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郑永年：讲好中国故事 世界性和中国性不可分割

核心提示：

1.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世界范围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一部分。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的国际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

2.西方为什么会妖魔化中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受一些反华的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讲中国故事的方式也要反思一下。我们讲故事的目的是要人家认识我们、接受我们。所以，我们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里来讲，要求同存异，同的东西多了，异的东西就少了，那么人家就接受你。

3.美国和西方媒体一些人注意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对华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就是把什么样的问题责任都推给中国，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如果不做一个理性判断，就顺着他们互相叫骂的话，反而促进了他们的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4.世界问题是普遍性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中国方案来解决普遍性的问题；但同时也不要忘记中国问题也是可以找到世界方案的。世界性和中国性这两个方面是完全不可分割的，这就是事实。

5.西方经常会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分开来，就是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挑拨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集体，这跟他们以前围堵苏联共产党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6.第一个百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革命、到发展，跟世界密不可分；第二个百年，更密不可分了。现在要分都分不开了，因为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中心。我们不能学习美国，越来越没有世界观。如果太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以后中国这个世界大国也不好做。

凤凰网香港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陈笺。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了，在这100年的历程中，共产党在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在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有怎样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下一个百年，中国如何能够屹立于世界舞台，携手共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呢？相关话题，今天陈笺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知名学者郑永年教授来做详尽的解析。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郑教授您好！7月1日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您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的一个政党？为什么能让中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呢？

郑永年：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现在很多人都说共产党成功的秘诀，我是觉得其实共产党也没什么秘诀。共产党从革命到建设都是公开的，那么大的国家哪有什么秘诀？但确实（共产党的成功）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我觉得我们理解共产党，首先就是要有几个区分，非常重要。

第一个区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跟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民革命不一样。农民革命取得政权以后所做的事情和共产党所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这个要区分开来。

第二个区分，要把中国共产党跟其他那些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政党，甚至像苏联东欧那些政党区分开来。

我个人的研究心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我们要看到近代以来的巨变，就是以两次鸦片战争为标志开始，西方到了中国以后，中国传统政权被西方近代政权打败以后，我们就开始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跟这个大的国际环境分不开的。一个是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都跟五四运动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河南省郑州市，纪念五四运动，车长在公交车里办图片展。来源：视觉中国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要理解中国共产党，尤其是要理解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如果不看改革开放前面的30年，你理解不了；如果不看49年以前的这个28年，也理解不了；甚至要看整个近代，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整个国际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一定要搞清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世界范围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一部分。

也是因为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西方社会对我们现在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中国完全是孤立状态，对西方世界毫无影响，跟外边的世界毫无影响，那西方世界不会有什么意见，不会有任何的看法。所以五四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故事一定要讲好。

同样道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这个故事要讲好。实际上从经验来看，上一波全球化是从1980年代的美国里根革命、英国撒切尔革命开始的，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促动的。当时如果不是邓小平先生开启的改革开放的话，这一波全球化就不会展开得那么迅速，就不会造成人们所说的“超级全球化”。可能正是因为中国跟西方的结合，这波全球化就演变成“超级全球化”，我们是在这波全球化成长起来的。也是因为这波全球化，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

▎1993年，广东深圳，邓小平画像下，正用大哥大通话的行人。来源：视觉中国

现在我们讲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大家都努力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从中国各个地方的故事讲起，讲中国共产党的各个地方故事。这当然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确实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国际背景；我们整个改革开放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始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背景。理解了国际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因为我们成功不成功，是比较而言的。一方面你比较自己以前、过去，假如说我这几十年比过去更成功了，跟自己比较是成功的。现在我们自己说站在国际舞台中心了，靠近国际舞台中心了，我们是跟其他的政党在比较，我们是成功的。所以我们也只能通过比较而言，说我们是成功的，通过比较而言，说我们为什么能。

例如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共产党和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二战以后，很多国家的独立运动都是政党领导的，包括像拉丁美洲、非洲、中国邻近的亚洲国家，它们反殖民地主义的独立运动都是政党领导的，没有一个国家不是政党领导的。但是有些国家甚至比中国还独立得早，为什么那么多发展中国家，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国家没有几个发展得好的？有些就六七十年代发展了一阵子，但是以后又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

▎巴西圣保罗贫民窟 来源：视觉中国

我觉得十九大有一个提法很好，就是说我们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为那些既想得到发展同时又想求得国家与民族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另外一种模式，即中国模式。比起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成功了，中国发展有目共睹。中国又是独立的，没有变成西方的制度，或者其他的制度，又发展又独立是中国模式的特点。拉美国家到现在为止还是依附性发展，拉美学者、政界讨论了几十年如何改变这个依附性发展模式，到现在也改变不了。

面对西方妖魔化，我们要反思“讲好故事”方式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郑教授您刚刚深入浅出地给我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有什么特点，是如何成功的。您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并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不但有中国性也有世界性。尤其改革开放之后，正是因为向世界开放了，融入了世界的大家庭，我们也有契机，发展得更快，国内完成了脱贫，这是在国际上也是非常瞩目的一个成就，同时中国也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问，当我们感受到中国今天的成绩是因为制度的优越性时，为什么西方却对中国产生了恐惧感，甚至对中国的制度妖魔化呢？

郑永年：西方妖魔化叫骂中国很多年了，共产党从一开始就被人家叫骂，甚至可以说骂声中长大的。有一点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不能轻视西方的叫骂。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开始就跟马克思主义有关系。从历史上看，西方第一波围剿的是什么？是欧洲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当时马克思的时代是西方原始资本主义时代，然后马克思开始了社会主义运动。当时的西方国家合力起来围剿马克思主义，这是第一波大规模地围剿马克思主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社会内部，西方国家后来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福利社会，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像德国、北欧社会就比较明确。

▎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 来源：视觉中国

西方围剿的第二波是围剿1917年10月革命以后的苏联，因为苏联那时成为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代表。整个美苏冷战就是西方围剿以苏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国家。80年代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就是当时西方在围剿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的产物。到了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就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

现在西方开始了第三波围剿，针对的是中国，因为现在中国成为了共产主义的代表。对苏联他们赢了，苏联解体了，他们现在开始围剿中国。接下去一段时间，我们会有非常严峻的挑战，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肯定围剿中国。

西方为什么恐惧中国？这要实事求是地看，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对于一些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反华的而且反共的人来说，中国怎么说他们都会反对的。这一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任何国家都会有强硬派，都有以另外一个国家为敌人的这一帮人。但是客观地说，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的不了解、误解，导致了它对中国的“恐惧”。我上次看到一个民调说，大部分爱尔兰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推翻颠覆爱尔兰的民主政治，这个就是无中生有的，如果你客观地稍微看一看，就根本不是这样的。

那么为什么西方民众会这样想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受一些反华的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讲中国故事的方式也要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就从常识开始说。假如说你跟我有点像，非常相近，我就喜欢你；你跟我太不一样了，我一点也接受不了，我根本不认识你，大家就会产生恐惧感，大家对陌生的事物都会产生恐惧感。我们要讲中国故事的目的就是让人家认识中国，喜欢中国，接受中国。

我们有时候说可以搞熊猫外交，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谁都喜欢熊猫。我一直在想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那么好的故事，我们从那么穷的一个国家变成第二大经济体，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80年代初人均GDP300美金还不到，到去年将达到11000美金了。我们过去40年8亿多人口脱贫，十八大以来现在不到10年1亿多人口脱贫。所有的这些数据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奇迹，我们的经验故事那么好，但是为什么没说好？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给西方找到共同的地方，我们要张扬跟西方共同的地方，我们要淡化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

▎1600只纸熊猫“快闪”泰国曼谷。来源：视觉中国

但是我们现在讲中国故事时，很多是刚好相反，为了突出我们的与众不同，我们的“uniqueness”，就是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跟你不一样”。但实际上，中国跟西方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例如说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一样的，只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一点中国特色。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的政治经济跟美国的政治经济是不一样的。英美国家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德国叫“社会市场”，人家也不一样，但人家有没有强调不一样呢？包括我们的政党体制，一方面（和西方）是不一样，但我们也有一样的地方。我们政党体制尤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也是容纳了很多普遍性的东西，老百姓的政治参与是不是普遍性的东西呢？我们的政党的公开、透明是不是共同的东西呢？

所以我们要把中国放在世界地图里面来讲，我们要求同存异，同的东西多了，异的东西就少了，那么人家就接受你。以前中国离世界舞台比较远的时候，人家对你看不清，你长得到底怎么样？人家也不在乎。现在你站在世界舞台中心了，大家希望是我认识的“人”，不是我一点不认识的“人”。所以我们讲故事，目的是要人家认识我们，接受我们。

习近平总书记这几年特别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什么意思？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大家都有共同的命运，都是一样的人。我们都在追求我们所认为的那些普遍性的东西，都是为了发展民生、政治参与等。我们也是这样，实际上我觉得可以把故事讲成什么呢？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就是以中国的方式在追求人类的普遍性的价值。如果这样讲，大家就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接受。结果我们把自己刻画得好像凶巴巴的，就是说你们认同的东西我一点不认同，这个就背道而驰了。那么现在的效果也得到了，对不对？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郑教授，我作为一个媒体人，做了几十年的媒体工作，我们从多年前就一直在思考如何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您提出要反思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能太强调我们的个性，而是要多讲共性。如何改变西方社会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感观和认知呢？

郑永年：我一直在说，要讲好中国故事，我们还是要“三个回归”：要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回归理性，这个非常重要。西方现在一些人恶意地妖魔化攻击中国，中国人民当然很生气，必要的回击还是要的。但是我们不要期望，好像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就是互相对骂就能骂出来的。我个人的感觉是，西方越离谱，越不照顾事实，我们越要坚守事实，因为事实是最后一道底线。如果西方不照顾事实，你也不照顾事实，那大家就是互相泼妇骂街了，毫无道理了。西方有些人有意地有选择性地把中国的叫骂放大，反而越对他们的国民产生恶劣的影响，基本事实一定要照顾好。

▎BBC在报道中国时的“阴间滤镜”。来源：网络视频截图

再者，中国孔子的教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妖魔化我们，我们不喜欢，那么你如果妖魔化人家，人家也不喜欢。最近美国和西方的民主制度经历着严峻的治理危机，但是我们有的人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去妖魔化西方的整个民主自由体制。

中国是文明国家，中国怎么改怎么学美国，也不会变成美国的体制。中国向美国和西方体制学了很多东西，但目的是为了把自己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理性。

美国对华政策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我很认同您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好的传统理念、金句，但是西方社会却看不到，而我们似乎越来越“美国化”。是不是中美在有些地方还是挺相似的，不知您怎么看？

郑永年：你说的特别对，我在很多年以前就说了，中国如果崛起了，但中国如果变成另外一个美国，那么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灾难。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有好感，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不一样。

这次七国集团他们提出一个中国“一带一路”的“替代”，我说这是中国的机会来了，不是说对中国的威胁。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产生背后就是因为西方已经不成功了，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路线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不发展，而我们的“一带一路”就是补这个缺，通过基础设施发展来促进当地经济。如果七国集团也从经济上跟中国竞争的话，那是中国的机会，中国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方式比西方的方式更有效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怎么样心平气和地来看这个世界，决定了我们会如何找得到去塑造我们的话语权的方式。有的人太情绪化了，一看西方所做的东西好像就是跟我们作对。现在社会上的阴谋论越来越多，反正美国人欧洲人做什么都是针对中国。你如果这样，那么就变成美国了。美国人现在看中国就是这样，中国做什么都好像都是针对美国的。

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最近在6月份在Foreign Affairs发表一篇文章，我觉得他的反思很好，美国把什么东西责任都推给中国。美国和西方媒体一些人也是注意到美国对华政策的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对华法西斯主义的特点就是把什么样的问题责任都推给中国，好像自己就是好的。

我们要注意到，在西方的历史上，法西斯主义往往跟西方的民主是结合在一起的。希特勒的、墨索里尼的、日本法西斯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不做一个理性判断，就顺着他们互相叫骂的话，反而促进了他们的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西方很多人也在担忧他们所谓的“战狼外交”，担心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中美关系，而是西方内政。他们害怕“战狼外交”会助力西方内部的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因为这种情绪正符合了极端反华力量的目的。

如果我们想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去对骂了。我们应当向全世界人民、向西方人民指出，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中国实际上是一种法西斯主义，不仅不会解决美国内部的问题，反而会导致像一战、二战那样的大灾难。所以我们要从世界的格局来考虑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从世界的格局来考虑我们如何回应美国的问题。美国不理性的时候，你也不理性，美国有情绪的时候，你也情绪的话，那问题就糟糕了。

世界性和中国性不可分割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确实，就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情绪发出来，这是本能，如果能够把情绪压下去，才是智慧。您说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已经有政治人物批评政府的对华政策了，这样的文章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看到，以前更多看到是特朗普的叫嚣，大家就会觉得代表了美国的所有。其实它的政客也好学者也好都在反思。

您多次提到要把中国的故事说好，您认为中国经验是成功的，但被世界误读是因为“中国叙事”话语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原因何在？如何提升？

郑永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也一直在思考。我在想西方是怎么向其他国家讲故事的？我们说现在话语权掌握在西方那里。在西方明明是具有特殊性的东西，但是它会假装成普遍性。它是一种从世界的角度来讲故事，从人性最基本的常识来讲故事，没有那么高深没有那么玄妙的东西，很朴实的。

最简单的就是他们以前传教士讲《圣经》的故事，那是最简单的，就是平常的生活。从法国革命以后讲的故事，就说法国革命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好像都是符合人性的故事。

▎当地时间2019年7月14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一广场举办美食活动，庆祝法国大革命230周年。来源：视觉中国

我是觉得讲故事就要“回归常识”,我们明明可以讲好的故事，为什么讲不好呢？实际上脱离了基本事实，就是像你所说的不(像)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专挑一些好故事讲，反而讲不好故事，因为人性它本身是多元的。

比如，他们塑造的上帝多么神圣，但人们对上帝的看法都不一样。有多元的观点来看上帝，大家才觉得是一个真实的上帝。如果只能是某一个人界定的上帝才是上帝，那就不是上帝了。正因为上帝的多元性，所以上帝也是发展的。我们就喜欢一个很刻板的，一就是一，就没有二了。只能讲一些好的故事，那么这个反而不真实，所以我们要回归基本事实。我们的故事多好，但为什么讲不好？还有就是要找到普遍性的东西。西方很特殊性的东西，他要讲得非常具有普遍性，讲着讲着就普遍了；我们本来可以普遍性的东西，但我们只强调特殊性，讲着讲着好像我们就是非常特殊性的东西罢了。

简单说一句，我们要讲世界的故事，世界观里面必须有世界。但我们现在讲故事的时候，世界观里面的世界越来越少越来越小，甚至没有了。很多人说民族主义情绪、民粹主义情绪一来，就变成“我就是世界”，那就讲不好故事。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所以讲故事并不只是一个技巧问题，而是要清楚自己国家是在世界舞台上一份子，是吗？

郑永年：是的。前段时间中国网络上做吃的那个女孩李子柒，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因为这是真实的，这是普通的生活。她做的东西，我也去网上看过，特别中国性，是特殊性的东西。为什么大家在里面看到了它的世界性，它的普遍性？就是因为它真实。

▎李子柒 来源：网络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是呀！真实的，才能打动人心。您最新的评论文章里也提出说“中国问题世界化”和“世界方案中国化”这样的一个观点，怎么样更好地去理解？

郑永年：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至少近代以来，甚至实际上更早从佛教来到中国以来，中国跟世界一直是不可分的。我们现在强调世界问题与中国方案，这个非常对。世界问题是普遍性的问题，但是我们找到了中国方案，用中国方案来解决这个普遍性的问题。

例如扶贫，贫困是人类最普遍最头疼的问题。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中国扶贫40年8亿多人口脱贫，这个表明，反贫困这个世界性问题和普遍性的问题，我们找到了中国的解决方案。但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问题，我们也是可以找到世界方案的。

例如共产主义革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就是中国问题世界方案。中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党共产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80年代以来，我们解决“贫困贫穷社会主义”的问题，就用世界方法来解决的，发挥全球化和市场的作用，处理好政府跟市场的关系，都是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到了中国又具有中国特色，邓小平先生把中国的市场经济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界性和中国性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的，完全不可分割的，这就是事实。

但是我们在叙述过程中，世界性就没有了，国际性就没有了，光是一个中国性。所以为什么现在西方世界不理解中国？因为我们光强调一个中国方案，没有强调我们中国方案是来解决世界性的问题的。

西方现在就害怕了，很多西方担心中国方案就是要替代西方的东西，要替代西方的制度，要颠覆西方的民主。但实际上，哪有这回事情。这就是我们没有强调中国性和世界性的辩证关系，中国性和世界性是一个互相的关系，我们没有把它解决好。

讲好中国故事，要从基本事实、人性出发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要把握好辩证关系也很关键。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在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时，具体来说应该怎么样增强亲和力以提升他人的认受度呢？

郑永年：我们首先回顾一下，环境为什么恶化？中国跟西方互相叫骂，互相对骂，恶化着中国和西方关系的环境。我们必须客观地承认，在话语领域西方比我们具有比较优势。

这不是说，我们一点优势都没有，而是说西方比我们更加有优势。美国现在90%多的人对中国不友好，当然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对美国有负面的看法，两边的民众都表现为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简单地说，民族主义就是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别人。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叙述的时候要强调世界观。

最近为什么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又红起来了？我以前也读过，现在也读。大家再去读一下就会知道为什么美国人会喜欢。这本书对西方影响很大，不仅仅是中国人喜欢。因为美国人看到当时在延安一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的人类普遍性的价值，以中国人的方式，以艰苦的方式来追求，他们在这本书里面看到了他们所想要的东西。

▎《西行漫记》 来源：视觉中国

我们现在讲的故事，无论是我们自己讲的故事，或者西方学者讲的中国故事，西方民众根本找不到所需要的东西，反而找到了很多不喜欢的，这就是叙述方式的问题。

如果是美国西方越不能照顾事实，我们越要照顾事实。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更加开放。

我看西方媒体里也有一些西方人自己在中国走走看看写的故事。我觉得他们讲中国故事里面，如果75%讲的是好故事，25%讲的是坏故事，就足够好了。但是我们现在要求太高，必须是100%的好故事，哪怕是有1%不好的故事并且也不是那么负面的，我们就接受不了。这个就不是真实的故事，这只能是“天方夜谭”了。所想象的东西，你怎么讲人家也不信，所以我们那么多的好故事，为什么越讲人家越不信呢？我们在这故事里面附加了故事不应当附加的东西。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样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其实这不是用什么语言的问题，也不是讲述故事的技巧问题，而是要有人性化的考量，就是让人的内心能够产生一种共鸣，并不需要刻意去讲述一个完美的故事，是吗？

郑永年：讲故事就要基于基本事实，简单地从人性出发，从常识出发，没有那么高深的道理，没有那么多的意识形态，也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价值系统，就是一个基本人性的问题。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我们经常留意到，美国或者西方经常会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给分开来，您认为这是对我们体制的不认可呢？还是故意挑拨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呢？

郑永年：这是两个层面的，一个就是挑拨层面肯定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以前围堵苏联共产党也是一样的，就是要从战略上，从意识形态层面打败中国。我刚才强调了围堵苏联共产党是西方围剿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波，现在针对中国的是第三波，但他们使用的技术是一模一样的，一定要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挑拨中国共产党与其领导集体。以前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苏联的，这样对待其他不友好国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

▎反华学者郑国恩 来源：网络

第二方面，我是觉得也确实是我们也没有把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当然也是有必要的，例如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这些。但光讲这些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讲到这个行为背后的逻辑是什么。现在我们是说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时候，给大家的感觉就是能就是能好就是好，好像天生的天然的，那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还是要搞清楚。

“共产党是什么？”本身还没有讲清楚，很少有讲得清楚的。从比较的角度，例如我刚才说能不能把中国共产党跟发展中国家的政党、跟东欧苏联的政党、跟发达国家的政党做出比较，从政党的角度来说明什么是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故事就很少很少，大家都是在说“我在做什么、我做了什么”的故事，结果有些故事反而讲得不好。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其实我们环顾全球，现在中国的退休养老金制度也在不断完善提升，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在不停地往后推，其实这点差距是越来越明显了。中国确实各方面都好起来，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也不太不愿意出国留学了，觉得我们国家是最好的，外面的世界对我来说也不那么好奇了，也都是对国家的满意度提高了，是吗？

郑永年：即使是在中国的医疗社会保障领域，就可以讲一个很好的有关共产党的好故事。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故事只集中在共产党如何推动了医疗改革。但为什么共产党有动力去做呢？我们没有把共产党的理念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五四运动以后，为什么接受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跟中国以前传统的古代的大同社会的理念高度一致，那么共产党背后的理念就是这个。从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到现在“要走共同富裕”道路，都是共产党的理念。如果明了这些，大家就知道了共产党为什么会往这个方向走，做那么多的事情，花了那么多的钱去扶贫，花那么大的钱做社会保障。实际上，西方人想知道的那个部分，我们就不讲了。

放眼下一个百年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对，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尤为重要。那么最后，我想请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下一个百年开始，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与世界共同富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呢？

郑永年：从理念层面我们是非常确定的，因为在世界层面，我们要共同富裕，包含在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容丰富，包括“一带一路”，我们怎么样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来分享我们的经济成果？美国以前有一个“睦邻政策”，那么中国在睦邻的后面还讲了“和邻”要和平，还要“富邻”。如果一个国家富裕起来了，其他国家都是穷的，你这个国家不会安全。就像一个村里面一家富裕起来了，其他都是穷光蛋，你会安全吗？你可能整天睡不着觉。所以这个“富邻”概念，就是让其他国家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中国实际上在往这方面走，“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这些都是我们在尝试各方面的实践。

第一个百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革命，到发展，跟世界密不可分；第二个百年，更密不可分了。现在要分都分不开了，因为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中心了。

所以我是觉得更需要国际观，这方面我要强调一下，中国不要学美国。以前你看美国人走向世界，它非常有国际观的，但是美国后来越来越没有国际观，美国大部分的国会议员没有护照不出国的，他哪会有世界观？

当我们从一个穷国走向富国的时候，我们会有国际观，因为你要向人家学习。等到成为一个强国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防止我们的世界观里面世界性越来越少。像你刚才说了年轻一代，一方面我们国家富裕起来了很好了，觉得外面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想出去了，那么这是自然的。所以现在的人们自觉的爱国主义，自下而上的爱国主义就是情绪很强烈，这一方面是很好的。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如果我们太以中国为中心了的话，世界观没有了，以后中国这个世界大国也不好做。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今天非常高兴能请郑永年教授跟我们详尽解读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大成就背后的理念和原因。当我们感受到国家体制优越性的同时，为什么世界会对我们产生误解？最主要“中国叙事”有待提升，而且说好中国故事也不仅仅是方式方法的问题，还有一个逻辑和理念的问题，只要把握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中国的成就便能为世界所看到，也会得到世界更多的认同。谢谢您，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