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展览20名老警肖像：平均91岁，公安事业拓荒者、铺垫者

2月16日，湖南长沙谢子龙美术馆里不时涌进一批又一批身着制服的警察。他们也是来观展的。自第二届中国警察节开始，以20名平均年龄在91岁的老警察为拍摄对象的摄影展在此展出，并将持续至本月底。

第一代公安人朴实、坚毅的形象给参展人员留下深刻印象。“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没有刻意渲染，但就是触动了我。”一名民警说。

《致敬 老警》展览现场 本文图片均由 澎湃新闻记者 谭君 摄

“年轻时好帅啊”

“这个老人家很有性格，有文化，敢讲”、“她是女扮男装”……在《致敬，老警——新中国湖南省第一代公安人肖像摄影》现场，主创者阳红光向观展人员介绍。

展览中呈现的20名老警，年龄最大的95岁，最小的88岁，平均年龄91岁。他们是新中国公安事业的拓荒者、铺垫者，是第一代公安人。

1949年8月5日湖南和平解放，10月13日湖南临时政府公安厅正式成立。至1950初，省会长沙和7个行政专署及所属的75个县成立了公安机关。首批公安人员逾6千人，他们以南下干部、地下党成员、解放军转业官兵为主体。据湖南公安文联统计，目前尚健在、在公安机关离退休的不足70人，且大多身体状况欠佳。阳红光团队选取了其中20人，进行了抢救性拍摄。

摄影展以老人现在的肖像特写与年轻时的旧照片并置展示，任由读者在他们的眉宇之间来回穿越70年。

“他们年轻时，都好帅气哦！”2月17日，端详完老警察的大幅肖像，再看其当年的老照片，长沙市雨花区几位年轻民警忍不住发出感叹。

展厅配有采访老警们的纪录短片。回忆起当年解放长沙，老警们脸上容光焕发，似乎那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就发生在昨日，似乎他们仍然在征战沙场。

在怀化退休的老警丁时来记得发第一代公安制服时的情景，“领章里还有血型。”当时5000余名湖南首批公安人的主要工作是，“清贼送客”、禁赌禁娼、荡涤旧俗、维护治安。

展厅还陈列了当年的臂章、胸章、手电、台灯等一些实物，老警们荣获的一、二级人民警察金盾勋章、“从警30年荣誉章”、“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其中三人的“一级金盾荣誉章”，参观者最多，因为“全湖南都没几枚”。

一级金盾奖章

“此生艰难，无怨无悔”

70年来，公安的制服已经变换了几代，老警们也从青涩走向苍老。但仍有些东西没有变，比如面对镜头时，他们目光中的尊严、犀利与坦然。

有些老警，其名字早就在公安系统甚至老百姓中耳熟能详。如89岁的邢文选，曾任湘潭市公安局局长。“一提起他，许多湘潭人尤其是醴陵百姓肃然起敬。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他雷厉风行、铁面无私、关怀同志，体贴下属的故事就广为流传。”解说员介绍。

还有些老警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热心公益，有的担任多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有的在新冠疫情时积极捐款，有的拿出数万元交党费，有的带头捐款修建抗战纪念碑。还有的，退休后仍撰写三十几份调研报告，不断为家乡建设建言献策。

在谈到自己的一生时，退休前任娄底地区行署公安处正科级干部的曾伯陶说，“我在公安几十年，没有（多）拿一分钱。”

2月17日，一位民警观展后说，“这个摄影展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样。他们（老警）比我想象的要朴实、真诚。他们身上的故事并没渲染，但就是很触动人心。”

观展者在一个人20岁与90岁两帧照片定格的瞬间中，寻找某些时空线索，阳红光在一旁介绍，“这里面有五六个人都曾被错误处理过。”

曾伯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黄文徽，1950年就被分配到长沙市公安局，后受错误处理。钟洛书，曾参加地下革命，后被错误处理……

“此生艰难，无怨无悔，百折不挠”，老警钟洛书自书。

另一老警尹键武则在自己1998年出版的报告文学《风雨人生路》中写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我觉得仍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应该忘记艰辛的过去。如果读者从一个老公安走过的历程中，悟出做人的哲理，体会到广大公安干警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宽广胸怀，窥视出时代的足迹，给你一点清醒，一点启迪，这便是作者最大的满足和欣慰。

环境肖像灯箱

老警拍摄老警

老警们的独白，正是拍摄者阳红光想在肖像作品中极力表达的。他相信影像是有力量、有温度的。老警们的故事，可以提醒现在的人，“走好路，不要忘记来路。革命事业发展到今天不能忘记当年”。

阳红光自己也是一名从警28年的老公安，曾任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2015年，业余爱好摄影16年的他，从湖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任上提前退休，拿起相机，拍摄了《共和国不会忘记——湖南省平江县失散老红军肖像摄影》系列作品。该作品引起强烈反响，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随后他又拍摄了湖南公安英模壮举摄影再现和长沙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纪实摄影两个专题，作为《共和国不会忘记》系列的第二、三部曲。此次《致敬，老警》是该系列的最后一部。

“拍摄这个老人我们花了三个小时。”在老警唐冬生的巨幅肖像面前，阳红光向观展者介绍，“因为老人身体不太好，头脑不太清晰了，我们刚打好灯光，架起相机，他坐着就睡着了。但是他年轻时，可以做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他可以倒立。”

而拍摄住在娄底的曾伯陶老人时，阳红光更是往返了两次。“他女婿是越战老兵，全身挂满了勋章，我们本来打算给他拍一张全家福。当我们拍完后，他就提着用矿泉水瓶自制的毛笔准备出门写字，我们觉得他这精气神太好了，到长沙了又返回重拍。”

50年代的坡子街派出所拍摄过程的困难，不能阻止阳红光对作品艺术性的追求。因为，“阳红光是一个乐于在艰苦环境中埋头苦干、爱与自己较劲的摄影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舒勇说。

在公安部治安局任职的陈华革在作品研讨会中说，阳红光是“在快速流逝的时光里用相机撕扯下一张张精到的画面。”

摄影师严志刚认为，湖南省公安厅有幸，因为在当今这样一个时代，有阳红光这样一个艺术家去长期关注公安群体。

而阳红光自己则认为，作为一个上世纪50年代从革命家庭出生、看着红书长大的孩子，他不过是想把真正的警察形象拍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