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钊：我们正第三次重建中美关系

“去年可以说是我们第三次重建中美关系的元年。在这一阶段，我们停止了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的下滑。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恢复了高级别对话。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拜登政府以及相关的高级官员，他们也做出了一定的承诺。”

在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与世界对话》“中美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纪念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表示，当前中美两国需要加快恢复功能性对话的步伐，这种恢复可以不必等待政治关系的完全转变，而是可以直接开启。他还对中美两国应该如何重建竞争秩序，全球化对于中美关系等影响以及两国间对于高科技产品的管制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论坛现场，右为陶文钊

以下是发言实录：

主持人：陶老师我们知道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美关系可以说是已经停止了一个自由落体式的下滑的状态，虽然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所以大家也关心，中美关系未来会怎么走，那您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认为我们现在在当下，如何从过去的历史中去吸取经验，来给我们提供借鉴？

陶文钊：我们现在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建中美关系的第三个阶段：第一次重建是5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是一次破冰之旅，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旅程；其后，邓小平访问美国，这也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一次访问。那个时候我们终结了中美之间的敌对，也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与此同时，对于整个亚太地区，以及全世界而言，我们都从良好的中美关系中获益了。

第二阶段是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江泽民和克林顿在1995年10月份于纽约会见，双方达成了建设性接触的共识，保持了20多年合作共赢的关系。经过大量的准备工作，江泽民于1997年10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克林顿总统于此后，在1998年6月又实现了一次访华。我们完成了第二阶段中美关系的重建。

至于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重建之前，我们保持了超过二十年的友好关系。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关系发展得比较顺畅，但是也有一些冲突，比如说北约炸馆事件。那么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三阶段，我们需要第三阶段的重建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点，唐纳德·特朗普的上台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很大的破坏，从任何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全面的损害；第二点，自1990年代以来，从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来看，中美两国各自的处境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第三点，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法规政策，来良好地管理双边关系。

去年可以说是我们第三次重建中美关系的元年。在这一阶段，我们停止了中美关系自由落体式的下滑。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恢复了高级别对话。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拜登政府以及相关的高级官员，他们也做出了一定的承诺：不会寻求和中国的冲突对抗，也不会和中国进行新一轮的冷战，也不会支持台湾独立，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也不通过加强同盟关系反对中国等等。

但并不是所有的信号都是积极的，拜登政府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前届政府的较为强硬的对华政策，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需要进一步从功能上加强接触和对接，在中美对话方面实现一些功能性的对话，比如说经济层面、军事层面、人文层面、学术层面等等方方面面的对话。

我觉得所有这些方面都应该齐头并进，我们不要去等，不要等政治关系发生了完全的转变再行动。每一个领域我们就直接开启对话、接触、交流，然后我们会改变整个中美关系的氛围。

现在在中美关系上很重要的一点是，拜登政府把它所做的的承诺转化成行动，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拜登政府最近公布的《印太战略报告》，给我带来了与承诺相悖的感觉。这个报告认为中国对于这个地区还是一个重大挑战。但其实我觉得中国的发展，为这个最具活力、最富动力的地区带来了很多的机会。

其次就是中美的竞争。我觉得不应该害怕竞争，但是无规则的无序竞争，却是一个真正的担忧，所以我们要探讨一下竞争的规则。中美竞争必须是开放和基于规则的竞争，但是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规则。奥巴马政府时期我们讨论了一些规则，但是不够。现在我们要重新讨论规则，这个非常重要。

主持人：中国的政策的转变是不是因为双方的关系的转变所导致的？我们知道格雷厄姆·艾利森也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您是否认为中美双方现在进入到了这个陷阱？

陶文钊：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用权力转移的理论来形容中美双方的双边关系，

首先，全球化导致了国际间权力的分散化，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都对国家权力造成了制约；

其次，由于非政府因素的介入，有很多跨国公司、国际恐怖组织、毒品还有跨境犯罪等。所谓的国家控制能力被弱化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影响。

美国以及当时的苏联，是世界的两极，但是现在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是一种阵营式的对抗，但是现在没有这种阵营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结盟的，对于任何第三方，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结盟。像邓小平当时说的，我们是乐意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

美国确实转移出了很多权力，但是失去的权力并没有直接转移到中国，它也转移到了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比如G20。当发达国家不能应对金融危机的话，这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很多机会，去加入到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决策中来。

主持人：现在不可避免的，双方的经贸关系都会受到政治关系上来的影响，那么陶先生您是怎么认为的？

陶文钊：即便是在中美的贸易战期间，我仍旧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过去几年里，即便有着高科技限制上、关税上的一些新举措，但是中美的经贸关系还是有所发展的，这显示了我们的的关系有多么的相互依赖。即便是在特朗普政府想去“脱钩”的时候，的确有一些美国公司撤出了中国，但是很多去了越南、马来西亚等，回美国的不多。

还有一点就是美国对于中国高科技公司的制裁，这个问题现在愈发严重。有些美国学者认为，这会起到反作用，因为制裁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很大的推动力量，发展自己的高科技企业，中国现在在集中力量来发展芯片，还有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其他的高科技技术等等。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发展高科技技术的一种方式。我们还不知道高科技会如何影响人类社会，会如何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基辛格提出了这个问题，有些美国学者也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地进行考虑，而不是建立一堵高墙来保护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在中国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实施制裁方面，我觉得从特朗普到现在的拜登，他们的政策还是比较连贯的。其实在此之前，我们有过讨论，就是中美双方讨论所谓的出口控制，我清晰的记得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有战略经济对话，美国多次提出要放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政策。

在一次对话即将结束的时候，商务部长陈德铭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人说，一诺千金。现在美国对中国作出了三个承诺，我们也希望他们也能够把承诺转变成行动，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这些都是问题所在。所以制裁其实现在对双方都是有害的，高科技也需要发展。而发展需要钱。你对中国出售高科技产品，你就能够拿到钱，那你也能够发展你的高科技。我之前多次提过，如果你对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进行限制的话，那么中国就会觉得我们需要自己发展高科技，我们一定会这么做的，所以这其实对双方都有害，美国也不会从中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