的教育在回归后走了一些弯路。

以通识教育为例，我觉得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就像你得到了一把菜刀，用来切菜是没问题的，但用来砍人那就犯法了。殖民时代培育出来的很多老师或教授，很多都明显缺乏国民认同，对内地是有偏见的。所以他们教出来那些通识科老师，就把通识科变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宣扬政治理念的平台，整个通识课程就变味了。

此外，多年来特区政府推动国民教育或者爱国主义教育的进程，也在反对派或者乱港势力的阻挠之下变得很艰难。

这种情况直到最近几年才发生改变，尤其是在香港国安法立法之后，配合国安教育，又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中国历史教育，把香港的历史融入整个中华5000年的历史中，让学生更能够体会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香港培侨中学升旗礼 图源：香港文汇报

我能明显感受到这两年香港教育的变化。前几年在香港，基本上是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社会氛围非常纷乱，学生也会受到一些网络上政治风波的影响，无法静下心来学习。

随着国安法的实施，香港的社会气氛再次恢复平静，大家可以真正地回归学习，回归作为学生的基本要求。更重要的是，通过课程改革，我们能让学生通过历史教育或者国安教育，感受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作为一名教师，我觉得香港整个教育体系除了课程和教材的改革外，也应该重视教师培训，毕竟教师是课堂中的重要角色，我们推广爱国主义教育或者国民教育，都需要从师资培训入手。比如可以让香港准教师去内地接受培训，增加他们对国家的认识，这样才可以让他们把正确的教育观和内地的发展情况告诉我们的下一代。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和香港息息相关，香港的教育也要参与其中。例如我们在推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还有加强学生对国家发展的认识，让他们更好地把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和国家发展相结合，坐上大湾区发展的快车，让香港有更好、更顺利的发展。

“阴霾已经散去，香港一天比一天好”

周佳明（阿MAY） 香港警嫂

25年前，香港回归了。

那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香港同胞都很激动，因为我们不再是流浪在外的游子，我们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回归的喜悦中，发自内心的喜悦。

然而，在回归之后的这些年里，特区政府在许多重要政策制定及实施上，一次又一次遭遇反对势力的阻挠和破坏，被所谓的“民主派”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和方式拖延。

2019年的“黑暴”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事。在此之前，香港表面上还算“风平浪静”。如果不是这场风波，很多人都无法察觉到，原来英国人早在离开前，就已经为香港埋下了那么多的“定时炸弹”：生搬硬套的制度、有问题的教材、别有用心的各类组织……

2019年9月11日，阿MAY（左一）和朋友一起送月饼撑警 图源：新华网

香港只是一座城市，作为特区它依然稚嫩，单靠自己又怎么可能承受这些处心积虑的算计？港人治港的高度自由，让香港长期暴露在西方势力的渗透和角力之下。

我能成为大家所熟悉的警嫂，主要原因是基于当时的环境，我不得不站出来为警察发声。作为警察的家属，也作为一名母亲，连你都不敢站出来，还有谁会愿意站出来？大家又要怎么帮你？

另一个原因，是我当时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无条件给予我很多支持和帮助，这些我都铭记在心。

好在，阴霾已经散去。

香港国安法颂布之后，那些危害香港繁荣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势力逐渐被清理；香港社会恢复平静，我们不用担惊受怕了，孩子出门几点回来我都不用担心。

我能感觉到，香港正在变好，一天好过一天。

在这个变好的过程中，我很开心。身边的朋友都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有朋友希望建设香港，打算去参与竞选；有朋友为了更美好的前程，着手发展自己的事业。

无论是怎样的追求，我都打心底替大家开心。这才是正常状态，曾经的香港就是这样，狮子山精神是什么？狮子山精神就是一种刻苦耐劳、勤奋拼搏、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精神。

警嫂阿MAY 受访者供图

老实说，香港是非常具备发展条件的，但这些年来那么多政治纷争，我们把自己给耽误了。看到内地日新月异的发展，我都觉得非常惭愧。我希望两地通关后，能有更多的香港人去内地，亲身体会我们国家的变化和发展。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在我看来，97年香港回归是“第一次回归”，那时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但现在回头看，当时应该是还没有“完全回归”；而国安法之后的香港，则是“第二次回归”，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当然，这次“回归”同样需要一个过程。

我很清楚，这个过程或许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心怀憧憬。因为，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现在，香港小朋友都主动跟着我们唱《歌唱祖国》”

金晖 香港山东侨界联合会当然会长

虽然我是山东人，但在香港工作、生活了那么多年，我想我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

我父母那一代1995年左右就来到香港，而我真正定居香港是在2014年。当时我辞掉了在英国的工作，先是在深圳发展了三四年。因为父母年龄比较大了，就来到香港。

我在香港理工大学读了第二个硕士学位，本想进入互联网行业，但发现香港互联网行业才刚起步，距离内地的互联网产业差距太大了。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了保险业，每年的收入都非常可观，最低有7、80万，高的能有100多万。

保险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和其他人一起做租房、留学配套服务，在香港积累起很多人脉。同时，我也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在山东侨界联合会，我们会做一些推动鲁港两地，或是粤港澳之间的交流活动。

香港山东侨界联合会当然会长金晖（右一）

在2019年“黑暴”最猛烈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社会工作，团结爱国爱港的香港市民，后期则是大力支持国安法落地。在此过程中，我们也是看着“黑暴分子”的声势开始逐步减弱，最终完全覆灭。我觉得一些香港年轻人受到了西方势力的蛊惑，他们没有经历过老一辈受到英国人歧视的那种痛苦。

我记得1997年香港回归时，我们全家都在看直播，看着五星红旗升起来，家人都非常激动，我当时年纪小，不是很明白，但还是有感受的。

现在回过头去再看当年的回归直播，觉得非常感慨，香港这颗东方之珠终于回到祖国，很多老一辈香港人传达出的感受就是“终于可以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了”。

在香港的这些年，我看到的最大变化就是香港人心的回归。我们能看到这几年随着“黑暴”覆灭，人心回归是越来越成功的。

前段时间，我们带领社区义工参加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活动的时候，一起唱《歌唱祖国》，有很多年轻的香港本地家长带着小朋友参与进来，小朋友会自己跑过来问我们要国旗，还跟着一起唱歌。

这种景象在前几年几乎是没有的，之前都没有多少人会唱《歌唱祖国》这首歌，这种变化确实非常大。

不过，我觉得香港社会对于本地青年的工作确实还存在不足，青年对国家了解不够深。香港教科书介绍中华民族历史的内容太少，近代史就更少了。我跟香港一些年轻人聊过，他们到了高中，历史是选修课，他们觉得我不想学我就可以不学，可以换一个自己比较擅长的，最后能考上大学就行了。历史怎么能说回避就回避？我们又不是英国，所以这块是有问题的。

当然现在这些问题也在慢慢改善，像是7月1日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就要开放了，把故宫的国宝拿到香港来做展览，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大。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图源：香港文汇网

香港未来要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非常棒，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港群和空港群，有华为、中兴、腾讯、大疆这些企业，拥有自贸试验区，是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制造中心、投资中心、企业孵化中心，即使是旧金山湾区也没我们那么全。

香港要把握机会，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同时发挥香港在金融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和大湾区其他城市形成优势互补。

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更是一个属于中国的城市。作为连接世界和中国内地的一个枢纽，香港的特殊地位难以被取代。她的特殊性、国际性、多元性以及包容性，对粤港澳的年轻人来说也是充满了机遇，我觉得，今天无论是内地的年轻人，还是香港本地的年轻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获得很好的发展。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我衷心希望香港的未来更辉煌，希望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能够继续发挥她独特的光芒。

“如此丝滑，乜咁就回归啦”

唐先生 从事农产品国际贸易行业

香港是一座经济城市，它的生命力在于能否发挥出这个功能。

这种经济活动的特色曾是一种“买办式”的中介模式。从1842年英国人来到香港开始,香港的经济活动层面就是沟通中外的贸易生产。这种基因一直是香港的主体基因，或者叫在地机构文化。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香港的本地制造业开始发展,此后又承接了日本转移过来的、以出口欧美市场为主的轻工业。随着1978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香港的中介人基因愈发凸显，尤其是在金融业上。

香港回归之际，我由加拿大回流香港。

当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1997年7月1日后，很多朋友在下午茶时或朋友聚会说：“乜咁就回归啦（这样就回归了）？”

因为一切都如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般。大家对如此“丝滑”、水波不兴的政权移交，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香港回归25年以来，我感受最深是有两点。一方面是香港和内地融合的加大。以前，那些在内地投资的香港人，相当多都是纯利用内地的生产优势，如低工资、低地价等。但在慢慢看到祖国的迅速发展之后，也变成了真心爱国人士。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都是从不关心内地或心里抗拒中央政府，变成支持拥护中央政府。

但另一方面，一些反共反华分子利用中央宽松的治港政策，迅速在各行业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教育界更是重灾区。2014年的非法“占中”和19年的“黑暴”就是这种力量的表现。一部分香港市民被大量不正确的政治观念渗透，少数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对祖国产生疏离感，一些甚至堕落成“港独”分子。

我觉得香港最大的优势在于法治，这一点，对保持香港作为中外经济交往的桥梁是至关重要、且是唯一不二的关键。

我期待今后香港能在促进国内法治体系的建设中，作出她应有的贡献，一如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对内地招商引资的成功作出的贡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