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洁︱《骆驼祥子》为何没写1929年的洋车夫暴乱？

《骆驼祥子》中阮明这个人物的去取一直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话题。首先，他是作品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左右了祥子很长一段的人生路向；同时，他好像又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1955年人民文学版的《骆驼祥子》把这个人物完全剔除之后，小说情节竟仍然连贯。

关于这个多年来被熟视无睹的怪异现象，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湖北省社科院的吴永平老师在论文《〈骆驼祥子〉：没有完成的构思——文本细读及文化社会学分析》（《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里给出过一个很有价值的解读证据。他引进了1929年北平洋车夫暴乱的史实，认为洋车夫暴乱这个没有来得及写进《骆驼祥子》小说的关键情节的缺失“导致作品的思想内涵产生歧义”。

众所周知，老舍的小说创作秉承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特别在描写北京底层市民的作品中，更是考究到时令、地理、民俗等等，事无巨细，如同线描画一样精细准确。既然如此，《骆驼祥子》这部写1920年代后期北平车夫生活的作品，为什么偏偏没有写1929年声势浩大的车夫暴动事件，这是非常可疑的。更何况老舍曾经在作品里明确表示他是知道这次车夫暴动的：在《骆驼祥子》之前写作的短篇小说《黑白李》便是完全以这次暴动为原型事件写作的。前引吴永平论文亦提出这一困惑。相信熟悉《骆驼祥子》又知道1929年北平车夫暴动事件的读者都会产生同样的困惑。

近日读到终于引进出版的美国文史学家史谦德（David Strand）《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周书垚、袁剑译，周育民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第一版），在这个问题上茅塞顿开，试述如次。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美】史谦德著，袁剑、周书垚、周育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392页，88.00元

一

《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下略副标题）首版于1989年，据校译者周育民《译后记》，此书2014年就基本完成翻译工作，拖到现在才正式出中文版，也是出于各种无奈；在两位译者的译文中作取舍和整合，必然也会增加一定的译文的损耗。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书现在终于出版了，我们也终于可以理顺祥子、王五、阮明、白李一干人等和1929年北平车夫暴动的关系，还是令人欣喜的收获。

这是一本期待已久的中国现代史相关的细节展示著作。因“车夫”群体是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最早的市民人群之一，这也是一本期待已久的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历史参照读物。作为一本史学专著，展卷之前直觉这本书可能会罗列各种数据、书证而比较枯燥；掩卷之后，最强烈的印象却是本书因纤毫毕现的细节展示使得近一百年前的北京（/北平）生活历历如见，尤其是对1929年车夫暴动事件的铺叙，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又高潮迭起，煞是好看。

关于本该作为《骆驼祥子》《黑白李》等老舍重要作品的重要解读线索纳入视野的1929年北平车夫暴动，老舍研究领域长久以来却知之甚少。关于这一点，吴永平说：

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对作品反映的年代的把握是准确的，但他没有将洋车夫“暴动”的历史事件纳入视野；而孙永志《〈骆驼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证》认为作品反映的年代应为1928年春至1931年秋，则完全把洋车夫“暴乱”当成了小说的虚构。

（吴永平：《〈骆驼祥子〉：没有完成的构思——文本细读及文化社会学分析》，《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孙永志：《〈骆驼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证》，《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悉尼·甘博拍摄的北京的人力车夫

二

那么，1929年北平车夫暴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北京的人力车夫》设专章详述了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见本书第十一章《机器捣毁者：1929年10月22日电车风潮》）。暴动的原因正如小说《黑白李》中车夫王五的简单认知：“你知道，电车道快修完了？电车一开，我们拉车的全玩完！”史谦德把最终爆发于1929年10月22日的暴动概括为“数万名人力车夫有预谋地对电车系统展开进攻，变成了机器捣毁者”。（277页）

这场暴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酝酿，集体反对机器的种子在同年春天就已种下，经过伪总工会的推波助澜，其间又触发了来自农民、僧人、工程队工人等团体与电车工人的数次冲突，终于在和电车工人积怨最深、隐患最大的车夫群体中达成终极的对峙和最大的破坏力。车夫暴动的结果是捣毁了电车公司九十辆电车中的六十辆，暴动方的首领张寅卿逃走，但是他的表弟陈子修和其他三名工会领导者在天桥刑场被枪决。（314-316页）

从上述史实我们已经不难看到《黑白李》中白李逃走、黑李就戮的故事原型了。史谦德也水到渠成地类比道：

……这位激进分子弟弟，他老于世故，与贫苦工人走得近，外表狡黠冷峻，还有骗过行刑者的本事，这与张寅卿的为人极其相似。（321页）

由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虽然老舍把两个暴动首领一死一逃的故事最终演化为《双城记》式的李代桃僵的悲情故事，我们还是能从《黑白李》的情节走向和人物关系看出它和1929年北平车夫暴动的强烈互文性。我们也知道《黑白李》虽然写于1933年，却脱胎于毁于1932年1月淞沪战争炮火的《大明湖》。所以真相只有一个：老舍早早地就了解了1929年车夫暴动的基本事实，并且试图把这个事件写入小说，这才有了后来的《黑白李》的黑李之死和《骆驼祥子》的阮明之死。

三

以上事件又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一个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还相当陌生的名字：张寅卿。

张寅卿是成立于1928年7月的北平市总工会的负责人。1928年12 月，北平市党部撤换党部委员，张寅卿被贬到皮裤胡同平民习艺工厂当厂长，实际上却仍控制着相当部分的工会（杜丽红：《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平工潮与国民党的蜕变》，《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如前文所述，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动就是张寅卿一手策划、由他的表弟陈子修负责组织的。

当张寅卿何许人也这个问题浮出水面之时，我们离准确解读老舍的《黑白李》和《骆驼祥子》这两个以1920年代洋车夫为主要写作人物和故事的小说的目标就又近了一小步。

老舍曾经说过，他写《大明湖》的时候，写了“许多××与……”的内容（《我怎样写〈大明湖〉》），我们通常认为这“××与……”是指在白色恐怖时代犯禁的语句（再重申下这些内容都毁于“一·二八”战火了，老舍后来拿这一部分内容敷衍成了《黑白李》）；再结合《黑白李》和《骆驼祥子》的同构关系，我们又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内容在《骆驼祥子》里成为阮明“参加了组织洋车夫的工作”（《骆驼祥子》第二十四段）的时候进一步发酵，构成了1955年再版时候必须删除的内容。

现在我们终于把白李/阮明的原型还原到张寅卿这个人，这时，发现这里原来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错位。因为张寅卿发动车夫暴动的时候，正值“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是我党革命的最低潮，无论是总工会本身还是车夫暴动，包括车夫暴动之前的种种游行，根本就是当权的国民党发动的，是国民党派系内斗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庄珊曼2007年4月硕士学位论文《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风潮研究》页15：“正如张荫梧在1929年10月24日招待新闻界时所说‘动机为党内新旧两派的倾轧，而结果遂成为人力车夫捣毁电车’。”《北京的人力车夫》页315-316：“亲南京党部认为，张寅卿及其党羽阴谋策划了这起暴动。”）此时此刻，裹在“革命”歧义下的白李/阮明的真实面目是否清晰一些了呢？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顺便也必须指出来，就是无论是1940-1950年代来自左翼的对老舍写阮明的批评，还是老舍自己接受了这个批评之后，在1955年人民文学版的《骆驼祥子》里对阮明的大刀阔斧的删除，都是指向同一种误读的。至于老舍自己最初是怎么认为的，他究竟是否知道阮明的原型张寅卿本来是一个市井无赖，他没有说；因为小说本身当然允许以作者的视角对原型事件重新整合，我们就更无从妄加揣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