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厢情愿的雄心：土耳其借突厥语国家组织自抬身份

（曾卓，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5月10日至11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对土耳其进行国事访问。托卡耶夫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扩大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会谈中，双方详细讨论了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进一步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景，两国元首还讨论了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以及双方合作。根据会谈结果，托卡耶夫和埃尔多安签署了关于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扩大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此外，在国家元首参与下，双方代表团成员签署了14份合作文件。

当地时间2022年5月10日，土耳其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欢迎来访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人民视觉 图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自然让人想起了2021年底建立的

“突厥语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而在今年初哈萨克斯坦发生骚乱后政治和安全渐趋稳定的特殊背景下，土耳其和哈萨克斯坦两个突厥语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无疑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

2021年11月12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Cooperation Council of Turkic-speaking States）第八届峰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六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更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会议通过了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起的“突厥世界2040愿景”，将其作为引领和促进突厥语国家合作的战略文件，同时计划编制“突厥语国家组织2022-2026年战略路线图”以落实合作。此外,会议还通过了设立“突厥投资基金”等决议。

突厥语国家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冷战结束后突厥语国家合作历经多次调整取得了新发展。突厥语国家组织的成立将对推动突厥语国家的经济、文化合作发挥一定推动作用，但它很难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大有作为，更无法实现突厥语国家的一体化，作为主要推动者土耳其也很难成为突厥语国家的领袖。

一、突厥语国家合作机制化与土耳其的角色

苏联解体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突厥语国家独立是突厥语国家合作兴起的背景。一方面，中亚和高加索突厥语国家在独立后面临民族认同和意识形态困惑；另一方面，西亚大国土耳其、沙特、伊朗、纷纷利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展开在中亚的竞争。中亚国家在文化、经济领域与西亚国家开展合作的同时，在政治和安全上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始终存有戒备。因此，突厥语国家合作始于在文化和经济领域建立相对松散的合作机制，其形式经历了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和“突厥语国家组织”。

1992年，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在安卡拉举行首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签署《安卡拉宣言》，建立了突厥语国家交流合作的首脑会议机制。1993年，土耳其与5个突厥语国家共同签署协议成立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URKSOY），旨在促进突厥语国家在文化、历史、语言、艺术等方面的交流合作。2009年，在第九次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上，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了关于建立“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的《纳希切万协议》，旨在拥有“历史联系、共同语言、文化和传统”的基础上深化成员之间的全面合作。2018年，匈牙利获得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观察员身份。2019年，乌兹别克斯坦成为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正式成员。

2021年，“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更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这是冷战结束后30多年来突厥语国家合作从历史、文化、语言和经贸领域向政治、外交领域拓展的结果，标志着突厥语国家多边合作机制的加强和完善。相对于“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其合作的政治性和战略性明显提升。

在突厥语国家合作起源、发展进程中，土耳其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冷战结束后土耳其致力于推动“突厥世界”一体化的原因主要包括历史和现实因素。一方面，土耳其国内具有难以割舍的泛突厥主义情结。恰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所言：“作为后帝国国家，土耳其仍处于重新界定其身份的过程之中，抱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亚各突厥民族国家中具有特殊使命，应当着眼于东方。”另一方面，在大国追求及地缘政治抱负驱使下，土耳其渴望利用泛突厥主义推动突厥语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合作，进而在欧亚大陆腹地发挥领导作用，提升土耳其在地区和全球的影响力。但由于泛突厥主义本身的乌托邦色彩和突厥语国家内聚力有限，突厥语国家组织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均面临诸多挑战，使其很难在政治和安全等“高政治”领域大有作为，更无法实现泛突厥主义的乌托邦构想，土耳其也无法凭借泛突厥主义实现其政治雄心。

二、泛突厥主义的嬗变及其在当前土耳其外交中的表现

从“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到“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的发展演变，再到当前“突厥语国家组织”的成立，“突厥认同”始终是土耳其与各突厥语国家之间联系的核心纽带。事实上，“突厥”一词具有历史、语言、民族（种族）、地理等多层含义，需要正确辨析。从历史上看，随着突厥汗国的衰亡，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突厥便逐渐消失。当今“突厥”并非某个特定民族的名称，而是泛指使用突厥语的各民族。所谓“突厥语族”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西亚和中亚地区属于突厥语族的国家有土耳其、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是19世纪中后期发轫于俄罗斯帝国内的突厥语穆斯林运动，原本是对俄国泛斯拉夫主义文化同化的一种反抗，是以“统一语言、行为和思想为目标”的文化运动。泛突厥主义传入奥斯曼帝国后，从文化运动转向政治运动。当时正值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因而将基于种族特性的泛突厥主义作为救命稻草。

土耳其民族主义在其早期具有典型的混合性，并深受泛突厥主义、泛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在奥斯曼帝国晚期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期，泛突厥主义上升为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之一，并且经过本土化、政治化演变为奥斯曼帝国谋求欧亚大陆突厥语民族全面一体化并建立大突厥（图兰）国家的乌托邦思想，具有极强的扩张倾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进入民族独立斗争时期。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其缔造者凯末尔提出的凯末尔主义（包含共和主义、国家主义、民众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改革主义）成为土耳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凯末尔称这些原则将确保多宗教、多民族、落后的奥斯曼帝国转型成为世俗、现代、统一的土耳其共和国。

在此背景下，凯末尔领导的世俗民族主义建构了新的“土耳其史观”，并且成为土耳其的主导意识形态，其核心内容是以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共和主义，否定泛突厥主义、泛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种族认同、帝国认同和泛宗教认同。受此影响，泛突厥主义思潮总体上遭到排斥，但由于凯末尔主义以及凯末尔本人的局限性，泛突厥主义仍然在土耳其政治和社会思潮中占据一席之地，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具体而言，当代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虽然泛突厥主义在凯末尔时代遭到打压和排斥，但是凯末尔对泛突厥主义的批判并不彻底，并没有斩断泛突厥主义的文化和种族之根，进而为泛突厥主义再生埋下了伏笔。20世纪30年代，受德国纳粹主义思潮影响，泛突厥主义思潮再次活跃在文化领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泛突厥主义者甚至向土耳其政府施压，要求土耳其加入轴心国集团与苏联开战。苏联因此对土耳其严重不满，在美国罗斯福政府庇护下，土耳其的中立地位才得以保全。

二是冷战时期。进入冷战时期后，由于泛突厥主义对内有助于推进土耳其化、塑造同质化的土耳其民族身份，对外可以作为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武器，所以冷战前期泛突厥主义得到土耳其政府默许并有所发展。如“泛突厥主义协会”曾与“共和国农民民族党”(1969年更名为民族行动党)联合，展现出其政治影响力。在20世纪70代，泛突厥主义在社会文化领域十分活跃，并提出了“突厥-伊斯兰统一”“突厥世界的文化统一”等目标。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厄扎尔任总理（1983-1989）期间推行自由化经济改革，并在意识形态上强调伊斯兰和奥斯曼等传统价值，泛突厥主义影响相对下降。

三是冷战后时期。1991年苏联解体，前苏联的欧亚地区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和地缘政治真空。在厄扎尔任总统后（1989-1993），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十分活跃，他强调加强土耳其与中亚突厥语系国家的联系，并主张建立突厥语国家共同体。“突厥语世界”成为当时土耳其政界和媒体的流行话语，泛突厥主义思潮再度升温。1992年，首届突厥语国家元首会议在安卡拉召开，会议提出加强突厥语世界融合，促进相互间政治、文化和经济合作。新独立的突厥语国家一方面需要土耳其的政治、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也对土耳其援助背后的泛突厥主义深感不安。突厥语国家更倾向于将“突厥世界”作为文化共同体概念，而不是超越国家主权的政治共同体。这促使土耳其调整战略，减少使用泛突厥主义政治话语，转向以文化泛突厥主义途径提升“软实力”。土耳其通过成立突厥语国家合作与协调局（TIKA）、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URKSOY）等组织机构，以及设立“土耳其奖学金”（Türkiye Scholarships）等学生交流项目，实现了与突厥语国家在文化、教育、科技、民间交往等诸多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在文化、教育、宗教和价值观领域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施加影响。

四是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2002年，具有保守伊斯兰背景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选举中胜出。次年3月，埃尔多安出任土耳其总理。执政之初，由于土耳其将主要精力用于推动加入欧盟，加之其输出土耳其模式的倾向逐渐令突厥语国家不满，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活动一度中断了5年。但是，随着土耳其加入欧盟不断受挫，土耳其开始重提“突厥联合”以显示自身地位，提升地区影响力。

2006年，第八届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在土耳其恢复举行。埃尔多安将泛突厥主义融于“欧亚主义”话语之中，强调土耳其推动突厥语国家合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政治操纵，而是为了促进区域共同繁荣。2009年，土耳其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同成立突厥语国家委员会，突厥语国家间的合作进入新的阶段。

2011年中东变局发生后，埃尔多安认为现存国际秩序不合理，需要重建地区秩序，土耳其应借此契机有所作为并顺势崛起。此后，土耳其政治话语与实践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日趋上升，其中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不容小觑。具体表现为：在政治方面，土耳其不断加强与突厥语国家的高层互访，提出了“六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积极介入与突厥语国家相关热点问题，其突出表现是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中大力支持同属突厥语国家的阿塞拜疆。在经济方面，土耳其注重突厥语国家能源资源合作，建设了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等。在文化方面，土耳其主要通过吸引中亚和高加索国家留学生、在中亚地区建立土耳其学校，由“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共同编写《突厥通史》、共同研究“突厥地理”“突厥文学”等方式引领突厥语国家的文化交流，扩大土耳其对突厥语国家的文化影响。

总之，一个多世纪以来，基于历史记忆和想象的泛突厥主义几度浮沉，构成了土耳其难以割舍的民族主义情结，塑造着土耳其的国家身份。尽管凯末尔确立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使泛突厥主义日趋边缘化，但泛突厥主义仍不时在土耳其内政和外交中泛起，并作用于高加索、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国际关系。

三、土耳其推进建立突厥语国家组织的目的及前景

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宣布更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旨在进一步提升其合作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表面上突厥语国家强调“兄弟情谊”和“政治团结”，但实质上是各有所需。

（一）土耳其推动成立突厥语国家组织的目的

从土耳其方面看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服务其内政需要。当前土耳其国内政治竞争日趋激烈，各类政党如雨后春笋般组建，国民身份认同罅隙不断扩大。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土耳其社会围绕支持和反对正义与发展党的政治极化不断加剧，两种力量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支持者包括保守、中右翼、伊斯兰主义者、右翼民族主义者；反对者包括世俗自由主义者、左翼分子，民族主义者、费图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的追随者和大多数库尔德人。正义与发展党在2019年的地方选举中遭遇严重挫败，失去了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等数座大城市的主导地位，面临前所未有的执政压力。为了确保2023年大选继续连任，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需要动用一切手段维护国内政权稳定。正义与发展党目前与右翼政党民族行动党（MHP）结盟，选民基础主要是国内保守派，奥斯曼帝国光辉历史和突厥民族主义叙事能够对其发挥有效的聚合作用，所以调动民族主义情绪、推动突厥世界一体化有利于巩固正义与发展党的国内政治基础。

其二，改变土耳其“外交孤立”的困境。中东剧变发生以来，土耳其放弃了“零问题外交”，开始推行激进的外交政策。土耳其在地区热点问题上谋求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发展模式上输出正义与发展党的“新版土耳其”模式，在宗教领域追求对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在此过程中，土耳其与沙特、埃及、叙利亚、以色列、希腊、塞浦路斯等周边国家龃龉不断，陷入外交孤立境地。同时，土耳其在加入欧盟问题上持续碰壁以及土美关系受挫进一步促使其将目光转向东方。土耳其与突厥语国家较少存在历史恩怨，且有语言、文化、宗教、历史方面的亲缘优势，双方具备良好的合作基础。土耳其致力于通过建构“突厥语国家联盟”来化解外交孤立困境，并以此提升自身国际地位与话语权。

其三，建设连接东方与西方的经贸和基础设施枢纽。土耳其渴望突厥语国家间合作建设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达成国际联合货运协议，建立所谓的跨里海东西走廊。该走廊计划经过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里海，并通过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到达中国，从而将地理区位优势转化为地缘政治优势和经贸优势，增强地区影响力。

与此同时，其他突厥语国家同样有自身利益考量。例如，阿塞拜疆的主要诉求是获得土耳其的安全庇护，争取突厥语国家在“纳卡问题”上的支持；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则更多考虑的是借力博弈，促进中亚地区的战略平衡。

（二）难以大有作为：突厥语国家组织发展前景

从现实角度看，以泛突厥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突厥语国家组织很难有所作为，更不会成为具有凝聚力和影响力的政治实体。

首先，土耳其自身实力有限，难以引领“突厥世界”一体化进程。从2022年1月初突厥语大国哈萨克斯坦发生未遂政变的情况看，对哈萨克斯坦政局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独联体国家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特别是俄罗斯的作用尤其突出，土耳其仅从外交舆论层面表示了关切，而突厥语国家组织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其次，若土耳其过度介入高加索和中亚地区事务，不仅会引发突厥语国家的担忧与反感，更会加深与俄罗斯、伊朗等国家的矛盾。

尽管突厥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突厥语国家间的合作，但土耳其泛突厥主义的战略构想和“突厥世界一体化”的“远大前程”短期内难以成为现实，且突厥语国家组织成员间存在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一是政治整合难度大。土耳其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具有潜在的领导权之争，各国政治精英不愿接受他国主导的一体化进程。同时，突厥语国家分属北约、集体安全组织、独联体、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或同时属于多个国际组织，受大国因素影响大。

二是经济相互依赖性小。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第八届峰会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成立“突厥投资基金”，以加强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然而，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数据分析，2020年，哈萨克斯坦与突厥语国家的贸易总额占其国家外贸总额8.24%，而土耳其与突厥语国家的贸易总额仅占其国家总额的1.76%。短期内，突厥语国家间仍难以形成大规模的经贸合作。此外，领土争端、水争端、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等因素也影响着突厥语国家间的合作。

总之，由于泛突厥主义本身的乌托邦色彩和突厥语国家的内聚力有限，“突厥语国家委员会”更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其未来发展仍面临诸多内外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