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郑州问责“赋红码”：健康码必须被善用而非擅用

对于一个信任法治、依赖法治的社会来说，这其中所涉及的问题相当重要，必须引起各方的警示。

▲民众正在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文 | 马小龙

此前引发持续关注的“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健康码被强行赋红码”一事迎来了新的进展。

6月22日下午，据清风郑州官微消息，经查，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团市委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副部长张琳琳，擅自决定对部分村镇银行储户来郑赋红码，安排相关人员对储户在郑扫码人员赋红码。目前，当地已决定对涉事人员进行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

此事之所以引发关注，原因就在于，在当前的语境之下，健康码对于每一位公众而言实在是太过重要。它涉及公众基本的生活，包括日常的出行等等。在常态化防疫的语境之下，一旦健康码受到影响，当事人可能寸步难行，对生产生活无疑会带来极大的影响，而这也关乎公众基本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因此，当人们得知，健康码可以因防疫之外的事被随意“变红”时，无疑感觉到了自身基本权利所受到的侵犯。

目前，当地已经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处罚。而从这份通报所披露的一些细节，我们或许可以一窥“郑州赋红码”事件之中所波及的范围之广。 通报显示，共有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其中446人系入郑扫场所码被赋红码，871人系未在郑但通过扫他人发送的郑州场所码被赋红码。这个数据是相当惊人的。 试想，极个别官员“擅自作出的决定”，没有任何法律支撑，就可以限制一千多人的人身自由，况且其中大部分人还不在郑州，其中权力滥用的随意性可想而知。

从这个角度去看，即便是现在当地已经对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但事件背后所涉及“赋码机制”的随意性依旧需要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对于一个信任法治、依赖法治的社会来说，这其中所涉及的问题相当重要，必须引起各方的警示。

此次当地对相关涉事人员予以问责，无疑是一个提醒——健康码只能用于防疫，这条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重申都不为过。在此时，如何运用健康码无疑代表着一种防疫运行机制是否完善和顺畅，健康码一旦被个别人滥用，超出防疫应有的范畴，那么显然会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诚如通报所说的那样，擅自对不符合赋码条件的人员赋红码，严重损害健康码管理使用规定的严肃性，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是典型的乱作为。这样的乱作为最终带来的会是社会信任度的丧失，也会对当地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带来非常大的伤害。

说到底，在法治社会的语境下，健康码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所存在，它的存在也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机制的产生。因此，健康码必须要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得到善用而非擅用，如果超出边界，则会引起广泛的关注、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此情况下，唯有及时对相关人员依法依规予以严肃问责，才能真正保障健康码不被滥用，维护健康码的严肃性和正当性。

撰稿 / 新京报评论员 马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