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高考，高考失利更能改变命运”

1999年高考，我以四分之差，错过北大文科提档线，进入北京商学院（同年夏天改名为“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就读。四年后，考上北大法学院陈兴良教授的刑法研究生，总分全国第二名。

一、

严格说来，我不算一个典型的高考失利者。那一年，我标准分考了796，不算特别高，但也不至于算差，而北大文科提档线是整整800分。由于当时还没有平行志愿制度，所以即便1999年人民大学在河南录取分数线是700分，复旦分数线720分，我也只能望洋兴叹。食得咸鱼抵得渴，我在第一批录取院校的河南省内高校和第二批录取院校间踌躇了五分钟，按照“城市优先”的择校原则，直接选择了第二批的第一志愿————北京商学院。

微博上很多朋友回忆，高考后的暑假是自己一生中玩儿得最开心的夏天。我显然没有这个运气。在那两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在梦里和醒来想：我本来还能在哪个地方多挣回两分（约等于换算后的标准分四分）？

清醒的现实是————在很多个地方，我都有机会多挣回两分。在河南，我不敢自称超级学霸，但全信阳市第一还是经常考的。相比模拟考试，我在高考中发挥平平，有若干个地方出现了不该有的失误，比如一道两分的英语填空题，我把“umbrella”拼成了“umbrela”，这让我一辈子都记住了这个词的拼法。

但后悔药毫无意义。高考教我的第一课，就是面对人生中极度残酷的竞争时，永远要为一杯水的及格线，准备满满一缸水。贴地飞行险胜固然值得庆贺，但擦肩而过的失去没太多资格懊恼。认赌服输卷土重来吧。

那年夏天，我唱戏、打牌、谈恋爱，想方设法驱散内心中对“北京商学院”这五个字的嫌恶。不料，八月份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感觉雪上加霜————它改了一个无力吐槽的更土的名字。那段时间，家里人不敢跟我聊未来，我只在一个场合听到过对北京工商大学的赞赏。有一天，我去老年活动站唱京戏，帮我拉京胡的老先生若有所思地说：“北京工商大学？那不错啊，你毕业是不是包分配到工商局？”哎卧槽，我当时晕厥得都忘词了，

二、

1999年9月，我和爸妈扛着铺盖卷，来到了位于西三环航天桥把角的北京工商大学西区。从南门进去，我心神恍惚地按照入学手册一直往北走，找东二楼宿舍，但走了大概四分钟后，我一不留神，从一个狭窄的铁门————走出校园了……

北商是一个神奇的所在。里面有一半同学，是北京本地无忧无虑、吃过见过的活泼孩子，另一半则是从各高考竞争大省来的、像伍子胥一样苦大仇深的高分名校落榜生。在这个刚刚150亩的逼仄校园里，你能见到几乎全中国所有的连大学课本还没拿到手，却已经快把“考研”两个字纹在前额的奇怪少年。

但这件事的残酷之处是，你就像被推进了一条漆黑狭长的隧道。无论你彼时多么逆袭心切，却只能摸着黑在这条隧道里，足足匍匐四年。而四年后，先不论你的体力和心气如何，你能见到光明的几率，跟四年前相差无几。

看过《肖申克救赎》的朋友，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开学第一天，我爸妈嘱咐和祝福了我一番后，坐40路公交车，去北京西站返回河南。我听见“嘭”地一声，那条隧道的铁门在我身后重重关上。我眼前一黑，一个人站在了这条隧道的起点。

大学生活第一个月，我像一个被强行安排相亲的姑娘，处处挑北商的刺儿。它的图书馆，只是一进大门左手边的一座四层旧楼，里面的书大都是应用类的教材或国产商业论著，人文书籍乏善可陈，而且法律类的书，只占两个书架。而我第一次从北大东门进去，仰面忽然看见像座山一样矗在面前的北大图书馆时，毫不夸张，震撼得整个头都眩晕了。

有一天晚上，我在学校机房上网，跟一个京剧研究专家聊OICQ，顺便吐槽了一下我校的图书馆硬件时，他告诉了我一个终身受用的道理。他的太太是上海著名律师，当年本科时，由于瞧不起自己上的复旦法学院（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她对着图书馆法学书架发了狠心，最终四年把几架子书全看完了。我这个朋友就问我，你就算上了北大，图书馆藏书比你现在多再多，你一本不看，是不是还是白搭呢？

当天晚上，我把这条从高考失利学到的第二个道理，用一个成语抄在了笔记本上：“偃鼠饮河，果腹而已。”一只小鼹鼠渴了，去一条小河沟喝水和去长江喝水，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的目的，都无非是填饱肚子。所以，从那天起，我抛开了因为妄自菲薄而放纵自己止步的借口，两个学期内几乎读完了书架上商务印书馆“汉译学术名著”丛书里政治学、历史学和法学的绝大部分。我后来经常庆幸，在自我塑造最重要的年纪，我没有错过《联邦党人文集》《论法的精神》《罗马帝国衰亡史》《论犯罪与刑罚》《法理学问题》《规训与惩罚》，而且发现无论是在航天桥读，还是在未名湖畔读，疗效都是杠杠的。

著名的“一塔湖图”里的“图”

三、

从北京商学院出门，右转走一百米，上过街天桥到西三环主路，就是323路公交车站。坐（大部分是站）六站后，就是人民大学。下车原地换332路，经过海淀黄庄、中关村和还在修的北四环，就到了北大南门。

二十年前的北大，进出自由，讲座甚至上课，只要有座位，都能推门进去听。我考上北大生物科学院的信阳高中老同学，每周用201电话打到我宿舍，告诉我她看到的有意思的讲座信息，我记下时间，坐公交赶过去，听完讲座再去三角地，把我感兴趣的其他讲座信息抄下来，以便随时过来。那段时间，我囫囵吞枣地听了无数法学院和文史哲的讲座，有时去早了，还去北大南门外的风入松书店看看书，或者在三角地的博实超市，买个百万庄园的汉堡吃。

2000年的一个春夜，我照例去法学楼，旁听张庆方博士组织的一个论坛。路过老农园食堂时，发现校园里比平时傍晚人多，而且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支点燃的白蜡烛，向百年讲堂走去。到了法学楼，张博士悲愤地告诉大家，北大昌平分校区的一位叫邱庆枫的大一女生，在荒凉的校园附近，不幸被人奸杀。北大本部同学得知后，自发悼念并聚集在讲堂前，向校方抗议。更令我惊异的是，不久后，学生的压力居然真的迫使北大校长废除了持续十年之久的、大一新生必须在昌平就读一年的制度。可想而知，一个以前只在《在北大等你》读到过北大的、应试教育大省进京的北大落榜生，感觉心目中的北大活生生就在眼前。

四、

在我日复一日去北大旁听讲座、专业课、对校园各处渐渐如数家珍时，我对北京商学院的戾气也一天天消弭了。北商法学院的老师水平参差不齐。第一学期某门主干课老师，看着憨态可掬，但上课非常蒙事，迟到早退好赶紧去忙他在外兼职的公证处业务。英文通选课老师上了大半学期，主要精力都在搭讪女学生上，过几天居然因为薪资纠纷直接走人了，把我们两个班晾了快一个月。

但是，“荆榛蔽芾，亦产蕙兰。”在北商，我也遇到了一辈子都感激不尽的很多老师。

教我们刑法的刘淑莲老师，当年是北大高材生。她上课并不照本宣科，而是拿我们当研究生，讲了很多高阶知识。她是我刑法兴趣的引路人，以至于我大一下学期放假前，郑重地告诉她：“刘老师，我决定了，大四我要考北大的刑法研究生。”她比我还郑重地说：“大一很多刚开始谈恋爱的男孩子，都说————我想好了，毕业了我就娶她。但后来怎么样咱就不提了。你才哪到哪，先好好继续上别的课吧。”我考上北大刑法硕士的那天，兴冲冲地闯进她办公室，没想到她还记得当年的话，说：“你还真娶她了哈？”

教民法的葛锦标老师，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是北大民法泰斗魏振瀛教授的博士，课讲得好，还经常冒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傻气。民法分论期末考试前，他在倒数第二节课结束时，特意提醒我们下一节课要划重点，不来的别后悔。等到下一周，可能他平时跟我们称兄道弟惯了，真有三分之一的不知死的同学还是没来。他看了一眼教室，突然宣布：“今天不划重点了，因为很多人没来，对他们不公平。讲课是我的必要义务，划重点是我的选择性义务，我选择公平。”我们全班懵逼，事后跟他就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辩论了半天。

2004年左右，北京市一度流行自荐方式参选人大代表，葛老师不顾各种明里暗里的阻挠，以教师兼维权律师的身份，参选海淀区人大代表。我当时已经在北大上学，但也和北商的十几个师弟师妹一起，热情地印传单、在网上发公告，帮葛老师助选。这是我公民权意识最生动的一课。葛老师最后还真当选了，同时当选的，还有一位名字已成敏感词的许姓教师兼律师。

最出乎我意料的，是在北商遇见了一个中国法学本科生能够想象到的最好外教。我忘了他given name叫什么，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称他为Mr Beeson. 他是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人，作过检察官，所以我们班成了他在北商“闲着也是闲着”的实验田。他教我们口语采用了美国法学院典型的苏格拉底教学法。每节课开始，他会先在黑板上写一个辩题，例如“死刑”或者“堕胎”，然后我们就用半吊子英文跟他舌战。一年下来，口语不但练熟了，还学会了全套的美国宪法前十个修正案，甚至还全英文搞了一次带陪审团的模拟法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从他身上学会了如何批判性思考，和代入式理解对方。

大三上学期刚开学没多久，有天夜里宿舍楼传遍了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第二天上午，正好是Mr Beeson的课。他一脸凝重地进来，偏偏有同学半是猎奇半是有些幸灾乐祸地说：“听说你们纽约的大楼被撞塌了！”他没像之前那样以一个笑话开场，也没有生气，就是有点严肃地启发我们讨论了仇恨问题。我当时虽然懵懵懂懂地觉得哪壶不开提哪壶不太好，但也没有特别的感觉。多年之后，我们同学聚会无意中聊到这件事，不约而同觉得，欠他很多感谢，和911那天的一个道歉。

此外，北京商学院的学校属性，决定了任何专业的学生都需要强制学习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博弈论和会计学。我事后才体会到，几乎全明星教师阵容的这几门课，对我未来热爱法律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和在并购业务中看懂报表、建模计算估值，有着多么大的作用。

就这样，我沿着西三环到北四环，往返了三四年。北商的课尽量不落下（但也缺了很多课），同时在北大旁听了法学院公法方面几乎所有专业课，了解了当时最流行的福柯、波斯纳。受刘淑莲老师影响，我对陈兴良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课反复听了三遍。大概大三下学期的有一天，他那时也知道我准备考他的研究生了，下课淡淡地对我说：“你要真想考过来，下学期好好复习别的吧，我的课你不用再听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的一大缸水渐渐有点儿像样了。

五、

就像关于“北京人”和“外地人”的永无休止的争论，“北大土著”意味着不止手持一纸录取通知书，还深深被北大校园文化浸淫的原住民。从1999年到2003年，我主动和被动地不时跳入跳出“北大旁听生”和“在京河南人”的身份，享受新朋友和新技能，也有时自省于有意歧视和过度反应的微妙区别。学会了融入，也学会了在正确时间说不，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用幽默尤其是自嘲，去表达最大的自信。

同时，为了避免成为一个无趣的高考复仇机器，我当年以编外成员身份参加了北大京剧昆曲研习社和北大电影协会，看了很多演出和艺术电影，认识了当时还叫徐亮的徐德亮兄，还见到了刚刚拿着《站台》来跟大家试映交流的贾樟柯。

总之，在那四年里，比起一个正牌北大人，我没有错过《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没有错过哈贝马斯和德沃金的演讲，没有错过一塌糊涂bbs，没有错过《阴道独白》，没有错过西门鸡翅。总之，在一条漆黑的隧道里，凭着想象去追隧道外一列疾驰的火车，尽量不要被甩得太远，我尽力了。

贾樟柯后来成了北大的常客，北大电影协会很多骨干都跟他成了挚交

六、

说时快，那时迟。到了2002年底，念叨了一千多天的考研，名也报了，该上的辅导班也上了，我突然近乡情怯，不可能不去想到三四年前那场惜败。但能做的，只能是一而再再二三地往水缸里蓄水，争取在用到那一杯的时候，不会尴尬地枯竭。倏忽而至的自我怀疑，和当时一种关于从南方过来的奇怪肺炎的传言，每天如影随形，令人不堪其扰。

2003年1月18日，我重上战场。两天下来，基本上觉得，没有什么题目让我后悔自己之前偷懒没有复习到。若干天之后，出分的那个上午，因为我没有电脑，又迷信地不想再次用电话查分，按再熟悉不过的路线，坐车到了北大京昆社王汐师兄的实验室。他熟练打开页面，输入准考证号和其它信息，我本能地把脸扭到一边，然后听到他用一向温和地语调笑着说：“不错啊，你考了第二名。”

虽然还需要经过复试，但那一刻我知道，我的北大梦，应该要实现了。

随后，SARS全面爆发，我戴着口罩参加了北大法学院的面试，白建军老师和梁根林老师考了我如何理解正当防卫必要限度和无限防卫权的问题。晚上，我们全体通过初试的人，在理教107参加了第二轮笔试。再过一段时间，我收到通知，总分在十四个被录取学生中仍然第二，如愿以偿。

在之后的三年里，我朝思暮想了这么久的北大生活，现在回忆起来，如同皮克斯动画片的片尾字幕彩蛋环节。我的同寝好哥们，是1999年山东高考状元，应该不用四舍五入也是全国高考状元了吧。我们经常聊起各自的四年，感觉像两个平行宇宙，最终在无穷远处汇合到了一起。

我也终于有机会，拿着贴着我大头照的图书卡，走进我一直好奇的图书馆大门。我也开始在宿舍用maze下电影，去松林快餐吃包子，去药膳吃麻辣鲶鱼，去核心期刊发论文，去读了第一届北大人权硕士，去模拟联合国协会组织全国中学生大会，去静园草坪躺着晒太阳，去糖果KTV参加未名BBS的EASON版版聚。总之，不舍昼夜地报复性完成了我的北大生涯。

2005年，周华健来北大开演唱会，为奥运场馆筹款，很多同学排了五个小时的队等票

2004年，我和京昆社的同学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演出昆曲《牡丹亭 · 闺塾》

每学期开始，北大所有社团会在三角地聚集招新，人称“百团大战”，可惜现在三角地也没了

七、

2003年夏天，人心惶惶的疫情状态总算解禁，北京工商大学西区到处洋溢着99级毕业生的狂欢和伤感。有天夜里我在学校附近喝完第n+1顿大酒，独自走回北商校门时，突然看见将近四年前，那个背着大包小包，踟蹰着不愿迈进去的信阳孩子。

北京商学院的同学，是我见过的最没有心机和最少把野心写在脸上的朋友，当年这样，现在仍然这样。反倒是这些整天大大咧咧、拿南城话岔我的哥们姐们，承受了我尽力克制但难免有时发泄的恣睢，让我在一门心思的所谓逆袭过程中，同时学会了从容和幽默，避免成为一个无趣且讨厌的学术凤凰男。

我同寝的老大，月坛中学毕业的，特别爱说笑话，整天睡懒觉，晚上去校乐团吹长笛，多年后去早稻田读博了。我们班的班花之一（不夸张地说，整个北工商的美女数量在全北京都有名），毕业工作很多年后，有一天突然跟我说：“樊百，我想去念书了。”随后，直奔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国际政治的硕士，现在华盛顿相夫教子。我们班另一位班花，从小有个未实现的芭蕾梦，工作后从零开始，一直跳到现在，而且和芭蕾老师的孩子已经快上二年级了。大二的时候，我们班有位女同学被一个变态骗到家中残忍杀害，另一位男同学，组织很多同学一直在校友录和各种网络媒体疾呼破案，终于将凶手绳之以法，而这位男同学多年后，成为腾讯法务部打赢3Q大战的重要功臣。这些有趣的、可爱的、令人感动的同学，都成了我一辈子的朋友。用电影“One Day”里的一句台词：“They made me decent.”

八、

《出埃及记》里，摩西带领众人，在强大追兵的尾随下，怀着看似虚诞的信心，最终却见证了红海分开、众人逃生的神迹。我并不觉得，如果1999年夏天重新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矫情到仍然选择这样的活法。但既然命运送给我了一条漆黑的隧道，我也终于有了一件可以骄傲地告诉我儿子的当年勇事：我曾经见过红海分开。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我爬出那条隧道时，陡然发现，其实它并不漆黑，我也并不是孤身一人。甚至是否最终爬出来，都根本不是要旨。这趟隧道之旅本身，已经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者系时尚集团董事，副总裁，总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