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博物馆适时推出了不少带着寓意吉祥的展览烘托新年氛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从调羹弄膳之间的趣味,折射中国人生活智慧;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中国吉祥文化特展”将标本与文物同展,是回溯博物馆的历史,也是博物馆教育的一种创新。
两场展览均设置了一些沉浸场景和互动环节,可见如今博物馆在注重专业性之外,也希望提供给观众更多理解展览的方式,但无论如何真正有内涵的展览是公众更想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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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时间:2021年12月28日起
点评:“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饮食文化的外延性极强,几乎与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交融。无论对“饮食”这一主题进行细分,都会存在遗漏。国博精选240余件(套)文物,配合大量展板图示解说,试图从食材、器具、技艺、礼仪等不同角度诠释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流变,颇有“察一叶而见森林”的气概。
评星:三星半
一般展览常见的文物展示方法,由实物与图片对照展出、互为补充。饮食,本应该是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事,但在中国古代却演绎分化出了明显不同的等级。“君子远庖厨”区隔了两种差异悬殊的饮食文化。一者是上层的“钟鸣鼎食”,一者是平民的“粗茶淡饭”。国博的展览共分为“食自八方”“茶韵酒香”“琳琅美器”“鼎中之变”“礼始饮食”五个单元,走的还是典雅华丽的路线。
朱漆皮胎彩绘葫芦式餐具盒 清(1644-1911年)这是一个自带吸引力的展览。因为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观众可能除了关心古人用什么吃喝,也关心他们吃什么。显然,展览对此着力不太够,食品实物仅呈现了史前的稻米和新疆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点心等寥寥几项。考古出土的直接资料仍有很多,比如对公众较为熟悉的就有湖北荆州夏家台战国墓所出两千多年的鲫鱼干、宁夏中卫汉墓出土的肉串、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藕汤、江苏溧阳上兴春秋土墩墓里发现的一罐鸡蛋等等。作为重要媒介的展板也并没有对这些考古成果做一简介。为数不多的例外是介绍了赫赫有名的喇家遗址出土四千年前的面条与近期在山东邾国故城发现的世界最早茶叶遗存。
点心 唐(618-907年) 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
乾符三年光启宫银漏勺 唐(618-907年) 通柄长26.5厘米,勺径7.6厘米 1958年陕西省西安市北郊南余寨出土
陶耳杯 晋(265-420年)一方面是圉于物质资料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为了展陈的便利。展出文物都大部分是国博能力范围之内的饮食器具。不过,许多古籍文献的露面,也算补救了这一缺失。此外,外来作物的传入编录成表做成一面展示墙以吸引观众驻足讨论,也是一个提高互动性的做法。画像砖画像石中的烹饪画面、古代壁画中的宴饮场景、甚至是晚期西方静物绘画中的餐具,都被纳入展板,弥补了实物展示单调以及引申有限的短板。值得说道的是一些非常有名的案例没有受到青睐,比如重庆忠县东汉时期的庖厨俑已经出现了偃月形花边饺子(将以往认为的饺子起源时间由南北朝时期提前)。又如陪葬品了一桌酒席的宣化辽代张文藻之墓(可见各类烹调好的菜肴,甚至还有干枝葡萄和完全没褪色的板栗)。
作物传入中国的汇编资料在扬长避短的思路下,展览布置了一些沉浸场景和互动环节,如古代书房茶室、使用模具制作月饼、以编钟与漆器为背景在帷帐内可打卡拍照的模板等等。有些则稍显意外,展览竟然将鸿门宴的场景复原,各色人物惟妙惟肖,颇值观赏。但这就似乎逐渐离题了。
展览现场回头看来,一些重要的饮食主题该展览较少涉及。比如作为辅助菜肴发挥色香味的调料与香料。不论是酱油、盐巴、食醋,还是花椒、葱姜、甘草,都是文献中一再提及过的事物,它们的传承比器具更是源远流长,而其背后的流通交换又是一个更为宏大的故事。
展览现场“让文物活起来”,不仅依靠文物自身的话题性,也还得从别样的思路去考量观众和听者需要什么样的图画和声音。
(文/小郁)
福禄寿喜 美好生活——中国吉祥文化特展
地点: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展期:2021年12月21日—2022年3月13日
点评:艺术文物与自然标本并陈,是回溯、也是以策展为线索将多种文化领域融合,但若成为各种图像和元素的堆砌则暴露了欠缺之处。如果逻辑再分明一些,内涵再进行深挖,或许能好。
评星:三星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吉祥文化特展”介绍吉祥文化的源流、表达、传承等,展览由河北博物院、浙江省自然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共同主办,并别出心裁地将珍贵的虎、马、猴生物标本和鎏金芝鹿纹三足银盘等一级文物对照展出,以自然、历史、艺术等多门类展示人与自然的关联。
“福禄寿喜美好生活——中华吉祥文化特展”展览现场但从整体的观感而言,展览的重点并未落在历史与文物上,而是在吉祥纹饰本身。几乎每提到一类有吉祥含义的动植物,除了有相关纹饰的书画器物,还都展示有标本或模型,并辅以科学性的介绍(比如“三阳开泰”——清代三羊开泰摆件——三头羊的标本),在内容和形式上寻求自然与人文的融合,但两者的融合稍显僵硬和浅层。除了自然与人文的关联之外,展览也尝试串联古今、连通中外,比如从“犬守平安”到当今的工作犬,比如展览接近尾声时涉及了越南、日本等其它国家的吉祥文化,类似的串联与融合倒也会带来一些些惊喜感。
“冠上加冠”展项,标本与文物并陈不过,这些关联是否真的成立?它们之间是否果真有强逻辑关系?从整体来看,似乎是各种吉祥图像的堆砌,再将图像划分进不同板块进行展示;从局部看,似乎是同一个图像主题下不同元素的堆砌。比如“太平有象”纹主题下,有“太平有象”纹饰的器物,有与“象”元素有关的象牙器、象尊等,有中国野象的介绍,有2021年云南野象迁徙纪录片。在这一主题中,似乎融合了古与今、人文与自然,但当这些主题或元素并列展出时,却让人生出困惑。
“太平有象”纹主题下的展品人文艺术与自然知识的相互关联可以理解,但在这一板块中出现野象迁徙的纪录片就游离在展览逻辑之外了。类似的展示方式在展览中多有出现,不过从中可以也看到展览在努力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探索展示形式与内容的多元化。
追溯博物馆的历史,最早的雏形是古代神庙中保存战利品和雕塑等古物的收藏室,以及后来富有家族收藏稀有的自然物件和手工制品的“奇异屋”。世界上第一座现代公共博物馆是1683年开放的阿什莫林博物馆,此后至18世纪末,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欧洲相继建立起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博物馆,其中不乏个中翘楚如大英博物馆(1753年)和卢浮宫博物馆(1793年)。后来,博物馆渐趋专门化,研究等职能被强化。除了艺术类的博物馆外,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等逐渐诞生。以近代中国为例,无论是亚洲文会在外滩虎丘路办的“上海博物院”(1952年,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关闭,其多年积累的自然标本、历史文物和艺术藏品分别构成了今天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的馆藏基础;其图书馆收藏的中西文图书并入徐家汇藏书楼,成为上海图书馆的特藏),还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天津博物院”,都曾是标本、古物共同收藏,再不断细分为不同领域和门类。“专业化和类别化”也是现代博物馆显著的特征,在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戴维·莫里看来,旧式博物馆更注重猎奇。这就要把重心放在稀缺的和独一无二的物品上,关注点在单个物品的个性而不是共性,鼓励注重轰动效果而非理性和教育意义的展示原则。而博物馆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史就是博物馆从谬误到事实的科学进程。
“松鹤同春”展项,可供拍照打卡此次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的策展,看似回溯博物馆诞生之初的形式,更是将其各领域再次融合,观众看到不同的文化坐标,其在博物馆传播教育方面,与观众形成颇为良好的互动。也正因为如此,这更像是一场带着年味的科普展。不过,如果在形式之外,如果展览在内容逻辑方面再分明一些,再进行深挖,或许能够照顾到更多观众的需求。
(文/眠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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