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000万到0 中国如何消除疟疾？

又一种传染病在中国消失，这次是疟疾。

6月30日上午8时，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正式宣布，中国已经消除了疟疾。至此，疟疾这一曾每年致3000万国人发病、30万人死亡的传染病终成历史，中国也成为30多年来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首个获得无疟疾认证的国家。

〓 2021年6月30日上午8时许，世卫组织宣布中国被认证为无疟疾国家

这也是中国境内消灭的第四种传染病，此前三种分别为天花（1961年）、脊髓灰质炎（2000年）、丝虫病（2007年）。

“中国的成功来之不易，是经过几十年有针对性的持续行动才取得的。随着这一宣布，中国加入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行列，向世界表明，无疟疾的未来是一个可行的目标。”谭德塞说。

想要获得世卫组织消除疟疾认证并不容易，这需要一国以严格、可信的证据证明，过去至少连续3年内，由按蚊引起的本地疟疾传播链已被阻断，该国同时须展现出防止疾病再次传播的能力。

中国从2017年起已经连续4年无本土病例报告，并于去年11月向世卫组织正式递交认证申请，此次通过认证可谓实至名归。

但这仍比许多人预想的迟了很多。毕竟2015年，屠呦呦就凭借在抗疟创新疗法方面的发现，为中国捧回第一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不过，正式宣布消灭疟疾后，中国的防疫工作远未结束，甚至面临类似新冠防控的多种挑战。

目前，全球每年仍有超过2亿人患病，90%以上均在非洲，耐药问题日益凸显，有效疫苗仍待研制。每年由非洲输入中国的疟疾病例近3000例，不少都是返乡务工人员，加之传播该病的蚊子仍在国内存活，如何外防输入、内防扩散，也是疟疾留给中国的一大挑战。

〓 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感染疟疾，出现寒战和高热交替出现的典型症状

每年近3000病例由境外输入，疟疾防控遇类新冠挑战

目前，全球仅40个国家和地区获得了世卫组织无疟疾认证，每年仍有超2亿人染病。

就像新冠一样，只要疾病仍在流行，人员如常往来，传播媒介依然存在，各国仍将暴露在风险之中。

“新冠疫情使大家知道输入病例的可怕，现在也要防止疟疾输入。”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所长周晓农所言，本土疟疾病例清零后，如何拦住境外输入，是中国直面的防控挑战。

某种意义上，这与当前内地新冠防控“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情形相似。

世卫组织在一份工作文件中指出，云南省南部与老挝、缅甸和越南等3个疟疾流行国接壤，是防范疟疾输入风险的一个主要关切点。

早在2010年中国宣布消除疟疾的国家政策时，云南省就拥有数量最多的具疟疾传播风险的县。受当地气候条件影响，云南的雨季非常适宜蚊子滋生，当地还生活着多种可作为疟疾寄生虫载体的蚊子。

同时，云南省还与3个疟疾流行国接壤，其中来自缅甸的防控压力一度很大。2011-2019年期间，缅甸是中国境外输入疟疾病例的最大来源国，每年近5000病例均来自该国。

为此，当地一些过境点以多种方式向当地居民宣传患疟疾的风险，一些学校也在课程中包含了有关疟疾防控的内容。

此后，疟疾境外输入的主要来源国逐渐转向非洲。

目前，全球每年仍有超过2亿人患病、40多万人因疟疾丧生，其中90%以上的病例和死亡均发生在非洲。周晓农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近年中国每年约有2500-3000例境外输入疟疾病例，96%都来自非洲务工人员，这一数字远超常人想象。

有研究显示，广西、江苏、河南、浙江、安徽等均为非洲输入病例大省，疫情源头多来自加纳、安哥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等疟疾流行国。

由于非洲以恶性疟为主，治疗时机短，稍有延误就可能引发严重后果。2019年，就曾发生过上海一企业高管赴非十几天不幸感染疟疾，回国后因抢救无效去世的案例。

以广西为例，2009年起，当地疾控人员发现，输入性疟疾疫情随赴非务工人员的增加而快速上涨，甚至一年翻一番，2012年还有3人因耽误治疗身亡。

那时，在加纳淘金的中国人中，就有至少1万人来自广西上林县，感染风险极高。有报道称，到加纳淘金的上林人，几乎90%都会染上疟疾，有人得了病就自行去药房买药。

但2013年6月，加纳政府禁止非法采金，多名中国公民被扣押后，大量务工人员开始返回广西，仅上林县就有7000多人返回。中国疾控中心等派出专家帮当地筛查时，一下找出1000多例疟疾感染者。

〓 2013年6月，从加纳返回广西上林的多名务工人员被确诊感染疟疾

据周晓农回忆，其中有一例回国后未回广西老家，而是去了外地亲戚家，其间他发烧了，差点晕过去。后来他得知广西正在筛查疟疾病例后，赶忙回家，很快被确诊给抢救回来了。得益于当地筛查响应工作及时迅速，输入疫情未能扩散。

“本土疟疾病例消除后，防控策略肯定要变。”周晓农说，消除疟疾前，主要对确诊病例周围人群进行筛查，确保每一个疫点都要搞干净，现在的策略则是早期发现，精准防控。

早期发现即输入病例一进国内，出现症状了，就要在24小时内发现，及早诊断。精准防控则以县级为单位，根据疟疾传播风险分为四类，风险等级越高的地区，平时需加强监测，相对来说风险较低地区则与海关合作，强化入境人员的监测。

“这样进行分类指导，应该说目前的工作比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要求质量还要高，坚持做下去的话应该能维持本土零病例。”周晓农说。

向非洲主动出击

据了解，受新冠疫情影响，随着入境人员减少，2020年我国疟疾输入病例也锐减至1000例左右。

但紧闭国门绝非防控良策，有时也需主动出击。

“非洲的疟疾就像埃博拉一样，假如非洲控制好了疟疾，那输入我国的危险也就少了。”周晓农说，中非抗疟合作对中非双方均有利，未来应继续加强。

世卫组织全球疟疾规划主任佩德罗·阿隆索也有类似观点。2021年2月，世卫组织发布《2020年世界疟疾报告》数日后，他即在出席首届中国与国际发展论坛时提出，现在正是中国应当考虑扩大其在全球疟疾防治参与度的关键时期，“特别应把重点放在疟疾负担高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这些国家仍然深受疟疾之害。”

〓 云南一名医生在疟疾快检试剂盒上标注采样信息（来源：WHO）

《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近一半人口生活在疟疾流行国，发病率虽有所下降，绝对病例数却没太大变化，其中绝大多数病例都集中在人口增长极快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多达2.15亿人，每年还有约38.4万人在那死亡。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来华履职前，曾多次前往非洲国家工作，他亲眼看到疟疾所到之处可谓“生灵涂炭”，仍有许多孩子无法获得蚊帐，即使发烧也得不到检测和治疗，只能在病痛中死去。

他记得2000年在南苏丹工作时，他曾同苏丹人民解放军一位指挥官讨论如何让娃娃兵退出部队，但后来突然发现，这位指挥官就像失踪了一样，根本找不到人。大约一个月后，一名下属告诉他，这位指挥官得了疟疾，一直治不好，常启德马上联系同事送来药物，这才保住对方的命。

“当时疟疾非常危险，他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带来的药品就是青蒿素，是中国生产出来的。”常启德认为，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后，用传统药物和现代药物相结合解决了巨大的问题，不仅使中国取得巨大进步，青蒿素的全球推广为世界抗疟工作带来了很大成绩。

有趣的是，这位从疟疾中幸存的指挥官，就是当今的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马亚尔迪特。

除了对外援助青蒿素等药物和药浸蚊帐，中国还曾在30个非洲国家建立了30个抗疟中心，培训当地医生，帮助建立分子流行病学实验室网络。

2014年，中国又开始在坦桑尼亚试点，将早发现、早治疗、早控制的防疟经验转至当地。

“所谓的‘转’不是直接把中国的经验搬过去，而是把中国的经验进行策略改造。”周晓农回忆，项目初期就发现，由于非洲没有24小时传染病直报信息系统，将中国消除疟疾的“1-3-7”工作规范直接移到当地根本就不可能。为贴近当地环境，他们便把中国规范转为“1-7”规范，即每天在流行区巡查，发现病例1天内汇总信息，7天内对高危人群进行治疗，及时清除疫点。

此外，他们还雇用和培训了当地不少志愿者，后者类似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赤脚医生，每天都要在村里追踪病例，一旦发现病例就进行诊断，每天汇总，每周分析，分析出的高危地区和高危人群就要服药。如此工作3-4年，当地疟疾的发病率即下降了80%以上，效果明显。目前，该体系及做法还准备拓展到塞内加尔和赞比亚。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非洲的疟疾工作我们要继续开展。”周晓农认为，中非合作抗疟不仅需要传统的双边合作，也需要在不同合作伙伴，如基金会、私营企业等之间开展新形势的多边合作，“这可以为我们注入新的动能，取得更多的进步，来支持中非抗疟合作。”

目前，他所在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正为各省培养队伍，希望有朝一日能到非洲疟疾高发的地区工作，一个省对口一个国家，不但把中国经验分享出去，还能帮助当地减少疟疾危害。

“塞拉利昂是湖南对口，曾经80%的人都得疟疾，那肯定是非常普遍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韦晓宇称，“自从中国团队过去以后，基本上没有得疟疾的，可见不光是对他们有利，对中国援外也是有利的。”

从3000万到0，中国怎么做到的？

中国此次成功消除疟疾，虽是意料之中，但却比很多人预想的要迟很多。

早在2015年，屠呦呦就凭借对疟疾治疗作出的突出贡献，为中国本土科研人捧回了第一个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消除疟疾，在此之前就已完成。

而在年轻一代中国人眼中，疟疾，或说“打摆子”更如同一种早就荡然无存的古老疾病，其存在感几近于零，更多只能从《亮剑》等颇有年代感的影视剧中窥知一二。

但在李云龙“打摆子”的70余年前，中国每年约80%的县有疟疾流行，3000万人因蚊虫叮咬或饮用脏水感染疟疾，饱受反复出现的寒战和高热后，30万人不幸丧生，其发病人数居各种传染病之首。

〓 疟疾的主要症状

直到1951年，中国发布首个国家疟疾控制战略，将疟疾控制视为“中心任务”，并在70个县市建立疟疾防治站，部分省实施防治试点方案。此后，各地纷纷通过改善灌溉系统，用蚊帐，喷杀虫剂等方式减少蚊虫滋生，并为已经患病或有风险的人提供药物防治，阻止疟疾传播。

1967年，随着“523项目”正式启动，全国60个机构的500多名科学家争相寻找疟疾新疗法，最终在1970年代发现了青蒿素，不仅是当今最有效抗疟药物的核心化合物，屠呦呦也因此斩获诺奖。

〓 2015年，屠呦呦因发现抗疟新疗法获得当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几十年来，中国能够跳出固有思维模式，对中国应对疟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在全球产生了显著的连锁反应。”阿隆索说，中国能够消除疟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非常善于解决问题，一直寻找新的和创新的方法，会试验不同的东西，不光是开发新的药品、药浸蚊帐，“哪怕很小的街区范围内也会主动尝试一些新方法，（总结出）哪些是管用的，哪些是不管用的，这是很好的经验，这也和我们在全球抗疫事业紧密相关。”

尽管青蒿素因抗疟闻名世界，但其贡献仍略逊于蚊帐。

天津永阔集团首席执行官李晨彪介绍说，有研究表明，2001年以来，使用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避免了撒哈拉以南非洲68%的疟疾新病例，世卫组织也建议将药浸蚊帐作为控制疟疾的主要干预措施，足见其在全球防疟方面的重要作用。

不过，早在世卫组织提出该建议前，中国就成为全球最早尝试使用药浸蚊帐预防疟疾的国家之一，主要用于四川、广东、河南和江苏等省，当地发病率大幅降低。到1990年底，中国疟疾病例数骤降至11.7万例，死亡人数锐减95%。

2003年起，在抗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多达3.2亿元的资金支持下，中国加强了药品设备、人员培训等工作，10年内，疟疾病例数即下降到每年约5000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疟疾发病数量从比较高的水平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从控制阶段走向了消除阶段。”周晓农说，全球基金不但带来了资金，也推动了防治工作走向深入，管理水平也进一步提高，如海南省的恶性疟就在该阶段得到消除。

随着疟疾不断得到控制，中国于2010年启动消除疟疾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达到消除目标。

其间，中国对每一例疟疾病例都严格实施“1-3-7”工作规范。据周晓农介绍，该规范具体来说，就是卫生机构要在1天内把诊断病例报告出来，县疾控中心3天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并对疟疾种类、来源和传播风险进行判断，确诊后7天内还要对疫点进行处理，“一个病例就要作为一个疫点，看看有没有可能传播周围人群，对病例周围环境要进行蚊虫消杀，对高危人群要发放蚊帐，降低疟疾进一步传播的风险。这样的严格防控，才能最后阻断疟疾的传播。”

〓 中国早期消灭疟疾宣传图（来源：WHO）

2016年8月开始，中国本土疟疾病例数成功归零。“1-3-7”策略也被正式写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文件，向其他国家进行推广。

2020年11月，连续4年报告本地零疟疾病例后，中国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消除疟疾认证。

这是世卫组织对一个国家无疟疾状态的正式认可。只有当一个国家经严格、可信的证据证明，所有人类疟疾寄生虫的本地传播链在全国范围内至少连续3年中断，且该国已经建立起一个能够防止本地传播再次发生的全面运行的监测和应对系统时，世卫组织才可能颁发无疟疾认证。

据了解，相关认证工作是由世卫组织一个独立咨询机构——消除疟疾认证小组承担的，后者审查各国提交的证据，分析独立来源和进行现场评估考察后，向世卫组织提出颁发或推迟认证的建议。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1年5月，认证小组成员才抵达中国，对国内无疟疾状态和防治疾病复燃的规划进行现场核实。短短一个月后，他们即建议向中国颁发无疟疾认证。

“中国卫生系统的各级工作人员都具备良好的疟疾诊断和管理知识，并通过定期培训得到加强。”消除疟疾认证小组相关评估团队认为，中国不仅为疟疾患者提供了高质量的医疗护理及合适的治疗方案，还具备一个强大的疟疾监测系统，能可靠检测输入性疟疾病例，并采取其他措施，降低疟疾在边境地区死灰复燃的风险。此外，各级政府也对保持零疟疾状态做出了坚定承诺。

“祝贺中国消除了疟疾，”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区域主任葛西健说，“中国为实现这一重要里程碑所做的不懈努力表明，坚定的政治承诺和加强国家卫生系统，可以消除这一曾为主要公共卫生问题的疾病。中国的成就使我们朝着无疟疾的西太平洋区域的愿景又迈进了一步。“

据了解，中国是世卫西太区30年来第一个获得无疟疾认证的国家。此前，该区域仅澳大利亚（1981年）、新加坡（1982年）和文莱达鲁萨兰国（1987年）获得相关认证。