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袭珍珠港：8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如何走上“民族切腹”之路

1941年12月7日凌晨（夏威夷时间），日本以大量海空军突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致使停泊在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图为被击中的“西弗吉尼亚号”（前景）和“田纳西号”战列舰起火冒烟。人民视觉 资料图

80年前的12月7日清晨，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率领联合舰队运用“赤城”、“加贺”、“苍龙”、“飞龙”、“翔鹤”、“瑞鹤”六艘航母搭载的414架舰载机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所在的夏威夷珍珠港，重创其主力。偷袭珍珠港后不久，日本正式对美英宣战，宣战诏书云：“今兹不幸与美英两国肇启兵端，洵非得已，岂朕本愿哉……朕饬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恢复事态，虽一再隐忍，而彼方毫无退让之精神，徒事推延时局之解决，近则日益加强其经济军事威胁，企图使我屈从。帝国势逼处此，为生存与自卫计，惟有毅然奋起，粉碎一切障碍。”字里行间充满诡辩，刻意遮盖了日本对亚洲邻国侵略的事实，同时也透露出日本向综合国力远胜于己的美国开战，实属出于非常之举。日本为何选择以卵击石，鲁莽地发动与美国的殊死博弈呢？

近年来，人们尝试重述思想史系谱中“近代的超克”问题（编注：“近代的超克”指的是1942年7月日本13位学者和文化人以“知识性协作会议”的名义举办的一次座谈会，对日本向英美宣战从思想上展开讨论和整理），侧重于现代性的讨论，阐释近代日本挑战欧美秩序的理论性逻辑，或从政治史角度基于近代天皇制理论，分析统帅权独立导致的军部暴走与日美冲突的关联性，逐渐形成日本帝国主义走向“民族切腹”之路，在宏观上有其一以贯之的历史必然性。但上述理论难以解释日本为何会选择在1941年12月7日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主动引发战争的现实原因。80年后的今日，我们不妨综合国际政治学中的权力转移理论，重新审视太平洋战争的轨迹，释明战争背后的现实逻辑。

日本的地缘战略价值与迅速崛起

日本明治维新以降之所以能够成为东方的帝国主义国家，跻身列强行列，一方面在于精英领导层能够率先认清世界局势，在殖民势力威逼之下倒幕开国进行体制变革。另一方面也得益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美列强在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日本在甲午战争胜利后，恰逢时机地利用了自身在远东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凭借英美的支持实现了迅速崛起。

20世纪前20年，日本凭借日俄战争的胜利夺取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并借南满铁路染指中国东北，从而建立起了从台湾岛、澎湖列岛上溯至朝鲜、中国东北的广阔“利益线”。一战期间日本高举“英日同盟”旗号对德宣战，攫取德国在山东、南洋群岛等地利益，至此具备了建立海陆二元帝国的基础。伴随日本迅速崛起，其扩张矛头不可避免地将触及以英美为首的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利益。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决定了主导国不会心甘情愿接受崛起国对自身权力地位的冲击,更不可能主动的将领导权拱手让给崛起国。即主导国容忍、接受崛起国权力的扩张取决于客观环境和压力变化。最为关键的因素，一是崛起国对主导国核心利益的冲击程度；二是主导国遏制崛起国的能力。因此，在摩擦中寻求与英美的妥协与协调，避免过度冲击英美的核心利益，成为日本能否维系帝国权力继续伸张的关键。

摩擦中寻求妥协与协调的十年

进入 20 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日美关系波澜迭起，特别是在海权与中国问题上，从相互猜疑逐步走向分歧、对抗。在海权问题上，日本通过占领德属南太平洋诸岛，使得日本能够切断夏威夷与菲律宾之间的海上通道，对美国的太平洋战略造成极大威胁。日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截然相反，日本的立场是独霸中国，具有鲜明的排他性，而美国则坚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不承认日本所谓的对华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

1921年美国为遏制日本的扩张，首倡召开华盛顿会议，就海军裁军、太平洋问题和远东问题展开国际协商。美国根据《四国同盟》、《九国公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建立起华盛顿体系。

《四国同盟》客观上拆解了英日同盟，《九国公约》则在公开标榜新外交理念的名义下将中国问题由日本独霸重新确立为各国列强共治局面。《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则是凭借远胜于日本的综合国力与工业潜力让日本清醒地认识到军备竞赛的界限。此时日本正值“平民首相”原敬内阁时期，原敬深知日美国力差距，因此在外交方面主动谋求对美英的“协调”姿态。

20世纪20年代大正民主运动的发展使得日本迎来了称为“宪政之常道”的政党政治期，政党出于现实而功利的考量以求保住日本的“既得利益”。1924至1927和1929至1931年的六年间，主张适应“华盛顿体系”的币原喜重郎两度出任外相，主张“协调外交”。所谓“协调外交”的原则是：维持和增进正当权益，尊重外交前后相承主义，以保持同外国的信任关系，改善对美苏的关系，不干涉中国内政，用经济外交代替武力争夺。其中“正当权益”乃是侵略亚洲邻国而得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权益，谋求“正当权利”的相续相承，充分说明日本实行“协调外交”的底线。

但是“协调外交”在逻辑上存在致命缺陷。即日本既得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权益与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天然相悖的。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北伐战争加速了中国统一的进程，日本通过拥立地方军阀暗地干预中国事务的旧法已然失效。1929年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日美间摩擦频生，“协调”的界限日益显露。面对可能失却利权的危局，代表国内强硬势力的陆军和海军表露出对华盛顿体制不满，主张改造国家打破现状。政党内阁曾想努力继续维持“协调外交”，但因自身的诸多缺陷难以应对变局，尤其是《明治宪法》缺乏对政党权力的保护，统帅权独立问题又使得军部权力不受制约，最终只能无可奈何地目睹军人势力抬头。

军部暴走与外交孤立的十年

20世纪第四个十年，政党内阁逐渐失去对军队的控制。1930年 4月22日，滨口雄幸内阁从减轻财政负担立场出发，不顾海军强硬派的激烈反对，派遣首席全权代表若槻礼次郎前往英国签署《伦敦海军条约》，推动海军裁军政策。滨口内阁的裁军政策使得日本海军保持对美军力七成的计划彻底落空，引发军部及右翼的极大不满，“协调外交”被斥为软弱辱权。6月16日，海军省军令部长加藤宽治自认《伦敦海军条约》未能达成对美军力七成要求，难以守住海疆，向天皇提出辞呈，海军强硬派掌握主导权。11月14日，首相滨口雄幸遭到右翼分子枪击，9个月因伤重不治去世。

改造国家打破现状的思潮在日本社会酝酿着极为凶险的冲动。1931年，陆军少壮派控制的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直接以武力将中国东北强行据为己有，随后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公然撕毁《九国公约》。军队对政治干涉的恶果逐渐发酵，酿成海军青年将校弑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变。一系列的暗杀、政变致使政党内阁崩塌，谋求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军部势力抬头。最终“二二六”事后，军部势力通过扶植广田弘毅组建傀儡内阁方式成功上台。

在此期间，日本挣脱华盛顿体制的欲望愈加强烈。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1934年日本宣布单方面废止《华盛顿条约》，1935年12月，在《伦敦海军条约》即将期满之际日本拒绝续约，1936年1月正式宣布退出裁军会议，日本一步步迈向了与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为敌的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体系的破裂主要原因在于主导国美国能力的分散，立足于全球视角，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崛起无疑是英美利益攸关的头等大事，美国在先欧后亚的整体战略下，在远东奉行绥靖政策，遏制能力下降，客观上给予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可能。1937年日本试图用扩大战争的方式摆脱危机，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致使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40年日本已经完全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同年美国放弃中立支持中国抗战并制裁日本。

巨大的实力差距与日本的焦虑

回溯日本崛起历程及日美开战前夕背景可见，远东崛起国日本对体系现状不满，明确表示要改变现状。主导国美国拒绝这一要求，最终日美彻底交恶。可问题在于，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在于体系战争源于大国之间增长速度的差异。自1939年开始日本经济因为中日战争的持久化陷入停滞，美国则以年均10％的速率高速增长，194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约合92亿美元，美国则高达1000亿美元，作为崛起国与主导国的日美两国差距本应是随时间推移愈发缩小，然而在1940年日美两国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拉大趋势。

单从理论分析，日本领导层本不应该盲动引领日本对美开战。但是，综合思想史与政治史的既有观点，20世纪30年代利用“圣意”口实推翻政党政治，煽动社会舆论掀起民粹主义泛滥的军部政治已经丧失了作为责任理性者的政策回转空间，只能在强硬外交中激化原有的矛盾。另一方面，作为最直接的现实原因，日本石油自给率不足一成，几乎悉数依赖进口美国的原油。战备资源的匮乏也加深了日本的战略焦虑。

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海军已经拥有战列舰10艘，航母8艘，重巡洋舰18艘，轻巡洋舰20艘、驱逐舰129艘，潜艇67艘，其实力仅次于英美海军，成为世界第三强的海军。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日本海军现役航母数量达到8艘、美国3艘、英国0艘，日本海军具备航空兵方面的优势。但是海军高层也清楚这一优势仅是暂时的。

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后，美国的安全保障压力骤增，1940年7月1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两洋海军法案》，旨在1946年之前令美国海军总规模扩大70％。日本海军高层深感到日美两国工业潜力的差距，预估日美两国海军的战力比将从1942年对美七成、1943年的对美六成、1944年的对美三成呈直线下降，届时将彻底丧失在太平洋与美国对垒的资本。因此，唯有趁欧洲列强在亚洲殖民地的防卫力量空虚之机，消灭美国太平洋舰队，图谋在短时间内夺取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大米、橡胶、锡、石油等丰富战略资源，通过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尽可能地缩小日美间的差距，才具备持续作战挑战美国的可能性。

军部在围绕纸面计算出北进与南进的利弊得失后，明确专心致力于南进方针。1941年4月13日，日本与苏联订立《日苏中立条约》；5月，大本营海军部制定《对南方施策要纲》，要求日军进驻南洋；6 月 24 日，日本海军着手制定《关于促进南方实施文件》，指出对法属东南亚殖民地的权益要求；7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形势改变之帝国国策纲要》，最终确立了积极南进、伺机北进的基本战略规划。

在日本的咄咄进逼下，1941年8月美国针对日本施行石油禁运政策，日美两国彻底脱钩。鉴于日本的石油储备将在第二年耗尽，“油表已经成了战争倒计时的时钟”，最终迫使日本孤注一掷，选择对美发动偷袭珍珠港的作战，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也将日本送上了一条不归路。

（王鹏飞，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