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片、禁书、禁曲，到底在抵制什么？

俄罗斯与乌克兰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许多天。战事刚起时，网络与社交媒体，来自各方势力的宣传工具就随即开动起来，四处散播着或真或假的消息与评论，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席卷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原本世界一隅的战事，瞬间抵达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人们之间也因各自立场观点的不同产生了种种撕裂。

其实这不仅仅是普通人日常的生活困局，在不那么普通的人士那里也依然存在。

随着战事的进展，看似遥远的文学与艺术领域也正在经历这样的割席时刻。

比如俄罗斯当代最重要的指挥家之一，捷杰耶夫因与普京关系密切，受到了联合抵制；索基耶夫宣布辞去莫斯科大剧院及图卢兹国家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女高音歌唱家奈瑞贝科、钢琴家马祖耶夫也遭到了某种“封杀”。这一波割席的潮流甚至还蔓延开来，波及到远离战区的世界的各个角落。

意大利的一所大学因为时局敏感曾动议暂停讲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容，而法国北方省也曾因为中俄关系密切，暂停了向中国出借马蒂斯画作。原本就因为疫情受到巨大打击的文化艺术交流如今因此变得雪上加霜。

今天我们想聊聊艺术与政治。战争总是要结束的，那战争结束时的我们又如何面对此时的撕裂呢？我们是否还能心安理得地去重新欣赏这些立场与我不同的人的作品呢？

01.

政治与艺术不一定要捆绑在一起

艺术作品从来就不那么纯粹，表达的绝对不是纯净的美，而是会打上其产生的特定历史时空的烙印。艺术家更不是生活在虚空之中，他们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政治立场，有的在我们今天看来，甚至会显得相当的政治不正确，让人难以接受。

最典型的例子恐怕是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

瓦格纳，绝对可以归于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之列。瓦格纳创造了全新的歌剧形式与音乐语言，但他同时还是一个狂热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所创作的一系列歌剧，像《尼伯龙根的指环》《罗恩格林》《唐豪瑟》《帕西法尔》，都立足于从神话传说与中世纪故事中为德意志民族打造新的政治神话。

不难想象，瓦格纳在意大利、法国传统外独辟蹊径的新歌剧形式，激昂雄壮又稍显浮夸的音乐语言与这样的政治理念也不无关系。不仅如此，瓦格纳还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虽然他的歌剧中并没有明确出现这一主题，但作为一个积极的政治参与者，他在各种小册子中相当明确地论述过自己的的反犹立场。

更重要的是，瓦格纳还是希特勒最喜爱的音乐家。后来，瓦格纳的音乐在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纳粹德国被反复上演，也成了凝聚国家意志的宣传工具，纳粹德国几乎所有重要的仪式上都会奏响瓦格纳的音乐。

在党卫军听来是战歌的音乐，自然在饱受迫害的犹太人的耳中无法忍受。所以，在战后的以色列，数十年中都禁止公开演奏瓦格纳的音乐。直到2001年，以色列建国53年后，身为犹太人的指挥家、钢琴家巴伦博伊姆才以加演的形式在以色列国土上奏响了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序曲与“爱之死”。

此事发生以后，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甚至以色列议会都对音乐家发出了“问候”。巴伦博伊姆的好友，文学评论家萨义德在《纽约时报》撰文支持自己的好友。有趣的是，萨义德本人出身巴勒斯坦，是一名阿拉伯裔知识分子，而当时正是巴以冲突最为激烈的时候。

萨义德写道：“我想说的是，对艺术抱持开放的心灵是必要的。这并不是说，艺术家不道德或邪恶的行为可以免受道德评断，而是说，艺术家的作品不能单单只受到道德评断，并因此被禁锢。”

萨义德的文章阐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艺术与政治不一定要捆绑在一起。而作为听众、观众或读者的我们，也要学会以开放的心态尝试理解那些可能与我们价值观相冲突的艺术品。

“禁忌与禁令不利于形成批判性的理解以及解放的经验，你不能用这样的禁忌、禁令来主宰真实生活。批判性的理解与解放的经验应该永远居于最高优先。无知和规避不可能是当下的适当指南。”

不仅如此，萨义德还试图以瓦格纳音乐的上演为例说明，一个时期以来犹太民族对于瓦格纳的禁忌一定程度上是来源于刻板印象与盲目排斥，如果不去尝试聆听，就不会理解瓦格纳现象与仇恨的发生。那大屠杀的浩劫也就不真正留下教训。最后，萨义德还写到当时的巴以冲突，可能也建立在类似的拒绝与不理解之上。

不过今天的发生的事情可能也并不能与2001年的事情等量齐观。

首先，大屠杀已经过去许多年，当时的人类已经可以以相对平静的心态面对瓦格纳的音乐。而战争正在今天发生，在当下给我们带来愤怒、痛苦与困惑，可能更为紧迫地需要人们因为自己的立场做出某些表态。

其次，瓦格纳与大屠杀之间的关系稍显暧昧不明，而当代的一些艺术家们确实回避对具体的时局发表意见。

02.

通过艺术家，辨识自己

不过事情仍然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这些受到抵制的艺术家可以分为好几个类别，捷杰耶夫这样的音乐家之所以受抵制，确实是因为他们当下的政治立场受到了质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抵制，实在是某些学者因战事焦灼而心绪扰动的糊涂之举，于是也很快得以改正。至于马蒂斯作品的无法出境，更近乎于当地政府的一种政治表演。

剥离开这些层次，更清晰的问题就呈现出来。如果艺术家一直抱有着与我不同的政治观念，以至于到了当下的时刻，他们的观点与我们的价值观如此冲撞，非要与之决裂不可，那么曾经的我们被欺骗了么？

那就不妨再思考一下，艺术家、艺术作品究竟伟大在何处，我们为什么会欣赏它们？

诚实地说，如果不是眩于作者的名声，我们真的能够认识到一件艺术作品或者一部文学经典的伟大之处的话，那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一开始总难免会有些艰难和陌生，那里有一些看不清楚，却又让人着迷的东西。正如一开始就肆无忌惮地取悦我们的感官的音乐，往往很难经受得住反复聆听的考验。

真正伟大的艺术不会主动来取悦我们，它有足够的深度引导我们深入探索。这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邀请。而当我们终于突破这些障碍时，才能真正认识到这些艺术作品的魅力。我们原本封闭的边界得以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呈现出来。

在那里，我们意识到这些艺术品触碰并展出世界某些本质的内核，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可能的实相。

虽然并不一定让人那么舒服，虽然我们可能并不曾有过同样的经历，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境遇，是宇宙灵光乍现的一种可能，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欢欣、痛苦和彷徨。而这个世界一旦被感知，这些实相也就或明或暗地与当下的我们产生了某种共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真正意识到一件艺术品的伟大。

因此，一部艺术作品虽然诞生于它所创作的当下，受到其艺术家的个性、立场甚至心情的影响，但当它达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意味着某些超越于具体艺术家之上的东西。我们从中辩识出自己对世界的某些理解。

这些理解也不见得会让我们愉悦，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会对艺术品有种种复杂的感受的原因。我们可能很喜欢一部通俗小说，引人入胜，难以释卷，但心里也很明白，它不那么了不起、更谈不上伟大。或许我们也意识得到布鲁克纳的交响乐十分伟大，但似乎并不愿意在通勤的路上完整地聆听他的全集。

最为出名的例子，当然是二十世纪初，《尤利西斯》《春之祭》这类诞生之初引起激烈反感的艺术品。

事实上，这样的作品只是乔伊斯与斯特拉文斯基这些大师们作为先知者更早地感受到了一个新的人类世界的到来，并将之表达了出来的结果。读者与观众的态度从当年的抵触到今天可以相对坦然地接受，也提醒我们在这一百年中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从这些作品中，我们辩识出了今天日常生活的一抹荒谬而躁动的底色。

同样，经由伟大艺术作品的点化，我们也可以借这些作品进行再次的自我表达。这回响仿佛涟漪一般。当莫扎特的天才通过不同的指挥家的棒下或者牙签下到达我们时，所能带给我们的体验绝对是不同的。理所当然，即便是同一首作品，在不同的情境下，指挥家也会有不同的演绎。

用牙签指挥的捷杰耶夫

文学作品也一样，当我们引用“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时，绝对不可能与李商隐处于同样的情境与心境之中。李商隐到底为什么写这首诗，今天的我们几乎不可能知晓。我们表达的是自己的欣悦与困惑。

所以，一个艺术家如果真正曾在一个时刻让我们感觉到其伟大，那是因为经由他之手，人们体验到了更高的存在，辩识出了自己。

于是，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是艺术家们的世界观、政治主张、人生经验是否与我相同，而是我们对自己的体验是否真诚。事实上，人们从来不可能真正地被人欺骗，虽然我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欺骗自己。

03.

艺术品与宣传品

继续回到瓦格纳的例子上，问题是纳粹德国确实大量地使用了瓦格纳的音乐，鼓吹德意志民族的胜利。难道我们应该要求犹太人在四处流离，饱受迫害的时刻仍然去质问自己是否曾经真实地感受到瓦格纳音乐的伟大么？这显然是荒谬的。

必须意识到的是，作为人类精神杰作的艺术品与鼓吹政治主张的宣传品是不同的。艺术品的目的是为了将我们带往更为广阔的世界，丰富人的感知，引发你的回响。共鸣或者是异响都是理所当然的声音。

宣传品则是把艺术品的所有复杂性挤压成一个扁平而狂热的信息，以蛮横无礼的姿态挑动人的瞬间热情。在纳粹仪式上演奏的瓦格纳就变成了这种东西。

当有人试图用压缩手段把艺术品变成某种拙劣的宣传品时，这注定会对艺术品造成扭曲与伤害，而那些真正伟大的艺术品也会本能地爆发出激烈的抵抗力。

瓦格纳的音乐中有那些狂热盲动又异常自恋的东西，因而更容易被利用成为宣传品，但最终，仍会与纳粹的滥用解绑。我们更无法想象会有什么样的疯子会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与之类似的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差别。英国作家奥威尔曾经做过这样的区分：

“爱国主义”我指的是一个人对某一个地方和某一种生活方式充满了解和热爱，认为它们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并不希望强迫他人接受。爱国主义的本质无论军事上还是文化上都是防御性的。而民族主义则与对权力的欲望是分不开的。

每个民族主义者一以贯之的目的就是攫取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权威，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所选择的吞没其个体身份的国家或团体。

显然，瓦格纳的音乐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了民族主义的牺牲品，正是这种滥用逼使每一个热爱自己生活的人必须在那个尖锐对立的时刻拒绝这样的宣传品音乐。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可能是最为晦涩难懂的写作者，但他却说过一句看起来非常清晰明白的话。“大屠杀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

在大屠杀这样的罪恶面前，如果再假装天真无邪地写作纯美颂歌，歌唱生活美好当然是荒谬的。而揭破这种虚伪的宣传品最有力的东西仍是真正的艺术品。

1941年纳粹德军大举入侵苏联，并迅速包围了列宁格勒，从此展开了旷日持久而艰苦卓绝的列宁格勒保卫战。战火之中，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写下了他的《第七交响曲》，并题名为“列宁格勒”。

交响乐的总谱绕过德军的封锁从极端困苦的苏联送到了美国，最后由指挥家托斯卡尼尼于1942年7月19日在纽约首演，并通过广播传递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如果对比交响乐中代表德军入侵的僵硬而空洞，阴暗又癫狂的战争动机与代表辽阔的俄罗斯土地的第三乐章，任何人都可以清晰地分辨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艺术品与宣传品的差别。

因此，在罪恶发生的当下，仍要中立地说艺术是艺术，宣传是宣传，假装这其中不曾发生过任何交叉，不是伪善的就是愚蠢的。

04.

谁是艺术的敌人？

追问还没有结束。

既然艺术与政治并不是理所当然地绑在一起的，但对于艺术被宣传滥用的愤怒却又是理所当然的，那何时是我们应当表达愤怒的时刻呢？究竟我们应该对谁表达愤怒呢？

在这个人群被割裂，思想日益绝对化的时代，我们可能变得比以往的每一代人都更加易怒。正像很多观察家指出的那样，当下的俄乌战事是互联网全面普及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全世界都紧密地对这场战争读秒，同时更多或真或假的信息也如巨浪一样席卷每一个人。

一方面，人们的神经高度绷紧，另一方面我们又是通过自己的手机或社交媒体跟进信息，以隔绝的自我面对全体性的战争，又进一步地加剧了焦躁。

雪上加霜的是，算法不断推送给人们同质的信息，更加助长了人们的偏见。于是浮火上升，似乎再不表态就来不及了。盲目地在人群中划分敌我，拒绝自己不喜爱一方的艺术家、艺术品，迫不及待地设置某种禁区，并形成一种讹诈的姿态，逼迫他人也做出同样的表态。

但真的应该如此么？急于表态的人可能才是真正没有主见的人。也惟其如此，才更容易被伪装成艺术的宣传品所鼓动。

回到伟大艺术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其实也就是人本身的丰富性上，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艺术品引领人们达到某个共通的领域，人类借此尝试互相沟通，共同体验这个世界。

我们敬佩那些勇敢表达自己立场并为之负责的人，我们也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得已的隐衷，我们会尊重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分不愿被动摇的热爱。

我们应理解每个人都有一些不被人理解的固执。我们也懂得在当下的刺激面前，人们会宣泄愤怒，用拒绝表达无能，但这是脆弱的表现，让这一刻赶紧过去吧。

正因为这种丰富性的感召，我们才明白，真正的艺术品无论来自何处，都是不应当被禁止的。

我们也才明白真正犯下罪恶的是那些把艺术品歪曲成为宣传品的人，是让爱国主义压扁成民族主义的人。而只要艺术家没有走到这一步，他们即便有着多么独特的个人趣味与政治立场，就仍然不是艺术的敌人，也就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