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闵：台湾大学不能关在岛上当“山大王”

管中闵，台湾大学校长。

1956年出生于台北，毕业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后在美国加州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马英九执政时担任经济和发展机构负责人，2015年离开政坛重返讲台，2018年初当选台大校长，遭台当局反对，直到一年后之才正式上任。

吴小莉：我看过一篇关于“中国人为什么不容易得到诺贝尔奖”的报道，因为父母亲在孩子小时候不断叫他学习学习再学习，当他到大学要自学的时候，他反而不爱学习了。

管中闵：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很多人是拖到大学，才终于摆脱这些。我在特别年轻的时候，就想挣脱那些套在我头上的东西。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时间，看什么都不顺眼，非常自以为是。这是因为我那时候就很有想法吗？是为了突破什么吗？没有，纯粹就是来自我年轻时的叛逆心。

吴小莉：您说在当兵的时候才幡然醒悟了，是什么触动了您？

管中闵：中间有个关键。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结婚了，当我结婚以后，当兵以后，进到部队以后，我立刻脱离了家庭，脱离了熟悉的圈子，立刻发觉我以前所有习惯的那套方式，在这边都不能用了。

那时候就开始想，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我能做什么？我会什么？那时候我开始有家庭的责任了，我要怎么来面对责任？开始对自己有要求，我就得重新开始看以前荒废的书本，开始改变自己很多习惯。

    管中闵：我当兵，特别在外岛的那1年4个月，是真正决定改变我人生方向的关键时期。在那个地方，我完全不受任何人干扰，我的改变包括我的读书、我自己做事、我连写字的方式都改掉了。纯粹靠自己努力，然后让人家看到、重视你。那时候真觉得我是彻头彻尾把自己改掉了，所以我后来做的很多事情，我都相信根本的改变，所有枝节改变会轻易就过去了，只有根本的改变才能真的决定未来。

吴小莉：你一直告诉学生，要坚持去找到自己的梦想，为此坚持不懈。你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梦想而为此坚持不懈的？

管中闵：那时候到美国读研究生，我一开始念书的程度不行，我们在美国念经济的研究所，它有很多数学方面的知识，后来我就下定决心，我缺什么我就从头来过，既然我学不动是因为数学不好，我就重新来学数学，如果学了数学还不行，那我就真的放弃了。所以我就压缩在短时间内去学，把大学部该补的书给全部补起来。

吴小莉：为什么回台湾？

管中闵：假期后再回到研究所念书，发现全听懂了，而且还挺简单的。等到我后来念完博士，回台湾又是重新开始。

我那时候在美国教书，在工作方面很有成就感，但是人不快乐。我那边做的研究、教的书，基本上都跟台湾没有关系，对我来说就像某种缺陷。我年轻时候，外面人看我很“废”，但其实只要一到晚上，我就会看自己喜欢的书，而且读得很深。我喜欢看历史的书，看历史书最“坏”的一点就是你总觉得自己对历史有责任......

管中闵上任台大校长之时，正逢台大国际排名跌落低谷，此时的台湾也正陷入大学生休、退学海啸，台大的休退学比例一度高达15%。管中闵上任两年后，台大的国际排名实现了V型反转，创下台大双百大史上最佳纪录。

管中闵：我们当初给台湾大学有一句很重要的标语，这些是那些年轻老师一起想出来的，就是“一个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开放式大学”。换句话说，就是把决定权要交回给学习者，而非学校帮他制定或分配好未来的发展方向。

吴小莉：因为台湾的考试教育一直就比较明确，存在一种惯性，所以大家不去思考自己的未来。

管中闵：这就不是一个由上而下交办的政策，我让老师们讨论，并且办了非常多论坛、研讨会等等，让大家自己去想心目中的未来大学会是什么样，也让学生去想希望未来大学是什么样，我们慢慢在汇整、收敛，然后再提出来各种可能的方向，最后才变成我们的政策。

我们同步还设立了学习规划办公室，先让各系去定义它的领域专长，每个领域专长4-5门课，学生可以选择不同的领域专长,而且将来我们发毕业证的时候，还会发“学力”，“力”是力量的力，就是认证你有多少个领域专长。换句话说，你已经不需要被课习绑住，如果你在跨院修不同系的领域专长，符合一定规定就可以变成院学士。

如果你是跨学院学这些领域专长，你可以用校学士，这样学生可以有充分的自主权去选择如何组合他的课程。

2018年1月5日，管中闵高票通过台大校长遴选，却遭民进党政府阻碍，包括拒绝发出聘书，提出弹劾移送公惩会审理，在台湾引发了轩然大波。短短一年内台湾地区三位“教育部长”因此下台，创下史无前例的纪录。台湾大学拒绝重启遴选并提起诉愿，最终2019年1月8日，管中闵正式上任台大校长。

2021年10月23日，管中闵在台大校务会议中宣布不续任，任期到2023年的1月7日。管中闵表示，未来大学、永续校园是最想留给台大的两项资产。

吴小莉：2017年别人遴选您去做台大校长，据说在闭门会议上面您侃侃而谈，那时您对治学理念或者办校理念就已经有想法了吗？

管中闵：那倒没有。大部分人讲台大（“台湾大学”）的时候都在讲台大过去的问题，大家基本都没有真正地谈论未来。大学从19世纪的现代大学开始到现在，大概200年都没有根本的改变。

但是这几十年来整个科技发展带动的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来往接触，都在改变。国外的大学意识到这一点后就开始做一些调整了。我认为就两个重点：一，我称作“未来大学”，我后来在台大推动的那些变革，都是用未来大学来统一；还有一个就是国际化，台大如果真想走出去让别人看到，那它一定不能关在岛上自己当“山大王”，得用国际的力量带动自己内部的改变跟前景。

吴小莉：您在2015年离开官职时，曾用一首诗《剑门道中遇微雨》来表达那时的心情。在明年要离任台大校长的时候，您的心情会有不同吗？

管中闵：不同。那时候是有无力感，因为整个大环境不利于那时候执政的政府，我花很大的力去做的事情，只能得到非常小的成效。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我是任期满了，只是不续任下一任而已，我会做到最后一刻，不会停下来。

吴小莉：新冠疫情后，世界都变了。经济的环境、社会的环境，包括现在地缘政治的环境都不利于经济更好地发展。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教授，怎么看未来的发展？

管中闵：如今来看，持续了很久的一段全球化历程受到了阻碍，在现代科技之下，全球化会用不同的面貌出现。以前的全球化，供应链散布在全球各地，以后可能会是多中心化的体制，因为大家都发现供应链是这么样地威胁到生存安全问题，所以它会变得多极化。在这个中间，每个极实际上就等于某个区域，这个区域不一定是由地区来界定，而也可能是其他的方式。换句话说，各个地方跟国际的连接不会停，甚至会更加深。

吴小莉：您怎么看待台湾的经济问题？

管中闵：如果我们今天决定要做一个事，大家最好先想清楚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一直认为台湾没有想清楚自己要什么。

举一个例子，过去跟今天有点像。那时大家吵着要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有一部分人在吵，《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牵涉到市场开放跟市场准入，只要一谈市场开放、市场准入，另一批人会说一定不要开放市场，那请问我们到底要开还是不要开？这个区域经济组织，要还是不要？永远是两边互相拉扯，这是台湾多年被拖迟、无法前进的一个关键原因。每次只是一个口号、一个宣传，碰到真正重大关键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躲闪，没有一个人把话讲清楚。

吴小莉：您希望未来的人怎么评价台大的学生？

管中闵：我希望学生“野”一点，按文雅的话来讲，就是学生有更多的创意、创新的想法。将来台湾许多的改变——经济产业上的创新、金融的创新……我希望这些创新的东西多数来自台大，甚至有更多新的行业是从台大校园里创建出来的。换句话说，我希望台大训练出来的学生，不是首席执行官，而是未来的创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