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丨疫情严格封控下,是时候考虑给困难民众发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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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丨疫情严格封控下,是时候考虑给困难民众发钱了

| 2022年3月30日,在江西省一蔬菜基地,刚刚采摘的蔬菜正在被装箱、搬运上车。

作者|贾拥民

进入3月以来,全国范围内疫情反扑一浪高过一浪。进入封控状态的城市,居民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买菜难问题,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一度上涨。

此前,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通报了一起涉疫案件:一张姓男子“谎称外出买菜,实际驾车前往世纪大道附近做工”,给予行政拘留5天。作为一个居家隔离就意味着没有收入的人,他出此下策也实在是情非得已。就像深圳那位嘶喊“我没有危害社会,我要养家糊口啊”的男子一样,我们无法不为之动容。

普通民众需要承受的生活压力可想而知,特别是,如果他们的收入在封控期间大为减少或者无法获得任何收入的话。考虑到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极高传染力,假如以封控为主要手段的刚性防疫措施不变,那么上面这类事情大概会不断发生。

在现有防疫措施下,或许应该考虑以直接发钱的形式,向受影响的民众和小企业提供补贴了。

给受困居民发钱直补,比政府配给更有效

众所周知,奥密克戎变异株下的封控,与两年前武汉等地的封控相比,有了很多新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能力强且隐秘性高,疫情会反复出现,全国各地的封控将此起彼伏,即便是同一个地方也可能需要不时重复封控,而且持续时间更难预测,因而这也就意味着很难指望会再次出现全国驰援一地的那种盛况。这样一来,防疫带来的“次生灾害”可能会更趋重,这些都要求为受影响者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帮助或补贴。

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同样是为了保障民生而提供补贴,直接发钱要比其他形式好;同时,由于小企业在就业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要把对小企业的补贴也提到保障民生的高度上来。

在武汉、西安、扬州以及长春、吉林等地的封城中,民众的生活必需品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依赖于政府配给的,或者说,是各级政府给老百姓“送菜”的。原因是,封控使得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与市场的连接,从而使得政府不得不当上了送菜者。这导致了很多问题。

由于封控使物流在一定程度上被隔断,会传导在菜价等产品的上涨上。当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到了三根葱20元、两个白菜近百元这种程度之后,低收入家庭就会陷入困境。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应该对低收入家庭或因防疫而收入减少或消失的家庭提供补贴了?

政府主导下直接对生活必需品进行分配,其实就是补贴的一种形式。从武汉、西安等地的经验来看,这种配给制的效果并不理想。更何况,特大城市的规模和复杂性,远非其他城市可比,配给制更有可能吃力不讨好。

相比之下,直接发钱给民众,让他们自己通过市场买菜,要比政府直接配给实物更好,原因很简单。

一是消费者更清楚自己的偏好,他们在做出购买决策时所依据的信息,比政府在做决定时所依据的信息更加可靠。这两者的信息基础和决策机制都是截然不同的。二是可以充分有效地利用市场上现有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包括电商和快递企业,当然还有众多的快递小哥。

另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市场本身作为一种秩序,是很容易因计划的排挤而受到损害的。倘若真的需要发放补贴,将钱交到消费者手中,让他们自己决定购买什么、如何购买,要比由政府直接去分配实物,更与市场相容。

由于防疫可能常态化、长期化,如果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习惯于政府的配给,那么也意味着市场经济的血脉受到一定抑制,甚至变得枯竭。

对此,上海市商务委有关负责人已强调要维持“三个正常”:让保供企业正常经营;让保供车辆正常通行;让保供人员正常上岗,即不要政府自己去送菜,而是通过保障市场的正常运行来让民众有菜可买。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在最需要的地方发挥最有效的作用,如保障危重病患的救治,如帮助没有能力使用手机的独居长者。

小企业纾困,仅仅减免费用是不够的

全国许多地方都出台了帮助企业或“市场主体”应对疫情的纾困和帮扶政策,比较典型的如《上海市全力抗疫情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深圳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的若干措施》《杭州市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政策意见》。

总结这三个城市的纾困和帮扶政策,有几个共同点:一是都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减免和(或)退还为最主要的抓手,而且将税收优惠面扩展到了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二是允许缓缴各种费用;三是在金融方面提供优惠和便利,鼓励企业贷款扩大生产。

不过,就对刚性防疫所要求的民生保障而言,这些政策也有两个共同的缺憾:

一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家庭和个人才是更广泛的、更可能需要直接帮助的市场主体;

二是对家庭和小企业以直接发钱的形式予以补贴的规定很少(深圳有一些这方面的措施,包括发放定向消费券和对企业开办网店提供补助等)。

正如有的评论者指出的,就保障小企业的生存而言,仅仅免除一些税费的实际意义有时可能并不大(“允许暂缓缴纳”就更不用说了)。很多小企业,连维持经营都做不到,何谈税费减免呢。它们就像是鱼一样,要有水才能活,没有水,鱼肯定要渴死的。

有人也许会说,企业家的能力不就体现在困境中生存下来并壮大吗?确实如此。但是企业家才能的关键是发现机会,而在防疫的静止状态下,大量机会被扼制了,经营企业所需的生态也趋于干涸,那么企业家才能也会缺乏用武之地。虽然各地出台了包括减免办公场所租金、税收减免等在内的纾困举措,但是很多小企业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营收,而各种成本则仍在发生。因此需要给它们直接注入足够多的“水”,让它们不至于渴死。

小企业是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健康的经济生态的基础,在抗疫情境下,由于小企业吸纳了大部分就业,因此保障小企业的生存,让就业者不会因失业而失去收入,也就构成了民生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意大利补贴模式

那么,怎么发钱呢?是不是向所有人发钱?在什么时间范围内发钱?在这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有一定参考价值。

早在2020年第一轮疫情高峰出现之后,很多国家和地区就出台了向民众发钱的政策。有向全体民众发钱的,例如,日本和香港地区等;也有只向特定的符合条件人(失去收入来源的人或低收入者)发钱的,如加拿大、法国等。

意大利的方案对中国可能更有一定参考价值,因为意大利的“自雇人士”(自由职业者)在全体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较大,而且小企业众多,这一点与中国有相似之处。

意大利一度是欧洲乃至全世界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也曾为了遏制疫情而推出了相当严格的封控措施,而且封控时间也比较长(第一波封控从2020年3月初一直持续到了2020年5月)。意大利为应对疫情而提出的纾困政策主要包括在2020年3月16日的《意大利经济援助法案》和2020年5月13日的《意大利经济复兴法案》中,总共涉及大约800亿欧元(约5600亿人民币)。

这两个法案的内容非常庞杂,下面只介绍与我们本文的讨论相关的几点,即关于向什么人、在什么时间范围内、以什么理由发多少钱的规定:

·因疫情而失业的劳动者可延期18个月支付房贷(必须是个人购买的第一套房产) 。

·因疫情停止运营的企业的员工可得到18个星期收入的补贴。

·为了让员工避免失业,由政府替企业主对这部分人员进行补贴,补贴金额是80%工资(包括社保费),受益人群也包括自雇人士。上述人员最长可领取12个月补贴,但获益员工必须保证参加工作。

·2岁以下孩童的父母可请15天半薪假在家照顾孩子,需要继续工作的父母出示正式保姆合同,即可获得600欧元的子女看护补贴。

·为困难家庭发放免费购物券或由地方政府直接送食物上门给无法出门、生活苦难的居民。疫情更严重的地区的居民获得补贴更多,比如伦巴第大区的重疫城市贝尔加莫和布雷西亚,一个受助家庭至少可以得到每月价值300欧元(约2100元人民币)的食物券。

·疫情危机补贴,家庭可动用总资产不超过1万欧元的家庭可得到400至800欧元的补贴,具体视家庭成员数量而变。

·保姆和家政、清洁工可获每月500欧元(4月和5月加在一起1000欧元)补贴。

·家庭旅游补贴:在意大利境内旅游的每个家庭(家庭年总收入不超过3万5千欧元)可获得最高500欧元的旅游补贴,无子女的夫妇或伴侣每对可获得300欧元,单身可获150欧元。有效期为2020年7月1日至12月31日。

·儿童看护补贴:父母需要工作、孩子12岁以下的家庭,可申请儿童看护补贴,金额为1200欧元。参与抗疫的医护人员此项补贴为2000欧元。

·环保交通工具补贴:购买自行车(包括电动自行车)或滑板的人可获得总价60%至70%的补贴,补贴的最高金额为500欧元。

·自由职业者和个体经营者补贴:自由职业者每人每月可获得600欧元现金补贴,3月和4月加起来每人1200欧元,5月份最高可补贴为每人1000欧元,只有那些能够证明今年同期收入比往年减少至少33%的人可以获得。

·年营收在500万欧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可获得1000欧元至6万2千欧元的月补贴,申请企业需出具营收少于去年同期至少33%的证明。

这里有一点无疑很值得一提,就是允许因疫情而失业的劳动者延期支付房贷。在中国,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上面的讨论还漏掉了很多东西,例如,要发的钱从哪里来?也许可以从专项国债中切出一块,或者,通过削减政府支出来融资?在这里无法展开。还有,发钱在宏观上有什么影响?在这里只考虑了个体层面上的民生保障;在宏观层面上,发钱应该可以促进消费,但我们不一定要从这种功利的角度来分析。

另外,由于可能要重复进行封控,因此可能需要多次发钱补贴,这会不会导致福利刚性和受益者的惰性?不过,无论如何,在给定封控这种刚性防疫手段的前提下,直接发钱可能已经是扭曲性最小的一种补贴方法了。

也许可以说,防疫、民生和经济等,构成了一个方程。如果这个方程的所有变量都是可以自由调整的,那么它就会比较容易求解。如果其中某个变量是不能变的,那么就只能改变其他变量了,而那自然可能导致其他变量发生扭曲。而我们能做的,无非是努力权衡,找出扭曲尽可能小的解法,同时等待并在有机会时,促成刚性变量的转变。

作者贾拥民系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编辑丨张丰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风声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本文作者立场。文章配图来源视觉中国,与文字无关。转载事宜请联系风声君微信:format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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