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浙江示范百日观察

11月初冬，杭州西湖，残荷疏影，长桥卧波，别有一番韵味。

距此不足500米的浙江省政府大院内，在组团考察浙江数月后，中国建筑集团、中交集团、华润集团、国家能源集团、中国铁建、三峡集团、中国电建等央企区域总部负责人，与文成县、泰顺县、龙泉市、云和县、庆元县、松阳县、景宁县浙江这7个重点山区县一对一“牵手”结对仪式正热烈举行。

当天双方共签署了7份协议，共包含54个重点合作项目，总投资1767.7亿元。

这并不是一个寻常的帮扶结对活动，而是中国新时代改革和命运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省，十万平方公里的一块陆域面积上，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改革试验已经风急雨骤。

时间转回到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文中载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选取部分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

民营经济发达、相对富庶的浙江省被认为具备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中央的《意见》强调，“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下达给浙江的《意见》中，中央要求浙江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先行先试，“探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

谙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知名学者刘亭表示，试点先行是中国独有的执政智慧：对待一些颇具突破性、前瞻性、需要顶层设计和时效彰显的大事，先试点，再观察，成功后以点带面，全面开花。

中共在第二个百年目标中承诺，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1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已确定下发的浙江共富《实施方案》中，完成第一阶段任务的时间跨度被提前十年，第二阶段任务的实现则提前了十五年。即在2025年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业内人士称，这个实现共同富裕的标准就是等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相比全国的目标有些超前，考虑到浙江的发展水平和共享程度，这个目标还是理性的，也不冒进。”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估计，浙江成为首个共富示范区后，至少近一两年，一方面做顶层设计，另一方面推动试点，进行试验或示范。“很多人判断，2022年秋季中共二十大上，可能会有新的部署。”

由此，浙江的首个共同富裕示范区成败得失，意义重大，攸关全局。有关进程中的一举一动，备受海内外关注。

“共同富裕示范区是最高的政治荣誉”

2020年秋季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成为海内外人士观察中国政务动向的一个重要节点。

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后，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的时期，下一个百年，中国该往哪里去，有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成为海内外学者持续关注的焦点。五中全会正处于这样两个百年交接的敏感期，其释放的信号一定非常特殊而又极为重要。

不同寻常的是，这次全会不像惯常一样只进行五年发展规划的擘画，而是提出了直到2035年的远景发展目标，首次明确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历史性任务。

这是中共第一次对共同富裕进行重大战略部署。“我当时就敏感意识到，这个事是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的一个重大战略。”内地学者郁建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及要增加民众的收入，建成更加和谐的社会的目标，和共同富裕的主题相应和。

等到当年年底12月，郁建兴已经得到消息，中央要将浙江确定为共同富裕建设示范区。浙江省发改委、政研室等部门已派员参与中央有关文件起草工作。

对共同富裕话题敏感的还有刘培林教授，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了近20年，这么多年来，他非常熟悉一些事关全局的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出台程序。他的印象中，“一般从策划启动到正式公布筹备时间长达一年”，重大改革举措或实施方案真正面世，基本已是各方博弈和平衡后的最终结果。

“按照中央工作的惯例，每个涉及地方的重大改革事项，都会由中央点题，点题后上下达成共识，确定改革试点区域省市。然后由改革试验或示范区所在的省市组织专班人马编制实施方案，初稿出笼后，再由国家发改委地区司进行指导，字斟句酌，逐段把关，修改稿最终经国家发改委办公会议通过后，再上报国务院。”

2021年元旦过后，对时政议题敏锐的郁建兴教授牵头成立了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大学共同富裕研究小组。成立研究小组的目的是，落实浙江省委主要领导的有关指示，即研究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和目标指标体系。“用袁家军书记的说法就是（共同富裕）它是什么，第二是可感知、可测量、可评价的指标体系是什么？我们成立以后就是攻关这个。”

郁建兴把底下团队分成上游和下游两个支系，上游由他亲自来做，主攻研究理论内涵，下游由他的团队成员陈丽君教授担纲，平均每周开一次会，高密度开展工作，进行共富课题的攻关研究。郁同时还带有一个数字化改革的专班的科研任务。

到了3月初的全国两会，情况已经很明朗化，浙江省域范围内推行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被写入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内，获两会审议通过。

浙江以外，同一批的还有深圳被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上海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以及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中央一级发文授权给省域进行改革实践的还不太多，以前国务院也有类似动作，但没有写入《纲要》这么高规格的待遇。”

在学者刘亭看来，本次四个改革试点中，深圳、浦东都是内地老牌的改革试验地，唯浙江和山东是新生派，并且由城市的“点状”扩大至省域的“面状”。两个省域的目标任务，也各有侧重：山东省是“新旧动能转换”，浙江则为“高质量发展”；前者是“试验区”，后者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叫法不同，目标和要求上也有差别。”或许浙江的名头，更具使命的艰巨性和内涵的前瞻性。

四个改革试点省市中，浙江是第一个提交实施方案的省份。“关键是我们动得快，上面回应得也迅速。”知情人士透露，国家主管部门层面，对接共同富裕改革示范工作任务的分管领导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胡是浙江省诸暨人，原为宋平的秘书，主抓发改委发展规划、新型城镇化等工作。

至此，共富示范区花落浙江，已成定局。但从时间线追溯，这种特别的改革信号，在去年年初，已显端倪。

2020年春天，习近平到浙江考察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赋予浙江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定位。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专家朱李鸣事后觉察到，从“重要窗口”到“共同富裕示范区”，其中的联系不言自明。

随后的发展也变得顺理成章。据知情人士披露，今年5月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浙江省省委书记袁家军参会。5月8日、9日，浙江省委召开专题学习会议，传达中央意见。6月10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中央文件下发当天，浙江省委召开十四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原则通过《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7月18日，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全会上的讲话见诸媒体，次日，《实施方案》正式对外公布。

10月16日，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求是》撰文披露，“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定题、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浙江的光荣使命，以浙江先行探索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探路。”

袁承诺，将按照“每年有新突破、5年有大进展、15年基本建成”目标安排压茬推进，率先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实现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外界评论认为，对这位科技条线成长起来的地方大员来说，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关系到这一届党委政府的政绩，也是最高的政治荣誉。

为什么是浙江？

作为浙江的本土学者，郁建兴被人无数次问到，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何花落浙江？郁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无论从官方的数据层面上还是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上，拿浙江做共富建设示范都是最为符合的那一个。

浙江地区城乡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几乎是内地经济学界的共识，外界对浙江的普遍印象是“藏富于民”。

刘培林从国务院发展中心调到浙江工作时间不长，他的办公室被安排在浙大启真酒店楼上，“这半年来，我在办公室楼下看到的劳斯莱斯数量，比我在北京20多年见到的还要多，宾利就更不用说了。”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最大底色，也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0年，浙江民营经济占浙江GDP比重达66.3%。截至今年6月底，浙江累计在册各类市场主体已超830万户。按常住人口计，8个浙江人里就有1个是“老板”。

“浙江经济发展水平高。全国人均GDP刚刚过一万，一万零几百美元，而浙江1.6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2倍，所以总体富裕。”研究政府公共事务多年的郁建兴随口报出一串经济发展数字，来佐证浙江城乡区域差距、群体差异相对较小，“浙江基尼系数跟广东、山东、江苏、福建比，都相对较低，上述诸省都在0.4以上，而浙江为0.39。”

体现在城乡发展差距上，浙江全省的平均水平系数是1.96倍，而环长三角区域经济带的嘉兴、湖州只有1.6倍。区域发展差距上，浙江市区人均GDP、人均收入，最高跟最低比都是在2倍以内。郁建兴举例杭州来说，如剔除建德、淳安这些落后地区，省会的数字会更好看。

■2021年5月2日，空中俯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的千亩缤纷花海（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跟共同富裕挂上钩的指标，浙江是最好看的，也最有说服力。

作为全国富裕程度较高、发展均衡性较好的省份之一，去年浙江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46万亿元，人均超10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4万元，仅次于上海、北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3倍。浙江的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乡镇公办幼儿园，医保门诊慢性病保障制度等均已实现全覆盖。

同时浙江也是劳动力和人才吸引力最强的省份之一，现有常住人口6457万人，十年来增加人口1014万，增量居全国第二。去年浙江实现了11个地市全域人口的净流入。

从城乡差距和人均收入的横向比较来说，“城乡差距浙江1.96:1，全国是2.56:1，一个城里人的收入相当于2.56个农民，很多省份都在3个以上，这个差距比较大。”还有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数据是，浙江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20年和连续36年分别稳居全国各省区之首，刘亭坦言，“这么多年，要连续保持这个纪录，的确很不容易。”

即使是以前被喻为“浙江的西藏”的丽水市，虽然在浙江11个地市排名末尾，但其经济实力和总量放在别的省份亦不可小觑。把浙江的这个老末放在广东省，整体水平也可以位列老八，其总体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可见一斑。

还是以内地经济强省广东作为参照。从1989年起，广东已连续30年稳坐各省区市GDP总量第一的宝座。2019年，广东的经济总量超10万亿人民币，与韩国、俄罗斯等国的经济总量相当。每年的全国胡润百富榜，广东人都要占去近半壁江山，上榜数稳列全国各省第一名。在2019年的富豪榜中，仅前10名广东就占了6名。

但至2018年的数据，广东还有3个国家级贫困县，13个省级特困县，12个山区贫困县。区域间的贫富分化也异常明显。广东最富裕的深圳和最落后的云浮相比，前者的GDP是后者的29倍。跟GDP总量排名位居其后的江苏相比，苏南的苏州和苏北的宿迁，前者的GDP只是后者的6.2倍；与排名靠前的山东比较，最富的青岛和最穷的枣庄之间，GDP的差距也只有6.9倍。

观察人士认为，所谓共同富裕改革示范的精髓要义在于，社会经济增长和民众财富增加要齐头并进，这也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在他的理解里，共同富裕首先是富裕然后是共享，一要做大蛋糕，二要分好蛋糕。

“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共同贫穷，共同富裕不是共同程度的富裕，也不是共同的富裕程度。”刘培林教授举例说，如果要实现共同的富裕程度的话，改革开放前我们的收入差距很小，假设富裕程度是0到100分的话，改革开放前我们是10分，大家都一样，那显然不是（示范建设的目的）。

■2021年9月2日，游客在湖源乡龙鳞坝游玩。湖源依托龙鳞坝的特色旅游资源，带动当地百姓致富。

在做大蛋糕上，浙江确实走出了一条有特色竞争优势的发展道路。刘亭退休前在浙江省发改委工作25年，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他对浙江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认为，浙江之所以能在共同富裕上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是与浙江发展史上的四个非常有特色的主体经济形态分不开的。

“它们就是浙江经济最靓的四张金名片：一张是激活内源内生动力的叫民营经济，一张是依托绿水青山转化的叫生态经济，一张是面向未来科技的叫‘数智经济’，还有一张是很好兼顾健康发展和精神富有的叫‘人文经济’。人文经济从特定意义上，已经把共享发展和分好蛋糕的内容，都包含在里面了。”

刘亭认为，这“四个经济”是浙江发展的传家宝。“我们过去快速发展，实现腾飞，从全国中游发展水平的省份进入第一梯队，就是靠这个。中央现在给我们的任务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浙江今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要靠这个。”浙江经济特别注重转型发展、科学发展，高质量现代化发展天上掉不下来，地里长不出来，只能从我们过去习以为常、轻车熟路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而来，“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与北京、上海等直辖市相比，选择把浙江作为共富示范建设更具有典型性和推广意义。刘亭表示：“北京、上海是城市经济，而浙江是省域经济。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省（自治区）域有一个广大的农村地域，有众多的农村人口。而对北京、上海来说，农村只是城市的郊区，不具广泛的代表性。”

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共同富裕示范区选点之初，京津冀中某市曾有意参与竞争，将共同富裕示范建设写入了今年1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同时也诚挚地邀请该专家参与示范区建设的前期相关方案编制工作。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花落浙江之后，这座城市的相关筹备工作才停止下来。

共同富裕如何度量

2020年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成后，内地学界、政界的眼光转到共同富裕的研究上来。但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政治诉求声中，到底什么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外延，共同富裕的目标指标体系，似乎处于无人区地带，没人能说得明白。

今年年初，郁建兴团队成立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大学共同富裕研究小组，其团队撰写的致力于研究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和指标体系的多份资政报告，如同及时雨，被送呈到浙江省主要领导的案头，很快获得肯定性批示。《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这两份调研报告，还被印发为省委中心组的学习材料，较为深刻地影响了后续的政策和研究。

■2021年5月28日，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联合举行“2021中国共同富裕指数模型”发布会。

共同富裕试点落地前后，包括郁建兴团队在内，还有浙大李实团队，以及浙江省政协、省发改委等的多支专家团队已经在浙江境内开展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专题调研，每家各有侧重，博采众长，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建设铺路。

“整个指标体系，基本是集纳了各路专家的意见建议，再通过广泛征集社会意见等民主集中的程序产生。而后由浙江省发改委牵头，相关部门详尽测算和建议，最后提交省委九次全会审议通过。”参与方案编制的一位浙江专家透露。

一个多月后，3万余字的《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正式发布，明确到2025年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形成阶段性标志性成果。

刘培林记得，全面小康全国的完成，国家层面没有指标体系。“当时只定了一个全面脱贫的数字指标，还是总书记亲自定的。”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建设，什么才算共同富裕，怎么样才实现共同富裕？无人能告诉答案。

而对应的浙江《实施方案》中给出的共同富裕一系列量化指标引人关注。上述专家披露，浙江《实施方案》出笼前，有关具体指标的生成各方可谓百家争鸣。如现在浙江省的情况是，有67%的家庭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2%的家庭在50万以上，31%的家庭在10万以下。

在公布的《实施方案》中，规定共同富裕推进到一定阶段后，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须达到7.5万元，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超过50%。而且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50万元的群体比例要达80%、20万-60万元的群体比例力争达到45%。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设区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55以内。

浙江省在编制《实施方案》期间召开了多次内部会议。据有关人士介绍，在划定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时，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标志中产阶级的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标准，大家达不成统一的意见。财政部也曾组织专人在杭州召开调研会，密切关注浙江示范区建设动态，以及事关民生领域的公共财政开支等改革细节。

“当时讨论的时候是很激烈的，若定下家庭年可支配收入20万为中产阶级标准，是富裕标准，那这个水平放在杭州生活，还算不上富裕。如果把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定为50万，这个标准放到浙江丽水去，人家要够得上也是有点累。”

最后折中意见是，给出20万-50万的一个区间标准。在陈丽君看来，只要存在区域差异，无论用低标准还是用高标准去度量富裕度都不准确。现在给出的区间模式，包容度很大，能够把地区差异考虑进去，把这么些年的通胀指数等因素全部容纳了。

郁建兴对于目前方案中的收入指标仍持保留看法，“国家统计局认为中等收入的概念是户均年收入在10万-50万之间，但这是按照全国意义来统计的。对于浙江来说，一个家庭年收入10万是‘贫困户’。”另外，他认为收入指标还必须考虑人口基数变化、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等外部因素等，“统计局10万-50万的家庭人口基数是3人，但现在三胎政策下，一个家庭可能变4个人、5个人了”，设定的目标指标体系显然可能会“落伍”。

比起相对静态的数字区间，郁建兴认为用中等发达国家相对贫困线这一指标来衡量收入水平更合适。“中等发达国家相对贫困线看起来是不确定的，但是它每一年的数据是确定的，与纳税等因素有关。”

“考核指标体系就是要对拟实现目标给出标准，告知达到人均多少才是富裕。这个标准，其实你无论怎么做都会遇到挑战。”陈丽君教授指出，美国有50个州，在划定中产阶级的时候，分为4大区给出不同的标准。皮尤中心将中产阶级家庭定义为它的收入是该州收入中位数的67%至200%，其实，这意味着甚至每个州的中产标准都是不一样的。而所谓富裕至少应进入中产阶级。

“如果拿新泽西州的标准作为全美的标准，那美国的很多州，能够上中产的人群就非常少。而拿肯塔基州的标准，这个州中产最低收入是2万多美元，在当地已经算得上中产阶级，但这个标准放在新泽西州，估计还是在贫困线上。浙江省虽然均衡度比较好，但要给出一个标准，肯定会受到很大压力。”

郁建兴、陈丽君的共同富裕研究小组于5月28日发布了“2021中国共同富裕指数模型”，该指数模型包含了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3个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81项三级指标，涵盖衡量富裕度和差别缩小的收入分配、收入倍差、中等收入占比等；衡量公共服务共享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数字应用和公共文化等；以及衡量可持续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财政可持续、环境可持续和高水平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内容，指数模型中绝大多数是客观指标，但也包括了群众自我认知指标。

“指数模型重在监测，我们并不需要给出具体标准，而是监测各指标的现实状况和随年度变化情况，做出横向的省市或区县比较，以及纵向的动态比较，帮助我们了解各地共同富裕进步状况，指数模型不是一个考核分数。”陈丽君认为这是他们指数模型的优势所在。

“指标要积极，但不能冒进”是刘亭认为制定指标时要遵循的原则，也就是要本着“跳一跳能够得着的”要求去制定。他提出在制定“高质共富”指标时，或许跟五年发展规划的指标一样，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预期性指标，“我们有这样的导向，希望大家按照这个去关注，去努力，但最后能不能达得到很难说。一时达不到也不要紧，不会摘掉谁的乌纱帽。”另一类是约束性指标，志在必得，务期必成，“达不到的话是要追究责任的，是要有人拿乌纱帽来‘祭旗’的。”

接近浙江政府的一位专家透露，浙江向社会公布的实施方案中除目标指标体系之外，政府内部还制订了56个具体的工作指标，这一套体系不公开，完全面向政府内部量化考核，并直接与其职务晋升、任用提拔挂钩。

“扩中”“提低”成头等大事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逾百日后，一个新生事物随之诞生——浙江省社会建设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

以省委名义成立社会建设委员会，在全国不多见。国家层面，全国人大设有社会建设委员会，是全国人大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于2018年3月13日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设立。

2018年中共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到：“为适应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需要，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领域法律制度建设，整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组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

省市层面，北京和广东也曾设立类似机构。2007年和2011年，北京市和广东省分别设立了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和广东省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主要负责统筹推进社会建设工作。当时成立的背景是，构建和谐社会，承担社会建设的某些具体职能。

浙江设立这个社会建设委员会是为了什么？郁建兴的理解是，它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有关。“如果再深入一点，我认为这是我们党不断认识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样是我们的目标，或者说是宗旨。”

还是车俊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郁建兴专门向他请教过一句话，郁试探性地问，“原来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阶段，能不能推进到说，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水平社会治理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甚至可以更进一步，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水平社会治理和高效能的政府运行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车俊想了一会儿，回答说可以这样讲。

与以往其他省市无疾而终的社会建设委员会相比，浙江省新成立的这个社建委更近似于一个改革的总领协调和指挥机构，内容更加丰富，任务也更为艰巨。作为浙江省委派出机构，社建委将与发改委合署办公，成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主攻手。而据发改委相关人士介绍，社建委将下设三个处，综合协调处、社会发展和改革处、评估督导处。

官方媒体的报道称，浙江社建委成立当天，由省委副书记、省社建委主任黄建发主持召开省委社会建设委员会第一次主任会议，听取共同富裕重大清单2.0版和浙江“扩中”“提低”行动方案编制情况汇报；审议《中共浙江省委社会建设委员会工作规则》，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社建委的成立，确实是为了加强“统”的职能。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随后的仪式结束后发言，称在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的基础上，精准识别特殊区域、特殊人群、特殊家庭，着力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

对于社建委的具体任务，浙江省委社建委主任黄建发提到，接下来社建委将加快出台“扩中”“提低”行动方案，指导山区26县因地制宜探索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谋深落细社会事业领域改革，制定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政策举措，完善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考核体系。

显而易见，社建委成立后，“共富第一刀”就将砍向“扩中”“提低”。“扩中”“提低”针对的浙江26个山区县，主要大部分集中在浙江衢州市、丽水市，以及金华市和温州市的部分山区。脱贫攻坚完成后，这二十几个相对落后的县随之变为需要新的帮扶的县。

浙江《实施方案》公布的9天后，浙江省已完成编制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首批试点遴选工作方案，确定了六大领域、共计28个试点。其中，丽水市、温州泰顺县、嘉兴平湖市、衢州龙游县被确定为缩小地区差距领域试点。

“在这一领域，我们不仅选择了山区26县，也选择了发展相对均衡协调的区域作为试点，聚焦相对发达地区的不平衡不充分现象。”浙江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称。

如在缩小城乡差距领域，湖州市、杭州淳安县、宁波慈溪市、金华义乌市、台州路桥区、台州仙居县、丽水松阳县被选为试点。除此之外，温州鹿城区、绍兴新昌县、金华磐安县、舟山嵊泗县入选缩小收入差距领域试点。

在郁建兴团队的另一份咨政报告中，在浙江“山区26县”基础上新增兰溪、浦江、金东、建德，提出“共同富裕30县”的概念。该文认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矛盾转移到了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上，提出“共同富裕30县”是考虑到这30个县城乡收入水平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城乡间收入差距较难缩小、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较难提高。

业内专家表示，“扩中”“提低”，浙江共富示范建设下的先手棋，思路清晰，先易后难，非常精准。浙江沿海县市与山区发展虽然有落差，但与其他省市相比，差距很小。共富示范建设中，“扩中”“提低”的问题极其重要，“因为这是可感知、可测量、可考核的”。选择其作为当头炮，容易见效，也能提振信心。

从民众可知可感改起

按中央既定的“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安排，共同富裕将是全国一盘棋，在未来几年内，将分目标、分地区、分时段推开。共同富裕从花落浙江，到未来花团锦簇、花开满园，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

随着时间的推进，改革将进入深水区，有关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将摸着石头过河，持续触碰现实体制机制上的各种桎梏和顽疾。郁建兴表示，“把共同富裕从价值理念变成现实，关键就在于体制机制和政府体系的多种创新”，并且需要地方主政改革的官员有非凡的勇气和久久为功的工作韧性。

“共同富裕，首先要设定一个国际上认可的标准，不仅是与自己过去相比，更要与全球相比。共同富裕，收入至少要和发达国家相当，同时，共享程度至少要好过一些差距大的国家。”按李实教授的估算，中国现阶段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发达国家基本上4万多美元，甚至五六万美元。实现共同富裕可能要30年或50年，甚至更长时间。“从1949年算起，100年能实现，就已经很不错了。”

他认为，共同富裕，必须有一个整体改革的方案。然后再进一步对标，看哪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应哪一些改革内容，会让改革方案更具体，更易于操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中明确了六大方面的重大议程，包括公共服务优质共享、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美丽宜居的生活环境等内容。

与之相对应，浙江共富示范区试点任务，又细分为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和文明和谐美丽家园展示区共四个目标，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其维度几乎包括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

也有学者表示，涉及到共富实践的某些具体操作层面，可能会有些吃力，“在这几个领域里，我感到分配制度的改革很难有作为。在共同富裕改革试验中，再分配是难点也是关键所在，但地方政府在这个关键上没有作为的空间，尤其是税法税制方面。”该学者表示，总体上要把目前国内流转税为核心的间接税为主的格局，转变成以利得税为核心的直接税为主的格局，整个税制的基本结构要发生一个颠覆性的改变。

现在浙江要在这方面成为一个示范，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最有效的杠杆改革和突破方面没有能力。

不过难题的反面也是机遇，刘亭的建议是，浙江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挑战性难题时，刚好可以借助这次支持浙江建设共富示范区的契机，请求中央“赋权”。在哪些领域碰到自身无法解决的难点时，希望中央给予推进相关改革的“尚方宝剑”。

■2021年11月5日，杭州，由浙江省教育厅主办的“智汇山区 共同富裕”浙江省山区26县专场招聘会在浙江农林大学东湖校区风雨操场举行。

共富改革是一个长远目标，按官方体系说法是，共同富裕是在动态中向前发展、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跃升、从局部到整体拓展的过程。要“全面深化细化落实不同阶段目标任务，使共同富裕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与现代化建设进程相协调，不断形成阶段性成果”。

改革过程中，不变是异常，变化是常态。陈丽君教授建议，在总的改革维度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共同富裕的部分指标可以做些更新，比如说万人托幼机构数这个指标，在公共服务中比较重要，指数模型今后会将其放入。“又比如城镇化率，这个指标对于共同富裕来说，未必是越高越好。”

“目标定得太高了不行，吊高老百姓胃口又做不到，要恰如其分，其实就是那句老话，要尽力而为。”刘培林比喻实现共富的目标，就像摘果子一样，“你蹲下就能摘到的果子不好，你架梯子才能摘的好像也不合适，应该是踮起脚来能够得着的那个。”

“还如同总书记讲的，这个事是等不得急不得，所谓等不得就是，像现在差距大了不能任由它扩大，急不得就是，你说真要把收入差距搞平，一晚上把富人都抓起来把它弄平，这也不行。”

（ 钟坚 应枝娟 康馨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