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小学教材“纠错”14年，这位老师状告过教育部和出版社，22次官司一次都没赢

编者按：本文刊发于2020年12月15日《凤凰周刊》，原标题《为教材“纠错”14年的老师》。

作为一名曾经的乡村中小学教师，彭帮怀总想告赢教育部，但从未成功过。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有关部门对中小学教材中的“错误”进行彻底修改。

14年前，彭帮怀在社会上办作文培训班时，发现小学《语文》课本中有63处“标点符号错误”，他将情况反映给出版社，但根本没人理他。这让他来了脾气，从此走上了教材“纠错”之路。

彭帮怀发现，除标点符号外，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还存在错别字、病句、表述不规范等问题，甚至还有疑似包含男科医院广告的课本封面。

这让他无法忍受，并开始了与出版社、书店以及教育部的“战争”。通过内部渠道反映无果后，他多次到法院起诉，但没能立案。后来，他以产品质量纠纷为由，在法院成功立案了，但22场官司打下来，他全部败诉。

涉事出版社虽不承认错误，但事后也对彭帮怀挑出的问题，对部分错误之处悄悄进行了修改。“那些年，教材市场太乱了，各地课本来自不同出版社，导致问题频出。”彭帮怀说。

从2017年秋季学期起，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义务教育阶段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三科教材在全国推广使用。到2019年时，已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全面覆盖。“可目前最新版本，仍有一些瑕疵。”彭帮怀说。出版社则称，这都是其主观臆断出来的。

以彭帮怀的受教育经历，他对很多问题的“正确答案”，有着自己的坚持。他像堂吉诃德一样，挑战这个确定标准答案的体系，继续着教材“纠错”之路。

发现63处标点错误，家长说：“错了也是对的”

彭帮怀1970年出生在河南信阳，从师范学校中专毕业后，回乡做了几年小学和中学语文老师，然后继续深造，从中文大专到郑州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再到该校研究生，一级一级脱产修完。

1998年，彭帮怀读本科时结了婚，为补贴家用，他在郑州一家民办作文培训班任代课老师。来上课的多是小学生，授课内容全部依托教材。

2000年以前，我国教材是全国统一版本，害怕耽误孩子们考试，彭帮怀忠实地执行着教材里的字词、标点、语句以及所有知识点。

代课两年后，彭帮怀自己办起作文辅导班。从2000年后，我国义务教育开始课程改革，北师大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等版本的教材陆续出现。

河南教师彭帮怀已在为教材纠错的路上走了14年。

彭帮怀硕士毕业后，进入河南某大学任客座教师，作文培训班也继续办着，上课时间为周六、周日和寒暑假。

如果一切顺利，他或许能转为公办教师、评个副高职称，然后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但从2006年开始，这种安逸没有了。那年暑假，彭帮怀在检查孩子们的习作时，发现有个小学生出现了标点符号占格错误。

“省略号是六个点，规范写法是每三点占一格，他写成一个格里四个点，另一个格里两个点。”彭帮怀指出错误后，家长有些不高兴，说孩子是按课本写的。

彭帮怀马上找出教材，他在五年级《语文》上册一篇名为《读 <给予是快乐的> 》的示范文中，果然看到省略号的占格，与学生的写法完全一样。该教材来自江苏教育出版社，业界称其苏教版。

此后，彭帮怀告诉学生们，这是错误写法。孩子们则不认同，因为考试的标准答案在教材里。起初，他没太在意，觉得只是极个别的偶然现象。

没多久，另一个学生写作文时，将冒号和双引号写进同一格子，彭帮怀再次指出错误。又有家长找了过来，说孩子是依据课本写的，不仅质疑彭帮怀的教学水平，还提出了退费。

彭帮怀觉得不可思议，他果然在一篇名为《我真棒》的教材示范习作中，看到了学生遇到的问题。这本三年级下册《语文》也是苏教版。奇怪的是，该课本其他习作中出现冒号和双引号时，也有各占一格的情况。

“太不严肃了，孩子们该信哪个呢？”彭帮怀仔细查看了1993年国家语委和新闻出版署联合下发的标点符号使用文件，标准就是一个标点符号一般占一格。

不过，依据规定，标点符号也有同时占两格的特殊情况。彭帮怀称：“前一半不能为一行之末的时候可以调整，后一半不能为一行之首的时候可以调整。”而《我真棒》不属于这种情况。

那位学生家长并不买账，说考试依据的是课本，“错了也是对的”。彭帮怀只好为他办理了退费。

从此以后，彭帮怀特别留意苏教版课本。没多久，他在三年级到六年级整套语文教材里，挑出来63处标点符号错误。抱着零容忍态度，他把这些问题整理出来，寄给国家语委和出版社。他自以为做了件好事，可信件如石沉大海。

执拗的彭帮怀没有放弃，学过法律的他，在央视开“3·15”晚会期间，通过消费者热线，把这些问题投诉到国家工商总局，总局向地方转办后，江苏教育出版社出了一份“说明”称，他们一方面查找问题，一方面请教了北京的权威专家，经核查，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上的标点符号符合规范，没有错误，可以使用。

为教材挑错告教育部，法院不立案

彭帮怀觉得，根本没人把他这个小人物放在眼里。他启动了自己的计划，认真研读苏教版小学《语文》后，发现很多字词、语句也出了问题。

比如，2006年苏教版小学四年级《语文》上册，第104页“习作5”中有一段话，“小闹钟和小溪流的自述中的片断”，其中的“片断”应是“片段”；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第12课《卧薪尝胆》中，对“吴王夫差”的“夫”注释称第二声，正确的是第一声。

而类似错误，还有很多。再次反映无果后，他在2007年，把江苏教育出版社、河南省新华书店以及教育部起诉至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简称金水区法院）。

之所以把教育部也列为被告，是因为全国中小学生教材审定委员会属教育部主管，“这三个被告涵盖着审定、出版、销售整个环节。”法院没受理此案。律师也建议不要起诉教育部，否则永远立不上案。

重整旗鼓后，2008年4月，彭帮怀又去了金水区人民法院，这次，他只起诉了江苏教育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法院仍不受理。彭帮怀很沮丧，准备放弃了。

不料，2008年5月份，他让作文班一个学生抄写于谦的《石灰吟》时，学生把“千锤万凿出深山”中的“凿”写成了“击”。彭帮怀指出错误后，学生拿出苏教版小学六年级下册《语文》课本，上面果然是“千锤万击出深山”。

后来，彭帮怀在教育部制定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简称课标），以及人教版、北师大版课本中都看到，里面是“凿”，不是“击”。

彭帮怀担心的是，当时郑州的几个区，分别使用苏教版、人教版和北师大版教材，“如果遇到统一考试该怎么办？”果然，在一次统考中就出了问题。事后，教育局专门发文说，“凿”和“击”都对。

这让彭帮怀觉得滑稽，再次开始为教材挑错。结果，他又发现，苏教版五年级《语文》上册中《清平乐村居》写的是“最喜小儿无赖”，人教版用的“最喜小儿亡赖”。虽然“无”的通假字是“亡”，但人教版和课标中均使用了“亡”。

还有，苏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望洞庭》诗中，有一句是“遥望洞庭山水色”，人教版和课标则是“遥望洞庭山水翠”；另有篇关于盘古传说的课文，苏教版是：“一个叫盘古的大神，一睡睡了十万八千年”，人教版则是“睡了一万八千年”。“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睡了多少年。”彭帮怀说。

除了这些，他在苏教版二年级《语文》上册《一株紫丁香》文中，发现作者是于旭，人教版的作者则是滕毓旭。为此，他与作者联系后，对方说，苏教版在同一册教材中使用了其两首儿童诗，编辑建议他将其中一首署笔名。

面对这些“混乱”，彭帮怀开始向地方教育局、工商局、涉事出版社写信，仍然没结果。为此，他还向《咬文嚼字》杂志社咨询，编辑部表示：对教材也不好说。

这种情况下，彭帮怀心想，只有与教育部打行政官司了。

2008年8月，彭帮怀去北京看奥运会时，特意带了一捆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准备顺路去起诉教育部。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北京一中院）后，法官说不能直接起诉，“因为教育部对教材是监管责任，不是承担责任”。

不过，这位法官建议他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彭帮怀照办了。2008年9月23日，教育部有关部门回复彭帮怀说：将“研究处理”。

到了2008年底，新的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下发时，彭帮怀发现，他原来指出的63处标点错误，改正了42处，吴王夫差的“夫”字注音也改正了。“虽然有19处没改，但我很知足了。”彭帮怀说。

课本封面疑有男科医院广告，还把“沐浴”写成“沭浴”

前几年，彭帮怀以为只有苏教版《语文》存在问题，到了2009年，他在搜集资料辅导学生时，购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语文》二年级至六年级上、下册共10本教科书。他发现这套教材中有关作文教学部分，有6处未完全按照课标编写。

同样反映无果后，他到金水区法院起诉人民教育出版社，法院还是不立案。

遭遇多次挫折，彭帮怀开始调整诉讼思路，把诉由改成产品质量纠纷，“就是买到了问题产品要求退费，然后倒逼有关部门承认错误。”

经过一番准备，2010年10月，彭帮怀将人民教育出版社、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河南省新华书店告到郑州市高新区人民法院，要求两家出版社和新华书店退回购书款65.20元，赔偿误工费2010元、精神损失费1元。

这次，案子倒是立上了，但最终法院判彭帮怀败诉。他又上诉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不属于审理范围为由，驳回上诉。

后期，彭帮怀想继续打官司，在准备证据过程中发现，没有对教材内容质量进行鉴定的机构。

到了2012年，彭帮怀发现苏教版小学四年级下册《语文》课本封面上，出现了“博爱医院”字样，而博爱医院是莆田系连锁的民营医院品牌，以妇科、男科为主。

看到这个问题，彭帮怀如同吃了苍蝇。他给出版社打电话，总编室人员回复称，博爱医院图片是配合该册教材第11课《永远的白衣战士》的，讲述的是“非典”期间，广州中医院叶欣护士长的事迹，弘扬了“博爱精神”。

“那完全可以写广州中医院等其他医院。”彭帮怀说，当年在博爱医院广告轰炸下，没人不知道该院是做什么的。

2013年4月，彭帮怀就这个情况，向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他最终败诉，但出版社在后来的教材中，将封面中的“博爱”二字删除。

2013年下半年的一天，彭帮怀读初一的儿子拿着语文作业找父亲签字，“我一看，沐浴的‘沐’写成了‘沭’（shù），他说是按书上写的。”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中，彭帮怀的确看到了“沭浴”。

彭帮怀专门去新华书店买回一本教材，用3天时间看了五六遍，最后挑出37处“错误”，涵盖常识性错误、知识性错误、争议性话题、与课程标准不一致等。“有的非常低级，比如把‘权威’写成‘劝慰’。”彭帮怀说。

2013年10月，他把书店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法庭，同年11月29日，该出版社在官网发出致歉信，但只承认《语文》七年级上册中有6处错误。对此，彭帮怀觉得出版社态度还不错。

当年12月上旬，人民教育出版社向使用教材的学校和彭帮怀，专门书面道歉。最后，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了感谢彭帮怀，还专门为其出版了一本名为《安然教作文》的书。

当然，官司还是输了。彭帮怀也没有因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妥协，而放弃继续为他们挑错。

起诉教育部、出版社和书店，全部败诉

状告出版社连连败诉后，彭帮怀害怕自己陷入死循环，于是，他再次“杠”上教育部。此事的导火索是，他发现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私自更改了19篇小学《语文》课文，虽然教材上标注了“2015年修订本”，但他怀疑这未向教育部报备。

2015年9月，彭帮怀申请教育部公开相关审定信息。教育部回复称：“正组织对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语文》教材进行修订审查，教材正在审查中，各版本教材尚未审定，因此尚无教材修订本审定的有关文件。”彭帮怀不服，又申请了行政复议。

2015年10月8日，教育部政务公开办公室收到了彭帮怀的申请，基础二司答复说：“相关教材在2001年至2004年经教育部审定通过使用，为使教材更加完善，编写组对教材个别内容进行了微调，并在书脊处加印了‘2015年修订本’字样，但未向教育部报备。”

怀疑被证实，彭帮怀认为，既然没报备，就是“非法出版物”。他不满教育部回复中使用的“微调”二字，“换掉19篇课文怎么是微调呢？”

2016年初，彭帮怀在金水区法院诉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时，增加了新的请求：“责令召回本案所涉及的非法出版物，并要求判决被告公开道歉。”出版社提出异议，坚称已通过教育部审定。

2016年2月16日，教育部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称，如果对复议决定不服，可向北京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实际上，早在当年1月18日，彭帮怀已向该院提起诉讼。最终，法院没开庭，直接通过裁定驳回了起诉。

彭帮怀上诉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也驳回了起诉。事后，一名江苏籍法官私下建议他，用别的方式维权，他家孩子也是苏教版课本的“受害者”。

在北京打官司的同时，2016年6月1日，彭帮怀在金水区法院起诉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原图书大厦的案子也开庭了。

开庭前几天，彭帮怀陆续收到3封邮件。第一封信的主要意思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他出版的《安然教作文》中也有错误；第二封信里说，要找媒体曝光彭帮怀；第三封邮件里表示，某媒体收到群众对彭的举报信，在未见报之前，先发给其阅读。

彭帮怀没有退缩，反而愈战愈勇。庭审4个小时里，他列出了苏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至六年级上下册的12本教材里，存在的368处“瑕疵”和一项产品“缺陷”。

最终，他又败诉了。这一年，已是彭帮怀给教材“纠错”的第10年。也有不少人质疑他是在炒作。彭帮怀不想过多解释：“谁会为一个问题连年炒作？”

在离开老家的公办教师岗位18年后，2016年10月份，他又被学校方面叫回去，在其他县里安排了个公办老师岗位，教《道德与法治》。2020年，50岁的他，还是中级职称。

对统编版教材提出质疑，出版社称其主观臆断

从2012年开始，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简称“三科教材”），历时五年，到2017年完成编审工作。

根据中央对三科教材统编统用、三年实现全覆盖的要求，2017年秋季学期，全国所有地区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统编教材，2018年覆盖小学和初中一、二年级，2019年所有年级全部使用统编教材。

而这三本国家统编教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苏教版、北师大版等逐步被代替。

但是，彭帮怀在统编版小学《语文》一上、一下、二上三本教材中，发现了94处“瑕疵”。反映无果后，他又在金水区法院，将人民教育出版社、河南省新华书店起诉了。

彭帮怀也承认，统编教材已经非常严谨了，他在诉状中提出的“瑕疵”问题，都比较细微。比如，一年级《语文》上册课本中古诗《悯农（其二）》与《课标》不一致，“《课标》推荐的优秀诗文背诵篇目41是《悯农（锄禾日当午）》，42是《悯农（春种一粒粟）》，并没推荐叫《悯农（其二）》的古诗。”彭帮怀称，还有不少课文未注明作者和出处，这是侵犯知识产权的。

开庭时，人民教育出版社辩称，彭帮怀指出的94个问题，“均为其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依据”，并称三册教科书经过了教育部审查，未经教育部教材局同意不得改动。彭帮怀再次败诉。

另外，2017年10月，彭帮怀还到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买了两本教材，称这两本教材存在与课标冲突的情况，为此到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起诉了中关村图书大厦有限公司和人民教育出版社。

彭帮怀表示，这两本教材除了与课标冲突外，还存在“常识性错误、图文不符、病句、语言不规范”等60处“瑕疵”。

在法庭上，人民教育出版社还是称彭帮怀是主观臆断。法院最后判其败诉。

截至2018年3月12日，彭帮怀因为给教材“纠错”打官司，拿到判决书的案件有22起，还有1次和解，而未获立案的数量，他已经记不清了。

这两年，彭帮怀没再起诉过出版社，但依然通过不同方式反映统编教材的“瑕疵”。让他欣慰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19年出版的语文教材中，对彭帮怀当初提出的部分问题，悄然进行了修改。

“当年他们不承认，事后却悄悄修正。”彭帮怀说。不久前，他给统编版教材的专用反馈邮箱写了一封信，之后对方非常客气地回复称：已做了统一调整，修改了个别文字……

彭帮怀给教材“纠错”的事情坚持了14年，他被看做是异类。但他发现，不止他一人在“战斗”。

比如，山西运城语文教师张号立给人教版和北师大版语文教材，挑出了400来处“错误”，去有关部门反映时，连门都没让进。

天津有个叫张连起的老师，也因教材“瑕疵”，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打官司，全部败诉；重庆的陈瑞、湖北的张梦溪，也是这种遭遇。

彭帮怀说，他有一个数百人的微信群，里面大多是老师，“他们只要发现问题，就马上反映给我。”根据大家反馈的情况，除语文外，数学、政治、英语等科目的教科书，也有不少“瑕疵”。

这些人和彭帮怀一样，对于“正确”“标准”的答案，有着同样的理解和坚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把错的说成对的，是让老师和学生对教材‘愚忠’。”彭帮怀说，“我不想这样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