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会形成对华偏见？海外专家：因为人们喜欢这种优越感

如何看待短视频时代的海外传播？为什么西方人对中国存有偏见？怎样看待AI时代语言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在凤凰网主办，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与世界对话》“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论坛”上，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大卫·弗格森和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就上述热点问题进行了精彩对话。

在谈及算法带来的“信息茧房”时，弗格森先生表示：现在加强一种偏见变得越来越容易，而去对抗一种偏见变得越来越难。为什么会形成偏见呢？因为人们都喜欢这种优越感，如果说你能够让人们感受到自己和其他人相比有优越感，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媒体就是这样告诉西方民众的，“西方人比中国人更优越，我们所有的人都比中国人更优越。”西方的受众自然就很吃这一套。

王栋也指出：破除意识形态偏见，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真实和开放来应对。他们如果想建墙，想用各种各样的封锁、打压，我们用开放来应对封闭，我们用包容来应对狭隘，这会让中国和世界的命运更加联系在一起，这可能就是从更高层次上面来讲突破现在局面的方法。

两位嘉宾还就如何综合发挥短视频、卡通等方面的的力量进行了探讨，改变年轻人的看法，并通过语言的情感连接的作用做好国际传播，成为两位嘉宾的共识。

以下为论坛对话实录：

主持人：弗格森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近些年视频博主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他们在宣传中国的文化，而且在不断地上传一些关于中国的视频或者是文章，他们甚至会介绍他们看到了什么、吃了什么，也许您也会熟悉，有这样一个人叫“我叫郭杰瑞”，在中国非常火，而且这个人很火是因为他很喜欢中国的火锅，然后他就不断去发一些关于中国食品文化的视频，现在他被视为是中国创新传播的代表，那您对这些人是怎么看呢？

大卫·弗格森：我觉得这种人非常重要，如果你从一个全面的角度来说，皮尤智库（Pew Research）一直在对于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做相应的调研，尤其是来自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一些态度。二十年前呢，对于中国的态度基本都是友好的。绝大多数被调查的这些国家都里正向的，但是在过去二十年的时间里，你会看到情况发生了演变。开始出现一些负面的评价和感受。比如说在英国，在过去两三年里是一半一半，50%到50%，后来慢慢的变成了75%负面和25%正面，所以你就会问，到底中国做了什么？

在过去两到三年里，到底什么让中国在整个地球上变成了一个让人视为敌对的国家，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中国实现了脱贫成功，而且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但是即便是你从西方最差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它至少要比一些殖民主义时期的行为要更人性化、人道主义一些，所以其实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在人们的感受和态度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到底是为什么造成了这种负面评价呢？我们应该考虑什么呢？那就是我想说中国要说不一样的故事，你要在媒体上宣传一些诚实的，同时又是正面的一些故事，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活跃在社交媒体上，比如说安柏然（Andy Boreham），他在《上海日报》工作，他会定期在推特上发一些视频。

还有一个人汤姆·福迪（Tom Fowdy），他非常了解中国，也会定期的去挑战西方媒体的一些叙述风格，我个人也非常希望我能够花很多的时间在推特上，对于西方的这些叙述提出一定的质疑。但是事实是，我们并不是主流，我们要拿到麦克风传播出去我们的信息。所以真正重要的一点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不要放弃持续地去讲故事，我们可能需要做的就是团结起来，作为一个团体去发出我们的声音。

过去也有人在逐渐地挑战一些叙述方式，即便是从最糟糕的情况来看，至少也许你能够把这个75%负面/25%正面的情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良，75%是很大的绝对数，有很多人对中国是持负面的态度的，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首先要瞄准这些受众，然后增强他们对中国的信心，给他们解释，让他们喜欢中国，告诉他们中国做了很多好事情，中国有很多制度上的优势，不需要去以敌对的态度站在他们面前，有的时候首先去发展你的支持者的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到皮尤公司给大家描述一幅非常负面的、吓人的形象，但是中国仍然有很多朋友，有一些很关键的个人就是朋友。我们可以比如说以一种方式和他们对话，把这个信息先传递给这些人，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应该更多的去强调它的软实力，因为软实力更容易获得沟通。

在当前这个阶段，只是靠单个人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是要团结起来。

主持人：那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不止是媒体在拿这个麦克风对外宣传，现在好像存在针对中国的一些战术，比如说民众收到了非常多的外国人民给的负面的评价，那么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些敌对情绪呢？

大卫·弗格森：这些批评的人，他们甚至都不了解中国，他们只知道的是媒体告诉他们的部分，我很讨厌看到这样的局面。

有的时候能够总结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还是有一些傲慢无知的，然后把无知和傲慢包装成一种观点，再加上一定的叙述的呈现方式。人们经常说“你是五毛”，我觉得这样一些定义非常让我困扰。但是很不幸，我们从中能够看到大家的无知，人们一般就看个标题就够了，不会深挖去自己找到真相。

老实说，任何人如果他真的去做研究，比如说像新疆的种族问题，那么他就会很快地意识到所谓“种族灭绝”是毫无依据的，因为我们是有信息就在那里的，所以比如说《Grayzone》这份报纸，它做了非常好的工作，那就是进行关于所有新疆有关的故事进行拆解，一篇一篇地来调查它的源头，我觉得确实是需要人们去做一些功课的。

主持人：你刚才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信息误判，有的人甚至把它叫做是“互联网的原罪”，王栋老师怎么看这种情况？就是网络传播情境下很有可能受众看到的只是想看到的信息，真正地能够促进文化传播的，能够促进相互理解的那些信息传播不到你要传播的受众？

王栋：其实我给我的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会讲到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新媒体的时代，很多时候我们信息是过载的，而不是说我们信息和数据不够。但是涉及到问题，就是现在看上去我们的传播的信息越来越多，技术手段也越来越方便，大家随时随地在手机上移动的互联网，大家都能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似乎好像觉得我们应该对世界好像变得更加了解，大家更加相互理解、更友好，但现在我们发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确实出现了一种现象，我们也叫它信息茧房效应——你看到的就是你所希望看到的。

但是这背后从技术角度来讲，还有算法的问题，就是算法它其实是助长了这个趋势，因为它要通过大数据看你的偏好是什么，然后它继续来给你推你所希望看到的东西。这实际上反而是会助长人们越来越（偏执），不是我们形成一个好像更加多元的视角，而是我们自己可能在我们原来所相信和所偏好的视角上越来越深。这个当然有它的好处，但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也讨论说这个算法要怎么变得更好。所以其实我也曾经跟一些做技术上的朋友聊，建议说其实你的算法上你可以每隔三条五条就推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的信息来，这个就能平衡我们的这种看法。

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说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进入到一新媒体时代，大家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就变得越来越准确。有时候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刚才弗格森先生也讲到，很多西方人现在对于中国完全就是无知，就是ignorance（忽视），他真的不了解中国，所以他就会被情感和情绪驱动。然后他实际上恰恰生活在一个信息的孤岛里面，对吧，很多我们讲特朗普的支持者要歇斯底里，（也是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说进入了所谓“后真相的时代”，所以我想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新媒体时代所面临的非常重大的挑战。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们像凤凰这样的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传媒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能够让我们的整个国际社会更好地来了解中国，更准确地来了解中国。也使得中国和世界之间能够架起很好的桥梁。当然我们从我们学者的角度、智库的角度，我们也是在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主持人：所以我们提到了算法以及后面的一些商业的考量，弗格森先生，您觉得这种情形能够得到改善吗？

大卫·弗格森：我觉得必须得到改变，但是这是很大的挑战。首先就是刚才谈到的信息过载。从根本上来看，现在加强一种偏见变得越来越容易，而去对抗一种偏见变得越来越难。为什么会形成偏见呢？因为人们都喜欢这种优越感，如果说你能够让人们感受到自己和其他人相比有优越感，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媒体就是这样告诉西方民众的，西方人比中国人更优越。我们所有的人都比中国人更优越，那西方的受众自然就很吃这一套。

所以这样的偏见就很容易被加固，因为这个信息被不断地重复。其实这是很拙劣的宣传手段，有的时候你去强化它不需要一些聪明的手段，但是你要去打破这种偏见的话需要有一些聪明的做法，我们要有良好的战略，不仅仅是通过这种正式的话语体系，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比如说像电影、卡通这种形式，我觉得卡通是很好的渠道，比如说《功夫熊猫》，可能熊猫天生就是顶流的命啊，比如说像冰墩墩，但是通过这种可爱的卡通形象，我们可以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所以这是我们要关注的，还有新媒体我们也必须要关注。我觉得从根本上来看，我们必须要有全面的战略。为什么我觉得体育这么重要呢？因为大多数是青年人在从事体育运动，而青年人对于世界充满了好奇，他们在探索机会，他们不会简单地接受一些结论，而是希望自己去探索。而年轻人他们并没有被洗脑，没有被这些所谓的宣传洗脑。过去30年，美国的民众都在听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这种负面的或者说脸谱化的评价，所以这些人身上就很难去扭转。

主持人：对，您刚才提到了体育、动漫、电影非常地重要。接下来也想问王栋老师，刚才我们回到洋网红的问题，其实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些在国外很受欢迎的网络名人，比如说李子柒，还有我们看到还有办公室小野，她在Youtube上非常火，比如说李子柒介绍她在野外的生活，都是很受到外国网友的欢迎。您认为这算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输出吗？

王栋：刚才弗格森先生提到了软实力。那么软实力我们知道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90年代初的时候提出的学术概念。现在也成为国际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在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我们的软实力也在不断地提高，所以您讲的文化输出也好、国际传播也好，其实它很自然就会产生。可以说它是一个原因也是一个结果。

那么您提到李子柒的现象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了，非常具有代表性。我们观察她的视频，基本上是没有对话的，而是把中国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很美的意境给大家呈现出来，然后我们就看到她用很传统的中国的方法去种菜、种庄稼、准备食物，甚至来制作文房四宝等等。她和美国、西方好莱坞式的文化输出方式其实有很大不同。

好莱坞可能是一种咄咄逼人的、美国式的，我要拯救世界。但是李子柒其实我觉得是一种非常中国的传统的很柔性的力量，上善若水，能够打动人，她真正地阐释了什么叫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不是自己说我很好。我不说，但是你看，然后读者就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对外国际传播当中，非常值得去思考的内容，怎么把中国文化的最优秀的部分能够很好地传播出去。

像您提到以李子柒为代表的中国的网红出海，我觉得它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很强的内生动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随着中国国家的实力增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了这么大的影响力，那么自然很多人就想要了解，所以这种时候我认为网红出海，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非常重要的精彩的篇章之一，这方面还是大有可为。

大卫·弗格森：我觉得这是中国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有时候中国被强迫加入了一种对话，这不是中国人熟悉的话语方式，这是由西方人所构建的一种话语模式，而中国总是处于一种守势，在可预见的未来，英语依然会是一个主导的国际语言。所以中国就必须要非常谨慎地去思考如何去制定战略。

我个人认为，那些外语人才天生有一种才能，我觉得这两者是相关的，如果说能够很好地学好外语的话，说明你的头脑很有创造力，我认为中国其实有大量的很有天赋的年轻人，他们会说英语、理解西方文化，他们很年轻，能够和其他的年轻人非常好地相处，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更好地去利用这些年轻人的资源。更好地利用这些笔译者和口译者，让那些有着语言优势的人来传递这样的信息。不应该仅让他们发挥一个翻译的作用，应该让他们主动地去发声。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语言，语言确实非常重要，因为语言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王栋老师怎么看，语言是一个如此重要的因素吗？

王栋：当然是非常地重要，所以我刚才在听弗格森先生说跨文化的交流当中语言是很重要的工具。虽然说技术的发展，今天还没有到一个很完美的所谓的自动翻译机，AI人工智能翻译，但它可能未来随着能够去（发展）。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语言其实还有情感连接的作用，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是机器能够取代的，所以我非常赞同弗格森先生讲的，我们要很好地把中国的故事讲好，要更好地向世界去做沟通、做好国际传播，所以我想语言的学习和掌握其实就非常地重要，而且一开始我们还讨论了一些翻译的问题，弗格森先生也是非常著名的翻译家。

所以我想在翻译问题上面，包括有时候我们在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的时候，也会注意到中英文之间的一些差异的问题。我们下一步要更好地去做好国际传播的工作，更好地把中国故事讲好，这方面我们还是可以更加地努力。

主持人：语言确实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工具，这个背后的人与人的这种联系，还有背后它的文化是不可以取代的。另外刚刚回到软实力的话题，王栋老师您刚刚说了中国软实力，也谈到了刚刚一些中国网红的文化的输出，您认为中国在软实力的传播上还有哪些可以做的？

王栋：我刚才讲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觉得我们其实有五千年的优秀的传统的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是世界文明当中少有的几个几千年没有中断传承的文明，有非常非常多的灿烂的优秀的文明的成果。

现在我们经济的发展，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但是刚才弗格森先生其实也谈到了，现在因为我们现在的国际体系，我们所面临的所谓的全球秩序，其实就是在过去的三四百年间，由西方在工业革命兴起之后，通过了很多非常血腥的、殖民主义的等等方式进行扩张，然后主导了建立了这样的世界秩序。

所以我很赞同刚才弗格森先生讲的，西方有一种很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自我的优越感，这个我觉得现在其实是美国也好、西方也好，他们大谈和中国要来竞争，其实背后都是一个想要维护以美国西方为主导的一个世界秩序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后面应该说我们面临的挑战也很大，所以刚才我们也讨论到了很多意识形态的偏见怎么来破除，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真实和开放来应对，他们如果想建墙，想用各种各样的封锁、打压，但是我们用开放来应对封闭，我们用包容来应对狭隘，这会让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命运更加联系在一起，我想这个可能就是从一个更高层次上面来讲，我认为真正能够去突破现在这种局面。

而且我个人也相信，其实今天上午我们讨论当中好几位美国的嘉宾也讲，也提到了，包括基辛格博士他其实也意识到，现在的世界秩序的、全球秩序的发展，已经到了中美必然会发挥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推动全球秩序演进作用（的阶段），美国不能再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去维持美国主导，所以才会形成各种各样对中国的负面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