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北京地铁最后一站
资讯

住在北京地铁最后一站


当人们提起北京,它是一个常住人口2189万、面积16410平方公里的超级城市,文化发达,商业成熟,各个维度都堪称强大。但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非常了解北京,这座城市仍处于高速变化之中,一些地域因此混杂了不同的气息和面貌,地铁最后一站,就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便利与不便之间、拥挤与空旷之间的第三种空间。

落脚城市

对许多人来说,地铁最后一站,是他们落脚北京的第一站。

去年10月,毕业生陈曦揣着4000块来了北京,对她而言,4000是个有些尴尬的数字。在西二旗,互联网大厂的房补抬高了附近的租金,一套两居月租8000块。在三里屯,4000元可以勉力租下两居中的一个小房间。北京五环以内的大多数地方,一个单间的价格至少是2000元。

最后,陈曦选择寄住在表姐家。表姐在北京工作,房子租在朝阳区,一个房间里,两个人得挤一张床。白天,表姐离家工作,她出门面试,焦虑一直环绕着她,找到合适的工作和便宜的房子同样急迫,而前者影响着后者的选择。这不是找工作的好时机,政策缩紧,北京的互联网大厂几乎都在裁员,陈曦投出200份简历,只面试了四家,一个月后,她入职一家在线教育公司,月薪是8000元,去年同样岗位上的人,薪水是她的两倍。

她迅速入职,浏览各大租房软件,看中了地铁4号线最后一站天宫院附近的单间,第二天就搬了进去。这是她综合考虑做出的选择:12平米的空间,每月房租1900元,算上她一共住四个,其中三个是女生。新公司在中关村附近,住在4号线最后一站,虽然通勤时间被拉长,但也意味着她可能会有一个座位,全程坐着,不用换乘。

▲ 图 / 视觉中国

5年前,许海洋大学毕业后来北京做销售,他住过地铁4号线北段的西苑、南段的生物医药基地,也住过1号线八通线的九棵树,10号线的丰台站,都是房租相对便宜的地方。两年前,他搬到北京最西边S1线的倒数第二站小园,之后又搬到了最后一站——石厂。这些年,他的薪水越来越高,住得反而越来越便宜。他掌握了一种租房规律:北京北边通常比南边贵,地铁越靠近最后一站,价格越便宜。在丰台站,一个12平方米的一居室月租2100元,但在小园,2200元可以租到42平米的开间,“有了质的飞跃”,到了石厂,相同的房子还要再便宜200块。

如果希望价格再低一些,可以将目光投向北京的东北角,这里有最大的汽车物流园,王朝曾经的公司是这个行业里的龙头,他因此租住在15号线最后一站俸伯附近的前俸伯村。那里的租金便宜得惊人。有些平房老旧,月租只要500块;有些被外地人承包,改建成两层小楼,精装修后,有水、电、wifi、空调、马桶、热水器,租下四十多平米的二层,每月也只要1000元左右。身处前俸伯村,物价与小县城持平,商店里最贵的冰激凌卖两块钱,那些包装花花绿绿、没有品牌的雪糕,多数五毛钱一支。

但同时,王朝也看到有不少戴着字节跳动工牌的人会在俸伯站上车——从这里坐上18站地铁,花费56分钟,可以抵达字节跳动在六道口附近的一个办公室。那是一栋叫学清嘉创的大厦,除了字节,顺丰科技、新浪VR也在这办公,附近一居室的房租在6000元左右。如果工作在这里,住在俸伯,意味着房租至少可以降低一半。

一位大厂员工曾在深圳和北京生活过,在她看来,深圳是块状的,每一块都有一个中心,而北京是环状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围出了几个同心圆,地铁就像是一张细密的方形网格,叠加在同心圆之上,越靠近圆心,租金可能越高,而嵌在网格之中的大大小小的城中村,是租金的绝对洼地。

对租房难有深切感受的邵珺,也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两年前,他专门制作了一张地图,统计了北京最便宜的租房地。他眼中性价比高的房子应该满足三个条件:租金1500元以内,有独立卧室、独立卫生间,房东直租。满足这些条件的房子,大多是城中村,1号线四惠东的康家沟村,1号线双桥的东柳村,6号线草房的皮村,以及地铁最后一站的农村自建房,例如天通苑北附近的东三旗村、半截塔村,俸伯的前俸伯村、后俸伯村,以及北安河的草场村等。这份租房地图在知乎上被收藏了4097次。文章的末尾,邵珺写道:“如果北京10年之内没有把我答案里的所有房源清退掉,那我在北京剩下的10年还是有容身之处的。”

在地铁最后一站,便宜的房租有时是牺牲了确定性和安全感换来的。年轻的女孩小寒曾住进半截塔村的一个筒子楼,楼两边都是废墟,凌乱的电线把天空分割成碎片。天黑之后,从地铁站走回家的一小段路没有路灯,风吹起来,塑料袋哗哗作响,小寒感到害怕,她的爸爸给她买了一个有报警器、电击功能的手电筒,让她时刻带在身上。

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租金,有人不只住到地铁最后一站,还想出其他办法。23岁的胡英俊在10号线苏州街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去年7月,他搬到16号线最后一站北安河,整租了一个80平的房子,然后打上隔断,一个房间自己住,另外两个租出去。做二房东让他每月的租房成本降到了1200元,但很快,他发现租客不好找,很多人只租三个月就离开了北安河,或是离开了北京。

这个位于北京西北角的房子里,曾经住过一个00后男孩。男孩大专毕业,实习的公司跟学校有合作,但来了之后,原本讲好的5000元工资被克扣到3000元。租房时,他跟父母借钱交押金和房租,也没来得及买被褥,当晚就睡在只有一张铁板床的屋子里。胡英俊看不过去,给了他一条毯子。3个月后,男孩的妈妈生了一场病,他所有积蓄都付了医药费,之后他说要回老家,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一位租客做过奶茶店员工、地产销售,最后误入一家涉嫌违法的金融公司,他突然失联了一个月,在一个晚上给胡英俊打来电话,说自己的身份证被质押,人也被派遣回老家,让胡英俊帮忙把行李寄回去。

在这些租客身上,胡英俊看到了与自己相似的轨迹。他没上过大学,当过保安,被招工的人欺骗,也骗过别人。直到网贷一万多元上了一个计算机培训班,拿到结课证书,他才找到现在这份还算安稳的工作。这座城市就像一个大筛子,来了的人,也可能从大大小小的缝隙里掉下去,胡英俊说,他是没被筛掉的、幸运的那一个。

▲ 2021年底,北京地铁开通了8号线三期剩余段在内的9条线(段),运营里程达到783公里。图 /视觉中国

通勤旅程

00后地铁爱好者陈元瀛说,北京很大,大到没有一场雨可以覆盖整个北京,郊区的天气经常跟城区不同步。北京的建设速度也很快,地铁连接四方,2001年只有1号线、2号线,2003年底到2007年10月,也只多了两条线路,但2008年之后爆炸式增长,一不注意,新线路就出现了。

截至2020年12月,北京有25条地铁线路,450座车站,总里程783千米,相当于从北京到江苏徐州的距离。在北京,一个人可以从门头沟坐地铁去通州,只需要换乘一次;也可以换乘两次,从最南端的天宫院坐到最北边的天通苑。在2020年,北京地铁客运量达到22.94亿人次,日均628.5万,这意味着,地铁上的拥挤可能是无法避免的。

搬到天宫院第一天,陈曦就发现,住在地铁最后一站,不一定能获得一个座位,站了一个多小时后,她到公司,“腿已经不是我的了”。后来她吸取教训——等三趟地铁过去,能排到门外第一个,坐下就有希望。每天早上七点,当地铁呼啸而来,睡眼惺忪的陈曦立刻会被汹涌的人潮唤醒。地铁越靠近,就越紧张,像要参加拔河的运动员,她不动声色地较着劲儿,只等门打开的那一刻。

陈曦身高172厘米,重60公斤,高中时参加学校的运动会,长跑拿过第一。她自诩身体强壮,但那一刻,强壮也不太管用。地铁不是走上去的,一股巨大的推力把她推进车厢,其余的人以最快的速度把空间塞满,有许多个瞬间,陈曦觉得,“我的双脚好像离开了地面”。

没住在天宫院的人很难想象,造成这种拥挤的原因之一,居然和50公里外的固安有关。那是行政上隶属于河北廊坊的一个小县城,与北京大兴区相望,只有一河之隔。

10号线天宫院站B口,是出租车师傅或是黑车司机的聚集地,“固安固安,就差一个人。”“30块钱,固安走不走?”再往前,就是北京-固安专线。从2015年起,这条专线每天清晨5点30分发车,从固安出发,经过1个小时抵达天宫院,一天内通过这条专线在天宫院和固安之间往返的有三四千人次。

过着“双城生活”的上班族,滋养了固安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走进固安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的总部,能看到墙上挂着的巨幅地图,标记固安与北京的距离。地图前有一个长约四米的模型,固安的每一个楼盘、每一条高速公路、医院、学校、公园都等比例缩小。模型上接着小灯串,打开开关,灯接连亮起,有规律地闪烁,每一个人站到地图前的人,都难免对眼前的这座城心潮澎湃。

去年5月,90后亭风在固安买了房。有一段时间,他尝试在固安与北京之间通勤,先乘1小时专线到4号线最后一站天宫院,再坐地铁,或者与邻居拼车,通过大广高速到北京南六环,再换乘地铁或公交。具体多长时间要看运气,固安与北京之间有两个检查站,进京时每个人都要下车一次,接受身份检查。一旦河北出现疫情,进京要查健康码,检查站前的拥堵会更加漫长,道路上每个车的尾灯都亮着,一片红光。

▲ 固安县城内,住着很多和亭风一样需要跨城通勤的人。图 / 视觉中国

北京地铁路线图上,连接着固安的天宫院是这座城市最南端的地铁站,与此对应的是5号线北边最后一站天通苑北,两个站点的拥挤程度难分高下。

多乐是北京人,十几年前家里拆迁,她和家人从东四环搬到天通苑社区。这是全亚洲最大的社区,在1999年由顺天通房地产集团开发,面积只有8平方公里,住的居民却超过了40万,比冰岛整个国家的人还要多。

地铁肩负着众多天通苑人出行的重任。从北往南,有三个站点穿过社区——天通苑北、天通苑、天通苑南。每个早晨,进站口的队伍又长又挤,像贪吃蛇一样把地铁站围拢起来。刚上车的前几站,“手机是不可能掏出来的”,当然,也不需要扶住什么,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把人稳稳当当地卡住,就算急刹,也不会让这些人摔倒在地。多乐一直疑惑,天通苑北之后的几站,人是怎么突破封锁、见缝插针似地挤进来的?

家在地铁最后一站,天气会决定多乐的出行方式。她发现,一遇到刮风、下雨或下雪,天通苑开车的人就少了,公交站和地铁站会出现超长的队伍。在天通苑住得久了,多乐已经掌握一套乘车法则:“如果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想有个座位,那就去天通苑北;如果正常上班,觉得自己体力还行,就去天通苑挤一挤;如果遇上雨雪天气,就去天通苑南,至少不用在露天排队。”

住在地铁最后一站,也意味着漫长的出行时间。天通苑被称为“睡城”,多数居民在主城区工作,通勤距离在10公里以上。胡英俊住在16号线最后一站北安河,但他的女朋友住在1号线传媒大学附近。因为距离过远,坐地铁要两个小时,一个月才见一次,两个都在北京的人,好像在谈一场异地恋。

▲ 16号线最北端的北安河站外,天际线不是高楼而是群山。图 /徐晴

才华曾住在前俸伯村,当时他在中关村工作,通勤路线贯穿了整个北京的北部,从最东北到最西北,接近45公里,这意味着他每天有5个小时在地铁上。一次出勤,他要经历步行、公交、地铁、共享单车四个步骤,每一段路程精心计算好时间。通勤久了,他找到规律,如果早上8点还没能到望京,他一定会迟到。下班后,他习惯在公司点好外卖,吃完再回家,否则晚饭会被延迟到晚上9点。

原本他想在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后赶快搬家,但赶上疫情,诸多不便,半年之后,他才搬到一个离公司走路只要10分钟的地方,他突然拥有了一段空白时间,以及一些不知该如何支配的自由。

陈曦的房子离天宫院站走路约5分钟,坐70分钟地铁后,再走10分钟可以到公司。她晚上6:30下班,到家已经快要8点,简单吃饭、洗漱之后,就到了睡觉时间。她得保证自己在10:30前睡着,才能在第二天早上6:30准时起来挤地铁,时间被压缩到不容许有一丝浪费。

在北京,像陈曦一样的年轻人承受着最长的通勤时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调查报告》是这么说的:15岁至39岁的青年每天的通勤时间平均为1小时52分钟,40岁至64岁的中年人为1小时15分钟,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52分钟。

因为通勤时间长,对住在最后一站的人来说,地铁可能是除了公司和家之外第三个重要的场所,它是中转站,也是两者的结合。有人曾在6号线最后一站潞城看到一个女孩风风火火地跑上地铁,头发还是湿漉漉的,人群挤出来的热气充当了她的吹风机。也有人在地铁里化妆、睡觉、学习,胡英俊甚至在地铁里上完了一套与自己工作有关的编程课,一片嘈杂中,他戴着降噪耳机,安心听课。

陈曦会在前一天晚上下载好综艺节目,第二天在地铁上看完。她不愿意面对车厢里每个人脸上相似的无力、麻木和疲惫。但拥挤随时会打断她,好几次,有人被迫“壁咚”她,身体悬到她的手机上方,还有一次,一个中年男人的肚子就快要贴上她的眼镜。剧烈的争吵她也见过,那是早高峰,两个男人在站台上挥舞起拳头,一个大叔站出来劝了两句,没什么用。此时,地铁驶入站台,人们小跑着冲上车,争吵烟消云散,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第三种空间

当人们提起北京,它是一个常住人口2189万、面积16410平方公里的超级城市,文化发达,商业成熟,各个维度都堪称强大。但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非常了解北京,这座城市仍处于高速变化之中,一些地域因此混杂了不同的气息和面貌,地铁最后一站,就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便利与不便之间、拥挤与空旷之间的第三种空间。

1号线最西端的古城,王朝生活的社区有三个名字。在地图上,它叫“健康南里”,附近的老人叫它“北锅炉厂”,但如果去问居委会,它又被为“水泥管厂员工楼”。很长一段时间里,王朝十分苦恼自己的快递地址该写什么,一些新来的快递小哥常常迷失在这片区域,送错件是常有的事。

在古城一带,大多数建筑、道路都围绕着首钢集团规划,后来迎来拆迁。原本属于石景山体育场的社区,因为规划调整,只拆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不知该归属于哪里。社区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煤气,最初住在这里的人喝井水,家里都安装一个过滤器,后来,大家去隔壁小区买水、电、煤气,向隔壁的物业付款。购买时间是固定的,周一上午或是周五下午,是王朝还在上班的时间,他只能拜托邻居帮忙。邻居也去不了的时候,王朝会在公司里点外卖,吃完再回去,以及在家附近买桶装水,解决喝水的问题。

王朝住的房子后面有一块空地,长满杂草,十分荒芜,一到周末,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三轮板车依次排开,穿着厚棉袄的男人女人吆喝着卖菜。到了夜晚,这里通常漆黑一片,没有路灯,只有附近居民挂上去的小灯泡发出黯淡的光。200米外的另一个小区,有现代城市里该有的一切,差了几百块钱租金,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在地铁最后一站,王朝找到了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他喜欢骑自行车到处转悠,住在前俸伯村时,从村里出发,顺着主干道一直骑,可以骑到牛栏山酒厂,沿途所有10层左右的楼房都是回迁房,两侧是开阔的麦田。六七月的时候,村里的人开始收割小麦,整个村子弥漫着一种镰刀割过植物留下的草腥味。

许海洋对比了石厂和小园,尽管石厂离城市更远,但相对小园更便利。小园有不少回迁房,楼下的底商没有入驻,显得格外空荡。这里便宜的房租吸引了不少人,附近的超市、商铺逐渐多了起来。在石厂,许海洋可以每个周末走路去一趟物美超市,买一些生活必需品。有趣的是,超市里什么都有,但只有最基本的那一款,薯片只有一个味道,香烟只有两个品牌,红星二锅头只有经典红色款。周边还两个公园,一到晚上或者周末,就聚集了很多孩子和老人。许海洋习惯这样的生活,他没有太多朋友,不常出去社交,也不爱看短视频,闲暇的时候,他去公园的篮球场跟一群十几岁的少年打球。

16号线最北端的北安河也是如此,附近很清净,电影院、商场、KTV,一概没有,多数房子是回迁房,老人居多,一位70岁的大爷会在阳光很好的下午出来遛弯,跟自己80岁的好兄弟聊聊天,晚上再回去。大爷是本地人,坐拥数套回迁房,他嫌城里空气不好,不愿意进城。傍晚,他坐在地铁口旁边的石椅上,听秋天最后的蝉鸣,一群年轻人鱼贯而出,他有些感概:“白天看不到他们。”

但胡英俊觉得,他在北安河的房子有家的感觉。房租不贵,他有了闲钱,买了一个沙发,一个茶几,置办了投影仪,能在家看电影。周末的中午,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房间,洗好的衣服一件一件挂在衣架上,洗衣液是清淡的柑橘味,墙上是一个老式挂历,“一页一页撕的那种”。

家住地铁最后一站,像小镇生活的延伸,时光倒流回从前。走在北安河街上,两个老人迎面遇到,一聊就是半个小时,接下来的行程并不要紧,时间可以随性地漂浮、流动。奶东村的主干道两侧开着饭馆、洗衣店、修车铺,招牌用店主的名字命名,比如“王家面馆”,连锁品牌、标准化服务,敌不过熟悉和人情。离村子几百米的地方还保留着集市,下午四五点,老人拉着孩子去赶集,那里有十块钱三斤的猕猴桃,五块钱一斤的蜂蜜小面包,再往里走,一个小小的摊位在卖假牙,有人用纸币交易,有人忘记带钱,可以跟摊主赊账。

▲ 奶东村每天下午的集市。图 /徐晴

成为北京

在地铁最后一站,多乐看到一个社区是怎么越长越像北京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天通苑被称为“最混乱的社区”,人的流动性高,房屋数量大,几年前,多乐的邻居想在附近租房,遇上一个二房东,入住没几天,对方说电表坏了,电费有3000多元,需要多乐的同学和另外两个室友均摊。同学拿出了租房合同,里面有文字游戏一样的表达,最终,几个人皱着眉头交了钱。早些年,那些二房东有不少是租房平台的员工,他们通过平台系统找到房东,私下租房,打好隔断,再出租出去,既赚了差价,又赚了中介费。

这十几年里,社区有了很大变化,天桥下有了警务室,等在地铁站外的黑车司机消失了。医院、影院、学校、大型商场逐渐建起来,人也越来越密集,反过来促进社区公共空间的完善。2014年,这里有了第一家三级医院清华长庚,2019年,清华附小的天通苑分校首次招生。为了纾解交通压力,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回天地区”第二个五年计划,两条地铁线路,17号线、13号线都要从天通苑社区经过。

独一无二的社区文化在慢慢产生。天通苑有一群“暴走族”,不管什么季节,傍晚六七点,天一黑,大爷大妈拿着低音炮播放民族风歌曲,来自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的人排成长队,绕着小区快步走,脚步整齐,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大多数时候由一位大爷带队,一边走,一边加入新人,队伍越来越壮大。多乐见到过一个260斤的大爷,走了好几年之后瘦了100斤,身上全是肌肉。她越发觉得天通苑就是一个微缩城市。“它原来是不存在的,因为城市发展、人口迁移逐渐形成了,它很包容,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来自五湖四海。”

当地铁伸至城市更边缘的地带,更多地方成为最后一站。2014年底,14号线善各庄站并没有开通,大家出行主要靠公交车,进城的必经之路上,有一条火车道,一听到火车的声音,就知道又要堵上半个小时。住在那附近时,李羊羊总听到建筑工地传来“叮叮哐哐”的声响,像汪峰在《晚安北京》中唱的那样:“我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着国产压路机的声音。”以及悬在高空中的探照灯发出白色的光,穿透窗帘打在他的被子上。他住的房子隔音不太好,但他习惯了这些背景音,也知道给自己买一个遮光性能最好的窗帘。

城市的血液逐渐流过神经末梢,之后几年,路越来越宽,越来越多,一条新的路可以直达望京,从前30分钟出行,现在变成10分钟。房子越长越规整,高楼建起来了,大多数在10层以上。现在的善各庄,很难看到过去的荒地、杂草,只剩下几十年前种下的柳树,树干粗壮,在夏天垂下纤长的柳枝。

但这也意味着一些地区和一些人的消失。14号线最东端善各庄附近,一个叫香江北岸的社区,5年前,这里是长满杂草的荒地,一到雨天十分拥堵,人和车都会陷入泥泞之中。香江北岸新建成时,开发商表示只能出租,不能购买,但也推销了一种交50年房租的模式,相当于以1.7万每平方米的价格买下50年的居住权。但在去年10月,香江北岸被政府收回,未来将作为公租房使用,原本的住户只能腾挪,他们成为变化的一部分。走进那些被清空的房子,可以看到人们离开时的仓促。有的房间挂着情侣合照,或是孩子的玩偶、奖状,一间卧室的床边,拖鞋被摆放成最方便穿上的角度。

▲ 香江北岸被清空的房子里,墙上的装饰和柜子上挂着的玩偶记录着一家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图 /徐晴

51岁的秀莲和老伴2008年从东北老家出来,跟着自己的姐姐、姐夫一起到北京打工。餐厅传菜员、商场保洁、家政阿姨,她都做过,但这些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工作的选择越来越少。地铁尽头的奶东村接纳了她和老伴,让他们做环卫工人,每人月薪3000元,一个让秀莲满意的数字。

大约3年前,奶东村的房子重新修缮。周围的村子,比如奶西村,都已经或面临拆迁,周边可以廉价租房的范围不断收窄,最后只剩下北京市政府要保留的自然村落,奶东村。曾经租住在周边的人在拆迁之后搬过来,人一多,租金再次上涨。秀莲记得,10年前,奶东村的房子刚刚盖起来的时候只要800块一个月,三年前涨到1400元,然后逐年增加,先涨到1700元,又涨到2300元。

在北京的十几年,秀莲的大部分收入给了房租,但她不愿意回家,老伴有慢性肺病,得一直吃药,他的社保落在望京,能报销不少。此时的秀莲站在北京和家乡的中间,站在日渐上涨的房租和社保报销中间,她犹豫着,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离开的,留下的

来北京之前,陈曦觉得自己是一个敏感、自卑的女孩,等挤了一个月地铁,她发现自己变了。那天,她在地铁的楼梯上摔得四脚朝天,但完全顾不上丢人,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得赶紧站起来,不然就赶不上这趟地铁了。”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后,陈曦立刻找中介看房,她不愿意再受通勤的苦,最后把目光投向了4号线最北边的最后一站——安河桥北,离公司近了许多。她觉得,等搬离天宫院,北京的新生活还会向她徐徐展开。

许海洋发现,北京地铁最后一站的性价比在消失。2018年,石厂一居室的租金是2000元,今年合同到期,房东涨到了2800元,比倒数第二站小园还要高。很难判断是来这里的人多了,还是其他原因。李羊羊也记得,14号线善各庄一带,“有一年整治群租房,租金上涨,有一次着火了,又涨了一次房租,还有一年地下室不让住了,又涨了一次”。

尽管房租越来越贵,李羊羊却愿意一直住在这里。他觉得自己习惯了。“自从来北京就住这边,每年都会给自己添置一些新的东西,东西越来越多,搬家也就越来越麻烦。”许海洋则从地铁最后一站转向公交最后一站,他了解过,在快速公交4号线的最后一站,一个40平的一居室,月租在2100元左右。

多乐搬家后反而想念天通苑。城市里的理发店,办卡的最低额度是2000块,天通苑是500块。每到晚上,北三环车水马龙,嘈杂的声音直到午夜仍不散去,不远处的写字楼,不论白昼还是黑夜都亮着灯,而天通苑的夜晚只有安静。多乐跟朋友说:“年轻的时候可以住在城里挣钱,等退休了,我一定要回天通苑住,主要是我不想买根香菜都得专门去商场地下一层的超市。”

▲ 天通苑附近的九台大集,种类丰富,价格也相对低廉。图/视觉中国

只要不提教育,天通苑的生活一定是方便的。总有人要去追逐更好的机会,“一到孩子上学的时候就会很明显发现,大家基本上还是把孩子弄回城里”。这也是多乐搬家的最大原因。

越修越远的地铁,成了一部分人留在北京的希望。亭风来自一个衰落的能源城市,2014年毕业后,他住过北京地铁最后一站的地下室、上下铺的小单间、单位提供的宿舍,也跟陌生人合租过三居室。这几年他存下一些钱,想在这座城市里扎下根,但遍寻整个北京,能负担得起的房子只有东边的燕郊、三河、大厂、香河……对比之后,他选了固安。固安的北城离北京更近,房子的均价在每平方米1.4万左右。与北京的距离直接决定了房价,固安南城的房子每平方米比北城至少便宜3千块。但那个房子更像是一种安慰。受不了固安到天宫院的漫长通勤,现在,亭风住在房山的出租房里,周末有空再去固安。值得安慰的是,他在固安收获了一份恋情,恋爱对象就是他新房的邻居,一个也过着双城通勤生活的女孩。

对80后互联网人罗斯而言,在燕郊买房是唯一的选择。2014年,他的孩子出生,没有北京户口,也没有足够的钱,燕郊对罗斯一家人敞开了怀抱。从地图上看,北京和燕郊只隔着一条潮白河,晚上站在河岸边,北京一侧一片黑暗,而燕郊灯火通明,两个城市组成了一个鸳鸯火锅。大城市的边缘比不上小城市的中心繁华,后者为罗斯提供了一个安全、稳定的家。

李羊羊喜欢北京,他觉得:“这个城市还蛮公平的,它可以弱化每个人的背景,每个人都可以从零开始,重新去搭建自己和陌生人的关系。在北京,只要肯努力,你就可以得到自己该得到的东西。”至少现在他还不愿意离开。几个月前,李羊羊的父母来北京看他,跟他住在一起,“他们觉得在北京没有事情做,不像在老家可以到处溜达,但是我回了老家,跟他们来北京的感觉是一样的,也是没事情做。”

也有人持悲观态度,觉得那种公平就像装在一个瓶子里的油和水,用力震荡,油水可以暂时地混合,但过不了多久,依然会产生分层。王朝觉得,北京是一个难以留下来的城市,“眼前有三座大山,户口、房子、车”。在他看来,北京只是一种追求,承载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才华在短暂地拥有大块时间后,很快成为996程序员中的一个,加班和改不完的bug填补了他多出来的空白。相比北京,他更喜欢成都。在成都旅行时,晚上可能12点多,还有人在外面遛弯、喝茶,一家三口出来吃火锅,“这在北京是不太敢想象的”。他补充说:“北京就是把所有人的时间都占据。”

住在地铁最后一站,时间总是不够用,就像瓦格纳在歌剧《漂泊的荷兰人》中描述的那样,名为荷兰人号的大船“没有航向,不能停泊靠岸,也无法保持静止”。这些年,许海洋心里想的是一个字,赶。“朝九晚六,早上起床之后赶紧洗漱、赶紧吃饭、赶紧坐地铁,我今天要坐7:54那趟,不能再晚了,再晚我后边得跑着去公司。到公司之后也在赶,第一件事就是拿便利贴列接下来的工作,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下班也是赶着坐地铁,赶着回家吃完饭,赶着睡觉,第二天还要早起。”

到今年,他才发现,自己在近10年的时间里换了13次工作,搬了9次家。他不讨厌北京,但也说不上喜欢。“我觉得我到了四五十岁之后就该换地方了,这就不是我的时代了,是00后、10后、20后他们该来的地方,我就该退出这个地方了。”

刘乐和爱人准备离开北京,去爱人的老家西安生活。或许生活没那么丰富,但至少,“能买得起房”。“刚来到北京的时候,鸡血满满,每天干什么都很快乐,觉得自己可以战胜一切。现在我可以得到更多我想要的东西,但是觉得心特别累,特别疲惫。北京带给了我一些东西,可能也带走了一些东西。”那套买在地铁最后一站燕山的loft,自从交给中介,刘乐已经有两年没有去看过它,她不知道这套房子现在被住成了什么样,就好像是一种摸不到的数字资产,“我一天都没有住过,我拥有这么一个东西,但又好像没有拥有”。

而那些住在北京地铁最后一站的人,仍奋力在这个逐渐饱和的城市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就像卡特琳娜·加缪在随笔集《孤独与团结》中所写:“他是众生中的一人。他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