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丨五核国声明对中国安全有何影响?印巴朝鲜为何不在其中?

风向丨五核国声明对中国安全有何影响?印巴朝鲜为何不在其中?

编者按:1月3日晚,五核国领导人发布联合声明。消息在全球媒体刷屏。这个消息是在何种背景下被宣布?背后有哪些复杂的国际角力?声明对中国的战略安全有何影响?为何印巴等核武装国家不在声明中?国际社会还面临哪些重大的核风险?

凤凰网《风向》栏目对话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员赵通,从专业角度回应上述疑问。赵通的研究重点为战略性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核武器政策、军备控制、防扩散、导弹防御、高超音速武器、热点地区核问题以及亚太安全政策等。

核心提要:

1. 本次五核国声明并不突然,是原本为《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准备的文件,但审议会不断延期。这一声明的背景是五核国与无核国家两种核军控路线的长期博弈,近几年核裁军出现倒退引发了无核国家忧虑,所以在疫情一再推迟会期的情况下,补交了一份提振信心的“成绩单”。

2. 但这一声明更多是各国的宣示性政策,不涉及具体的操作,对中国的军事安全利益没有直接影响。核军控的进展和核大国之间整体的战略稳定关系密切相连,目前大国之间整体关系对立,在核武器数量和质量管控方面的讨论并不深入,未来实质性进展也有限。

3. 中美之间在核裁军方面有很大分歧,但在五国机制中进行协调。比如中国推动了关键的“不瞄准政策”,即核武器默认参数不针对任何国家,可避免误发射带来的风险,设置起来也相对简便。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朝鲜等核武装国家未参加声明,主要是其没有合法核武器国家身份。未来可能需要通过非正式路径将这些国家的核裁军问题纳入对话轨道。

4. 去年外媒炒作“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破坏战略平衡”,但其实所有大国都在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现在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它的发展趋势、发展势头很难立刻得以遏制,其压缩决策时间可能导致冲突升级风险。但比起核战争爆发,核军备竞赛的风险更值得警惕,当下疫情肆虐,很多人类的根本性挑战需要面对,我们是不是要把资源用于发展核武器?将影响各国民众的切身利益。

声明是五核国“补交”的成绩单

凤凰网《风向》:赵老师您好,昨晚五核国发布了一个共同声明,很多网友都觉得非常突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这个联合声明?

赵通:其实这一点也不突然,这个声明主要是为原定于1月4日开始的重要的国际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的《核不扩散条约》(NPT)审议大会而准备的。这一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它的成员国基本上囊括了所有国家。整个国际社会五年一次利用这个机会对核武器、核不扩散、核裁军这些关乎国际安全和国际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进行讨论,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论坛。

近几年,在审议大会上一个冲突爆发点就是无核武器国家和核武器国家之间关于核裁军进展方面的矛盾。因为NPT条约里从1968年开始就规定,有核武器国家虽然被赋予合法拥有核武器的权利,但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承诺要以最大的诚意去推动核裁军的早日实现,并以此来交换其他无核武器国家始终不寻求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NPT审议大会的重要议题就是核武器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满足上履行了核裁军的承诺,而且这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非常神圣的承诺。

但过去几年,国际社会在核裁军领域可以说是几无进展,而且是出现了大幅的倒退,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退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军控条约、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在核问题上的争锋和矛盾越来越突出、中美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也越来越突显,一些核武器国家甚至在继续扩大核武库的规模,包括英国也最近宣布了要提高核武器库存的上限。

核武器国家觉得这种成绩单无法拿出来向国际社会交代,所以很早就在商量如何团结一致,向国际社会表明五国在核裁军的问题上依然是严肃的、依然是在认真地试图推动一些进展。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这个审议大会本来是要2020年就开始的,但是一再推迟,也就给了有核武器国家更多时间。

他们最终用了多出来的两年的时间商量出来一个对策,就是共同由最高领导人来声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可以说反映了对核战争风险的关注,但是能不能就以此使国际社会满意、使无核国家满意,依然是审议大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不巧的是,就在有核武器国家最终决定要公布这份宣言的时候,由于新冠疫情,刚刚决定这个审议大会继续推迟到到今年8月份再进行。但原来预先设定好要在1月4日开始的审议大会上公布的这份宣言,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1月3日公布了,所以好像是给使国际社会带来突然的惊喜,其实这个是一两年来不断工作的最后结果。

“不瞄准政策”有何实际意义?

凤凰网《风向》:中美俄在核裁军上有一些分歧,尤其是2020以来,美国要求中国加入美俄核裁军的体系,但是中国坚决拒绝,本次声明中有没有涉及到核裁军的实际动作?

赵通: 这个声明更多的还是反映各国的宣示性政策,所谓的declarative policy,不涉及具体的核武器发展、核军控、核裁军政策。之前特朗普政府时期要求中国与美国、俄罗斯共同进行一个三边的军控合作,由于种种考虑,我们一直是表示拒绝的态度,在核裁军的问题上,五个核武器国家在五核国机制里就这个问题保持了一定的沟通和协调。五核国机制建立的初衷就是五个核武器国家为了应对来自无核国家核裁军的压力,开会共同商讨怎么能以合作的方式推动核裁军、核军控的进展。

但是我们都知道,新兴的大国竞争不断激化,比如美俄之间、中美之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他们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还没有得到实质上的化解,这份声明也只能是在政策宣示层面求取最大的公约数,也就是说对核武器性质、核战争的危害等基本认知层面大家可以达成一致意见,就是都认为核战争是应该以最大努力去避免的。

中国推动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所有核武器国家承诺,在和平时期他们的核武器不瞄准任何国家。具体在操作层面上来讲,在核武器的指挥控制系统里面,不把它的默认的目标参数设定为针对任何国家,比如说把默认的目标参数对准海洋,尤其是广大的无人区海域,来避免误发射的情况下给其他国家带来不必要的后果。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它不涉及核武器本身的削减和裁撤,也不需要核查,相当于是一个自愿性的降低风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降低意外和未授权核武器发射的后果和风险。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它不涉及实质的核武器本身的削减和未来的裁撤。

在冷战中险些出现因为既定程序而导致核大战的情况。库布里克1964年电影《奇爱博士》就描述了美空军基地指挥官发起对苏联核打击的荒诞场景。

凤凰网《风向》:如果没有核查的话,怎样确保参数已经调整到海洋或者调整到无人区,而不是城市呢?

赵通:哪怕和平时期的默认参数是不针对任何国家的,但想把实际的军事参数输入这个核武器指挥控制系统,按照现在的科技条件来说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也可能就是敲几个键盘的事情。所以完全可以在有必要的时候各个国家以极短的速度恢复他们实际的目标设置,因此并不影响各国实际的军事利益。而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避免误发射带来的后果和风险,所以大家都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既能满足各方的利益,又没有风险,也就没有必要去核查。而且这种核查也是完全不可操作的,因为涉及各方最机密的军事信息和操作方式。所以它相当于是有核国家自愿提供的一种降低风险的措施,而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通过核查来确认各方守约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军控协议。

国际社会两种核军控路径如何共存?

凤凰网《风向》:早上中方也介绍国际上有不同的核军控路线,比方说第一是削减核武器,第二是限制核武器的使用方式,比如像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其实有很多分歧,那么您能不能谈谈具体在这个会议上各方是怎么样沟通才达成协议?

赵通: 目前看国际社会就这个问题大概有两个主要的路径差异。

一个是无核武器国家认为,我们就应该像对待化学武器、对待生物武器(一样对待核武器)。它们同样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目前为止已经成功地禁止了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因为我们从法律上就禁止它们的使用、拥有、生产、运输、储存、部署等等,从法律层面做了禁止之后,就彻底且一次性地解除了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性风险。他们认为对待核武器也应该这样。

无核武器国家非常不满于有核武器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核裁军领域的缓慢的进展,于是他们在2017年通过联合国就谈判达成了《禁止核武器条约》,而且有很多国家积极地签署和批约,在2021年初这个条约已经正式生效了。但是有核武器国家全都不参加这个条约,包括绝大部分的有核武器国家的盟国、军事盟友也都没有参与这个条约。

风向丨五核国声明对中国安全有何影响?印巴朝鲜为何不在其中?

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国家示意图

有核武器国家所期望的核裁军路径是循序渐进式的,在各方安全利益不受损的原则下,强调大家要认识到国际安全的现实:各个国家之间的安全矛盾还很多,很多国家还确实地感受到自身国土受到侵略的风险。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在安全环境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逐渐推进的方式来实现核裁军,首先数量上尽量的要控制,然后不断地数量上减少,乃至经过一个比较长期的阶段,最后实现数量为零的这个最终目标。所以这是两个大的路径差异。

在NPT审议大会上出现的矛盾焦点就是这两种观点的争锋和对撞,有核武器国家面临的问题就是无核武器国家已经通过了这个禁止核武器的条约,怎么来面对这个条约、怎么来表述这个条约、怎么来认可这个条约在国际事务、在防扩散体系、在国际法里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审议大会面临的非常棘手的问题。

核武器国家内部其实也是矛盾纷呈,之所以核问题又重新回到了国际政治的焦点,之所以一些国家又开始逆转核裁军的进程而来提高核武库的数量,加大力度发展质量更高、能力更强的核武器,就是因为大国之间,尤其是中美俄之间出现的新的地缘政治竞争。核武器国家之间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如何推动核裁军的想法和路线图,甚至连近期的规划也没有,这是一个重要的现实。

从目前发布的这个宣言也能够看出,它只涉及关于核武器性质这些原则性问题的共识,只涉及不影响各方军事安全利益的核武器“不瞄准”问题,但是一些实质性的核武器的数量、核武器未来质量上的进一步发展,对这些问题怎么进行管控,有核武器国家没有共识。

凤凰网《风向》:听起来好像是有核国家对无核国家做的基本表态,然后具体问题还需要后续再不断地根据大国竞争形势来操作,可不可以这样去理解?

赵通: 可以,而且这个承诺主要是为了让无核武器国家放心,也就是即使有核武器国家一时半会实现不了彻底核裁军,他们也在做最大的努力来防止核武器的使用,所以他们重申里根、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所第一次声明的“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这个理念,就是说他们认识到了核战争的风险,他们在尽量地避免这个风险,从而让无核国家放心。

1985年戈尔巴乔夫和里根所确立的原则,去年在美俄谈判中也得到了重申。

另外包括核武器的不瞄准等等,也是向无核武器国家表明,他们会负责任地来操作核武器,尽量地不使用核武器,所以哪怕核武器不能很快地被销毁,但至少我们要保证核武器被使用的风险被降到最低的限度。我觉得这是这个宣言要表达的一个最主要的意思。

核武装国家风险如何管控?

凤凰网《风向》:但是另外国际社会上还有一种核武装国家,比方说像印巴、以色列,甚至后来的朝鲜,那么他们没有参加这个声明,是不是意味着扩散风险未来将长期存在,而且大国很难去进行管控?

赵通: 这个风险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只要拥有核武器,如何避免核武器的使用,如何推动所有有核武器的国家共同来实现核军控、核裁军,都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

现在之所以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国家没有被纳入宣言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法律层面的合法性问题。这些国家没有参加核不扩散条约,他们没有合法的核武器国家身份,所以在涉及核武器和核军控的问题上,五个合法的有核武器国家在重大的国际场合很难和没有合法身份的核武装国家一起发表正式的宣言,因为那样的话将表示间接的承认和接纳了这些核武装国家的合法地位。

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巴基斯坦,包括朝鲜,包括以色列,这些国家的核武器不对国际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带来威胁和挑战。所以未来恐怕需要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也以某种官方或者是半官方的方式,把这些国家的核裁军问题纳入到对话轨道来,使所有的核武器、核冲突的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的管控。

对中国军事安全利益无直接影响

凤凰网《风向》:我们另外很多网友也很关注,声明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影响,比方说中国的安全形势有没有改变?国际的话语权有无改变?

赵通: 这个宣言本身对中国的军事安全利益没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它更多的是宣示层面的政策,它所涉及的一些具体的军事承诺,比如不瞄准,本身也并不有非常直接的军事风险,所以它的意义更多就是在外交层面显示了有核武器国家希望缓解无核武器国家对核战争发生风险的担忧,为即将进行的NPT审议大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外交上它也显示了中国在核问题上比较克制的这种传统的政策。关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是我们国家最近几年来官方层面努力推动的一个政策宣示。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由于美国内部的原因,美国政府对这种宣言表示出了冷淡的态度,而我们国家显示出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另外在核武器互不瞄准方面,我们国家也一直持比较积极的推动态度,我们也一直推动核武器的不首先使用政策,这个政策目前其他有核武器国家还不接受,所以这都显示出了在这些领域我们国家拥有更加具有自我约束力、更负责的核武器政策。

当然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涉及具体的核裁军和核军控方面,如何去进行国际谈判,在这个领域如何展现中国的领导力,如何展现中国的负责任态度,我觉得是中国的政府官员、学者等等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

凤凰网《风向》:接下来五核国会进行更具体的谈判吗?

赵通: 在过去几年来,五核国会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谈论的话题并不是特别地深入。在核武器方面更多探讨的是各个国家彼此的核战略、核政策,一些新的内容包括如何减少核武器的使用风险,未来可能探讨的内容包括如何理解新兴军事技术对大国核稳定关系的影响、如何管控新兴军事技术的影响这些问题。真正涉及到最艰难、最核心、最棘手的核武器数量和质量的管控问题,目前在五核国机制里面讨论的程度并不是非常地深入。

这个跟五核国家之间越来越紧张的政治关系是有直接影响的,也就是说核军控的进展和核大国之间整体的战略稳定关系是密切相连的。如果核大国之间整体的政治关系持续对立,对抗不断升级,那么很难想像他们可以在核军控领域取得非常实质性的进展。

怎么看外媒炒作“中国高超音速武器破坏战略平衡”?

凤凰网《风向》:刚才您提到一些先进武器的使用。去年夏秋之际,美国媒体频繁炒作中国的高超音速武器,然后当时很多文章分析,就是说这种武器可能会影响大国之间的核平衡,您怎么看?

赵通: 高超音速武器是国际层面目前最为关注的一项新兴军事技术,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快、能够变轨等技术特征,使得对方进行探测和防御的能力大大降低,压缩决策时间,会产生带来一系列的新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军事危机期间,这种不确定性有可能带来军事误判的风险,甚至是军事冲突意外升级的风险。高超音速武器目前所有的大国可以说都在发展,它的发展趋势、发展势头很难立刻得以遏制,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采取措施来管控切实的风险。

2020年媒体披露美空军正在研究开发超过一种能携带核武器的高超音速助推滑翔飞行器

一个问题是各国对高超音速武器究竟在核问题领域带来哪些风险的认识是不统一的。有些国家并不认为它必然地增大核战争的风险,但是另外一些国家认为高超音速武器,尤其是当对手不知道它所携带的弹头是常规弹头或者是核弹头的情况下,有可能带来误判,而且它的变轨、高速飞行、突破防御的能力,使得对方有可能会有较强的做决策的时间紧迫感,需要在对方导弹命中目标之前就要做出反应。

高超音速飞行器在大气层内很难被拦截

这种不确定性再加上迅速回应的时间压力,可能带来误判和核升级的风险。比如未来要不要发展核常两用的高超音速武器、要不要发展洲际射程的高超音速武器、洲际射程的高超音速武器在哪些场景中使用,这些是会引发风险的一些例子。有核武器国家还没有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大家都希望在技术层面尽量地给自己未来的军事力量发展留下空间,不愿意过早的进行自我限制。

所以我觉得如果国际社会要在这个领域进行有效的风险管控的话,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就高超音速武器带来的具体军事风险的性质和程度,推动共识的达成。如果有对风险的共识的话,那么不管是采取合作性措施还是单方面的措施,管控风险的努力也就有了比较切实的抓手。目前还不存在对风险认知的共识,所以对高超音速武器进行有效管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凤凰网《风向》:另外国际媒体对这个宣言的评价很高,比如法新社用了“震撼”一词形容,为什么会有这样?

赵通: 大家觉得这个宣言有一定的震撼力的原因可能是,这是很多年以来首次由所有合法的有核武器国家在最高政治领导人层面共同发出的有关降低核战争风险的一个正式声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最早是1985年由当时美苏两国领导人共同发出的声明,而后这么多年来,五个有核武器国家从来没有就核武器这一原则性问题发表过统一性的声明,而这次又是由各国最高领导人共同发布的,所以它有相当的历史突破。

未来的两大风险

凤凰网《风向》:最后您认为世界在核安全方面最大的风险和最大的希望分别是什么?

赵通:关于目前核武器带来的风险,我觉得主要有是两个方面。

核战争发生的风险在增加。因为大国之间的角力变得越来越激烈,大国之间的相互的威胁感知也越来越严重。比如中国认为美国现在越来越愿意采取一些冒险性的措施来遏制中国、打破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威胁感知的上升会让大家觉得核武器被使用的风险也比以前更高了。

另外新兴军事技术的发展、导弹防御、常规的精确打击武器(高超音速武器也是其中一个例子),甚至一些网络武器,理论上讲都有能力去破坏对方的核力量,那么对自己能力受到破坏的担心就反过来会促使各个国家更加强调核武器快速发射的能力,甚至是基于预警发射的能力等更具危险性的核武器发展和部署模式,所有这些都带来核武器使用风险的上升。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层面是核军备竞赛的风险。冷战以来大部分的核武器国家都在不断地、大幅度地降低核武库的规模,但是目前这个总体趋势有可能被根本性的逆转。

刚才提到英国,它曾经是核裁军最激进的一个国家,曾经一度宣布要裁减到180枚以下的核武库规模,但最近也把它的核武库发展的上限提升到260枚。美国也认为俄罗斯在更加强调战术核武器/核能力的发展。美国拜登政府自己马上要进行核态势评估,他也要判断自己面临这种新的地缘政治局势是否意味着美国也要开始强调巩固和进一步提升核能力。

这些趋势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因为这是发生在一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世纪大流行病暴发的时期,很多国家面临历史性经济动荡,是老百姓对生存、发展、社会保障的需求空前高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么多的经济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投入到核武器的发展上?尤其是我们人类还面临着气候变化等重大危机。在这些有可能对所有人未来生存和发展带来根本性挑战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是不知道能否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要把这么多资源用于发展核武器,用于进行新一轮的核军备竞赛,我觉得这是直接影响到各个国家老百姓根本利益的问题。

凤凰网《风向》:您认为新的时代有没有能够带来新的控制措施,或者新的曙光?

赵通:非常抱歉,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现在的地缘政治形势,包括大国内部的政治发展的趋势,很难让人有乐观的判断。当然了,这个问题目前得到了各国领导人层面的重视,我觉得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在很多国家只有当一个问题得到最高领导人的重视之后,才有可能得到整个行政系统的严肃对待。所以我期望在这个宣言发布之后,能够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都看到一些更积极的进展,有更多的讨论,尤其是在这些关乎人类生存命运、关系每个老百姓自己切实利益的重大事项上,也能有更多的公众性的关切、讨论和辩论,我觉得这对于合理决策的出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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