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建军：气候议题上不仅美国和欧盟要向中国施压，中欧也要向美国施压

“与某些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扎实推进碳承诺，在长期内更具政治可信度。”

在北京时间4月24日-25日由哥伦比亚大学举办、凤凰网《与世界对话》作为独家全面传播合作伙伴的首届哥伦比亚中国论坛（CCF）上，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能源与气候项目资深研究员、博众智合能源转型论坛中国区总裁涂建军就清洁能源转型以及实现碳中和的途径发表见解。

涂建军表示，新冠疫情叠加俄乌冲突，使目前全球能源安全焦虑上升，但展望未来，清洁能源转型前景广阔。他认为，国际合作叠加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于推动任何主要经济体的气候议程都至关重要。这种国际压力应该是双向的。不仅美国和欧盟要向中国施压，以进一步鼓励其气候雄心，欧盟和中国也要向美国施压，缩小其言行之间的显著差距。

以下是演讲全文：

鉴于今天主题的重要性，我准备了一些幻灯片来辅助讲解。顺便说一句，由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政策中心任职，所以我真诚希望今天能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内参加论坛而非远在北京。

为了讨论中国过去的道路，实现碳中和目标，我想先讲讲我近期主要关于中美气候外交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对外政治》上。

下一页幻灯片，这里有个图表，从1978年中国正式打开国门，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卫组织，这段时间内由于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加了，两国关系可以视为双赢。

同时，中国还是美国的合作伙伴。从那时起，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在美国在全球GDP的占比相对下降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两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竞争愈演愈烈。但即便如此，中美在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转变方面开展合作仍然意义重大。原因很简单，虽然欧盟仍然在全球气候政治中发挥领导作用，但目前欧盟碳排放量占全球的8%以下。相比之下，中美两国排放量接近全球排放量的一半。因此，毫无疑问，敦促两个最大的碳排放经济体开展合作，而非在气候问题上相互阻碍，符合世界其他各国（尤其是欧盟）的利益。否则，全球就无法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能源短缺加剧了全世界对能源安全的焦虑感。在亚洲，中国煤炭产量同比增长5%左右，(燃煤发电量)同比增长9%。在欧洲，德国产煤量同比增长18%，燃煤发电增速惊人，同比增长24%。今年2月24日，俄乌战争爆发，进一步提高了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中美两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进一步搁置气候议程。

然而，展望未来，清洁能源转型前景广阔。欧盟和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将付出更多努力，在中长期内推进气候议程。说到中国碳中和，我们首先要了解中国为何要面对面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以及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混合型超级大国，新的碳目标极好地揭示了该国的独特发展地位。

中国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的雄心反映出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发展中国家”的心态。毕竟，许多中国人，都是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长大。眼下，中国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年轻一代已经将这种心态转变为崛起的超级大国的心态。这就有助于解释中国为何要在美国与欧盟十年之后才实现碳中和。在最后一张幻灯片中，我想谈谈实现碳中和的途径。

屏幕上的两个方案，是基于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给出的反馈提出的。由于我也参加了这些项目，所以我相信中国煤炭消费已经快速下降。在这项研究中，两个客观评估都是基于改进技术。在参考情景中，研究小组假设中国碳中和目标仅推迟10年，从2060年推迟到2070年。换言之，由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独特性，未来的中国政府会重视现任领导人的举措。也就是说，与某些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扎实推进碳承诺，在长期内更具政治可信度。同时，在短期内，鉴于能源安全焦虑感上升，煤炭将继续成为中国国家能源安全的支柱。

因此，必须要协调好煤炭的短期作用和逐步淘汰煤炭的长期工作。在这方面，国际合作叠加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于推动任何主要经济体的气候议程都至关重要。

最后一点，上述国际压力应该是双向的。不仅美国和欧盟要向中国施压，以进一步鼓励其气候雄心，欧盟和中国也要向美国施压，从而缩小其言行之间的显著差距。我的演讲到此结束，期待稍后的小组讨论。

以下是会议问答环节：

詹妮弗·特纳：我知道一些有趣的数字和有趣的消息。在中国东南部，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未来15年内，能源将增长60%，其中25%是运输方面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对火车投资很多。有火车，也有汽车，但是这个市场很大，即使中国也无法满足所有需求。因此，美国、欧洲、中国和澳大利亚可以借助这个绝佳机会实现通力合作。我认为您的评论很精彩。有件事我很感兴趣，工业界是否也和政府一样存在大量差异呢？正如傅先生所说，中欧和中美之间有机会面对面合作，您能否举几个具体例子？

涂建军：以大规模控制排放为例，这个方面非常重要。我在这个方面也很擅长。哥伦比亚大学的Seizia正与我们中国合作，努力推进这一双边合作议程项目。因此，我们不仅探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排放控制，还讨论采煤业的排放问题。因为中国与美国有所不同，中国采煤业排放实际上比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高得多。所以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还想谈谈双边合作，双边合作不仅需要行业间协作，还需要双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建立政治互信，因为美国的特殊气候问题亟待解决，如前所述，美国希望将气候变化作为议题标准。

在这个方面，我个人觉得，把双边贸易和清洁能源产品作为标准是有意义的。虽然两国在很多商品上存在贸易冲突，但如果着眼于双边贸易中，风力发电机这个单独议题，两国就可以寻求解决方法，允许此类产品自由贸易。此外，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也是热门话题。如果两国能够就此问题开展对话，就能减少误解，加深相互了解。因此，这一点可能也是两国共同关注和合作的重要话题。

最后一点，作为一名能源专家，我很少谈论外交政策相关的事情，但有个问题我有必要提及。对于台湾问题，美国必须立即停止对“一个中国”政策的逐步蚕食，这是非常危险的挑衅行为，可能招致意外后果。这样一来中美两国都无法应对，最近的俄乌战争就是例子。美国和俄罗斯都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因此，相反，华盛顿应该鼓励两岸恢复遵守中国政策，从而维护和平与稳定的现状，我就说这么多。

詹妮弗·特纳：涂先生，您提到了很多挑战，那您能否总结一下中国要迅速实现大规模脱碳，必须尽快克服的重大挑战是什么？很多中国专家都说，如果中国不加快进程，美国也不会，未来五年我们都不加快速度，那就“完蛋了”，我们就无法实现巴黎气候目标了。那么你认为，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大规模脱碳，必须克服什么障碍？

涂建军：中国应当正确处理能源安全焦虑。因为煤炭价值链已经极具规模，占全球产量一半以上，虽然短时间内，能源安全很重要，但是如果中国反应过度，煤炭价值链和清洁能源市场将出现不可避免的矛盾。

因此如何应对煤炭行业，如何正确定位煤炭在国家能源转型中的作用，不仅考验中国领导层的政治智慧，也考验行业研究人员和领域专家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