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被“逼捐”的60亿 足够解决全球饥饿问题吗？

最近欧美商业大佬的新闻都挺有趣的。

前有社交网络巨子扎老师，将未来下注在听起来故弄玄虚、神乎其神的“元宇宙”上；

后有刚刚登上全球首富之位的马斯克，被cue掏出2%的身家解决全球粮食问题。

把两者放在一起，更显出这个世界的“荒诞”侧面：

当互联网大佬们已经开始畅想“新新人类”在虚拟世界放飞自我时，地球上尚有水深火热的同胞们，还面临严峻的吃不饱肚子的问题。

《赛博朋克2077》截图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戴维·比斯利，在节目中呼吁，希望马斯克可以捐出60亿美元用于应对全球饥荒问题。

这位官员表示：“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机构，现在要养活1.2亿人。由于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影响，我们正面临一次危机。饥荒正在敲响4200万人的家门，而解决这场危机将花费约60亿元。”

比斯利做客《新一天》

而马斯克先是要求世界粮食计划署应该准确说明60多亿美元将如何解决全球饥荒问题，之后还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发布了《七步诗》，展现出了“天花板级别”的公关回应。

一时间，大家纷纷猜测，马老师发的《七步诗》该如何解读？《七步诗》又该如何准确优雅地翻译成英语？

马老师转移得一手好话题，至于这一切起因的“全球饥荒问题”，已经无人在意。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就对饥饿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这场讨论最后甚至扩展到了社会政治的领域。

01

重新发现饥饿的英格兰

上世纪40年代，英国人本以为自己已经战胜了饥饿。

1933年1月，在英国正式宣布“英国人不可能因挨饿而死亡“后的第四年，《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和《每日工人报》（Daily Worker）两家左翼报纸发表了相同的内容——对明妮·威文的报道。

这个报道“打破了纳税阶层认为的英国没有人会挨饿的这种安逸和过时的想法”。

明妮·威文，37岁，是7个孩子的母亲，也是失业的乔治·威文的妻子。他们一家人住在伦敦东南部的一片新住宅区里。明妮曾试图用她丈夫领到的48先令救济金来养活全家。

她为丈夫和孩子们准备食物，但自己却饿着肚子，最终在给6个月大的双胞胎洗澡时昏厥而亡。

虽然病理学家记录导致她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肺炎，但同时也指出，如果明妮有足够的食物，就不会死亡。

病理学家总结道，她是为了她的孩子“牺牲了自己”。在验尸的时候，验尸官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每周用2英镑8先令来养活9个人，还要支付房租，这应该被称为挨饿。”

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明妮的死亡引发了一场关于英格兰的状况和其挨饿的公民是否能享受到足够福利的辩论。

这场辩论贯穿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并在40年代形成了一个富足世界的社会民主规划。

在北方“英格兰老工业基地”，艾伦·赫特发现了“残酷的现实，即在1933年，对英国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饥饿的英国，人们吃的、穿的、住的都糟糕极了”。而这一时期英国的纪录片运动也为呈现社会的饥饿状况提供了途径。

一些自称为“大众观察者”的社会研究人员也加入了当时义不容辞的北上博尔顿之旅，他们希望在那里记录一个“典型的”北部工业城镇的日常生活。随着你往北走，饥饿的面孔也在不断变化。

除了具有牺牲精神的母亲和无辜的孩子们，还有失业男人的身影。

失业男人不再被视为典型的马尔萨斯噩梦，也不再被视为家庭苦难的不道德的和懒惰的始作俑者。

正如一战前对饥饿的人道主义的发现是通过无辜的妇女和儿童来体现的一样，这些作品把失业者描绘为超出他们控制能力的市场和无法保证他们福利的政治制度的受害者。

02

缺乏营养，也是一种饥饿

在我们想象中的”饥饿“，可能是像《饥饿站台》一样，食物极度紧缺，人们为此疯狂争抢，失败的人只能饥肠辘辘等死。

事实上，人们逐渐发现了营养缺乏导致的“隐形饥饿”问题。

尽管营养学家早已建立了饥饿的技术定义，并且相信在战后他们的专业知识将会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但直到1931年，随着卫生部营养咨询委员会的成立，营养学家们才再度被迎回白厅。

委员会的第一份备忘录就按照卡思卡特和默里的男性营养需求值标准，将最低营养标准设定为3000卡路里和37克蛋白质，同时也勉强承认维生素A至D的存在。

而专家委员会却坚称，失业救济金无法满足最低标准的营养。他们并不是反对这个标准，而是反对这件事在经济上是可行的这一假设。

他们坚持认为，“考虑到消化、烹饪和心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意味着每天要吃8品脱稀饭，没有哪个人的消化道可以忍受这样单调的饮食。

在此后的几年，由于营养不良的认定扩展了饥饿的范畴，不仅关于“饥饿的英格兰”的辩论没有平息，营养知识也空前地政治化了。

1934年成立了反营养不良委员会和儿童最低营养水平委员会以提醒人们关注营养不良的规模以及对儿童造成的极大损害。

1936年，许多关于“饥饿的30年代”的文章发表——所有这些都大概估算出，英国实际上有一半的人口，即超过2000万人，是营养不良的。

到20世纪30年代，“营养不良”一词被广泛运用，用来描述那些遭遇各种状况的人。那些没有吃足够食物的人，体格低于“正常”或者当地“平均”标准的人，或是患有某种特殊营养缺乏症的人，以及那些营养健康未能达到最高营养标准或“最优”营养标准的人，他们都可能患有营养不良。

03

社会营养学——关于富足的规划

英国从来不缺少准备为富足的未来做规划的社会营养学家。除了反营养不良委员会和儿童最低营养水平委员会以外，为响应《周末评论》在1931年提出的建立国家规划的口号而成立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政治和经济计划委员会都成立了自己的营养专家委员会。

到20世纪30年代末，社会营养学家们已经确定，营养不良的主要原因是贫穷而不是无知，只有科学规划才能使整个社会达到最佳的营养健康水平。

这一转变的关键部分是要发现，尽管营养建议和教育得到了普及，但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饮食习惯依然如此根深蒂固并且拒绝改变。1938年，调查发现，无论收入多少，几乎没有人能够把握营养科学的原则，更不用说营养科学的细节了：65%的上层社会阶级和90%的下层社会阶级承认对营养建议没有兴趣。

随着二战的爆发，粮食部进行了重组。它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将社会与营养科学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整合饮食调查技术，应用社会营养学原则，去努力塑造人民的饮食习惯。白厅里突然挤满了营养学家，很多人不遗余力地推动一项科学的粮食政策的出台。

人们认识到，“纯粹的营养考量必须让位给民族习惯和传统”。

粮食部是政治和经济计划委员会对未来社会管理科学愿景的典范。它的公共关系司大部分工作都涉及如何唤起公众对营养的兴趣，并鼓励公民通过了解有关这个主题的媒体或去食品建议中心来改善他们的饮食。

现在，不仅穷人们，整个社会都成了这些干预措施的对象，这些措施通过广告来培养消费者想要成为营养健康和有生产力的公民的愿望。

04

世界性的任务

社会营养学家们并不认为重建社会是英国独有的问题。他们的愿景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建，从印度的民族主义政治，到战后欧洲的废墟，再到联合国粮农组织。

“饥荒”和“挨饿”绝不仅仅是为了成为新闻头条或是吸引人道主义关注而设计的华丽辞藻，战争使欧洲大约2亿人的饮食严重不足。希腊、克罗地亚、波兰和被占领的俄罗斯的城市工人阶级处于严重挨饿的边缘，而塞尔维亚、比利时、挪威和法国农民的饮食则严重不足。

1942年5月，人们开始呼吁英国基于人道主义向当时被纳粹占领的前同盟国提供援助。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的目的是给儿童、哺乳期妇女、孕妇和残疾人提供“可控的粮食救济”。

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技术咨询委员会一开始就招募了全国顶尖的营养专家，其中包括奥尔、德拉蒙德、奇克和霍普金斯，来支持这项人道主义事业。

战后，奥尔提议成立一个世界粮食委员会，通过该委员会来有效地控制市场，调节粮食的商品价格，购买剩余粮食建立储备粮或出售给有需要的人，并投资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技术基础设施和项目。

在奥尔的世界粮食计划田里耕耘

奥尔花了三年时间去世界各地游说为这个计划争取支持，但以失败告终。

1949年，当他因为自己的努力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他警告这些国家的白人统治者们，他们面临一个严峻的两难境地：

要么创造一个由对抗贫困的战争来衡量科学成就和经济实力的世界；要么创造一个在为结束所有战争而培育势力范围和储备武器的竞赛中浪费了原有优势的世界。

尽管奥尔的世界粮食计划变得支离破碎，但由于营养学家扩展了饥饿的范畴（不仅包括挨饿的人和营养不足的人，还包括营养不良的人），营养科学远不是将饥饿简化为卡路里、蛋白质、维生素和男性营养需求值的技术计算，而是引发了一场富有成效的全球性辩论。

社会营养学家们对营养不良的发现使饥饿的社会问题变成了一个更大的社会营养问题。也就是说，饥饿不再被视为穷人们的专属，因为现在全社会都面临着如何维持和改善营养健康的问题。

事实上，它使饥饿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而不仅仅是特定国家或地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