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妇 与她的美术课
资讯

一个农妇 与她的美术课

GQ中国
2021年12月02日 09:12:19

“就这样,我去喀山上大学了。”高尔基在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第一句这样写道。 他在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里完成了自我教育。 一个高中肄业的村妇王柳云也完成了她的“大学”,在一间免费画室里。

因为贫穷,王柳云错失教育机会,辗转在售货员、裁缝、清洁工等职业中,直到50岁时偶然接触绘画。在画室,与社会边缘群体和失意者一起,她获得了某种“再造”的机会。之后,她出现在一所乡村学校,成为美术老师。在这里,和留守儿童们一起,她再次探寻,美术这门看似无用的课,究竟有什么用?

今年,王柳云在北京做清洁工,感觉困惑时她依然去画画。画画并不算件轻松活儿:每当人拿起画笔,开始描摹一个对象,就需重新建立自己对周遭事物的认知。在这种“重叙”中,痛苦有了颜色,欲望有了线条,而她再次感觉平静。

···············

消失的美术老师

北京东三环外,沿亮马桥路一带,是北京的第三使馆区,柏油马路宽阔,大树丰茂,只是偶尔,来办签证的人会在这里疑惑地闻到一些气味。百米之隔是安家楼村,每天,城市的体力劳动者们从拥挤的棚屋醒来,争抢水龙头与公厕,从城市缝隙再次流进城市。一个矮个头的女人也混在人群中,驾驭起她那辆大自行车总有点摇晃,她叫王柳云。

这位53岁的北漂在三环一写字楼做清洁工,微信头像是一张她身着红衣画油画的照片,每每有同事注意到,总揶揄问她:“那是你呀?”

大多时候她是个勤快话少的“阿姨”。上班时候她扫厕所,下班后捡废品,用一辆小板车拉到废品站,“耗尽体力”,让自己“少些妄想”。深夜回家,在逼仄的架子床躺下,墙上两幅油画又蹦到眼前,一幅意大利海湾,一幅山间梯田。

她还是会想起过去的事——前一年,她是河南一所乡村学校的美术老师。

从河南商丘坐车到柘城县,还要搭辆尘土满面的乡村公交,才能到那间平原上的小学校。在那里,她面对刚刚开始语言学习的孩子们,同样要回答一个问题:画画有什么用?

柘城是一个农业县,两年前才刚摘贫困县的帽子,当地的青壮劳力大多在广东等地打工,留守儿童多,普遍家庭情况混乱。王柳云教一至六年级,以及初三一个集中厌学孩子的“德育班”。

刚来时她很头痛,一到美术课,学生们要么准备了其他作业要写,要么拿闲书偷看,还有叫的、来回蹿腾的,“和自由集市无两”。其他老师习以为常:农村学校上美术、音乐、地理课,就是放羊。

德育班对美术课的冷漠尤甚。除了呆坐,他们大部分时间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王柳云劝了几回,说学点画吧,男生们说画有啥用,又不能换钱。

“中国有几十万职业画家呢。”

“那肯定轮不上我们。”

“你画张小画裱在自家墙上,或送给喜欢的小女孩多好。”她教德育班画海棠花,男生都画叶,女生只画花朵儿,只有一位矮小的男生认真画了树叶和花朵,王柳云对他大加赞美,一男生立刻毛腰跑上讲台,把电教视频上的海棠图切成美女广告,全班哄笑,又不想上课了。

校长张敏告诉我,从2012年,她接手这间农村学校开始,学校就没有过正经美术课。

一些从这里考出去、走进重点大学的孩子曾回来找张敏聊天,说起走出农村后的自卑。前年开始,她通过地方报纸、县电视台发招聘,也找亲戚邻居介绍,来的人一试讲就露怯,没人正经学过画。当地人上师范,很少人会学美术,艺术不赚钱,不能帮助升学,村里没有人去学,也没有学了绘画的人愿意来乡下教课。

校长张敏学医出身,也不懂艺术,但她总想,农村的孩子更需要美术课。

有次,张敏去一个在外办学的老师家,被满墙田园题材的油画吸引,一问,发现是个在附近做打扫的女人画的。她很快把画作的主人王柳云请到学校,学校领导、老师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这个女人古里古怪,总穿一身传统服饰,头发下一半剃成寸头,上一半扎成辫子,还没有文凭,高中肄业。但他们不久便住了嘴。

课堂上,王柳云发现,农村孩子不画画,大多是没自信,孩子但凡愿意画几笔,她就开口肯定。美术教材提不起孩子们的兴趣,她便问他们想画什么,再顺势引导。

五六年级的学生相对自律,而一二年级的孩子还像群野羊羔,会在教室里乱跑乱笑,但他们胆子更大,对王柳云说要画最难画的,她就教他们画一匹打滚的马。马再难画,也可以通过将困难步骤分解,一步步达到。最后大半孩子画出来了。

高年级同学提出要学画人物,于是,她在清晨操场晨跑时去拍了同学与老师的动态,将静态图投到投影上,一开始,同学们很无措,王柳云说,这和写作文一样,抓住每个人的关键点,有的眼望天,有的蹲下提鞋,有的慢吞吞,有的急于领先,她在黑板上分解步骤。

一二年级的学生从他们哥哥姐姐们那儿听说了画人,也非要画人。每次,一年级问六年级画什么,他们也要画,六年级听了要画更难的,她便用上细节复杂的芥子园画谱。一学期互相较劲下来,全校画了20几本书。

她还有意去除孩子心中性别的刻板印象。三年级的男孩子提出要画背枪吹号的战士,结果开画后被难住,反而是女生将神态、螺号画得很好,她着重鼓励。其他男生见此不服,便要画射箭的武士,于是下周全校都画武士。有一次,她得知一女生被男同学打了,正在落泪,她鼓励女生打回去。女生照做后破涕为笑,班上同学也笑了。借此,她讲女性应该不畏惧地做任何事情。

画班级的墙面板报,对学生们来说一向是特殊荣耀。有一回,王柳云要让几个画得好的孩子去更新黑板报,大家沉默了,她问原因,孩子们说,班主任一向指派固定的几个孩子画黑板报。她想:怪不得那上边内容久不更换,字迹都擦毛边了。

她便开始实施择良拔优,或轮值,并每周定新主题,学生们变得很积极。她想,原来学生们要的只是多一点公平。

对美术不感兴趣的孩子以为美术课就是画技学习,她给学生们讲,画画需要有感受力、观察力、忍耐力,有错即改的能力,空间与时间思维能力,概括与计算能力,且必须集中精力,才能在半节课中,完成那些有难度的构图。画难画,只有一部分人坚持画下来,王柳云便跟他们说,这就如同做人,人一生是独自渡河。

王柳云画的深圳一座山里冬天溪水退去后露出的石头。她儿时认过“石娘娘”,那时村里的穷人家为了孩子好养活,常让他们拜一处石为干娘。

一学期下来,校长和一些班主任交流发现,许多学生的科目成绩都提高了。小学生画完花鸟虫鱼,作文里句子的想象力都更开阔。学校评最喜欢的老师,大都喊最爱美术。

寒假将至,最后一节课,王柳云给每个班都布置了三个绘画主题,让三选二比拼。下课时学生们凑到画得好的同学前评论、分析,她满意地走下讲台,但她没想到那是最后一课。

这是她开始自学画画的第3年。

被重涂的命运

王柳云20来岁时看高尔基的《我的大学》,阿廖沙在贫民窟与码头完成他的社会大学。她后来想,自己的大学是在画室里完成的。

1、照着有感觉的实物进行写生。

2、不得临摹照片和他人作品。

这就是这间免费画室对学员作画的仅有要求。2017年,福建屏南双溪镇,王柳云领到画笔、画板与颜料,助教告诉她,可以开始了。

两个篮球厅那么大的地儿,农妇、工人、着装精致的白领,每人都紧盯着自己面前画架上的白板。王柳云找了个角落坐下,想起去年在电视里看到的一幕,紧张又发怵。

去年,王柳云还在台州下辖的县城宾馆做服务员。打扫完有时可以坐在空房间里看电视,同干的女人总看连续剧,而她专看纪录片。中央十台,一老农妇正画椅子和马灯,前几天一直无从下手,老师鼓动:“只要你画的是内心感受出来的,就是好的!”

到第7天,老妇画出来了。

“我如获至宝,神情振奋。”一会儿,有活干起身,回来她又继续看。

那一年,王柳云50岁了,“人生过掉大半”,正要最后一次逼自己“服命”。她出生于一个湖南的小山村,父亲天生残疾,“通身的筋扭缩如机器人”,几秒钟才能迈开一步。她3岁起就干农活,唯一希望靠知识走出大山。考上重点高中,读了半年,母亲告诉她,家里实在没钱了。

村里,她这样的故事并无稀奇,“一男孩比我大3岁,生得文秀,他一直努力读完了普通高中,还是回来种田,家又穷,过几年父母给他找了个傻兮兮的姑娘成家,这男的便不再说话了。只有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

课室里,她正发愣,助教拧了个破旧马灯放她面前,“你大胆地画,见什么画什么。”

她用熟褐色画马灯的灯捻与底座,一上午过了,死活看不出是灯座,她背脊冒冷汗。

“画错了的颜色与笔触,可以用你需要的颜色盖掉。”助教说。

人生走错的地方也可以涂掉吗?

16岁,辍学后,她回村种田、照顾病榻的父母,但不放过任何了解外界的机会:广播、报纸。20岁,她拿着攒下的5元钱出山,找在报纸上看来的农艺师拜师学技,然后回村种树,收入翻了县城上班的人好几番。之后,她免费教村里10来户人学种树,同时攒下第一笔存款。

短短三四年,果苗生意遍地开花,利润空间坍缩,这位别人眼里的老姑娘匆匆嫁人,又被家暴,所有存款被夺走。好不容易逃离那段婚姻,到女儿11岁时,她遇到现任丈夫老林,一个懦弱好脾气的农村老光棍,“他很幼稚,简单地还不如一只鹅。恨他一阵子,也平平过。”

在农村,男人没过人技术的,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到年老易落下病根,挣钱主力就落在老妻身上。老林盖房子把腰累坏了,王柳云在厂子里踩缝纫机,有一天,她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去医院检查出严重的心脏病,回家告诉老林,他眼一睁,没回应。

她本该对这样的沉默习以为常。“几十年里我孤独度日,遇到所有上班的女人,无一例外蜚短流长说是非,我的两个妯娌,打麻将,穿各种质差却价高的衣服,都与我格格不入。”

极少的空闲时,她去县城的图书馆和书店看书,争取半天看完一本书。那时只有俄国与苏联文集最多,开始时读不懂,她一字一词笔写口念,精华文段读两到三遍,然后走路背诵,思考它整篇如何布局,中年以后,浙江的新华书店里进了许多古文, “我最喜欢杜甫,跟他生活了很多年。”

画到第3天,山上下雨了,画室窗外,四面黑山沉沉,她画到晚上10点才收笔,牙齿也冻得咯咯发抖。沿着街边路踉跄回到住处,热水洗了脸和脚,她感到满足。

在画画中,人过往的痛苦也会浮现,人一生耗尽心思、反复修改,想画的物体却怎么也不浮现,比如,怎样画亮一盏灯?

助教提示她:“你想象这灯点亮后,黑夜里会有什么变化?”

先用大红色点亮灯捻,橘红的光明升起,周边弥漫起暗红,再远,画进暗夜。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她回想杜甫,杜甫命运坎坷,始终在暗流里寻找出路,她找到几种昏沉沉的暗色,将灯座的外围填满,这马灯画出来了。

一间哄闹的画室里,还坐着一些残疾人,他们通常由家人或政府送过来,看是否能为其打开人生新的通道。所有人追随着一个瘦矮个子的男人身影,那是画院创办人林正碌。

林正碌原本做买卖行画的生意,作为深圳大芬油画村的策划者之一,他将村里批量制造的名画复刻品销往欧洲,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来临。生意破产后,他与地方政府合作,转向公益美术教学。在这个福建的小山村里,他实践着一种特别的教学方法,不教绘画技法,只鼓励学员凭借感受直接下笔。

“老师,这个墙是歪的,可以吗?”一名坐在画板前的成年人问。

“在生活中,人必须遵循规则,但是在艺术里面,我们可以违背常理,画凳子一根短一根长,画人有5个眼睛,都没问题。”

他一旦出现在画室,鼓励的话语就像泉水四处喷溢,“哎哟太好了 ,又一个大作出来了!”或者,在驳斥一个带孩子来学画的父母:“你不要老干涉他画画!让他自己表达!”

一个叫徐立武的男人刚出狱,在镇上开台球厅。本来是带孩子来免费学画,老师让他也动笔,动了笔,受到肯定,这个中学时就因打架辍学的男人对绘画燃起浓厚兴趣。

不同于王柳云爱画山间诣趣,徐立武只画大尺幅的黑夜、空房子与小巷。幼时,他常被父亲冤枉,毒打,恨意无处发泄,便自己练武功,每天上山,踹一颗粗壮的树,如此经年累月,树有天倒了。此后,以恨意催生的暴力成了他立命的法则,然而恨意背面是被压抑的爱。每天,台球厅歇业后他就来画室,画到凌晨,一天不睡多少觉。许多人被他画中的情感张力吸引,买走不少。

今年9月,我也来到了王柳云学画的画院,若干间小室与大厅墙上,挂满了不同背景、经历的普通人的自我表达,那一幕对我而言是震撼的。作为一名美术生,我听过许多课堂,也走进过许多画廊,最熟悉的是人与人之间弥漫的互相审视的气息。数不清的讲座、学术交流、画廊、拍卖会与背后的资本,共同维系着一套为艺术区分三教九流的隐形规则,而底层出身的莆田人林正碌想打破这些规则。

有一个叫王珍凤的农妇不识字,酷爱画桃花,有好事者把她的画发到网上,与贵价艺术家周春芽的代表作《桃花》进行对比,两者画风略有相似,引起热议。

在画院里,一些词语组合开始流行——“脑瘫画家 ”“侏儒画家”。学画第7天,林正碌来到画室,看到王柳云的画——王柳云现在是“农妇画家”了。

许多买家钟爱她画的禽类。常常是几只草地上同色的黑鸭,或几只黑鸡,拧着头,滑稽地瞪着人。广州一个美术学院的教授称赞她的颜色、意境,这让她大为振奋。从北京来的媒体人吴阿仑觉得,她画中的农村风景有种少见的,未经矫饰的奇异的拙朴。在他的鼓励下,她第一次买了一部智能手机。

“2017年以前,我腿也坏了,心脏也快坏了,去学画时,为了弄懂山川河流、石头,地形兜转,树木于晴天阴日的光线变化,做了大量速写与笔记。作画时,人体自身是一套智慧系统,为了配合与达到指令目的,它逢山开路,对阻碍行进的环境进行改善或废除。我生命中的忧患、失意,统统抛弃。”

身上折磨人的病痛一同消失,“我自己给自己大学毕业了。”

层出不穷的“天才”

学画不到一个月时,从妻子的位置上缺席的浙江上岙村民王柳云等来了她的追责。丈夫老林借了路费跑来福建劝她回家,“村里人都在说你。”王柳云将丈夫骂回家,还是设法再推销些画,同时做点清洁工作,勉力支撑学画,也更勤奋。她常骑一辆自行车四处写生,有画友记得,她有时骑40多公里去一个村庄,出不起住宿钱,连夜骑回住处。

这一年,林正碌常向媒体介绍王柳云,在画室里给她办画展,但慢慢地,她感觉有什么不对。

2017 年,根据林正碌的出入登记,画室一年涌进过上万人,媒体的宣传让更多生活不如意的人找到了他们的去处。王柳云发现,来画画的人带着各自的问题前来,但画画只是他们尝试过的解决方式之一。“这几年,各地浮夸、膨胀之风盛行,城乡各路发烧男女,去学超乎寻常之课,做人上人。”她在日记里写。

许多画友热衷于北京一个成功学讲堂。一名吴姓画友打小努力读书,同样因贫辍学,这名苦命的女人把老家田地的租金约两万元全花在了课堂上,接下来,她回到画室,画了20来幅颜色混染的画,推销无果,再后来,她就从画室消失了。

这里最不缺乏的就是困境,但那些被盛情准备好的生活困境似乎并不能直接成为艺术。一名智力发育迟缓的男孩在画室爱上了一位因同情而对他多般照顾的中年女人,频繁联系后被拉黑,于是他开始不停地画裸女、交媾情节,还要挂到墙上,被助教们拦下。目前,男孩还在家里继续画画,有时还自己在公众号上写连不成语句的文章,但至少,他找到了和他人交流的方式。

也有来自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其中八成是女性——有不少是离婚无孩的中年女性,或退休的老妇人。绘画成为她们从家庭结构中解脱出来的契机,因此她们往往都显得非常享受现状。在绘画时,她们总是讨论起从前的家庭,并互相给予安慰。这些健谈、满足并富有同情心的女人,通常也是画室里最具经济实力的群体。

此外,还有些年轻面孔——许多厌倦职场的年轻人准备在画院扎根。退休的老妇人们常对这些年轻人忧心忡忡。

一名外地美术专业毕业的女人刚与一位上海男人结婚,正在上海一所中学教数学。她内心做画家的梦想还未熄灭,想辞职来潜修绘画——虽然她也同样苦恼于缺乏天赋。丈夫反对她的决定,她对王柳云倾诉,想离婚。

“有没有那种热爱你多年,而你全不在意的男孩?”王柳云问。

“有。”

“以心换心,你热爱画并执念追索多年,而画境与你擦肩而过,永远不在意你,这就是很多人追求所谓理想并痛苦的原因,但事实是,没必要!”女人回去了。有天给王微信发了句谢谢。

王柳云想不明白,她小时候想拼命逃离的山村,为何现在的年轻人要拼命跑进来?她80年代推销与购买种苗时,走遍了邻近十几个城市、村庄,记录山水,每次回村,她看待村里人事的观点都会有更新。她觉得“人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该多跨出去。”

这些一头扎进村里想做画家的年轻人,通常在老一辈人眼里“并不勤奋“,总是画一会儿就玩手机。一个叫陈辉的河南青年成了她的重点劝诫对象,劝了两次却快吵起来。

今年9月,我在画室拜访了陈辉,他从一所二本大学中文系毕业,怀着对“寻找净土”的希望去西双版纳工作,结果在工作中因应酬喝多了酒,落下面瘫的毛病,再后来找工作不顺,便想逃离城市,“我只想有真正开明的家庭、领导、同事,互相尊重、互相欣赏,哪里有呢?”

他在乡村尝试着建立一种更有自主性的生活,“走出都市生活的困境”,他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点——他给我展示他的画,一个巨人蹲在山间田地里,跷着大拇指,这幅画名叫《自信地活》。他参加过几次同学会,不少人都沉浸在买房、育儿的压力中,他记得同学对他有羡慕,“老陈过的才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在画院,他租住在山村一座老房子里,与一位来本地支教的老师相识,恋爱,育有两个孩子。目前,女友全职在家带孩子,他则做助教,月工资2000元,同时在自媒体上推销自己的画,疫情期间销量不佳,便反复打折。

一名叫曾伟的艺术教育从业者在这里开了4年书店,他发现,绝大部分把本职工作辞掉来画画的,最终都回去了。有的家庭全家前来,想以艺术启发心灵,解决夫妻矛盾,或亲子关系,结果“只是从一个困境钻进了另一个困境里”。

艺术评论家朱其曾前往画院,他在一次采访中谈到:“画室中这些农民画的成功之处可能在于,现在流行的艺术审美不要求精细,农民经过短期训练,恰好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带些表现主义和装饰主义,但再深入下去就画不好了。”

这也正是王柳云的困惑。她想拥有更多的技巧表达能力,但这里只能提供一种实质上与外界脱层的非职业教学,这里“人人都是艺术家”。2017年结束,不想活在虚幻中的王柳云收拾包袱回家了。

回望当年,她当年的同学里,继续绘画事业的只剩一些残疾人,当地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画室。我拜访了一个叫林苑松的聋哑青年,他在一间装着落地玻璃的小画室画画,阁楼睡觉,角落里的几堆画一直摞到屋顶。家人偶尔接他去景区旅游,他会拍上几十张照片,回来对着照片描。

他没有工作过,没什么朋友,也没有恋爱,家人很放心地把他放在画室,卖一张画能挣几百块钱。2017年,王柳云送了他一条捡来的流浪狗,想让他“学会照顾狗,其实是让他照顾他的心”。他养了两天,母亲来了,看到狗,用棍子打走了。

我看着满墙的画,4年里,他的绘画风格没有产生过变化,一色的青山绿水。画里从没有人。我在纸上写,你为什么不画人?他先是绽开一贯的纯真微笑,然后是茫然。

现在,“残疾人画室”成了当地的一种观光景点。

落入尘埃

很久以后,林正碌等人才知道,王柳云离开画室后的下一步,是去“行画与复制品画之乡”深圳大芬油画村拜师。“她这是要把自己的灵气毁了。”林正碌恨铁不成钢。

2018年,在大芬油画村,王柳云一边拜师学技,一边做护工、接些画照片的小活儿。在这样一所更加广博而复杂的“美术大学”里,她见到了各种守旧的或创新的技法, 人们“只为生存而画,为市场而活”。这里活跃着数不清的像她一样的人——同样出身底层,像工人砌砖一样苦练画技,其中,有人名扬,作品挂上了隔岸的香港中产家庭,更多人始终不得其门而入,落魄走人。一年见尾,王柳云清点手上的积蓄,又开始谋生路。她大概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只是继续精进的经费不够了。

下一年,画友介绍她在河南教美术课,并劝她:“就在这所学校工作几年(到退休)吧,别漂泊了。”王柳云也这么希望。上课久了,低年级的孩子们一见她,就围过来抱着叫妈妈。王柳云和这些留守孩童交流,家里穷的,长大一般想做生意,班里总被欺负的,便想长大当兵。有画得好的孩子,认真且天真地告诉她:“老师,我以后要做画家。”

她心情复杂。在深圳大芬村里见到的“不入流画家”的落魄一幕回到眼前。她对孩子们说,能成为画家当然好,但画画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做画家。“我从没让他们把艺术抬得高高,我不能误人子弟,我只一遍遍跟他们讲多元人生。“她告诉我。

校长张敏也常面对这种两难。在学校,有个唱歌好听的女孩,听任何歌,一两遍过后就能唱下来,张敏曾建议女孩初中毕业上个中专师范,哪怕当个音乐老师,学校愿意招她来上课。但女孩父母坚决反对。现在,女孩正在南方的服装厂打工,这并不一定是个坏选择。

在学校待了一年,王柳云最终还是走了。私立学校经费紧巴,按王柳云上的美术课数量,月工资只能发出1500元,张敏再自掏腰包多补贴1000元。疫情来了,学校开不了学,王柳云就没了收入。

这期间,丈夫又在农商借了一屁股债,王柳云只能跟校长请辞。张敏记得,走之前,王柳云反复问她:“如果我回来,你还要我吗?”张敏回:“我们中学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其实,描述我自己这样的人,社会上与我一类的,虽积极向上、努力勤恳,但终归落寞如秋草。”在北京,王柳云在安家楼旁乌绿的池塘边对我聊起她心中的不平。小池塘被铁网围起来,收100元一次门票费,专卖给钓鱼的男人,我们从铁网溜进去,这是附近少有的安静场所。

过50岁时,她突然很想写个爱情小说,把她脑海中对于爱情的想象写出来。她想描绘出她没有的东西。故事写到一半停止——她读到了余秀华的诗,“她把我也完成了。”

与老林的结合,“没有喜欢。觉得他应该是老实人。”她在浙江打工,为了给女儿上户口,感觉必须成一个家。当时,老林30岁出头,“头已经全部秃了,没能力没钱”, 同样难娶与难嫁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刚嫁来这个沿海村庄,这位山里来的女人决定去看海。自行车骑了五六十里路,她见到了黄色的海与泥浆。她常独自出门看山看水,也因此,女儿对王柳云后来学画的决定并不惊讶,“我觉得她很孤独。”

少女时期,追求她的人也有,她唯一思量是找能说上一句话的人,可是“煤矿里的工人打牌喝酒,你说那山梁上荞麦花儿很清雅,他说那东西味苦只给猪吃”。

老林更无话。他性格本天真宽厚,但自觉没本事,在家族里没有地位,他想赚钱,但不擅动脑筋,老干赔本买卖,养猪净亏10几万后,王柳云拖着他一定要去北京打工。

近退休的年纪去打工,每一分都挣的都是自己的养老费。夫妻二人的长年劳碌,熬出来的只有一幢三层新楼,夫妇常年手头没有积蓄,打工每挣回一点,就还楼债。农民对在村里造大房子有执念,外出赚了钱回来的人都盖大房子,还住破棚屋的人便自觉格外扎眼。王柳云一婚生的是女儿,嫁到这里后,也没有再生,那大房子更是要好好造的。

在北京,做保安要值夜班,王柳云常在自己工作之余给老林送饭,打开一个铁盒子,铺上新鲜米饭、腌肉、豆腐干、腌菜,满满一碗,至于她自己,扒了点昨天的剩饭,我闻,馊掉了。她有时吃麦片,那是写字楼里的白领要丢掉的。但丈夫不吃捡来的。

她对他好。但她不形容这是爱 ,“记得儿时看《燕归来》,年轻的寡妇自己用刀砍了块人形的大木头置床上。几十年没明白导演为什么如此编剧。现在,我知道了,他就是那块移动的木头。在一个家中,他挡流言避邪语,也当陪伴。”

王柳云与老林在北京安家楼出租屋

50多岁人了,她近几年莫名总做一个梦,是她小学同学。同学给她讲过一个故事,他爸煤矿上有个工友,很省俭,每回大家坐工棚里吃饭,他独自腌咸蛋下饭,一个腌蛋每顿只抿一点儿,有回,他在仔细刮蛋壳,一阵风来,吹落了蛋壳,掉煤渣里捡不着了。这位仁兄长叹一口气:“风吹腌蛋壳,退财人安乐,尔今弃了去,你乐我也乐!”

那时,王柳云性格活泼爱笑,“这个掌故把我笑得忘了寒冷,忘了艰辛。”说故事的男同学姓杨,下雪天在山路上等过她。她梦见,冬天守渔时,他跟她一块熬夜挨冻。

我们谈论爱情时,她正举着一根一米半长,比她还高的伸缩杆,和我一起走在一座大厦下。一周唯一的休息日,她从安家楼的家里带出这根杆子,以不协调的重量跨上自行车,驶上三环,再换公交,去给正在装修的楼层擦窗户。用空余时间擦一个星期,能挣200元。

她隔了一个月才要到这200元。

一平米的画室

在我与王柳云结识的一年中,像一栋不断着火的房子般,她总传来各种不幸的消息:为了多挣钱,她兼做护工、小时工,想做保姆又超龄,不断地被骗钱、克扣工资,能做的服务工种随着她的年龄与衰老的身体条件不断缩减,最后回到原岗位,还是月挣不到4000元。

今年,写字楼一近70岁的保安说喜欢她,毛手毛脚,许是她讲话难听,男人动了手。闹到领导处,领导却只批评了她。不良于行的丈夫和她同在一个楼里工作,为了保住他难得的饭碗,她没吭声。几天后,她睡不下吃不下,决定报劳动局。过几天我再问,她说:“算了,忘了这种仇恨吧。”坐在家里,她扇了自己几十个耳光,告诉我:“我不气喽。”

只有在画画时,她感觉尊严回到自己身上。6平米的房间,杂物包围后,中间只剩1平米空地。屋外整个不到100平的棚屋住了几十人,吵得“像一窝鸡一样”,但只要开始画画,“外面打雷也没事”。

她同时写作每幅画背后的故事,“海拔1500米的后峭,我像骡子一样爬上去,太陡,再艰险也要去走,就为看它千年前,张氏先祖在如此穷山恶水中,如何千辛万苦逃入这直崖般的深谷,没半脚平地。”

教育是双向启发的。过去她觉得生活太苦,不愿画人,在河南教美术课的一年,她闲暇临摹了清明上河图的300多个人物,用肢体动作为每个人写人物小传,每个人修改多次,“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学习”。

王柳云把刚画好的梯田风景挂在门框上方

我想起另一批人——2017年画室的各路“天才”们,如今也走向各方。9月,我在福建屏南双溪镇也见到了前古惑仔徐立武,他看着和4年前的照片一样英气,只是头发白了一半。在画室待了两年,他后来也因生计外出打工,但没再干违法行当。“一旦开始画画后,我跟他们(其他混混)就讲不到一起了。”

他的表现主义风格在一个夜晚过后发生改变。那时,由于他的不忠,妻子气跑,留下未足月的婴儿。每天夜晚,他要抱着孩子在房间走一个小时,孩子才能睡。有一晚,他疲乏极了,夜色浓暗,婴儿看着他,他也看着婴儿。他记住了那种眼神。

这是他最后一幅重色块的画——《父与子》。用一块布,蘸上黑色的油画颜料涂抹,再一点点擦出明暗,画面上出现一只如钢铁铸成的老狗,与一个坐在饭盆前的小狗,互相对望。老狗眼神迷茫,他觉得还有一丝愧疚。

之后,他有一个月的时间画不出画,再提笔时,画面上就充满艳丽的色彩。在一些专业评论者看来,从那时开始,他的画骤然变平庸了,而徐立武觉得挺好。

他成了个平庸的画家,同时又成了个不平庸的父亲。现在,他正跟着老石匠父亲一起在山上修墓地。他记得小时候,父亲常扛几百斤石头上山,家庭暴力成了压抑生活里的发泄。他在对父亲的恨意中徜徉10多年,现在,父亲已经太老了,他回了家乡。

见徐立武之前,每次有人对我谈起他时会叹气。但就徐立武自己而言,“干什么不能是艺术呢?”他说,现在他给墓室的石头上刻花,他喜欢创新,刻出来比父辈的好看多了。

有时候他修路,修完很满意,平平整整,“像艺术一样。”他说。

2017年,当时一同学画的同学里,还有个侏儒症的男性在做职业画家,但一时的红火熄灭后,画的销路受阻。徐很担忧,他发现,那位画师越来越重复,有一次还在画布上描了个神一般的意象,“神”发出照耀,让人容光焕发,徐认为,这是人对画走火入魔了。

我又想起在福建与曾伟的交谈,我们谈起,画画,对那些不再画画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画里,是由人去主导这个世界的,她能画成这样,是因为她内在具有这一部分东西,即使她以后不能画画了,那种东西依然会在。比如,你觉得这个人虽然没什么钱,但跟他成为朋友,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你画过画,它就会形成你生命轨迹的一部分,成为你整个生命的总和。”

我在福建画院时,见了许多当地村民,他们进画院学过一两招,忙完农活也会画画,描老虎栩栩如生,有邻居看见,以为是真的。那名被比周春芽的农妇,现在正在青岛乡下带孙子。2016年在网上爆火那一个月里,全国各地想来抢画的人几乎要踏平这间村屋的门槛,但据她女儿说,母亲已经不太想起这些事了。

已经入冬了。在北京已是两个年头,王柳云想起来自嘲:“一学画,仍贫而忧,又趴下赚钱,回到原处。”但总有什么是改变的了。

在河南教书时,王柳云观察到食堂剩食全倒下水道,便拿去喂鸟,一月余,每天有近千只鸟儿飞来食堂小花坛。有老师为鸟粪投诉,她便在例会上讲,浙江宁波大学住着上千只白鹭,树上、瓦顶,一地鸟粪,但师生们尽量包容。鸟粪自会随雨水零落入泥,而更重要的,是学生们从这里走出去,会更具爱心与融合力。

今年9月,我与张敏联系,她告诉我,虽然学校没人上绘画课了,但孩子们自发将喂鸟的节目延续到了今天。

应受访人要求,张敏、陈辉为化名

本文刊载于《智族GQ》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