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国际合作与研究中心主任，GIP 秘书处北京办公室负责人程琳：转型金融与“一带一路”绿色投资

2020年9月22日，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 “双碳”目标。

为积极推动国家碳中和愿景和全球控温目标实现，凤凰卫视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于2021年9月22日-24日主办2021零碳使命国际气候峰会，主题为“全球碳中和与中国担当”。联合主办本次峰会的有凤凰网、凤凰都市传媒、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基金会)、大道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C Team)、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英国以COP26联合国气候大会主席国身份参与。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处代表涂瑞和、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主任贾峰、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总干事马可·兰博蒂尼等七十多位嘉宾参与峰会，就全球碳中和、企业气候雄心、绿色金融、能源转型、绿色建筑以及低碳交通等话题进行分享和讨论，旨在集聚各方资源，充分调动企业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为地方政府、企业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过程中，提供战略规划、技术应用、成果展示、知识分享及国际交流等多样化的指导和服务。

北京市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国际合作与研究中心主任，GIP 秘书处北京办公室负责人程琳在“中国绿色金融发展进程与政策趋势”主旨演讲中从转型金融与“一带一路”绿色投资两个角度进行发言。程琳指出气候变化会给金融行业带来的各种风险，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其中主要还是转型风险。针对金融体系面临的转型风险，程琳提出了四个应对方法：强化和统一绿色可持续金融标准、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风险分析、信息披露以及鼓励产品创新，包括发展转型金融。程琳认为中国已经有了一套基于现有框架的绿色金融体系，而且绿色金融产品的规模和市场已经初具影响力，但是发展转型金融仍面临不少挑战，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针对“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程琳指出“一带一路”地区也同样面临着转型风险的问题，“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从成立之初就是两个使命：一方面是鼓励加大在绿色领域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也是要鼓励减少在高碳领域的投资。

以下为程琳发言实录：

程琳：感谢WWF和PEC的邀请。不敢说我的是主旨演讲Keynote，但愿意和大家围绕转型金融、“一带一路”绿色投资有关的最新研究和成果进行交流，欢迎批评指正。

我的题目是“转型金融与‘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看似是两个不太相关的议题，实际上背后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正如刚才Rhys提到的，两天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演讲正式对外宣布，中国不再在海外新增煤电投资，除此之外，能源和煤电只是电力系统和海外投资的一部分，除了能源以外还有交通、建筑、制造业甚至与民生相关的大量项目，能源领域很多国家还有寄存的煤炭项目或者高碳项目，这些项目面临着比较大的转型压力。我们转型金融在国内有Context，国外也是一样需要进行转型。

为什么要讲转型金融？其实就是气候风险或者气候变化会带来的各种风险，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还是转型风险，尤其是自己的大量资产不是以物理的形式存在，而是以金融资产的形式存在，包括信贷、债券、股权等等，这些资产本身面临的物理风险是比较小的，比如台风、海啸、干旱、降雨，就像两个月前郑州发生的强降雨。对于金融机构来说，除了保险公司损失比较大，其他的金融机构损失其实是比较小的，所以对物理风险的研究是相对较少的，但转型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转型金融的概念和核心要素是什么？目前国际上对这些概念的研究都有哪些？我们在这个领域可以找到怎样的共识？目前为止我国发展转型金融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需要逐步完善哪些政策框架？就像刚才吕老师提到的一样，其实我们有多个角度可以进行完善，最后我会结合“一带一路”绿色投资最新开展的一些工作和大家分享相关的想法。

就像刚才说到的，金融行业面临的风险主要是转型风险，这些风险主要来源于几个方面。因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政府政策的调整，比如在海外不再投煤电，现有的所有与煤电相关的行业企业以及相关的资源实际上将来都面临着一定的减值风险，对于金融机构来说，这个风险就属于转型风险。除此之外，能源是比较多的，就像上面的路径传递表格，化石燃料需求下降、投资者需求增加，可能导致储量价值减少很多。现在有很多化石能源的企业上市公司价值是拿到总探明储量乘以现有的估值，总量就是总的估值，但如果各国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逐步增强政策和立法，导致大量的化石燃料不允许挖出来烧掉，即使挖出来也不能以燃烧的形式利用，可能导致估值大幅度下降。

不少人预计，到2040年甚至2030年前后就会有不少汽车生产商和制造商会逐步停产内燃机车，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进口石油的70%-80%都是烧掉的，将来这些石油需求可能就会减少，或者转换成其它的需求和使用，最后导致相关企业的股票和债权下跌，信贷质押风险和企业偿还能力也会恶化，进而产生一定影响金融体系的风险。

这些是典型的转型风险，对此，银行机构、资本市场和监管机构需要注重至少三个领域的风险：首先是转型风险，从意识上要面临提升的问题。转型需要在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内有序完成，后面我会讲到有序是什么概念。转型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得到持续的金融支持，如果金融机构因为面临转型风险而不愿意或者降低对风险的偏好，可能会过早、过快地Cut所有Financial Support，也会出现无序转型、制造金融危机。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过早或者过晚的转型都不是我们想要的转型。

刚才提到郑州的洪水除了保险公司之外，其他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和损失是非常有限的。为什么说保险？因为保险的资产端和负债端都会面临气候风险的压力。负债端主要是各种标的，比如汽车、楼房和各种家庭的家财险，这种标的在面临气候风险，比如沿海物业或者楼宇面临海平面上升的时候可能会导致被淹没，价值可能大幅度贬值，承保压力就会很大。现在相关产品的定价是在风险没有被量化或者反映到定价模型，也会导致定价不足。如果按照当前的价格水平测算未来的偿付能力会存在较大的缺口，这就导致在物理风险和标的端存在较大的物理风险。资产端也是一样，收到的保费为了保证能够偿付未来的各种风险，必须获得一定的保值增值，这是有相关法律法规的。

资产运用同样也要面临资产被投资端转型的风险，比如一家保险公司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不改变现有的风险定价的模型、公式和价格，资产运用端收到的保费又投资于各类容易受到转型风险的影响，那么就会面临双杀，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对保险公司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和研究转型风险的重要原因。

保险行业最早研究和应对气候风险其实也是始于欧洲，因为他们海上保险是比较发达的，海上有船运，所以研究得比较早，相关的模型和研究的进展也是比较多的。欧洲的金融机构基本上会从三个角度应对风险：发行大量的绿色债券，投资相关债券，发展可持续贷款，同时发起成立各种转型基金，这些都是有效地应对气候转型带来风险的各种工具。比如在设计这些金融产品的时候会将发行人的气候转型目标与融资成本挂钩，动员私人资本参与更多的气候转型，也对转型目标的发行人提供激励。刚刚吕老师也有提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是不是要把信贷支持与碳目标相挂钩，转型金融的产品设计和相关体制机制以及激励机制的设计过程中就会自然而然地把这些包括进去。

金融体系应对转型风险的常见方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里面有两个具体的案例。

强化和统一绿色可持续金融标准，中国和欧盟在绿色金融分类体系方面是走在前面的，目前英国也正在考虑制定全国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标准。标准是要更新的，就是本身面临的气候压力、风险和技术是在进步的，所以每几年就要更新标准。今年4月份人民银行更新了绿色债券标准，同期欧盟也发布了新的气候投融资相关更多的内容，也是模块化的。

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环境风险分析，不光是我们自己要说，宏观方面面临这么多风险，每家金融机构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权重和风险敞口，而对每一家公司来说都要进行单独的、跟自己资产负债表挂钩的环境风险分析，并出具相关报告，风险分析结果对后续制定发展政策、战略甚至调整资产负债结构都是非常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国内机构应该有五到六家，其中两到三家大型金融机构已经开展环境风险分析，并且发布相关成果。

再就是信息披露，做了环境风险分析之后还要把信息披露出来，这样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才能更好地了解被监管的体系和持有的金融资产将来可能面临哪些风险，也对他们做各种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最后一点就是鼓励产品创新，包括发展转型金融，这些也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转型金融的概念、产品和核心要素是什么？国际上对转型金融概念的讨论时间是比较早的，早在2019年就有相关产品出来，但目前国际上对核心要素和转型金融所要支持的内容仍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统一的共识。包括在G20层面，今年1月份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成立之日起到现在，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可持续金融各方对它的兴趣和关注度是日益上升，而且到了最后已经逐步爬到了比较重要的层次，明年也有可能成为新的重要议题之一，可见各方对它的关注度，这也会推动G20成员和相关研究机构以及国际组织对绿色金融的具体内涵进行一些更清晰的定义，并且达成更多的共识。

去年12月，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对转型金融发布了一个手册，也是比较概括性的，没有太多的细节给投资者和发行机构进行认证，所以现在还不能像绿色金融产品或者可持续金融产品那样有一套非常细的Taxonomy供发行机构Follow或者Verify Against。发行人需要支持气候变化相关融资计划，没有明确相关融资计划到底相关到什么程度，什么叫做支持气候变化，比如刚才吕老师说的2个亿的资金支持具体项目，其中只有5000万元用于气候变化相关目的，占比只有1/4，也就是25%，具体应该怎么统计，背后能不能单独发行产品，也是需要大家逐步细化的领域。

为了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尚未提供低碳替代品的部门作出重大贡献，从而满足支持转型需要的相关活动，看似有很多的限定词，但实际上对投资者来说需要的是定量，所以仍然是需要大家把这些High Level Consistency变成Quantifiable Volume，目前较长时间还没有明确，可能还有大量产品、技术和转型路径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才能实现。

图中是转型金融的五项原则，摘自气候债券组织提出的五个原则，就是对转型金融产品，尤其是转型债券大概需要符合的五个原则，各方也没有形成共识，但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需要符合1.5度温控目标的碳排放轨迹，主要是减排用的，1.5度目标是宏观的，但具体到项目和企业层面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如何确保减排项目能够真正和1.5度Aligned，Offset不算，然后是以科学为基础，就是Science-based Target Initiative，需要和具体的项目相结合，不是特别的具体，而且目前也是有一些讨论。争议比较多的是技术可行性优于经济竞争性，各方反应不一，比如技术可行性，即使技术可行，可能也不一定都是Available，最先进的技术在实验室，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如果只是技术可行，经济上没有竞争性，可能导致转型过程中出现虽然表面上转型成功，但产品卖不出去，价格过高，可能导致丧失市场机会，短期内可能面临更大的转型压力，比如员工可能失业，就有悖全部的SDG目标，刻不容缓的行动也是需要量化。

基于这些原则，我们提出了至少三个可以进一步细化的方向：发行人融资条件要与绿色低碳转型目标挂钩，相关转型经济活动要有明显或者显著的减排效应和可靠的转型路径，三个原则下还需要更细的阐述，具体内容我们后续会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发布。发行人提出的转型目标要符合可衡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原则，这一点和人民银行即将出台的低碳转型支持政策工具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要有“三个可”，我们这里也有提出MRV。转型金融产品设计要配套的激励或者惩罚措施，惩罚也可以叫做负激励。

整体而言就是一个Incentive Mechanism，这是为了更好的Pricing，如果不能很好地让投资者、融资工具和发行方进行很好的认可和识别，也不能有效地推动市场的转型，因为整体来看实现气候目标，大量的资金还是需要私营部门承担。现有的研究证明从中国来看，未来三十年左右要想实现双碳目标，我们的总资金投资需求包括气候投资和绿色投资，各方的预测大体上就是100万亿以上，有些是100万亿，有些是接近200万亿，马骏老师带领的团队把所有与环境、气候变化相关的Green Investment，包括气候、低碳和绿色相关的投资都算在内，2050年中国需要总量超过450万亿的投资，后续会有更多的成果向大家发布。

符合上述定义和标准的转型金融产品最早在2019年就已经面世，这里我们没有把它叫做转型金融产品、转型债券或者转型贷款，也是因为定义不清晰，所以我们只能说是与转型相关的金融产品。NAFMII今年4月正式推出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但可持续的范围比较广，里面既包括环境也包括气候，所以这里与气候相关的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国发展转型金融实际上有机会也有挑战。机会就在于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基于现有框架的绿色金融体系，这套体系从2015-2016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初步成形，而且绿色金融产品的规模和市场已经初具影响力，所以从现有的政策情况来看，我们既达到了Mainstream也达到了Offshore。但我们也注意到了绿色信贷或者绿色资产总额占银行体系的比例仍然较低，截止到今年第二季度，我们绿色信贷余额刚刚超过13万亿元，与我们整个银行体系的资产相比不到15%，这里写的是超过12%和超过80%，就是贴标的问题，有些虽然符合绿色，但并没有真正贴过来，而且还有一些资本市场发的债券也是同样的道理。比如我们发行了大量的国债，尤其是疫情以来发行了很多疫情特别国债，实际应用到与绿色、环境、气候变化相关领域的资金也是比较可观的，我们自己测算下来也是超过10%，但这一块也没有算进来。整体来看，这个量还是要稍微大一些，但占比仍然不高，也就是说从反向来说，我们需要进一步把这些绿色与净零目标相关的进一步扩大，非绿理念的投资和信贷资产进一步往绿色、净零和双碳目标靠拢，这个挑战和压力是非常大的。

由于转型金融中的企业目前属于高碳企业，无法获得融资，可能导致以下后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转型成功就会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裁员、影响金融稳定、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即使勉强用自身收入维持运营，如果无法获得新的资金支持也有可能会导致长期维持高碳排放，增加碳排放，双碳目标无法实现。

基于刚才提到的，我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绿色金融体系，发展出了全球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而且有明确的碳达峰和碳中和两个目标支撑和指导后续绿色金融或者可持续金融、气候金融相关的发展路径，但挑战还明显有很多，这里列出了两三个：支持率还不够，包括所有转型项目的数量和类别有限，大量可用于转型的项目尚未包括在绿色项目中，今年开始我们又对绿色项目进行了一批更新，除了一方面是把与清洁煤炭利用相关的项目剔除之外，我们还有现在最新的国内其它两个绿色债券目录进行统一，也与国际上的一些做法更加一致。概念和产品仍处于发展阶段，各方对此的共识还比较少，我们的转型市场也存在无法可依的状况，就是转型金融没有列入现有的任何一部法规，所以这一块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

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和质量有待提升，虽然我们在绿色的披露方面做了很多，但在风险方面做的还不是特别到位，与国际上的差距也主要是在这里，相比TCFD主要还是在风险尤其是气候敞口方面目前做的不是太多，但我们也非常清晰地看到今年7月份人民银行以金融标准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金融机构开展环境信息披露的指南》，基本上和TCFD思路一致，为金融机构开展环境风险相关的披露做好了准备，而且提出了具体要求，甚至后续也留下了与国际相关标准衔接的空间，所以未来还有比较大的升级余地。

建议方面就不细说了，我们提出了两大类，但具体内容有将近十个建议，整体来看，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都需要努力，研究部门也需要做好相关的准备。

最近我们刚刚在尝试梳理转型的过程中有几类关系，其实还需要进一步理顺，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关系就是金融机构和转型企业之间风险的分担问题。因为转型风险目前还没法量化，也无法让风险在金融机构、投资者和相关转型企业之间进行合理的定价，无法量化也无法定价，那么金融机构就觉得我的风险是没法Pricing，贷款利率是4%还是5%说了不算，收得太高会导致转型失败，收得太低将来会面临一定的系统性风险，所以这是需要逐步理顺、研究和量化的。

创新金融产品是刚才我们建议中的一部分，也是和刚才提到的概念一样。推动低碳转型过程中有许多技术路径尚不成熟，安装和使用成本还比较高，也有大量的技术处于研发的过程中，或者是在研发已经完成，但在大规模推广使用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新增投资。最重要的是，这些转型实际上还涉及到金融或者资金无法解决的问题，举个例子，煤炭企业、电力行业要往可再生能源领域转型，需要新的投资，同时需要土地，需要解决税收的问题，需要解决上网的问题，需要解决上网电价的问题。我们觉得金融占的比重其实不高，甚至也不是转型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最重要的，也就意味着需要大家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转型，也要避免转型过程中出现任何无序情况。

刚才提到各种激励机制和各种配套措施，也就是说六个建议里面，真正和金融相关的只有几条，大部分内容比如土地供给、能源消纳、碳排放交易、监管、财税的问题，我们建议中央政府搞一个绿色转型基金就是为了承担风险，所以在市场上无法对转型风险进行合理定价之前，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能不能就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的转型提供一个担保基金，能够把风险先降下来，然后再推动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转型，这也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

最后我们再聊一聊“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刚才提到转型金融是我们国内目前或者接下来一段时间重要性不低于绿色金融的重要议题，我们也预计目前转型金融的发展态势也是非常高的。“一带一路”地区同样面临这个问题，虽然我们已经正式宣布不再新增海外煤电投资，但他们已经有既有的煤电项目，如果没有持续的技术支持可能会面临成本上升的问题，而且会有新增的电力需求，这一块应该怎样满足？我们一方面在宣布不新增煤电投资的同时也提出要加大对他们可再生和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从成立之初就是两个使命：一方面是鼓励加大在绿色领域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也是要鼓励减少在高碳领域的投资。GIP本身是中英合作的典范，也是绿金委和伦敦金融城在2018年底共同发起，到目前为止共有40家正式签署机构和12家支持机构，屏幕上列出的就是所有成员名单，目前这些机构持有和管理的金融资产总额超过49万亿美金，这些资金应当是“一带一路”地区建设和发展，包括绿色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他们也同时会带来大量的能力和技术需求，所以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资金需求。

就在十天前我们召开了GIP第三次全体会议，也是以线上线下的形式举行，并且在会上我们发布了第二次的年报，年报的主题就是Stepping Into Net-zero Era与净零进行结合。全世界已经宣布碳中和目标的将近50个国家和地区中有一半都来自一带一路地区，而且这个数量目前还在增加，所以他们的需求本身也很大，我们为了满足他们本身的绿色需求也需要我们通过工作组的形式向他们提供更好的金融产品，给我们的成员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提供更多的方法和工具，同时也给他们做好更多的环境风险分析，包括转型风险分析。

图中是我们自己在去年为自身更好的发展提出的一个中期发展目标，叫做Vision2023，和中期目标相比，七个量化指标已经有五个实现，剩下的两个分别是因为信息披露原计划今年达到一半以上，开展TCFD信息披露实际上还差8%，到报告时没有实现，但实际上今年还有几个计划是在年底前实现，整体来看目标是没有差得太远。另外一个相对比较远的就是棕色资产的披露，这一方面表明国际上在棕色标准的定义还是存在着一些分歧，所以我们也打算未来在这个领域帮助我们的成员更好地开展环境信息披露，尤其是与高碳和污染性行业相关的企业。

最后基于今年和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于我们年报的整理和在能力建设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也为我们后续继续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方向和指引，至少在四个领域，继续加强气候相关的风险管理，识别管理和量化。对碳密集型资产进行信息披露，这一块的披露前提是要定义名不正言不顺，所以要先讲清楚什么是碳密集型产业，GIP成员或者广泛的范围内就这个产业的范围达成一致。发展转型相关金融产品，创新金融产品，帮助他们进行气候转型。最后是探索气候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协同作用，生物多样性今年也是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同时可能成为明年G20的议题之一。一方面今年是CBD第十五次召开，另一方面是海洋与之相关的议题也在金融机构内部得到了大量的升温，不少金融机构也包括中资金融机构这两天还在发行新的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金融产品。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