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这些年，为什么企业家们总挨骂？

考虑到柳传志在联想集团的地位，可以这么认为，以舆论审判的方式，列举联想集团“犯下多少宗罪”的，其实矛头指向的是柳传志，是要对他加以鞭挞。批判话语耍了一个小聪明，区分了联想与柳传志，假定前者是明珠暗投，要怪的“罪魁祸首”是资本家柳传志。这种微妙切割的攻击方法很有意思。

现在外界大致能确认两点：一是本次对柳传志的舆论“围殴”，竭力地激发人们将它与三十年前那场公司内斗相联系，想要做成一个清算“国资流失”的先声。但因为在事实层面无法站稳，本次批判更像是一次话题营销。而且，引发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辩护，可以说联想没有输，柳传志没有赢。

二是从输送到社交媒体的柳传志讲话看，他相当紧张，似乎非常惧怕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所以动员联想员工、举公司之力强调爱国本色。易言之，即使联想改制历史在合法性上没有问题，可一旦有风吹草动，柳传志仍然惶惶不安。他明知会外传的内部讲话，证明他深知攻击的方向和模式。

重点在于，批判柳传志受到了一部分人群的呼应，在72小时之内形成了显著的网络声势。这些响应者不一定赞成议题设定者的为人与立场，却愿意附议其方向，尤其是符合“资本有罪”的话语逻辑和故事版本，这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联想柳传志再度突显那个问题：为何资本极容易沦为“猎巫”的对象？

 流量话题的争吵背后：

 被策动的舆论不等于社会现实 

在评议联想柳传志卷入的最新舆情时，有论者似乎站在中间立场，认为本次舆论争议之所以搞出声势，是因为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是现实中散布的社会焦虑与沮丧感，壮大了对柳传志的“有罪推定”。这种归因法在逻辑上薄弱，在事实上也站不住脚，实质上仍是以素质论为由责怪无辜大众。

贫富分化这个现实，确实可以用统计数据证实或证伪。阶层固化这个问题，多多少少也能被大众感受到。但在得出结论——因为贫富分化所以“仇富”，因为阶级固化所以痛恨“资本家”时，只怕流于草率，看似用现实解释了现实，实际上是用不成立的因果推断遮掩了一些更耐人寻味的现实。

例如，香港地区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是世界闻名的，但在香港社会中看不到像对待柳传志这样的大批判——退一步说，即使能列举出我国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的特殊性（想必这是攻击者乐于暗示给受众的），也很难得出那些参与舆论审判队伍的人，鞭笞联想柳传志，是源于上述社会现象的自然结果。

那些在社会现实与批柳舆论之间建立因果的人，将批判的舆论理解为社会焦虑的释放。要否定这种推断，不需要更多理论，只要诚实即可：社会现实与批柳舆论之间所以没有逻辑关系，是因为权力有足够的掌控力将两者分隔开来，后者成为塑造出来的东西，而非前者的下游产品或次生情绪。

需要树立的一种人间清醒是，仅根据舆论来看现实，不仅会积累和放大认知的偏差，还有可能为用心不良的流量生意所利用。流量商贩善于利用大众的误解和误读，掩藏牟利意图，将一次次营商策划案矫饰为社会主流民意。如果受众将舆论发动混同于社会现实使然，定会增强流量工商户见猎心喜的获得感。

| 在舆论场域中，倘若仅根据舆论来看现实，不仅会积累和放大认知的偏差，还有可能为用心不良的流量生意所利用。

 在今日的舆论场 

 资本的污名化氛围业已形成 

作家耶日·科辛斯基在自传体小说《被涂污的鸟》中描写了恶人莱克的娱乐活动，他会在捕捉到的所有鸟中挑选一只最强壮的，在它翅膀、头部和胸脯上涂满色彩各异的颜料，再将它放飞。这色彩斑斓的鸟飞到同类中寻找安全，可被其他鸟儿视为有威胁的异类，纷纷攻击和撕扯它，直到将这个弃儿杀死。

在今日的舆论场，资本的污名化氛围渐已形成，成为那只被涂污的鸟。

贬低资本的口头禅已经被社交媒体的用户普遍分享，不管是严肃地讨论资本，还是戏谑资本，人们通过社媒这一大熔炉，纷纷将资本推到道德洼地。“资本”成为一种不光彩的称呼，一连串阴谋和阳谋的代名词，谈论它就等于战胜它。

曾几何时，柳传志以商业教父的光环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在重商主义的年代，他对联想的改造写进商学院教科书，成为大众敬仰的市场经济成功案例。柳传志似乎也享受“商业教父”的身份，恰恰忽略了舆论场日新月异的基础性变动。

批柳舆论当然不是孤立事件，它即使与社会现实没有因果关系，但与社交媒体上逐渐成规模的资本污名化进程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批柳舆论作为污名化舆论的节点性事件，与柳传志为西湖大学辩护，与其校长马云急流退隐，与大公司急增共富基金等变动一脉相承。它们犹如草蛇灰线，成为理解资本贬抑的线索。

资本污名化氛围初成，有一些标志，其中包括在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中，资本被冠以不同的罪名。在内娱行业，三人成虎的是“资本控制了热搜”；在996的嬉笑怒骂浪潮中，言之凿凿的是“剥削来自于资本”；在阴谋论土壤下，众口铄金的是“资本控制舆论”。舆论还制造出“干电池”“工具人”等说法，用自怜来强化对资本的恨意。

资本巨头们面对舆论中层出不穷的资本有罪论，急需要崭新的标准来自证清白，爱国主义立场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想要借此摆脱“被涂污的鸟”的困境。

问题在于，在爱国主义的话语权上，资本巨头还是可能沦为弱势人群。他们对爱国立场的使用，被认为是急功近利，是要逃避批判，因而罪加一等。

有论者感叹，柳传志面对批柳舆论要沉得住气，认为他不必发声。可站在柳传志的立场，若以当下舆论场的基础氛围做参考，会发现资本进退空间狭窄。他无法拿市场经济为上亿元的薪酬辩解，也无法列举国资占股增值上万倍的事实，他只能像复读机那样重复“爱国”立场，承受指责他不爱国的舆论冲击。

| 资本巨头们面对舆论中层出不穷的资本有罪论，急需要崭新的标准来自证清白，爱国主义立场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想要借此摆脱“被涂污的鸟”的困境。

 彷徨的企业家们：

 从舆论中挣脱有多重要 

在国风网红李子柒与合作公司的纠纷中，李子柒一开始就占据上风的，是她那句“资本好手段”的评论引导。不要小看着区区五个字，却有千钧之力，像那座压住孙悟空的五行山，道行再深的微念公司，也被紧箍咒定住身形。于此情形下，能全身而退要拜对方所赐，遑论在利益分割上计较短长。

考虑到李子柒出身微寒的地位，以及受体制看好的博主身份，她那句“资本好手段”可谓点题金句，非常直观、形象地点明资本在舆论场如泼皮一般的存在。当一位深谙流量常青树的网红也能以如此手段争取优势时，资本的污名化已经落实，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风评认知可谓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对资本的一句轻轻评议，即让公众想象出李子柒作为资本受害者的形象。但在其他的案例中，例如华为任正非、福旺玻璃曹德旺那里，资本不再是个问题，因为舆论已经给他们戴上了爱国者的冠冕，令这些资本在本质上区别于柳传志，因为他们被认为拓展了爱国的疆域，是真正爱国者。

这就带来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同样的舆论场中，同样是掌握私人大资本，为什么有的资本巨头因被认为是真正爱国者而安之若素？有的即使以最大音量喊出自己爱国却不被认可？谁清谁污，完全无法在舆论场中真正辨认。

不得不承认的是，如今在社交媒体上的舆论情绪，往往并非真正的现实舆情，实乃经过增减删改而被重塑和调节出来的社会情绪，进而反射性地影响到资本与企业家在舆论场中的赏惩褒贬之状。所以，资本与企业在舆论场域中的话语剧本，谁会被褒赏，谁会被贬惩，早已让民间读者与企业家们懂得如何心领神会了。有人察觉了这一剧本杀的端倪，选择了合适的角色扮演，而在各种挣扎之后，大多数人都会按照剧本走。

| 同样是掌握私人大资本，为何有的被捧为爱国的利器，有的被群殴成猎巫的对象？

批柳舆论是话题营销也罢，是众意难平的发泄也罢，都在给竭力清醒的人提示，从间歇性狂热的舆论场挣扎出来有多重要。从结果上看，不管是任正非还是曹德旺，都已经不需要舆论场的加持，他们凭借其他人难以仿效的综合能力超脱于舆论，不再受舆论的钳制，这可能是资本的至高境界吧。

柳传志被特许经营的流量生意“相中”，沦陷在话题陷阱中不能自拔，看起来是全然被动的。但对流量生意的副作用也不能小觑，为联想柳传志说话的人经由本次事件被激发出来，重申了一些市场经济规律。还有人两边都不站，讲着不左不右的道理，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批柳的咄咄逼人之势。

批柳舆论好像给最普通的网民一种感觉良好的印象，以为对资本的紧箍咒谁都可以念念，然后看资本家面红耳赤的自我辩护，以为做平庸生活中乐呵乐呵的调剂。然而，这种网络幻想最易破灭，日常的生计，工作的营生，终将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资本联系，从资本的民生网络里汲取休养生息的活力。

将批柳舆论从社会现实中摘出来，以为两者非因果，实际是看不见的某些因素有能力统御现实与舆论两界。同时也要看到，就像前一阶段所发生的那样，政策议题对资本表现出的纠结：一方面出台鼓励民营资本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要花很大力气宣扬说从未歧视民营资本。

假若前者牢靠，就不会有后者之辩。可如果两种互搏姿态并存，资本恐怕难免彷徨。曹德旺建构了世界级的玻璃工厂，以资本手段进入美国，雇佣美国工人，并在与美国工会的斗争中占据上风，赢取国内舆论场口碑。曹德旺确实不同于柳传志，可谁能确定他们不会共享这种彷徨；而此间的彷徨，是不是批柳舆论所借助的青萍之末呢。

作者：唐作兰系资深媒体人。本文原标题为“恶猜联想柳传志：资本成了被涂污的那只鸟”

编辑：萧轶

本文系凤凰网评论部风声特约原创稿件，仅代表本文作者立场。转载事宜或加入读者群、转载群请联系风声君微信：jfscs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