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推二孩政策被批作秀 低种姓人群将受冲击

如果印度北方邦 （ Uttar Pradesh ） 是一个国家，它所拥有的2 .25 亿人口将使其成为世界人口第五大国。

为了稳定住该地区爆炸的人口，北方邦的行政首脑、来自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下称印人党）的约吉·阿蒂提亚纳特（Yogi Aditiyanath）最近发布了一份2021年到2030年北方邦人口政策草案。草案提到，将在北方邦推行“二孩政策”。

〓 北方邦现任首席部长约吉·阿蒂提亚纳特

与中国的“二胎”、“三胎”政策是放开生育相反，印度的“二孩政策”旨在控制人口，引导民众不要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

该法案称，推出限制人口措施是由于北方邦“生态和经济资源有限”，因此“迫切需要让所有民众都能获得食物、安全的饮用水、体面的住房、优质教育、生计机会、电力等维持人类基本生活的必需品”。法案强调，必须控制和稳定国家人口，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分配更加公平。

据印度《印刷报》报道， 这份草案 提出未来为女性提供更方便的避孕措施，建设更安全的堕胎系统，降低婴儿和产妇死亡率，并提供更好的教育、照护等服务。

《印度时报》提到，这份人口政策草案希望到2026年将北方邦女性的总和生育率降至2.1（世代更替水平），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妇女一生预期生育的儿女数为2.1个。而到2030年，希望将这一数字降到1.9。为此，北方邦还提出了一个口号——“两个孩子好”（bacche do hai acche）。

草案还包含了许多鼓励措施。比如，遵守规定的家庭将有机会优先获得房屋建设用地批准和税收减免。独生子女家庭能得到进一步的鼓励，比如孩子能得到升学和公务员考试的优先录取权。相应地，那些超过两个孩子的家庭则会受到“惩罚”，比如限制他们的社会福利保障配额、禁止申请公职、禁止参加公共选举等等。

这份草案一经发布就招致广泛批评。《印刷报》刊文质疑北方邦政府为何在执政了整整四年之后才推出这样一个法案。“该法案听起来合理，但出台的时间令人怀疑。”文章认为，约吉是为了2022年即将到来的北方邦议会选举，用人口问题来煽动族群政治。

这一判断和许多反对党人士与社会人士一致。反对党国大党的北方邦领导人、前印度外长萨尔曼·库尔希德（Salman Khurshid）直言，这是为了选举的政治作秀。他还质问，印人党的许多领导人敢公布自己有多少子女吗？

〓 北方邦本地政党“社会主义党”党魁阿克列施·亚达夫和国大党主席拉胡尔·甘地。

人口问题成为印度的负担了吗？

对印度来说，人口问题一直被认为是现代化路径上的阻碍。

尤其是增长的人口被认为会摊薄社会财富的增长，并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和就业压力。建国初期，印度经济计划的设计者们认为人口年增长率会在1.2%左右，但1960年代的人口普查证明，这个数字实际上达到了2.4%。

莫迪政府长期将印度教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同时作为政策卖点，人口问题也成为近年来其展现自己对未来愿景的着力点。

2019年的 独立日演讲上 ，莫迪提到了计划生育问题。他向那些“维持小规模家庭”的印度人致敬。演讲后，负责为经济改革提供支持的印度国家研究院（NITI Aayog）多次召开会议讨论计生问题。到了2020年，媒体还曝出，莫迪曾计划修改女性适婚年龄。

〓 印度总理莫迪

作为传统农业大邦和人口大邦，北方邦的土地面积与广西相仿，却有两亿多人。该邦经济水平在印度国内排名靠后，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不到邻近的德里首都区人均GDP的五分之一。

根据2016年的印度政府数据，北方邦的总和生育率为2.74，高于全国平均值2.18，远高于生育率最低的喀拉拉邦（1.17）。北方邦周边的比哈尔邦则是全印最高，达到了3.4。2020年发表的一份 评估报告 显示，全印人口从2020年到2036年会增长约3.11亿，其中19%来自北方邦。而到那时，北方邦人口总数将达到2.58亿。

据《商业内幕》新闻网站7月12日报道，北方邦政府提出的计划生育法案目前仍在公开征询公众意见，将一直持续到7月19日。完成意见征询后，该法案将被提交至北方邦议会审议，而后才可能成为法律。

无独有偶，莫迪曾经担任首席部长的古吉拉特邦也在考虑推行类似法案。7月印度联邦议会召开期间，印人党议员也会提出有关人口管控必要性的法案。

不过，人口问题到底多大程度上会成为印度的负担，仍有不小争论。2020年12月公布的第五次全国健康调查数据显示，印度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耶鲁大学环境学院的 一份报告指出 ，印度近年来的人口增长其实比之前预计要慢，总和生育率的降低也比之前预计要快。大部分的邦在2021年都将总和生育率降到2.1上下，除了包括北方邦在内的五个最穷的邦。

按照目前的测算，印度人口会在2060年左右达到17亿的峰值，然后缓慢下降。这个趋势和全球是同步的——除了少数国家之外，全球的出生率都在下降。人口增长依旧会在未来一段时间构成环境压力，但增长不会无止境持续下去，这和一国的经济发展、卫生状况以及国民受教育水平都有关联。

这一趋势下，许多人认为，不需要进行如此严格的人口控制，因为限制往往是无效的。《印度教徒报》 举例称 ，先前一些邦尝试过类似的两胎制度，不允许超生的人参选公职，结果一些人选择离婚后以单身身份参与竞选，完美地绕开制度。

〓 北方邦在准备进行产检的几名妇女。

低种姓群体将受到更大打击

更多人看到，北方邦2022年的选举会是一场“大战”，面对印人党，本地政治力量将迎来最后一搏。而“二孩政策”正是印人党推出来进行选战动员的。

在印度，人口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发展问题，也是族群冲突和族群政治的动员工具。印度独立前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就常常提及生育问题，散布关于人口问题的不实传言，比如印度穆斯林生育率过高，将会取代印度教徒成为主流族群等。

过去数年，印度的政治力量围绕人口问题有许多辩论和争吵。印人党的政客和亲印人党媒体就经常暗示，穆斯林群体生育率过高。时任畜牧、乳品和渔业部部长基里拉吉·辛格（Giriraj Singh）曾在2019年的世界人口日 发推 呼吁，取消生育超过两个孩子的人的选民资格：“在印度，人口爆炸阻碍了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资源的和谐。这其中有个原因是宗教性阻碍。”这话明显在暗示穆斯林群体对人口爆炸负有责任。

但这种指控其实有误——在穆斯林聚居的克什米尔地区，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2.0以下。曾任当地首席选举官员的库拉西（SY Quraishi）在接受《今日印度》采访时 表示 ，全印范围内，穆斯林人口的生育率确实比印度教徒高一些，但即便按这个速度，“穆斯林人口要花600年时间才会超过印度教徒人口”，而总的来说，无论是什么族群，整体生育率都是在下降的。

另一边，在北方邦，有本地穆斯林政治人物反对新的“二孩政策”，认为这是在煽动对穆斯林的仇恨和偏见。这些意见随即被印人党的政治力量抓住把柄，反驳对方搞族群政治或不认同印度。来自北方邦政党社会主义党的穆斯林议员拉赫曼（Shafiqur Rahman）因此 被媒体攻击 。

不过，各族群的政治人物中都有借助这一议题做文章攻击其他族群的现象。同属社会主义党的穆斯林议员麦哈穆德（Iqbal Mehmood）在日前对贱民阶层“开炮”，抨击是他们缺少工作才酿成了人口爆炸。

由于媒体过于关注族群政治，以至于忽略了计生政策背后的种姓要素。 数据显示 ，全印生育超过两个孩子的女性中，39.5%是属于“其他落后阶级”（OBC）的印度教徒；21.6%是属于表列种姓（往往是贱民）的印度教徒；13%是穆斯林；11.6%是印度教高种姓。

“其他落后阶级”和表列种姓是北方邦政治中的两大票仓。“其他落后阶级”这一表述来自印度政府1979年成立的“曼达尔委员会”（Mandal Commission）。该委员会旨在筛查印度社会中有哪些中下阶层人群较为落后，并主张为他们提供补贴。

〓 疫情中，孟买的一名妇女。

曼达尔委员会的报告在1990年辛格政府时期转化为预留席位政策，公职体系中27%的位置理论上留给这一群体。在北方邦，这一群体是社会主义党的主要支持者。而感到自己的权益被挤占的贱民阶层则投靠大众社会党（BSP），和前者分庭抗礼。印人党在“二孩政策”中主张限制这些人群投考公务员，事实上会形成打击落后种姓群体的效应。

与此同时，这恰恰呼应了印人党不断鼓吹的现代化旗手角色。7月15日，莫迪视察北方邦圣城瓦拉纳西，为新落成的金刚菩提子会议中心剪彩时发表演讲，大谈印人党执政给北方邦带来的政治社会变化。他赞扬说约吉的执政是“发展主义”，而不是以前那样的“兄弟叔侄主义”，意指北方邦的其他政党大搞裙带关系和帮派政治。

约吉政府的新议程多少也是试图改善因为疫情而被沉重打击的政府形象。在此前的疫情中，约吉政府由于反应不够及时，调配氧气不力，让北方邦成为德尔塔变异病毒的重灾区。印人党迫切需要在这个人口大邦重新展现出亲民的形象。

印度曾经失败的计生政策

计划生育在印度现代史上并不新鲜，“二孩政策”也不算激进。早在1970年代的英迪拉·甘地时代，印度政府就推出过激进的大规模绝育计划，因为手段过于强硬而遭到大规模政治反弹。

当时政府发明了许多计生口号，比如“我们两个，我们的两个”、“两个或者三个就够了”。在高峰期，该政策交由英迪拉·甘地的小儿子桑杰耶·甘地主持，各邦纷纷为此订立指标。1975年，为了博取中央政府的好感，北方邦将年度计划绝育数从40万提升到了150万。

〓 英迪拉·甘地和其子桑杰耶·甘地。

手段最激进的当数首都德里。尤其在1976年到1977年，英迪拉·甘地在全印推行紧急状态，大幅加强中央政府权力。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更加激烈的生育控制，据估计，紧急状态下约有八百万印度人被绝育，其中大多数是男性。在当时的德里，绝育证明甚至和免费医疗、礼物、土地分配与住房分配等政府资源直接挂钩，以至于出现了买卖绝育证明的黑市。

大规模的绝育工程随着英迪拉·甘地的下台中止。其后印度一直没再进行过强硬的生育控制。另一方面，生育计划的主要责任也从男性转移到了女性身上。

〓 1976年，印度大规模绝育手术中的一名男子。

印度健康管理信息系统2017年-2018年的数据显示，在与北方邦相邻的比哈尔邦，有性生活的女性中，只有1.1%采用了安全套避孕。其他4%采用了宫内节育器，0.7%采用了口服避孕药。另有2.8%依靠伴侣的体外射精避孕，而男性伴侣输精管结扎术无人采用。

这意味着，在如今的印度，绝大部分的避孕计生责任都落在女性身上。印度卫生部2016年的 数据显示 ，和上次调查相隔的八年中，印度男性的安全套使用比例降低了52%，输精管结扎术的采用比例降低了73%。研究机构IndiaSpend的解读是，男性承担避孕责任的意愿降低了——对不少印度男性而言，输精管结扎意味着剥夺男性气质，而安全套则意味着会降低性生活的质量。

印度女性并非不愿避孕，根据IndiaSpend的研究，哪怕没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女性也了解基本的避孕办法。2017年到2018年在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一带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15到49岁有性生活的女性中，94%的人至少知道一种避孕方法。但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在使用某种方式避孕。

女性为什么不愿意采取避孕手段呢？调查结论是，其中最大的顾虑（15%）是避孕手段带来的副作用。尤其是常用的宫内节育器可能带来更严重的经痛、出血等情况，因此一些女性甚至在装上宫内节育器后又重新拿掉，导致继续怀孕。从2008年到2016年，北方邦女性宫内节育器的放置量从143万降低到了107万。

这意味着，如果印度政府对生育的调节仅仅是选举动员或社会管制的一环，无法满足女性的需要并回应她们的顾虑的话，最终的实际效果一定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