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网络上对华不友好声音？中外嘉宾答学生提问

年轻人在网络上传播中国声音要注意什么？遭到不友好声音怎么办？法国电视台制作的中国探索节目为什么大获成功？如何看待大城市把英文标识改为拼音的动作？在凤凰网主办，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与世界对话》“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论坛”上，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大卫·弗格森和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就上述热点问题一一回应了大学生们的提问。

王栋鼓励在场的年轻人，“青年应该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主力军，意识形态的负担较轻。”他还指出在对外传播时要注意到受众、内容渠道、表达方式，然后要注意共情。

弗格森也同意上述观点，他提到法国电视片《相约未知地带》的成功时谈到：“它提供了信息，不是因为它讨论抽象的概念性的体系，而是因为它真正的接触人，从人的层面予以接触，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对于英语改拼音的争议，弗格森并不是非常担忧，他提出未来英语口语交流都能够实现，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好的来进行交流。“所以地铁站从英文改成拼音，这个我倒并不是特别的担心，或许十年之后可能又改回去了。”

末了，两位嘉宾都表示，希望能够在后疫情时代，高校重新开放，青年人之间能够更好地相互了解、相互交流、

主持人：今天出席我们现场讨论的这些观众都是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黎政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学校的年轻大学生，他们也是未来中美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留一些时间给他们向台上的两位嘉宾提问，哪位同学有问题？

学生：两位老师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分享宝贵经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王栋老师，现在平台都在努力培养网络意见领袖，鼓励我们这些年轻人参与，通过海外互联网平台参与到国际传播当中，在我们做文化或者知识分享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怎样做才能更有效？谢谢。

王栋：谢谢。习总书记多次说过一句话：“中美友好，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所以我觉得青年应该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主力军，因为我们在大学，其实也做很多的中美的青年的交流，我们中间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其实刚才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已经提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青年，意识形态包袱更少，他们对冷战的记忆更少。不像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蓬佩奥，他就是冷战斗士，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经历就是这样（意识形态）的。

所以在相互尊重不带偏见这种基础上面，美国的青年他更能够以一种理性、客观的这种态度来进行一种学术上的交流，哪怕是争论也好,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然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要注意的这个问题，我们前面讨论当中多多少少也讲到了。怎样跨越跨文化的认知障碍？受众是什么？内容是什么？用什么样的渠道表达？如何要以受众更加容易理解的方式去阐释你的观点？

我就想起来一个人，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美国的汉学家，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傅高义先生，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原来在哈佛被称为“中国先生”，他对中国的这种非常深入的、深厚的研究和学习。他在分享他自己研究，包括研究中国和东亚的经历的时候，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不是往往以那种西方人、美国人的观点去看待，就像我们刚才批评的“旧接触共识”当中的这种认识上的谬误。其实傅高义先生他说强调要进入到当地的这个情景，然后要共情。今天上午李成博士其实也讲到这个点，英文就是叫empathy对吧？就是要去共情，要感同身受的这种能力。

我想在这是大家在做对外传播的工作当中，非常要去注意的一点，那么就是要注意到受众、内容渠道、表达方式，然后要注意共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讨论也讲到的，就是要找到那个能够触碰到人家的一个点，对吧？在某一个问题上的这种点，那么这个一旦你找到之后，往往在传播上就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

总而言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鼓励大家做国际传播的青年军、生力军、主力军，也希望大家为推动中国和世界的相互理解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

主持人：弗格森先生，您想说什么吗？

大卫·弗格森：那我简要的说几点。那就是学会思考。学会思考很重要。看一下西方媒体如何报道中国，然后问你自己同样的问题。两个问题；第一、我收获了什么？二、为什么我收获了它？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简单的，而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可能更难回答。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在中国呆了16年的时间，那么我也不断地经历这样的一个自我反问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中国取得成功，我这么问自己，现在你也可以问自己这个问题，你就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知道如何和一些敌对势力、国外势力进行对话，而在解释的过程中获得成功，最终你可能能够成功地劝解他人达成共识。那么你也是有这个权利去这么做的。

主持人：感谢两位，现场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学生：王先生、弗格森先生，谢谢你们的分享。我是一名学生，我学习的是国际政治，我对弗格森先生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法国的节目《相约未知地带》，其中有一集他们去了贵州省，探讨了当地的风景和生活方式，尤其是苗族。在片子中给大家看到了每个人每天的生活，他们最佳的一面得到了呈现。但是这个节目，最后大家的反馈非常好，非常喜欢这个节目。

那我就在想，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什么？在这个领域。谢谢！

大卫·弗格森：（法语: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节目）但是我就是想让你感到惊讶，我能说法语。那么谈到我们刚才最早探讨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说故事，为什么这个节目取得了成功？不是因为它提供了数据，不是因为它提供了信息，不是因为它讨论的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性的体系，而是因为它真正的接触人，从人的层面予以接触，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那么中国也需要从这个角度去学习，尤其是一些正式的对话，它往往是局限于一些非常抽象的概念性的层面的对话，提供一些数据，但是这不是你说故事的方法，不是你和人接触的方法。我想，我对于中国年轻人的期望，就是去学习怎么去讲故事，这是非常复杂的，习主席曾多次给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也在努力的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习怎么去讲好中国故事。

主持人：王老师做个补充。

王栋：我简单的补充两点。我觉得一个，我其实也非常赞同刚才弗格森先生讲的，就是我们在对外交流传播过程当中，特别是现在的这种国际的环境，可能很多时候会遇到一种争论的情况，对吧？

他有偏见，他跑上来在你下面开始骂怎么办？那么其实我很同意刚才弗格森先生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时候要冷静下来，不要用一个情绪的东西（回应），（不是）马上跟你对骂，而是要升到一个更高的维度上面去。当然我们也不用一种简单说教的这个方式去跟人家讲，还是更好地就是回到一个故事，就是我怎么样以小见大，真正的回到人与人沟通，人性沟通、人文交流的层次去。另外还有一点也是一个技术性的层面，其实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在对外传播和交流当中，其实包括你像我们很多的学术会议也好，交流也好，很多时候确实是针锋相对，大家观点就是想坐在那边争。

那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幽默，有一点点的wit（风趣），很多时候就会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不是说我上来就跟你面红耳赤的在那边跟你去吵，对吧？但是我会用一点点幽默、机智，这让人一看觉得很有风度，对吧？你既把自己的观点阐释出来，同时又非常有风度。

这方面我觉得刚才我们讨论到了像姚明，其实当初他去美国的时候也遇到很多偏见，但他很机智，但他很聪明、很幽默，然后一看之后，美国人觉得反而觉得被一种魅力所征服。但这个里面可能，我觉得你说一下子要达到像姚明姚主席这样的境界，可能还需要努力，但是我想我们年轻人可塑性都很很强，我相信可能未来在对外文化交流层面，你们出来更多的像姚明这样有水平的我毫不怀疑，你们中间肯定会出来（一个这样的人）。

主持人：都是非常具体的建议，我们还有时间，看看谁还有问题？

学生：两位老师下午好，我记得就是去年年末的时候，北京很多地铁线路，地铁站的“station”都改成了汉语拼的“站”，然后我记得就有网友调侃说，“说这样的更改对于中国人来说没必要，然后对于外国人来说又看不懂”，然后我就想问两位老师对于这个更改的看法，这个更改就是否与北京这一个国际都市的建设这种理念背道而驰呢？好，谢谢。

主持人：弗格森先生先回答。

大卫·弗格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觉得要这样子去改，有什么必要？

其实在这个背后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考虑，是关于英语和语言学习的。实际上拼音的创造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懂中国字的人，提供一种拼读的方式，我在中国的时候把这些很多店面的招牌，它不是中文字加拼音，而是中文字加英文的这个形式，那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像北欧国家，像荷兰，它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能用英语来进行口语交流，比如说你去丹麦，即便不会说丹麦语，那沟通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在店里大家都可以用跟你用英文进行交流。

我希望中国也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10年或者20年的时间，希望能够做到这样。中文当然是官方语言，但是大家的这个英语口语交流都能够实现，这样的话就能够很好的来进行交流。所以地铁站从英文改成拼音，这个我倒并不是特别的担心，或许十年之后可能又改回去了。

主持人：王栋老师。

王栋：我觉得弗格森先生其实讲得很好，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国际，也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在国际传播当中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内容，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们的目标受众是什么？然后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目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渠道和方式去做？所以我想其实只要是我们把这些要素都很仔细的考虑了，那么我们在对外传播当中我想，其实就能够做的很好。当然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的全球的这种交往，对外的这种交流我、传播，可以说是一个多维度的很复杂的。我们非常实事求是的讲，我们也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永远每一件事情做的都很完美，对吧？但我们愿意很积极的去交流，我们要跟弗格森先生多交流一下，听一听外国友人的意见。

他说这里其实可以做得更好，包括他今天我想，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非常有益的真知灼见，这个都会帮助我们在对外传播当中，在讲好中国故事当中，在推进中国和世界的这种相互理解当中，都能够做得更好。所以我想这个我是非常有信心，包括刚才我觉得几位同学提的这个问题，其实都能看出来你们的素养。所以我觉得你们超过我们是毫无问题的，你们将来也可以代表中国，把我们中国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行当中，你们作为一个更好的文化的使者，将来做出更多的贡献，我满怀这样的信心，谢谢。

主持人：好，我们要不再提最后一个问题。

学生：两位老师下午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PPE专业的胡圣晗，有个问题想请教两位老师。就有去美国交流过的朋友和我分享说，美国的一些高校和中国的不太一样，很多都是没有校门、没有围墙、没有保安的这种“三无式”的开放式校园。中国人民大学在疫情之前其实也是如此，哪怕这三个因素不一定全都具备，但是校外人士也是可以自由进出，校外的大爷大妈也曾经带来了广场舞热潮，人大学子也积极参与过。但当时关于开放式校园的争议就有很多，那现在疫情深刻地改变了这一点，人大实行了封校，很多校友都无法自由进出。关于校园重新开放又成为了一个新的话题，所以想请问两位老师，美国的这种开放式校园文化有没有什么好处？比如说为学术带来了什么独特的活力？现在受疫情影响，这一文化是不是受到了影响？疫情之后美国是否还会继续这一传统？中国高校又是否可以借鉴这一模式呢？谢谢两位老师。

主持人：王栋王老师，弗格森老师，请。

大卫·弗格森：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其实开放校园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我其实住的跟人大很近，而且我儿子就去了人大附中，而且我也经常去人大的操场跑步，还有北外，我也经常去，现在我就进不去了。我真的希望这些防疫的措施尽快取消，因为大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空间，从物理上应该是开放的，从精神上、思想上也应该是开放的，从学术上也应该是开放的，不应该有任何的障碍。

能够取消这些限制措施是一件好事，我是爱丁堡大学毕业的，爱丁堡大学没有任何的这些限制的措施。我是希望能够尽快回到疫情之前，中国的大学也能够向所有人开放，然后我就可以再穿上跑鞋去跑步了。

王栋：我之前还真不知道，人大的校园在疫情之前是开放式的，所以谢谢你分享这个故事。当然我们现在希望疫情很快的能够过去，随着我们疫苗技术、防疫的水平的进展，我想人类我们战胜疫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很快。

那么我个人的希望，我也非常希望说疫情如果能够很好的控制之后，后疫情时代人大还能恢复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觉得个人认为，我觉得其实很好，很有意义，我觉得也可以为其他的高校所借鉴。

主持人：疫情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不便，包括我们上午的这场论坛，还有一部分嘉宾是线上，所以特别希望疫情赶快过去，能够跟各位真的是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好，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我想在文化领域大家的分享和碰撞确实带给我们很多思考，也希望中美可以在这个领域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我们今天下午的论坛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