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违反WTO义务？还是美国破坏争端解决机制？中美嘉宾英文激辩

编者按：在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与世界对话-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论坛》上，美方学者认为中美两国政府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上没有成功，中方学者则认为多极化趋势、阵营的消失、非政府因素的介入令修昔底德陷阱无法精确描述当前国际关系现实，权力转移或许更为恰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刚发布的《202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报告》引发中美激辩，美方学者认为中国违反了在WTO中的义务，中方学者认为美国破坏了争端解决机制。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经贸关系是否还能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一、欧伦斯：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毫无益处，中美应对修昔底德陷阱不成功

主持人：就像高西庆之前说的，国际贸易对双方都受益。欧伦斯先生，您对中美双方的第一轮贸易协议没有完全执行有什么看法？

史蒂夫·欧伦斯：即使没有疫情，这份协议也不可能被完全实施，疫情让其实施变得更不可能。我认为这个贸易协定是有缺陷的，双方都不应该签订。加征的关税对美国和中国都会造成损害，双方不会收获任何益处，反而会带来贸易的分歧。之前有人提到修昔底德陷阱，认为强权的产生肯定会带来冲突。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和避免这个现象的出现，而中美政府在避免这个陷阱的出现上并不成功。

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美国人之所以对中国有这么不友好的事情，是因为在美国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很多新闻，比如我每天早上都看凤凰新闻；但在中国想看美国新闻的话就比较困难，因此给美国人造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形象，导致我们进一步走向修昔底德陷阱。双方政府现在都应该作出改变。

高西庆提到了中美双方的贸易和关税，这些关税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我很惊讶的是拜登政府为什么还不降低关税，这样能使中美双方都从中受益。我希望我们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每周我都在敦促美国政府做这个事情。但在美国政治环境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从长远来看，我们可能暂时没办法实现这个目标。

二、陶文钊：就中美关系而言，权力转移比修昔底德陷阱更恰当

主持人：中国政策的转变是不是因为双方关系的转变所导致的？格雷厄姆·艾利森也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您是否认为中美双方现在进入到了这个陷阱？

陶文钊：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可以用权力的转移来形容中美双方的双边关系。首先，全球化不是集中一个或两个国家的力量；相反，全球化利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策集中了许多国家的力量。

其次，由于非政府因素的介入，如很多跨国的恐怖主义、毒品还有跨境犯罪等。所谓的国家控制能力被弱化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

美国和当时的苏联是世界的两极，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当时是一种阵营式的对抗，但现在没有这种阵营了。中国秉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对于任何第三方，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合作伙伴，而非结盟。就像邓小平当时说的，我们十分乐意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美国确实转移出了很多权力，但是失去的权力并没有直接转移到中国，它也转移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比如G20。当发达国家不能应对金融危机时，这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多机会，去加入到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决策中来。

三、高西庆：中国的竞争优势，是自身发展和思考的结果

主持人：美国2月16日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遵守世贸组织的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指责中国政府主导的非市场的经济和贸易方式，并称其将寻求新的战略，更新国内贸易工具加以应对。想问一下高老师，您对这份报告是怎么看的？以及拜登的对华贸易政策，您又有哪些看法？

高西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从1982年赴美到1988年回国，那几年期间的每一天，电视机和广播里的话题几乎都是美国、日本。美国议会不断地去谈论日本，说日本要取代我们。现在回头看，也有人说美国好像一直要树敌，不是俄罗斯就是日本，要不就是中国。

其实不少美国人对很多事情是非常有热情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人们只是相信一些事情，但如果你去看数据，或去问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会认识到可能存在着问题，也需要解决问题。为什么今天中国如此聚焦于高科技领域？是因为美国不想把这些东西卖给中国，那么中国在这些领域就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机会。

美国说中国不要只是生产这些低端产品，也要提供一些高端的。过去很多年间，我积极活跃在各种对话中，他们一直在抱怨中国做的一些事情、买的一些东西；那我就想，我们想买的东西，你干嘛不卖给我们呢？

比如通讯技术，美国人就说他们不卖。现在还是一样，中国说那算了，美国不愿意卖的话，我们自己生产吧，所以美国才感受到了真正的威胁。我们开始生产一些东西，并有了自己的竞争优势，是中国逐渐发展和思考的结果。

美国社会当然也有创新、创造的环境，如果他们继续发展，还是会有竞争优势的。那你要担心什么呢？根本不需要担心所谓的低端生产力。

主持人：雷默，我先回到你这里一下。你是否同意当前的这个贸易政策并不符合全球化的逻辑以及相关的竞争优势的传递？

乔舒亚·库珀·雷默：关于贸易逻辑，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成功的贸易就是要找到一种方式，使得双方的利益能够完美地得到平衡。那么怎么做呢？可能要看一下它的背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的本质，因为有了技术力量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和价值链。我们会发现，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关系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对于所有的贸易政策来说，他们要找到一个方法，就像刚才高教授说的，从政策的角度开出处方，给出解决方案。而挑战呢？就是制订一定的协议，让它能够顺畅地落地。所以现在一个真正的挑战就是，在运行、实施层面我们要保持开放的态度。我想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很多事，就一些协议而言，很多经济体也制订了自己的贸易模式。我们也在做相应的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做研究，非常清晰涉及到一些非常健康的发展道路，能够让他们保有一定的竞争优势，促进贸易的发展。

主持人：那么拜登在对华贸易政策，以及USTR的年度报告中，说他们要寻求国内的贸易工具，是不是因为这要增加关税，或者是有更多的贸易壁垒、投资壁垒？

乔舒亚·库珀·雷默：我觉得这就是要找到一个方法，让双方都能以理智的方式来进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更多的研究。

四、美国破坏争端解决机制？中国违反WTO义务？

主持人：我们再回到欧伦斯这里，USTR的报告中讨论到了当前的贸易的竞争关系，它提到去年10月，有很多积极的贸易相关的词汇被谈及，比如说可持续性的共存和中国的共存，以及重新建立和中国的连接。你觉得这个报告是否意味着拜登政府的贸易政策会出现一个转折？

史蒂夫·欧伦斯：这个报告详细列出了他们觉得中国在哪些方面没有满足世贸组织的合规要求，并且希望中国可以开始实现合规。USTR认为，中国违反了他们的承诺，它觉得中国任意出台了很多贸易政策，很多中国企业也因此被列入了清单。

这个报告表示不理解这些中国企业在做什么事情，而且迫使美国的一些企业因此触犯了这些条款。我觉得这些声明和表述是比较直接的，它让我们看到了USTR确实觉得中国是不合规的。

中国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定，美国也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定。国际上的观点可能认为中国违反得更频繁一些，美国其实也实施了一些补贴，所以现在的整个市场是不公平的。作为一个前私募投资人，我认为资本非常关键，会决定你对于资产的支付价格。如果国家对企业有补贴，那么这些私营资本就很难去参与竞争。所以这是一种不公平，我也深受其扰。

主持人：但并非所有行为都是这样的，高老师，您怎么看？

高西庆：我有一点反对意见。我们都知道，美国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建立世贸组织。我们也都相信，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世贸组织建立了有效的贸易机制，致力于促进全球合作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但是在过去几年，世贸组织开始逐渐分崩离析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世贸组织的争议解决机制因为美国而受到了破坏，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的细节。美国总是去否决世贸组织的一些决定。最终，世贸组织的法官确实会受到影响，无法有效地进行裁决。

从国际多边的争议解决机制来说，（这些问题）应该是可以沟通的。如果你说在中国有一些国家力量参与到了市场竞争中，比如说对一些外国的中小企业形成压力的话，那这些问题可以在世贸组织的争议解决机制下来进行，这就是世贸组织存在的意义。

中国也是世贸组织的一员，我们可以用世贸组织的规则去解决问题。但就我个人的了解，这些世贸组织的法官说，美国人让我们的工作开展得很艰难。然后USTR说，既然世贸组织不行动，我们就自己来发出制裁。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

五、李成：时代变了，安全和意识形态忧虑驱动经贸和科技

主持人：李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

李成：我想说三点。首先在华盛顿，贸易和经济问题是受到政治、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影响的，尤其是涉及到技术和军事竞争等。这些是背后的驱动因素，也是我最大的担忧，现在和之前的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尽管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同中国存在贸易冲突和摩擦，不过双方的合作会减少这些情况。

第二，美国政府有不同的部门，但它们没法很好地协调。同时美国也有不同的政党，在同一个政党、同一个体系之内，对于同一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这些都不是秘密。

第三，虽然存在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加强双方的贸易关系。我刚刚看了秦刚先生的演讲，他说，美国还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过去3年，双方的贸易数额都在增长，双边贸易额达到了7000多亿美元。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现实。

我还想再说的一点是，美国和地方政府在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上还是有很强的话语权的。去年，中国是美国15个州最大的进口国，包括加利福尼亚州、明尼苏达州、佛罗里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等等，这些都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州，不管是对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来说。所以这就展示了两党都能看到的一个画面，在地方政府层面又是另一个样子。

所以我们必须要记住，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在与中国的接触的时候，基辛格和尼克松都说，我们两个大国有非常多的友好城市、友好省市等等。即便在现在，美国的很多州、很多城市在中国都有代表机构，所以如果这都不是一个合作基础的话，那么什么才能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机遇与挑战都存在，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不能直接跳过这些来获得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