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建拖：俄乌如何走出悲剧的历史循环？

“这场冲突原本有无数机会可以避免。”

这是谭主的朋友俞建拖日前在一篇文章中的话。

在这篇名为《北约东扩：精明表象下的集体无意识》文章中，他指出，“这场危机的最大推手是北约，北约的大脑是美国，而引爆危机的是北约东扩。”

冷战结束后，按说北约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但这一军事集团不缩反扩，隔着大西洋，美国明里煽风鼓劲，私下暗通曲款，不愿意抽离的手，究竟还想抓住些什么？作为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局势的发展会真的如美国所盘算的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谭主又和俞建拖聊了聊。他认为，美国所期待的和眼下所得到的，也包含着未来要付出的。

俄乌局势是有边界的，各方也都需要这个边界。因此，美国从俄乌局势收获的经济收益是短期的。眼下，资本因为恐慌之下寻找安全资产而回流，这些多数还是热钱游资，如果美国没有能力利用这些资本发展科技、建设基础设施和强化政治统一，危机过后，资本回归理性还是会流走。

SWIFT制裁短期杀伤力大，但长远看实效有限，特别是对有内部回旋余地的大国来说，只会进一步减弱国际社会对SWIFT的信任。这本来应该是全球基础设施，但如果能够轻而易举被少数国家操控，未来更多国家会考虑发展替代系统。

西方空前的对俄制裁，是“符号自由主义”盛行的结果。人们把价值观背后的现实时空复杂性都抛掉了，只有抽象的价值标签，在政治正确下，习惯于用标签来计算立场。种种荒诞的制裁，营造了美国领导全球盟友的幻象。

俄乌局势反映了大国追求绝对安全只能带来不安全，必须要摒弃和超越旧式地缘政治思维和安全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动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38%，是哈佛大学2月25日最新公布的美国总统拜登的民调支持率，是拜登上任后的历史最低支持率。

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这也是拜登政府眼下的头等大事。目前，民主党在国会的领先非常脆弱。在之前州长选举时，民主党连被誉为“民主党选举风向标”的弗吉尼亚州都丢掉了。今年的中期选举对民主党可以说是危机重重。

岌岌可危的支持率，亟须拯救。

反俄是美国民主党的底层意识形态，恐俄是欧洲的冷战情绪遗产。挑动俄乌危机，可以让欧洲重新需要美国的“领导力”；对俄制裁，可以营造美国在价值观上重新领导世界盟友的假象；制造欧亚大陆的紧张局势，可以刺激一部分资金的回流美国，从而为宏观政策的退出提供缓冲，长期来看，甚至在让美国成为全球投资的安全岛……这些都是如意算盘。

表面上，这一切似乎在实现，但代价也在其中。

美国国内结构性改革的迫切性，被疫情下的超级宽松所掩盖，短期热钱寻求避险的涌入，尽管有利于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为后续的宏观政策腾出空间，但是改革可能被进一步迟滞。热钱涌入也推高了美元的汇率，损害美国的出口竞争力。

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固然有利于美国的石化能源行业，但另一方面也助推依然高企的通货膨胀。由于结构性改革滞后，只有少部分的短钱能转化为长钱，一旦外部紧张局势平息，资本市场摆脱恐慌后回归理性，这些资金又会流走。资金的流入流出就像海浪冲刷海岸，经济结构中的脆弱部分会愈加显现。

SWIFT制裁什么时候最有威慑力？就是在制裁没有实施的时候。

实施SWIFT制裁会给美国带来两难：一方面，全面禁止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贸易，特别是以美元为计价的贸易，必然会损害美元霸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对俄罗斯与西方的能源贸易留一个口子，而且还是相当大的口子，又会被国内国际的反对者指责为绥靖、伪善和背叛。

更重要的是，SWIFT本来被全球默认为是一个关键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安全可靠可信是其基石。当制裁施用于个别小国的时候，对全球的影响较小。但当制裁用于大国，人们赫然发现，这一人们以为的公共产品，是受少数国家所操控的，连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的俄罗斯都会被制裁，不论制裁是全部还是局部，那么没有人可以认为自己有一天可以置身事外。

现在人们意识到，这个系统虽然便利且成本较低，但是不安全不可靠不可信，必然考虑发展更多可替代的体系。如果套用马克思的话，资本主义培养了工人阶级这一自身的掘墓人，那么滥用SWIFT制裁也制造了自身的竞争者和替代者。

拜登在上台之初声称，“如果我们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团结起来，美国就有更多机会加强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这些国家与我们共洒热血，捍卫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其外交策略被概括为“价值观”外交。

在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主宰美国意识形态并在全球广为传播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倒是兴起了“符号自由主义”，甚至也可以说是“口号自由主义”。

其后果是，在很多社会，人们不再审慎思考每种价值观念背后的真实时空背景，或者说把价值观念凭空悬置了，价值观念也因此变得空洞和缺乏真实内涵。人们越来越善于给事物贴标签，“民主”和“不民主”、“自由”和“不自由”、还有形形色色的种族标签、性别标签。对于真实世界的内容视若无物，不论发生什么事，只要简单标签加减法就计算得出自身的立场。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简单，这实际上是思想的惰性。

“符号自由主义”引入如此易于操作，短时期很容易形成“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盛景，造成了美国再次领导全球盟友的幻象，实现了拜登所谓的“价值观”同盟。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符号自由主义”使社会变得更加撕裂而不是团结，使思想变得更加肤浅而不是深刻，不仅撕裂了国内也撕裂了国际。这次制裁俄罗斯，连柴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都被抵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抵制了，甚至连猫和树都被抵制了。这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心理认知吗？

北约东扩这场棋局中，利益相关方众多，利益诉求不尽一致，真实的安全和心理上的安全感知经常不是一回事，但不可否认安全仍是其中的逻辑之一。

一些大国，或者大国中的某些政治力量，旧式的地缘政治观和安全观根深蒂固。在他们眼里，大国的安全渴求是无止境的，竞争的大国之间不可能有信任，因此陷入一个信任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在任何时候都要主动出击让自己处于一个有利的安全位置。

但是这样的假设不仅从后果上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思想框架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世界上没有国家能确保自身的绝对安全，而且追求绝对安全也是有风险的，一旦过了某个临界点，安全的边际成本将急剧上升。因此，大国之间的最优安全选择有可能不以冲突收场。

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在倡导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出路，让我们可以避免米尔斯海默所称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人的米尔斯海默，从他的理论出发反对北约东扩和承认俄罗斯安全需求，正被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群起而批判。

在某种程度上，这折射了米尔斯海默思想中内在的困境。在21世纪的今天，大国之间应该有勇气探索一条新的出路，实现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

在写《北约东扩：精明表象下的集体无意识》这篇文章之前，俞建拖在另一篇文章中细致分析了普京的演讲，他认为普京在演讲中保留了俄乌双方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社会保守派对话的空间，释放了希望务实解决这件事情的信号。

在东欧，经历了冷战转型的三十年，滋生了不可小视的右翼保守主义势力。如果当前的俄乌冲突不能在现行国际秩序框架下得到解决，未来恐怕会让全世界都担忧。

关于俄乌冲突最后的结局和影响，俞建拖不愿意用历史的情况进行类比。他指出，在西方历史学界，类比经常构成一种思考方式，譬如“修昔底德陷阱”。这种概括当然显得学养深厚，还容易引发人们的兴趣，但这种类比在方法论上是危险的，因为这样会陷入历史的循环。

如何才能走出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悲剧的循环？

俞建拖认为，我们需要建立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叙事，而不是总回到老的叙事框架中。回到俄乌冲突上，他依然非常赞同基辛格提示的：“如果乌克兰要生存与发展，不应该在西方与东方间抉择，不应该成为一方反对另一方的‘前哨’，而应该成为连接两方的‘桥梁’，不应该加入北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